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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民间见证对官方封锁
(博讯2004年6月25日)
    刘晓波/见证灾难、罪恶,以恢复做人的尊严,保存敬重生命的道德自信和走向自由民主的希望。

     二战后的西方,有见证纳粹极权的种族灭绝罪恶的“奥斯维辛”;冷战时期的苏东,有见证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罪恶的“古拉格”,二者已经成为种族大屠杀和阶级灭绝的代名词。 (博讯 boxun.com)

    在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灾难可谓史无前例、举世无双,仅非自然的死亡人数就高达上亿人;邓小平也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江泽民又制造了“法轮功大冤案”……。然而,一方面由于中共死不认错,并一直压制民间的历史见证,造成了旧冤未伸而新冤不断的罪恶积累。另一方面,民间的见证要么在官方划定的框架内进行,要么只能在恐怖中对敏感历史事件采取有意无意的回避态度,欺骗导致民族的遗忘,曲笔导致公共记忆的畸形。

    尽管邓的改革以清算文革开始,但是制度的独裁性质没有实质性变化,清算和平反变成了官方主导的机会主义权谋的成功实施。对历史罪恶和冤假错案的清算,离还原历史真相和揭示灾难根源相距甚远。以至于最该出面承担罪责的政权及其权贵们,非但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反而新权贵们只做了统治策略的权宜性调整,就再次变成了正义的化身。

    首先,以邓小平为首的新权贵根本不想放弃毛泽东体制,遂把清算和平反限定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很少有真正的民间见证的出现。平反的最大受益者也都是在毛时代受整肃的落魄权贵,他们在文革后纷纷恢复了特权。其次,清算和平反主要是基于邓小平收买民意和巩固权力的实用主义计算,而绝非真的要清算毛时代的罪恶,先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老套来解释1949年以来的错误,之后抛出几个替罪羊来承担体制性罪责。而一旦邓的权力基本稳定之后,当局就以钦定的中共中央决议的形式为毛时代盖棺论定,对毛时代和“凡是”的清算,还未开始就已结束。

    同时,在当时绝大多数受害者,包括那些曾经屡受迫害的各类名流们,一朝被平反,便把赞歌唱,臣民们终于等来了“青天再世”,哪有不“谢主龙恩”之理!而挑战邓政权的合法性的“西单民主?椐B动”被镇压,并没有激起民间的反弹,复出的各路精英正忙著为中南海的新主人背书。所以,犯下过滔天罪恶的毛政权就被轻易地原谅了。直到八九运动发生,民间也再没有出现对邓政权合法性的强有力的挑战。

    也就是说,改革之初得到万众欢呼的平反大潮,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荒谬悖论:受难最深重的民间,理应具有见证历史和讨还正义的充分正当性和天然权利,但是民间却把见证历史的主导权无条件地交给了制造罪恶的政权,任其歪曲、阉割、遮掩、篡改和装扮中国当代史。受害者也把获得解放的功绩全部归功于曾经参与践踏正义的独裁者们,任其柯断主持正义的权力。于是,作为罪恶主要根源的独裁体制本身却得以轻易逃脱被追究,新独裁者们也轻易地赢得了民意支持,使其在封锁清算罪恶的同时,也把全部“政绩”据为己有。比如,继续发动打压民间异见的“清污运动”的邓小平政权,却在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上接受“小平您好”的拥戴。

    基于上述荒谬的悖论,以“六四血案”告终的八九运动,尽管结局极为惨烈,但她仍然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间维权壮举,她留给中国的最大正面遗产有二:1,第一次使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濒于瓦解。只要现政权的独裁性质一天不改变,六四亡灵一天得不到安慰,其合法性危机就一天无法消除。以至于,官方对六四的定性越来越模糊低调,与六四血案相关的高官也都想撇清自己的罪责。2,第一次催生出民间的人权意识的空前觉醒。六四后的大陆民间,越来越摆脱逆来顺受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方便,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置疑和批评官方决策,挑战政权及其政要的权威,民间维权运动的公开化和持之以?琚A见证六四大屠杀已经成为官方难以完全封锁和压制的民间事业,六四话题在民间被反复提起,已经成为民间维权的象征性事件。

    尽管,“六四”成为中共当局的最大禁脔,即便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官方也要通过不断升级的防火墙来尽力屏蔽“六四”。然而,民间对六四的见证从未停止过,特别是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为民间言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平台,遂使六四真相通过无远弗界的网络出现在大陆民众的面前。在各种民间见证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道义力量的见证,无疑来自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六四难属群体。

    天安门母亲的事业开始于突失亲子的绝望,她们这些年所见证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死伤者,所帮助是一个个具体的难属,所鼓励的是民间维权的勇气。这是有血有肉的正义事业,充满了朴素实在的温暖,而绝非抽象高蹈的自由说教所能给予。十几年专制高压之下的母亲们的抗争,由痛不欲生的哭泣变成冷静坚韧的见证。她们从不放过每一点线索,从不畏惧秘密警察的恫吓,从不在乎寻访的艰辛,一个个寻访,一点点积累,让血的事实变成活生生的细节,让血淋淋的细节变成人们的记忆。先觉难属的持之以?琩牉s体不断壮大,也使见证由个体言说汇集成群体见证:不仅见证了历史罪恶,也见证这十五年来中共政权的种种倒行逆施,更见证当代中国的民间勇气。丁子霖等难属寻访“六四”遗属的脚印,显示出当下中国的所剩无几的爱、良知和坚韧。在此意义上,母亲们的见证历史,比威赛尔、索尔忍尼琴的见证更悲壮、也更伟大。

    六四十五周年前夕,蒋彦永大夫为六四正名的勇气,再次为民间提供了见证历史和公开良知的示范,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支持。最近,海外出版了两本八九亲历者的回忆录,一本是当年的学生领袖们的亲历《六四参加者回忆录》,另一本是当年的“黑手”们的亲历《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同时,互联网上分散的个人回忆也不断出现,如自传性长篇小说《天安门情人》。值此六四十五周年之际,一个民间见证的高潮正在出现。

    事实的见证,对还原历史和伸张正义来说,比泪水、愤怒、呐喊更加有力。勇敢先觉者的见证对于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还在于:民间维权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由分散的个体走向群体抗争,由短期的既得利益诉求走向持之以?琲疡v利争取,才是未来自由中国的希望之所在。试想,如果在改革之初,在官方主持的恩赐性的平反冤假错案之外,还有来自民间的持续的群体性维权运动,历次人权灾难的死难者的亲属中,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肯于站出来,以坚韧的民间立场来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中国就会有多个民间难属群体,如“镇反难属”、“胡风案难属”、“反右难属”、“大跃进难属”、“文革难属” ……,那将形成怎样的民间维权洪流!如果这样的话,自上而下的恩赐性平反就将变成自下而上的民间维权运动,政治独裁而经济开放的跛足改革也将无以为继,中国当代史和中国的未来必将被重写。

    见证灾难和清算罪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不仅是为了汲取教训和改革现实,更是为了避免未来的重蹈覆辙;从伦理重建的角度讲,既可以在人性上恢复良心平静和做人尊严,也将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存敬重生命的道德自信和走向自由民主的希望。而一个掩饰灾难和压制见证的政权,则只能在延续灾难和制造新罪恶中越陷越深,整个国家的未来也将被置于随时可能再现六四灾难的恐惧之中,人性也被逼入不得不做驯顺、虚伪、逐利、阴暗的犬儒死地。十五年来,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正在用“决不悔罪”和“不准见证”的方式延续著罪恶,继续用恐怖政治制造新的罪恶,继续把国人逼成犬儒,中华民族也就被独裁者们继续绑架在大屠杀的耻辱柱上。这,无疑是对每个国人和民族未来的持续的最大戕害。

    在中国的当下制度中,致力于民间见证,几乎就是恢复民族的真实记忆的唯一途径。也正是在这种只能寄希望于民间见证的背景下,打破沉默和公开良知、让每个人的未泯良知被社会看到,就显得尤为重要。少数勇敢的良知者已经做出了示范,他们的见证,在激发更多民间良知的同时,也在正告独裁寡头们:践踏人权的暴行决不能畅通无阻。

    2004年5月17日于北京家中《人与人权》首发:网站www.renyurenquan.org澄清三个问题胡平值此“六四”十五周年之际,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吗?中国民主改革是在渐进吗? 中国是在和平演变吗?

    值此“六四”十五周年之际,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

    1、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吗?

    不少人在谈到中国和俄国东欧等国改革之异同的时候总是说,俄国东欧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则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这种观点根本不得要领。导致中国与俄国东欧改革路线分道扬镳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著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什么苏联解体,什么东欧剧变,无非就是那?堛涨@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而已。

    还要说明的是,虽然有时我们也说中共应该著手实行政治改革,这话听上去好象是要求中共去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不是要求中共做什么,而是要求中共不做什么。我们无非是要求中共终止政治迫害,别人发表了什么不同政见或表达什么不同信仰,不去抓,不去镇压,这就够了。

    2、中国是在渐进改革吗?

    有不少人说,中国的民主改革是渐进的,不是激进的。不对。应当看到,对民主改革而言,有些问题或有渐进激进之分。譬如选举,选举可以先开放地方选举然后再开放中央选举,可以先开放部份议席然后开放全部议席。此可谓渐进。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却不存在渐进激进的问题。譬如言论自由,那就是取消因言治罪,释放一切思想犯。先前抓的思想犯多,后来抓的少一点,这不叫“渐进”。一般来说,专制政权施行政治迫害,在数量上都是由多而少的。那未必是统治者变开明了,而是因为臣民大都驯服了。杀人立威,威一旦确立,人就可以少杀了。因此,我们不要轻易地把任何压迫在程度上的减缓都视为民主化的“渐进”胜利。

    当然,这一提醒也许是多余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在“六四”后这十五年,因政见或信仰而遭到迫害者,数量大大超过“六四”之前的十几年。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六四”后中国的民主化在“渐进”。还要说明的是,民主派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只能一点一滴地向前推进。你可以把这种策略叫做渐进。但是对于当权者而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在一念之间,无所谓渐进不渐进。简言之,“六四”后这十五年,中共在坚持政治迫害上毫无松懈迹象。说它在自由民主的方向上循序渐进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3、中国是在和平演变吗?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这些变化都是在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有不少人将之称为和平演变。问题是,中国发生的这些变化,固然是在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同时也是在没有改变一党专政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一党专政本身就是暴力。所谓和平,只是专制政府自己滴血不流,民众的血却是天天在流。民众没有对统治者使用暴力,统治者却天天在对民众使用暴力。中共当局天天都在对党内的和民间的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各种抗争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尤其是在“六四”之后,政府暴力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在光天化日之下,稠人广众之中都敢赤膊上阵,不单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也不单是不同政见者和不同信仰者,还有参加和平请愿的工人,进城打工的农民,被拆迁户,艾滋病人,等等等等,都成为政府暴力镇压的对象。政府暴力行为恶性发展,中共政权越来越依赖暴力,整个社会也越来越弥漫著暴戾之气。这怎么能叫和平演变呢? 《人与人权》首发:网站www.renyurenquan.org

    改革不能刻薄寡恩王怡“改革”早已名誉丧尽。“改革时代”必须终结,必须被“民权时代”所取代。

    最近成都推行事业单位人事改革,全员重新聘用,一部分分流,要在半年内完成。这个做法全国其它地方也在同时进行。在讨论乙肝歧视案时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改革时代”必须终结,必须被“民权时代”所取代。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这个词已经变成一种可疑的意识形态。它的中心意思就是公开的要求一种牺牲。当然不是自我牺牲,而是要求别人,要求一部分人作出牺牲。

    改革大刀阔斧,民权斤斤计较。改革要牺牲利个别权益,民权要保守个人权益。所以“改革”和“民权”当下似乎正在成为一对反义词。20年前,我们只知要改,不知改往何处。20年后人们身份和财产尽管悬殊,但活著的人,几乎无例外都是这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我们都不再是一穷二白的无产者,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东西可以失去。“有东西可以失去”,恰好是改革时代要被民权时代取代的一个关键。

    对上世纪80年代的国人来讲,什么是权利?权利首先是大把的机会。这种机会因改革而生,改得越多机会越多。所以我们都赞成改革,对阻挠改革的保守派,老百姓恨不得剥其皮、啖其肉。但今天什么又是权利呢。权利变成了既得的利益,权利就是我们目前已经拥有的一切;只要其来源的正当性未被否定。无论是存款、股票或承包田,还是我们在楼市或公有房屋货币化改革中得到的住房。我们握有这一切,心中不免产生一种牵绊:这个社会还会不会变得更好?人们知道答案绝不会像政治家和学者们描述的那么肯定。于是一个充满了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开始保守和谨慎起来。因为吃饱了饭的人有一个优点,就是人们已经打起饱嗝,你给他描述前面有一个应有尽有的乌托邦,就很难像以前那样激起亢奋了。人们就想,面包更多固然是好事。但已有的面包千万不要失去,这才是头等大事。于是尽管仍不知道社会进步的伟大尽头在哪里,但人们开始有了一个低调的摸得著的目标: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优良的政府,必须是一个不能轻易把我们已有的东西拿走的社会和政府。这就是宪政制度的宗旨:怎么想办法去制衡政治的权力,保障个人的权利。

    但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关于什么是“改革”的教育,却是与上述目标有冲突的。20多年来,“改革”为制度变迁源源不断的提供著合法性论证,它隐含的辩护方式,是一种彻底的革命话语的辩护方式。即人们熟悉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改革之“革”,就意味著要“革”掉一部分人的利益。人们潜意识里也认为这是必须的,为了整体就免不了牺牲个别。这样一种逻辑完全没有民权意识可言。于是造成了改革时代一个最大的悖论: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在社会生活和财富流转中确立个人财产权原则,但改革的方式却暗含著对个人财产权的一种否定。“改革”意味著拒不承认人们在既有制度条件下所形成的利益,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因为你一旦承认,改革就成了侵权的同义词。

    近年来,当我看见农民的利益在层出不穷的改革措施中像面饼一样被翻来覆去,看见巫山县或凤凰城的一对老年夫妇,躲在被拆迁的楼宇废墟上不肯走,看见乞丐的行乞自由在城市发展的宏大叙事下被牺牲,乙肝带菌者或艾滋病患者的就业在公共安全的名义下被排斥,看见一部分下岗工人和各种分流裁减的人员的辛苦。“改革”二字在我个人心目中就早已名誉丧尽,沦为一个刻薄寡闻、人尽可夫和强词夺理的词。

    因为“改革”是一个无方向性的词,它并不能自产自销任何说服力。制度变迁的核心词必须舍“改革”而取“民权”,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找到一个指南针。一个保障民权的制度,不可能依靠侵犯民权的方式去建立。只有尊重民权、有利于保障个人自由的改革,才是我们支持的。一切改革措施如果要求弱势群体或社会局部作出无偿牺牲,本质上就不是改革,而是侵权和违约。

    曾引起争议的北京大学教改方案,我反对。就因它刻薄寡恩,不尊重和承认中青年教师在既有制度下进行选择所形成的既得利益。最近成都这个全员聘任制改革,我也反对。同样因为它不尊重那些在公有单位工作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职员的权益,它无补偿、无协商的强行分流和辞退部分职员,背弃当初的制度承诺,否定人们在既有制度下的个人选择和历史路径,以“改革”的、“整体”的名义,就把一部分人和他们的权益一脚踢出大门。

    呼唤民权时代,其实就是呼唤一种崭新的改革观:无补偿即无改革,无谈判即无改革。改革本质上是互惠的妥协,不是单方面的牺牲。否则不但一部分人无辜受损,而且也因为受益方没有承担必要代价,从而容易诱发改革频繁和制度波动。

    2004-5-19 《人与人权》首发:网站www.renyurenquan.org

    暴力时代东海一枭暴政出暴民。法律不能维护社会公正,个人暴力便成为伸张道义的唯一手段。一个暴力时代在中国无法避免。

    八九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治安严重恶化,形形色色的暴力事件呈急遽上升之势,其中尤以社会暴力为盛。暴力维权、暴力反抗、暴力复仇、暴力宣泄…,非理性的暴力行径成了人们维护权益、抗争强权、宣泄不满的常态选择。类似杨新海杀67人、黄勇杀17人,马加爵杀4名同学等令人毛骨悚然的重大恶性血案,各地多有、层出不穷,只是因官方强力封锁或淡化处理,未轰动天下 。据《新华每日电讯》3月27日报道,记者在河北采访时发现,许多地方频发暴力伤害村干部案件,甚至将干部一家被反锁家门活活烧死。

    暴力按领域的差异可分为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社会暴力、娱乐圈足球圈文化圈暴力等等。社会暴力按暴力指向的不同,可分为定向型和发散型,按道义性质又可分为正义(相对而言)和非正义。暴力的起因因个案的不同而异。弱者的定向型暴力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正义性,或为了维权,或为了反腐,或为了抗恶,或为了复仇,是现实中恶的猖獗引起的以牙还牙、血债血偿、以毒攻毒、以暴抗暴的行为,其总体倾向是积极的,是正对邪、善向恶、弱对强、好人向坏人、有理一方向无理一方的恶性抗争,对正义的张扬对凶暴的惩戒,有著鲜明突出的伦理价值取向。这种暴力行为直接反映了政治的黑暗反动、社会的丑恶不平,强烈凸显了官僚的腐败、法制的昏昧、制度的落后。

    因受益阳市交通部门不公正对待,而点火烧车自焚要与其领导同归于尽的卓跃飞;因受枉判而持刀将一审的主审法官刺为重伤的徐勇鹏;对贪污行贿的村干部大开杀戒的胡文海,还有暴力抗税殴打执法人员的村民,讨不到工钱而绑架老板纵火烧厂的民工等等,都属定向报复,其暴力不乏正当性。对此类暴力,我持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在强盗社会,无法可依,个人的行侠仗义、以恶制恶即是维护正义和道德的主要办法;一个法治极不健全,或者口头上法治、实质上人治的强权社会,个人以恶制恶的行为作为法律的补充力量和辅助手段,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不可讳言,任何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之外的暴力行为都有一定的负面性,纵然合情合理,但绝难合法,而且许多具体暴力的指向、性质极其模糊,动机与后果是不一致的。如草莽英雄胡文海以杀止腐、以恶制恶,但报复过火杀戳过度了,而且对妇女儿童下手,正义中有不义,正气中杂野蛮;又如多年前广东一名女工因不堪厂方凌辱纵火焚烧工厂,结果老板平安无事,几十名女工却葬身火海。但这些也是难以避免的代价。无论如何,一个社会,有暴力有杀气有一股不畏强暴的精神力量,总比遍地犬儒死气沉沉好。

    至于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劫财劫色、绑架勒索的暴力,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或以小欺小、以弱凌弱的暴力,则是绝对非正义的,特别是无特定目标的发散型暴力,为了发泄仇恨报复社会而将报复的矛头指向底层无辜群众,是针对弱者、针对平民、针对学生的恐怖主义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特别大,后果特别严重。杨新海、黄勇、马加爵的恐怖杀戳,还有各地针对学生或市民的投毒案,就属于“以弱虐弱”的邪恶暴力。

    社会暴力成因多元,错综复杂,有经济、情感、心理、人格、道德、教育、价值观、家庭环境方面的因素;有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马列教倡导的阶级斗争哲学,毛泽东鼓吹的革命理论等,都属于一种暴力教育、仇恨教育,中共政权长期以来缺少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关爱),以至贫困落后、分配不公、官僚腐败、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国家滥用暴力、个人对政府对前途的绝望等,都可以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官方媒体对各种暴力事件的内在因果避而不提,总是用个体理由来解释,作案者不是“变态”就是“疯子”。其实识者皆知,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唯我独多”,最主要的原因无疑要归结到政治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暴政,哪里就有暴民。多数社会暴力是弱势群体在受尽剥削压迫和凌辱之后最后的抗争宣泄。社会暴力、暴民暴行是国家暴力、政治暴力的产品。

    “伟光正”、“三代表”可谓“恩施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二十多年来,多少农民不堪苛税杂费的重负,多少工人一生奉献,而病不能医老无所养,多少人因上访上诉而被打被抓被劳教乃至判刑,多少人因不堪欺压凌辱而自杀自焚自寻绝路,多少人因矿难毒药、塌楼塌桥、翻船翻车而狗一样死去,多少人因信仰问题、思想问题而身陷监牢…,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工作、医疗、生命都得不到起码的保障。 “稳定”压倒一切,不但压倒民众对正义、真理和民主自由的追求,而且压倒了良知、人,压倒了民众的呻吟、苦难和血泪,压倒了法律最起码的公平公正。

    法律的使命是以国家力量系统地反对恶,并规定恶的表现限度,强制性地矫正社会的非道义,是政府“以恶制恶”的行为,其从反向伸张公正。而今中国维护道义根基、生存环境,维系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和最后的天平----法律也极其势利地向权贵阶级倾斜了,有权有钱有头有脸者犯了罪,往往能逃脱法网,或从轻发落,因此他们能长期作恶;而弱势群体则被“从重从速地严打”。中国的法律严重不公,而且人民的上访上诉的权利又被剥夺。人民当然要依法办事,但当法律靠不住甚至成了为非作歹的工具的时侯,他们求助于暴力,也即情有可原,理所必然。

    中国社会,不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得不到维护,世界普适的人权得不到维护,连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权益也得不到有效维护,投诉没有用,鉴定靠黑箱操作,告状伸冤要金钱铺路。多少消费者常年为伪劣商品房、医疗纠纷、产品质量事故奔波,少数消费者通过正常途径历尽艰辛,费尽时间、金钱和精力,即使维护了权益,也是得不偿失。于是,消费者常常被迫采取打医生、抢(占)飞机、砸汽车、闹房展等各种恐怖血腥的暴行来维权。

    在无所顾忌的国家暴力和无穷无尽的谎言欺骗联合营造的稳定的表象下,积蓄著、汹涌著巨大深广的民愤。正如李自成攻入北京前的《檄谕官绅士民书》中写道:“公候均食肉纨??而倚为腹心;宦官皆??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力之心;征敛重重,民有 偕亡之恨”。有苦不许诉,有冤不能伸,人民正从敢怒不敢言到“不敢言而敢怒”,暴力正在成为广大弱势阶层维权、反抗、复仇、宣泄的最后手段。由于科技、军事的发展,由于执政党柯断了绝大部分经济、社会资源,剥夺了人民的持枪权,中国很难发生传统意义上改朝换代式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了,但官逼民抗、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加快了良民向刁民、暴民转化的速度,个体暴力已经“成功地”燃起了燎原野火,连最为“和平”的文化圈娱乐圈中,越来越多的人都以暴力手段来解决矛盾纠纷了。

    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胡文海曰:“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胡文海“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枭曰:“当一个制度不但不限制反而纵容权力为所欲为;当一个政府不但不制裁反而包庇鼓励黑恶势力;当法律与贪官恶吏串通一气;当权力与金钱美色恶势力同流合污,这时候受尽盘剥、凌辱的贫苦百姓,只能拿起各种原始的武器,保卫尊严,伸张正义,为自己也为社会讨回一点小小的公道了!”(枭文《报复主义杀出一条血路!》)。这些血泪浇铸的文字,都充分表达了对专制恶政的愤怒,这才是时代的主旋律。中共以其野蛮残暴、倒行逆施的专制统治,以其反动落后、逆时而退的意识形态,把中国全面推向危机四伏、暴民纷起的暴力时代。

    我最希望的当然是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和自由主义理念的民主志士、反腐斗士多些更多些,共把乾坤力挽回,共建法治之中国。然而自知这个希望不过是书生梦中说梦。耳边响起任不寐引用的一位老先生的话:“在中国你必须记住三个“千万”:千万不要低估当局的凶残;千万不要低估知识分子的无耻;千万不要低估的‘人民’的愚昧”。此三个“千万”就是暴力时代注定要到来的保证。那么,望只望多一些卓跃飞、徐勇鹏、胡文海,少一些杨新海、黄勇、马加爵。望只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早日明白,“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马加爵狱中诗)不是你们的同学、同事、老乡和普通市民,他们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不善不义,但同样是受压迫受侮辱的弱势边缘人群。多一点同情和宽容吧。大好男儿,何必计较鸡毛蒜皮的小恩怨小矛盾?那些执掌生杀大权的恶吏和大搞权钱交易的贪官才是“不给人民留活路和后路”的民贼国贼,是广大民众共同的大仇大敌。与其死气沉沉,不如杀气腾腾;与其自杀自焚,不如奋起抗争,大刀当向“贼子”们的头上砍去!

    2004、4 《人与人权》首发:网站www.renyurenquan.org

    毛泽东“革命有功”吗?孙文广——向李锐先生讨教

    毛泽东推翻国民政府,建立极权统治,使中国向专制倒退,是罪非功。

    李锐先生是共产党人,是现在中共内部能够经常公开发表不同政见的代表人物,也是研究毛泽东的著名专家。他著述甚多,对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有过重大贡献,历史将会纪念这位老人。近年来,李锐先生以其80余岁的高龄,还不断发表文章,启迪人们的思想,受到人们的尊重。

    最近看了李锐先生的“如何看待毛泽东”(2003年哈佛大学“毛泽东诞生110周年”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稿)。李锐先生在历数毛泽东后,终结毛的一生作了“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的结论。

    说毛泽东“革命有功”,我认为值得商榷。毛泽东的“革命”,是以斯大林为榜样的。斯大林在苏联建立了残暴的一党极权统治,他实行黑暗统治,煽动阶级仇恨,残暴镇压富农、地主和反对派,剥夺大众的自由、民主权利。毛泽东以苏联为榜样的“革命”,其大方向是错误的。

    毛泽东领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要消灭私有制,推翻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是由孙中山先生创建,奉行的是以民为本的“三民主义”。这个政府,曾经领导过北伐、抗日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初步建立了民主、法制框架,1927年到1937年间,取得过辉煌的经济成就。虽然由于长期战乱,影响了和平建设,国民政府内部也存在腐败、专制、独裁的现象,而且具体政策上也有不少过失,但其基本上是一个能够维护人权、法制,能够和平改革的政府。以后国民政府,退据台湾,领导大众实现民主化,说明这个政府所建设的法制框架,所主张的三民主义,能够容纳现代的民主制度。对于这样一个政府,不应该用暴力推翻。

    毛泽东按苏联模式建立共产极权统治,实际上是使中国向专制社会倒退,是中国走向黑暗的开端。从此中国灾难不断(关于这一点李锐先生有过很多论述),实践说明毛泽东的建国理念是错误的。毛泽东的 “革命”,对社会对国家,实在没有什么功劳。劳民伤财、生灵涂炭,以如此代价换来一个更加专制更加独裁,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权,这样的“革命”难道值得肯定吗?

    我的观点是否正确,愿意与认真对待历史的人,进行讨论,也愿向受我尊重的李锐先生讨教。

    2004/5/3于山东大学
《人与人权》首发:网站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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