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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真理的公开信
(博讯2004年6月20日)
    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真理:
     (博讯 boxun.com)

    我们是普通的中国公民,凭着一个普通人的良心和道义,给你们写下这封信,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有利,以尽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一: 法制建设问题
    
    目前的中国,既有母法,又有子法,虽然有些法律规定的不是很具体,但各个方面基本上都涉及到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与之相抵触的法律和行为都是不合法的。胡锦涛主席也多次公开要加强宪法的落实和贯彻执行。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往往得不到实际执行。一部得不到实际执行的法律无异于摆设和花瓶,不起实际效用。所谓有法必依,违反必究,不知何年才能落到实处。
    
    1: 党和枪的问题
    
    虽然我们以前一直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表明枪杆子对一个政权建立的重要性。然而在枪指挥党或党指挥抢的问题上,不管宪法,法律和党章上,都历来明确强调是党指挥抢而不是枪指挥党。否则就无异于一个军人政权,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然而在今年两会期间,让全国人民跌破眼镜的是,江泽民同志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以军委主席的身份,走在国家主席之前,并投票于国家主席之先。在一个严格讲究次序,前后有别的国家里,未免让人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感。
    
    古语云: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一个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构里,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存在着如此明显的有法不依之事,未免让人心寒。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强调榜样力量无穷的国度里,如此榜样,下面又如何效仿呢? 如果仿效了,结果又怎么样呢? 我们不知道上述行为是否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安排的结果。若是这样,那么政治局里的每一个人是否事先考虑过这样做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呢?
    
    一个权力结构都分不清楚的政党,其执政能力往往会令人怀疑。在我们的国家里,执政党常常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然而自从建党以来,正是这种最高层的长期权力之争,才是国家的真正不稳定之源。邓小平同志也曾经说过,不稳定的因素在于党内。现在外界普遍流传的所谓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未免使这个原本不稳定的国家更加不稳定。
    
    2: 言论自由问题
    
    言论自由本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不是问题的问题。宪法第35条规定,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受言论,出版,游行,集会,结社的自由。这一款明明白纸黑字写在那里,然而,自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以来,多少无辜的中国公民因为这一条的规定而失去自由甚至宝贵的生命。
    
    远的不说,就说近一,二年发生的侵犯中国公民享有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之事件。经过了肃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沉痛的苦难之后,我们的执政者仍然不明白言论自由对防止一个国家灾难性事件发生的重要性。不仅不听取建议者的建议,反思自己的行为,而且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对建议者进行打击,报复,将建议者或投入监狱,或折磨致死。北京四君子事件,刘荻事件,杜导斌事件,罗立忠事件,黄金秋事件,欧阳懿事件等等,莫不是因言获罪。
    
    我们的执政党对自己执政以前的一切文字获都曾进行严厉地批评。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旦自己执了政,就改变了对人民曾经有过的一切承诺,变得面目全非。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以前的文字获可以批得,而现在的文字获不仅批不得,而且还要剥夺批评者的自由? 难道国家是少数特权者的国家,而不是每一个中国人之国家? 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在这个国家里享有言论自由的特权,而其他人的这一权利却被剥夺干净?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难道对本国的建设发展包括制度建设没有建议权? 如果仅仅因为提出的主张或建议与执政者不同或相抵触或触动其利益,就可以随意地剥夺建议者的言论自由权和人生自由权甚至生命权? 这种随意剥夺他人自由的行为,难道不是一种侵犯宪法的行为吗?
    
    宪法及法律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或准则,人人都应该严格地遵守,而且只有当行为者的行为触犯宪法或法律的时候,才能被追究相应的责任。然而在一个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国家里,执政者有着无限的权力,而且得不到丝毫的限制,并动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异己者进行打击,报复,镇压,使得宪法,法律的神圣,威严丧失殆尽。既然宪法设定每一个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么当每一个公民发表言论的时候,不管其言论的方式,言论的内容,言论的对象,言论的范围都应该是自由的。如果不能作这样的解释,那么宪法的这一规定不仅不能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或准则,反而却成了人们犯罪的圈套。
    
    仅仅因为一个人的言论而判其颠覆国家政权罪是错误的。因为它违反了宪法对公民言论自由的有关规定。宪法的权威必须得以保证,否则其国家的根本大法地位难以建立和巩固。如果一定要实施刑法的这一条款,那么首先应对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自由这一概念作一权威的立法或司法解释,告诉人们一个明确的言论自由的的适用范围,内容,对象或方式,或者干脆修改为有限制的言论自由的条款,并列出那些言论是容许的,那些是不容许的,好让人们有的放矢,不再因无所适从而盲目触犯法律并失去自由。
    
    中宣部在言论自由方面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就是这样一个中宣部,对中国的新闻自由的压杀起着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国那么多的新闻机构,只要稍有不合其意,就对其施加压力,不许报导,甚至还规定自由两个字都不能出现新闻报纸等媒体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种做法,不仅严重违背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精神,而且也不符胡锦涛主席要求新闻媒体报道做到三贴近的指示。北大教授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实在是普通公民长期受压发出的舒缓气息的沉闷吼声。国外发达国家都没有这一机构,不知道我们国家为什么要这样一个除了可以解决几个人吃饭问题之外可以说一无是处的机构。有些国家一天24小时新闻媒体自由地报道新闻,也不见得天塌下来。唯见中国的中宣部,一听新闻自由几个字,便如临大敌,浑身发抖。
    
    一些地方政府也存在着违反宪法,扼杀言论自由的现象。最近发生在广东的南方都市报事件,就有地方政府借助司法机关打压言论自由的嫌疑。该报是去年率先报道sars疫情,孙志刚案,孙大午案的国内媒体,并因此获得国内外的广泛好评。然而这种既符合新闻报道的求实精神又体现胡锦涛主席三贴近指示的客观新闻报道,似乎触动了一些地方官员的神经,影响了他们未来的仕途,以至心怀不快,借助整顿,打击南方报业。
    
    3: 刑讯逼供问题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体罚,逼使其承认,交代犯罪事实的行为。这一行为是野蛮社会的一大特征,所以我国刑法加以禁止。然而观遍目前中国之现实,刑讯逼供这一社会丑恶现象不仅没有得到制止,消灭,反而遍地开花,随处可见。
    
    首先法律保护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人格尊严权,身体健康权不受侵犯。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人格尊严,身体健康的权利都可以被随意剥夺,任人宰割,那么这个人与一般的动物不知有什么区别。一个人既然作为人生存在一个国家里,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保护其基本人权的义务。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适用于一个普通的守法公民,也同样适用于犯罪嫌疑人或罪犯。可是,有些人知法犯法,不仅对犯罪嫌疑人,罪犯而且甚至对守法的普通公民刑讯逼供,有的被屈打成招,有的被折磨致死。在现代文明的今天,如果对这样的行为不以为耻,甚至反以为荣,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幸,也是这个国家人民的不幸。
    
    去年发生在广东的孙志刚事件是一个普通公民被无故屈打致死的典型案例。孙志刚,一个普通的年轻的有着美好前程的贫穷大学生,寄托着家里两个老人的全部希望。然而,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前程的大学生,仅仅由於拿不出暂住证,竟被恶警非法关押,最后又被活活拷打折磨致死。这一残酷的兽行,不仅无情剥夺了一个鲜活年轻的生命,同时也夺走了两个老人极其他家人的对亲人的殷殷期望。在我们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又如,黑龙江省哈尔宾市前副市长朱胜文,生前在获中曾写有万言书,述说被残酷刑讯逼供的详细经过。至於对待异议人士,法轮功人员,更是凶残有加,前所未见。如果一个国家整体变得没有人性,那么遭灾的不仅是这个国家的普通公民,而且最后还必然波及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4: 腐败问题
    
    目前的中国,腐败不仅十分广泛,而且相当严重。不仅因此民怨鼎沸,而且执政党本身也感动头痛万分,一筹莫展。一些执政者还因此发出执政党可能因为腐败而人亡政息的感叹。中国历史上有过腐败,解放初有过腐败,国外许多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有腐败的记录。但是,上述这些腐败现象与中国现时的腐败相比,无论从广度,深度或严重性上,都无法相提并论。
    
    解放前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是反对国民党的独断,专权及腐败的,并因此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从而希望最后建立起一个民主,自由,法治,富裕,平等的民主共和国。然而,建国50多年来,这样美好的生活历来只是停留在某些人良好的祝愿或欺饰的口头上。而且社会不公,腐败滋生,大有蒸蒸日上,不可阻挡之势。
    
    建国之初,有那么两个省部级官员,不知好歹,将一些国家之财占为己有,结果落得身首异处。不过,当时大多官员还是比较清廉的。一则当时革命刚刚成功,脑子里还有一点理想,信念和人性。二则当时各种运动蓬勃发展,讨论会,清算会及批斗会等各种会议应接不暇,贪污受贿的念头,精力客观上受到限制。三则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确实可贪的东西不多。文化大革命更是弄得人人自危,早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那有心思和胆量去整日思考如何贪污和受贿。
    
    二十多年前安徽小岗村十八户农民面对饥饿带来的死亡威胁,冒着有被判刑,杀头的巨大风险,勇敢地擅自进行联产承包的尝试,由此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连续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逐渐接上了世界经济运行的轨道。随着大量外企,外资流入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二十几年里取得了举世属目的成就。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国家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然而在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急剧拉大;同时,一些手握国家权力的共产党员,政府官员,目无法纪,利用手中人民赋予的权力,趁机大肆搜刮,掠夺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并自然成了那些少数先富起来的当然成员。
    
    经济的发展为以权谋私者提供了腐败的物质保障,而单一政权执政的金字塔式的严格对上负责的政权构筑模式为以权谋私者的腐败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事实上,经济的发展不一定必然导致腐败。但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则必然导致腐败。世界上一些如美国,英国,德国等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很少听到他们政府官员权力腐败的丑闻。这并不是它们的经济欠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不好,而是它们有着一套严格的权力制衡机制: 行政,立法,司法有着各自明确独立的分工,并相互牵制;二个或三个政党轮流执政,并彼此监督;实行言论自由,人民群众可以对政府本身,政府的施政方针及各级政府官员随时监督,即使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也不会因为言论而受到任何惩罚。相反,在权力得不到监督的一些国家,如菲律宾的前总统马科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等,无疑地成了权力腐败的独裁者。
    
    历史上曾经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共产主义,积极投入当时的革命运动,并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举目望去,今天还有多少人真正抱着这一信念执着地去追求那虚无飘渺的理想呢? 不管这一理想的本身对或错,一个政党,在其执政的时候,其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否则,不仅实现不了理想,反而会给国家及其人民带来深沉的灾难。文化大革命期间,由於前主席毛泽东的权力至高无上,无人可以对其监督,致使中国在文化上,经济上和人的生命上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无情的践踏与摧残。六四期间,由於前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权力得不到监督,本来可以避免的六四悲剧,却成了中国人民永远的痛。六四之后,江泽民同志的权力又无限膨胀,听不进其他同志的话,於是无数法轮功人员继上两次灾难之后,又一次遭受了连续的集体性的灾难,而且这一灾难至今还在继续着。
    
    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已经意识到权力不受制约的危害性,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开始实施<党内监督条例>。虽说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但是,与现在中国腐败的严重性相比,这样的监督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很明显,仅限於党内监督,有如一个人的左手对右手的监督,总是不能词尽达意的。恐怕公布条例是一会事,实施起来又是另外一会事。比如,对于公布国家领导人财产这一并不复杂的事,几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先后投了票,结果一次都通不过。其理由是: 如果公布了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的财产,会因此引起社会的恐慌或不稳定。很明显这不能成为理由。因为: 首先,国外许多国家的政党领导人都定期公布其本人及家庭财产,并没有因此引起恐慌,为什么一到中国就会引起恐慌或不稳定呢? 其次,如果政治局常委中的每一位成员自身及其家属成员的收入都是合法所致,公布了怎么会引起国家的恐慌呢? 可以说,这样做,不仅不会引起恐慌和不稳定,反而会增加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有利于安定团结。试想,连这样一个政策都执行不了,如何能提高一个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公信力呢?
    
    中央政府对财产是否公布这一问题上都如此灰色不清,如何叫地方官员保持洁身自好? 中国政府不是历来强调榜样的力量吗? 这样的榜样带给下级政府的会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东北三省,福建省,广东省,安徽省,云南省,贵州省,宁波市等等省市,只要一个贪官被揪出,就会象田里的蕃薯一样拉出一大串。如果执政党加大打击力度,不心慈手软,不区别对待,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被不断地揪出来。有人说,现在的执政党,象一个烂蕃薯,从里烂到外,再顺其烂下去,便无可救药了。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如前安徽省副省长胡长青,河北省财政厅厅长李真在其罪行暴露前,都有这样的思想: 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趁自己在职时有关系有权,先捞一把再说。抱这种心态而没有被发觉的还不知有多少。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书读得不多,当官却有一套: 对下级,对老百姓可以不负责任,意气用事;但对上级却得小心伺候,马虎不得。因此在向上爬的过程中,向下大捞特捞,对上笑脸奉送,并大搞政绩工程以博得领导欢喜。如用上亿元人民币建造一个荒废的机场,无疑是劳民伤财。福建周宁县,一个尚未脱贫的贫困县,县委书记林龙飞,被人称为三光书记,在其飞扬跋扈之时,贪污受贿涉及金额600多万,卖官买官涉及全县所有党政领导100多人,简直令人发指。
    
    5: 群众上访问题
    
    各级信访室是政府设立的为方便群众解决有关问题的政府服务机构。应该说,多年来,信访工作人员确实为上访者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信访工作人员除了能为上访者提供一些咨询,告诉其解决的途径或方法,向有关当事人提出建议或协调外,因其自身没有实际资金及相应的行政权力,无法给上访者提供更多的帮助。因此,信访机构实际上象个花瓶子,中看不中用。
    
    上访者一般先在所在县市进行上访。由於信访机构自身权限的限制,其提出的建议对相关当事人不具约束力,以至上访者的许多诉求实际上得不到解决。有些上访者会多年连续上访,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这些人往往不仅诉求得不到解决,反而会背上一身债,一身怨气。
    
    不少上访者在当地得不到解决,可能会逐级上访,直至北京中央政府。现在这样的上访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了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北京郊区,有几万上访人由於相同的命运而相互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的以此为家,穿着破衣服,住着破瓦屋,睡着破棉床,吃着破叶瓣。虽然他们年年上访年年无望,却仍然怀着一丝希望,希望有一日老天突然开眼,帮助他们解决长期积压在心中的冤屈。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这样一群衣食无着,生存无望的被称为主人的落魄群落,那些拥有金钱和权力的大大小小的公仆们,竟然无人问津,任其自生自灭,以至在共和国的首都郊外,形成了一个人数庞大的上访村奇观。在三个代表及新三民主主义的响亮口号下,不知是否有公仆想到过那些如今落难的主人,是否想过用什么去解救他们挥之不去的苦难,也是否想过他们为何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也是否想过作为执政者的公仆,对造成主人如此凄凉的生活负有什么不可推御的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不幸画面: 一些经过无数次上访而其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的上访者,由於对生活绝望而决定结束自己无限宝贵的生命时,仅仅因为选择自己祖国的首都自杀而被逮捕,并被判有罪。在提出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今天,对於这样的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苦难之人,首先不是考虑: 这些人为什么要自己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们在选择结束自己生命之前曾经遭受过多少曲折和痛苦? 对於他们的困难和要求是否能给予实际解决? 政府对於本国人民选择这样极端的行为是否负有责任? 如果有,有关责任人是否要给予相应的处理? 如果真的是这样做了,那么以人为本的口号便不再是口号了。可惜,我们的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行为者的行为是否给行为者的国家在声誉上造成了影响。似乎一个国家的声誉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加重要。令人可怕的是,执政者以此为借口,视生命为蝼蚁,随意剥夺,摧残人的基本人权,以求自保。
    
    今年年初,福建,河北两省的十几万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多次上访无果的情况下,根据宪法,法律的相关规定,分别联名要求罢免那些不合格的地方官员。然而,这些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不仅不检讨他们自己的行为,履行自己曾经对百姓的承诺,却反而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对维权者实施打击报复,严格限制维权者的人身自由。河北唐山的警察更是将一名维权代表刘铁强制押到一个火葬场,用警棍插入其嘴吧,并抬起其四肢,威吓其立即宣布停止维权,否则要将其投入火葬场的火炉里。另外,大批警察堵截并追赶一些维权代表,律师直到北京,不让他们在北京投诉,逐个抓回河北,并进行严密监视。一名律师俞梅荪在逃亡过程中还差点意外死亡。在标榜依法治国的今天,对於反响如此强烈,口碑如此之差的这些地方官员,各上级政府竟然熟视无睹,任其胡作非为。呜乎哀哉! 如此为政,岂不官逼民反呼?
    
    6,劳动教养问题
    
    劳动教养制度是政府设计的司法外的一种具有准司法性质的社会救济制度,即当一个公民在其行为虽未达到触犯刑法的程度但又认为应该给予必要的惩罚时,在不经过法院审判的前提下,由政府行政机构直接作出剥夺行为人一定期限的人生自由并强迫其参加无偿劳动的体罚性制度。这种司法外的救济补偿制度的设立旨在于通过限制,剥夺行为人的人生自由,强制其参与劳动,以便其在劳动中达到改变,提高和受教育的目的,使其以后不致于再做出有害社会的行为。
    
    劳动教养制度设立的目的也许出於善意,其结果也可能教育,挽救了一批行为实施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制度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伤害了一些无辜的公民,比如说,行为人的行为远未达到可被长期剥夺人生自由,长期被剥夺获取报酬权利的程度。现在,社会上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劳动教养制度,有的人提出质疑,有的人甚至提出干脆废除这一制度。毫无疑问,人们对这一制度的质疑是基於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
    
    可以说,这一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这一制度自身的违反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赋予每一个中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并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根据宪法的精神,对这一规定作了限制性的解释。依据刑法的规定,一个中国公民,在未经法院宣判之前,都是无罪的。这一规定即为无罪推定原则,为各国普遍所采用。在刑法修改之前,我国刑法基本上是采用有罪推定原则,即一旦某一行为人被视为有犯罪嫌疑,就假设该行为人是罪犯,并在此基础上对该行为人实施立案,侦查和审判。由於刑事审判这一原则的非科学性,非人道性,在我国刑法再次修改时,已被废弃。在劳动教养制度创立的时候,我国刑法适用的是有罪推定原则,因此在当时这一制度与刑法的冲突并不明显。然而,我们现在实施的是无罪推定原则。既然一个公民在被法院审判之前是无罪的,那么在没有被审判的情况下,任何机关或个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对其剥夺宪法规定的上述权利,否则就是违法的。劳动教养这一制度缺陷的实质在於: 在某一特定行政机关对某一公民实施劳动教养措施时,该行政机关的整体行政行为触犯并违反了我国宪法,刑法和劳动法等法律对中国公民权利的相关规定,因此实际上是无效的行政行为。但是由於这一行为的行政性以及我国司法的不独立性,以至这一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很容易被掩饰和蒙蔽。
    
    这一制度在理论上是违法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一方面,一个普通的公民可能由於行政机关的这一违法性行为而失去本来应该享有的人身自由权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在实施这一行政强制措施时,其行政权力可能无限膨胀,具体表现为实施这一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即该行政机关对具体行为人实施这一强制措施时,其本身行为不受其他任何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限制和监督。可以说,只要其认为某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劳动教养制度,也许是主观臆断,也许是一时兴起,也许是有意陷害等等,都可以任意将该行为人投入劳动教养所,从而达到剥夺该行为人的自由行动权,劳动报酬权及其他相关权利。而且,由於该行政行为本身的违法性,因此在实践上具有不可操作性。例如,一个犯罪嫌疑人由於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检察机关宣布对其免予起诉或在法院认为其行为虽然违法但不触犯刑法而宣判其无罪释放的时候,负责执行劳教制度的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因为该嫌疑人有犯罪情节或有其他违法行为而随后宣布对其实施劳动教养强制措施呢? 按照劳动教养制度的规定,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机关并没有这样做。既然一个被侦查过,审判过且有违法行为的人可以不实施劳动教养强制措施,为什么对一个没有被侦查过,审判过的公民可以随意地实施劳动教养强制措施呢? 社会的公正性何在? 法律的公正性何在?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行政机关在执行,实施劳动教养制度时无法无天的行为。比如,前些日子深圳市警察宣布对一普通公民刘水实施劳动教养两年,理由是该公民刘水嫖娼一次,且有录像带为证。值得怀疑的是,在一个普通的先头房或桑拿室里怎么会有摄录设备呢? 或者说为什么单单在刘水进去的这一房间里有这一设备呢? 在这一案例中,很难排除有人对刘水故意陷害的倾向或动机。撇开这些疑虑,单从这两年的处罚就可以看出实施处罚者的无人性和这一制度本身的罪恶。我们知道,即使一个触犯刑法的人,只要其犯罪情节,犯罪后果不是很严重,常常会被法院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有的会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缓期执行,只要犯罪人在缓期内不再实施其他犯罪,便不再对该犯罪人实施监狱执行。然而在嫖娼行为根本不再是犯罪的今天,即使刘水嫖过娼一次,其行为也不会触犯我国刑法,而且其行为的性质及后果要比上述提及的犯罪人轻得多,但却要遭受失去比一般犯罪人更多的自由时间。而且在娼妓遍地的现时中国,政府不仅不对此现象的滋生检讨,却反而要将责任推卸给无数个象刘水这样的普通公民,最后让他们承担滋生这一现象的全部责任。
    
    如果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劳教制度不被废除,让它留在世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多少个冤魂仍将继续着以前的冤魂,多少个罪恶仍将继续着以前的罪恶。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一个以有五千年文明为自豪的现代中国,其实人的自由是多么的有限! 人的生命又是多么的卑贱!
    
    二: 人权问题
    
    人权是指一个人从出生后到死亡前应该享有的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它包括以下基本权利: 姓名权,生命和健康及自由不被随意剥夺的权利,劳动并获取报酬的权利,受教育权,选举和被选举权,信仰自由权,知情权,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结婚离婚自由的权利,个人合法财产不被剥夺的权利,旅游,休假的权利,有权获得荣誉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隐私权以及迁徙自由等权利。每个人所享有的人权平等且神圣不可侵犯。
    
    以上这些最基本的人权,现代许多民主国家的人民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享受。然而,在中国,人权问题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历史上许多优秀的人士,前赴后继,甚至不顾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大概就是为了使自己及后来人有机会享受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可是,50年前许多人提出并为之奋斗的这些基本权利,50多年来中国人民本应该享受的这些权利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和提高,反而出现停止和倒退的迹象。解放后,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社教,文革等等,可以说,在这些运动中,就是连最最基本的人的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更不要奢望其他权利能够得到保护。虽然文革后,人权的状况较之文革前有所好转,但时至今日,随意侵犯人权的现象仍随处可见,侵犯的程度仍十分严重。上述列举的基本人权,中国人民目前仍然无法享受,生命健康权利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保障,随意一个借口都可以让你失去自由甚至生命。
    
    今年在修宪的时候,虽然勉强写进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但是就象宪法本身一样,光有条款,如果不去落实和执行,就会成为装饰的门面,并不能给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带来切实的改变和提高。事实上,自今年修宪以来,人权状况似乎并没有丝毫改观的迹象,不少人每天仍继续处於不安和恐惧之中。他们的自由可以随时被剥夺,他们的健康可以随便被伤害,他们的生命可能随时被结束。由於中国政府去年对异议人士的随意抓捕判刑,对法轮功人员和宗教人士的无情打击,今年初,以美国为主动的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又一次提出了批评,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切实改善中国人民人权状况。有趣的是,象往年一样,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接受别人诚恳的批评,为自己恶劣的人权状况感到愧疚并向国民道歉,反而出了一本有关美国去年人权状况的白皮书,反唇相讥,毫无大国之风度。
    
    作为一个有诚意的政府,可以说,我们重视的不应该是别人批评的善恶或对错,也不应该是如何挖空心思地挖出别人人权状况的污点,而应该首先考虑自己是否确实存在着人权不良状况,是否确实具有需要改善和提高的地方。当有一天我们的人权状况改善了,甚至变得比别人更好,人家也就无可指责了。我们是否可以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为什么美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很少在人权问题上提出批评,但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经常提出批评和指责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执政理念和制度选择的不同? 难道美国政府专门与中国政府过不去? 一个没有诚意的政府,既不可能在人权改善上会有多大建树,也不可能停止被不断批评的命运。作为执政者,应该多听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应该多想想如何让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应该多做些有益于子孙后代的大事。下面将讨论一些目前发生在中国的有关人权状况的具体问题。
    
    1,异议人士问题
    
    所谓异议人士,指的是那些与统治者的执政思想,理念,方针,政策,路线以及所选择的制度等有不同观点的人士,包括政治,宗教异议人士等。这里主要讲政治异议人士。由於宣传的片面性,如今在我们的国家,一听说某人是异议人士,似乎此人便是恶大恶极之人,或无事生非,或图谋不轨。如果仔细想一想,其实不然,或者正好相反。历史的进步往往离不开异议人士的贡献。他们对统治者执政过程中存在的过错或提出善意的建议,或提出温和的批评,或提出激烈的批判,甚至提出要改变现时执政模式和执政制度的强烈主张。对於统治者或者利益既得者来说,这样的建议,批评或主张总是刺眼和逆耳的。但是,对於人民和历史来说,这样的建议,批评或主张总是有益的。因为这有利于促进统治者收敛他们的不法行为,有利于改变统治者的一些错误做法,从而使社会得以进步,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从广义上讲,历史上有不少人士都曾经是异议人士。例如比干,屈原,孔子,韩非子,商鞅,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李渊,李世民,李白,杜甫,刘备,孙权,孔融,嵇康,陶渊民,王安石,苏轼,陆游,朱元章,刘伯温,张居正,李自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黄信,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陈毅,邓小平,杨尚昆,王实味,田家英,周小舟,马演初,罗遇克,张志新,林昭,吴祖光,王若望等等。目前尚健在的如赵紫阳,李锐,鲍彤,蒋彦永,丁子霖,林牧,郑义,刘宾雁,魏京生,方励志,严家其,孙文广,凡英著,包遵信,吕加平,徐锡亚,刘晓波,任畹町,王丹,封从德,陈子明,王军涛,余杰,胡平,江淇生,王怡,杜道宾,郑贻春,焦国标,杨建利,樊百华,赵世英,任不寐,王力雄,余世存,傅国涌,刘军宁,杨春光,廖亦武,李建强,顾则徐,李卫平,杜义龙,张英红,刘 水,张林,胡佳,茉莉,刘荻,赵世英,杨支柱,昝爱宗,田晓明,晨 海,安田,师 涛,谢 泳,欧阳懿,黄金秋,罗永忠,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张天水,许万平,车宏年,陈永苗,曾仁全,徐建新等等。
    
    先分析一下那些已过世的异议人士,会发觉有以下几个特点: 1,这些异议人士大致可分为三类人,即士大夫,文人,农民领袖后又成为新政权的统治者。2,这些人大多或饱读诗书,通古博今;或忠贞不阿,忧国忧民;或思想前卫,要求变革图强或重建政府。3,这些异议人士对历史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甚至影响,改变了一个或几个朝代。4,文人和士大夫多数没有善报;获胜后的农民领袖一般从异议人士转为统治者然后又开始对同僚,新的异议人士进行更为严厉的打杀,镇压,铲除。
    
    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就没有变过,所以跳不出悲惨历史重复轮回的怪圈。刘邦借助张良,萧何,韩信等人之力,在夺取政权之后,设置鸿门宴,将韩信等功高之士诱而杀之;朱元章在利用完李善长,刘伯温等人之后,设置庆功宴,将一批曾经出生入死的昔日战友焚而杀之;毛泽东则在革命胜利后,利用群众运动,将昔日九死一生的战友或新的异己分子逐一清除。虽然杀人的方式不一样,但殊途同归,都是杀人,而且杀的都是有功之人或忠义之士。重复不断地发生这样的悲剧是因为虽然制度的形式和名称有了改变,但是制度的实质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1949年后,从表面上看,皇帝变成了总书记,太上皇变成了军委主席,世袭制变成了任命制,庶民变成了主人,士大夫变成了公仆,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实质上都是一人或一党家天下的制度,排斥,打击异己,以便天下为我,利益独享,即使杀戮无数,也毫不顾忌。然而,一个惟我独尊,自私自利,没有人性,视生命为草芥的政府,最后必被正义所抛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解放后,由于以前的战争,民不聊生,百业待兴。然而,为了专权,为了铲除异己,竟不顾人民之死活,发动一次次的运动,以致哀鸿遍野,死伤无数。於是,那些尚有些许良知的有识之士开始发出一些十分温和,具有建设性的不同声音,以免国人再次坠入苦难的深渊。可惜的是,即使这样一些可怜的,战战兢兢的毫无威胁性的有益建议,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作对权威的挑战,因此不可能幸免于难,如胡风,高岗,饶濑石,彭德怀,邓小平,田家英,周小舟,马演初,罗遇克,张志新,林昭等等。虽然发出不同的声音在中国是如此的艰难,但是正义的呼声永远不会因为镇压而停止。
    
    1989年六四事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强权的镇压下开始觉醒,发出新的不同声音,於是自然就成了新的异议人士,而且他们中的多数仍然健在,并且正在为他们认同的理想作不懈的努力和抗争。这些人多以西方的人权,民主理论为基础,认为一个国家若想避免周期性的人为灾难,若想和平,理性,有序地稳健发展,政府的权力必须进行有效地划分,相互牵制和制约,并主张主权在民,政府成员应该由人民选出并对人民负责。国家实行依法治国,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这种思想,在辛亥革命期间曾经被提出,而且进行了尝试和实践,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执政理念很快妖折。在经过近一百年的政权更替,争斗杀戮的血腥代价之后,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专制的可恶和民主的可爱,於是将这一普遍用于西方民主社会的执政理论再次提出,希望在中国真正实行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共和国。
    
    诸葛亮在<出师表>曾告诫刘备之子刘阿斗应该 "亲贤臣,远小人" ,可谓苦口婆心。然而,在一个缺乏民主思想的国度里,却往往贤臣遭殃,小人得道。如今,那些阿谀奉承,留须拍马之徒占据着国家政权的各个要害部门,并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地瓜分着人民创造的财富。而那些真正忧国忧民,为了自由和正义敢对强权发出 "不" 的声音的所谓的异议人士,不是被关押,就是被软禁,或者被驱逐到国外,使其有家不能回。在政策上对异己分子实施精神上拖垮,肉体上摧跨,经济上搞垮的三跨政策,以便消除隐患,达到长久专权之目的。目前一些海外异议人士如王丹等发起要求回国的运动,但至今没有被恩准。一方面不断强调人才治国,并提出人才已严重危机,当中出现断层;另一方面又驱逐大批优秀之士出国,并拒绝其回国申请。在六月十一日会见驻匈使馆馆员和华人华侨代表时,胡锦涛主席有感而发,深情地对远离故土的同胞们说:“你们身在异乡,但心系故土,情系桑梓。我们也始终惦记着广大的海外华人华侨,惦记着你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惦记着你们的安危、健康和冷暖。”温家宝真理在去年访问美国,会见那里的华人华侨时,也说过类似的声情并茂的令人心暖的话。真情地希望两位领导人的讲话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公平地对待每一位中国同胞。
    
    2,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活动的权利不受侵犯问题
    
    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活动的权利是一个人生存最基本的权利,任何人或单位都不能对一个公民的这些权利随意地加以剥夺。每一个公民在一个国家内享有生命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这一权利只有该公民在严重违反有关法律并在法院审判后才能够被剥夺。公民的健康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伤害,即使被判定有罪之后。公民的自由活动权只能在法院依法审判被确定有罪之后,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限制措施。应该说,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在现代文明社会,是一般人的共识。
    
    然而,在中国,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从来就没有被很好地保护过。原始社会的部落人群间经常互相对杀,人的生命朝夕不保。奴隶社会的奴隶可以象牲口一样地被出售,或被随意地屠杀和陪葬。封建社会的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可以随意摧残一个自由人的身体健康,甚至随意剥夺其生存的权利。当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被结束之后,中国人民满以为一个自由,幸福的春天已经到来,然而,最后迎来的却是一场场更为残酷的随时面临死神威胁的灾难。除了最高统帅和其他少数的几个人,任何一个共和国的公民都可以随时被批斗,关押,伤害甚至杀害。整个社会似乎成了一个大的疯人院。即使在此种恶行被拨乱反正之后,也可以用机枪,坦克以及全副武装的自称为人民军队的军人镇压,屠杀手无寸铁,进行和平理性游行示威的共和国的公民,而且还毫无人性地说,杀他二十万以保二十年太平。相信只有杀惯了人的屠夫,才会发出如此没有一点人性味的兽性的吼叫。
    
    曾经向全国人民作出不秋后算帐沉重承诺的昔日的最高领导人,也因为不符屠夫们的集体杀人意志,在未经任何审判的情况下,带着霜染的头发,如今已被无情地软禁了十五个难熬漫长的春来冬去。即使提出想去广州,深圳等地走走,以便感受一下南方温暖和煦的春风,也惨遭拒绝。可以想象,即使对於这样一位慈祥的曾是自己上级的已经85岁高龄的老人如此简单的小小要求,也会毫无不怜惜地加以拒绝,那么对於其他的普通人,更是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六四以后,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动用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进行了大搜捕,所有参与学运的主要成员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史无前例的清算,关的关,抓的抓,发配的发配,并强迫人们一一作出对上效忠的承诺。这种残酷的暴行不知与原始社会原始人之间相互格斗的兽性有何区别。
    
    兴起于90年代初期的法轮功团体,在此后也同遭到了当局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摧残。一个仅仅练功保养身体的和平群体,在毫无违法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人数的众多而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灭绝人性的惨烈的集体性大规模搜捕,关押和折磨。与异议人士一样,他们被看作另一类异己,不仅在监狱内,而且在监狱外,都遭到了难以言表的毁灭性的打击,摧残。无论异议人士或法轮功人员,在监狱内受尽了各种酷刑的折磨;在监狱外,所有的此类人员被不间断地监视,监听和跟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野蛮社会! 难道这就是一个二十一世纪文明人所要求和希望的文明社会? 鲁迅先生曾经说: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胡锦涛主席也曾说过: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大概就是所谓智者所见略同吧。
    
    3,教育问题--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教育问题应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振兴的最根本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不重视教育的国家或民族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至今仍然是一个经济上在第三世界排名倒数的国家,不知有多少人为此深深地思考过。另外,一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建立了全世界最庞大的经济帝国,而且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体育上,文明程度上,无不成为世界文明社会的表率。对此,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认真的想过。对於一个普通人,也许不一定要非得对此思考。但是,作为执政者,特别是那些领袖人物,就不能不对此进行深深地思考和探索。国家贫穷是一会事,对教育重视不重视却又是一会事,不能以贫穷为借口忽视对国民的整体教育。
    
    不知出於怨恨,妒嫉或其他目的,我们的政府曾经多少次就象鼓动国内人民相互械斗一样,鼓动国民敌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国家,并似乎乐此不疲。不少国民在美国双子大楼被恐怖分子用飞机冲撞因此轰然倒地时,以幸灾乐祸的豪无人性的心态欢欣鼓舞。一个相识的青年学生站在电视机前,手拿即将去美国的护照却使劲地拍手叫好。毫无疑问,一个整体缺失人性的国家,其教育出来的学生,也必定是人性缺失的学生。
    
    可以毫不夸奖地说,正是美国人对教育的无比重视,才造就了美国众多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人才,并因此创造了一流的文明,一流的经济。然而反过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祖国,究竟有多少统治者真心实意地重视过我们国家的教育? 把教育真正放在重要的地位? 统治者们除了整日眼睛盯着手中的权力,生怕失去,因此每日战战兢兢,钩心斗角,心里那里还想着国家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 为了铲除异己,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方法,既坑了儒,又焚了书,一举二得。2000多年后,谁又能想到,一个被称为伟大导师的人,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击了异己,摧残了文化,并让读书无用论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一个没有建立起法治制度的人治国家里,统治者是不会真正重视教育的。因为,在人治社会里,权力始终是至高无上的。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有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相反,愚民政策往往是人治社会的一大特色。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什么上山下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都是这一政策的间接或直接反映。在这种社会里,统治者往往担心被统治者读书过多,变得聪明,以致难以管理和统治。历史上,作为第三世界大国的中国,曾经为了确立在第三世界的老大地位,竟不顾自己的同胞嗷嗷待哺,也不顾有多少儿童流失学校,却不遗余力地给一些经济上强于自己的小国送钱送物。如今,这种现象仍然继续着。
    
    政府对教育的不重视可以从政府对教育投资比例上可见一斑。全世界的平均教育投资占总投资的5%左右,而中国的教育投资比例却仅仅停留在2%左右,此比例甚至还低于非洲一些贫穷小国。这种对教育的不重视是由於这个政权的性质决定的。在这种政权下,执政者对权力的重视优于对教育的重视;在这种政权下,统治者往往表现为过於多疑和虚荣。一方面,大批农民,下岗失业人员温饱无着,适龄儿童未能上学;另一方面,在和平年代将大量的金钱投资军事建设,而相应地限制紧缺的教育经费。比方说,今年的军费又有大幅度提高。世界上许多经济富裕,教育良好的发达国家,完全有足够的技术和经济实力搞一个或几个载人航天飞船,然而,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改善教育和福利要比做一些虚浮的东西对人民更重要,更实在。然而我们的有些执政者,为了向世界炫耀中国科技之进步,国力之强大,度一时之虚荣,打肿脸充胖子,宁愿投资几十亿,几百亿大搞什么神五神六,也不愿为贫穷地区多建几所学校,多买几张书桌,多支助几个贫困学生或失学儿童。另外,为了少数人私欲,大搞政绩工程,什么国家大剧院,什么三个代表思想展览馆,什么大学城,劳民而伤财,使本来可以投入教育的资金一再流失。
    
    在一切服从经济的荒谬理论指导下,教育机构也从公益性机构变成了产业化机构。然而,这种畸形产业化机构大多并非自己有了真正的实业投资以获取利益上的回报,也并非象英国等欧洲国家,通过吸引大量的外国学生而赚取丰厚的外汇收入,而是通过对本校学生采取名目繁多的乱收费达到少数人致富的目的。这种教育的腐败,使业已贫困的家庭更加贫困,使那些本来可以继续求学的学生不得不离开他们曾经熟悉而喜爱的学校。胡锦涛主席去年底考察山东省时,吃惊地发现有些地方三分之二的适龄儿童未能上学。然而,这种现象在全国还少吗? 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又有多少落实到行动上呢?不知胡锦涛主席在亲身体察了大量中国儿童,少年流失学校后,对中国的教育问题有何打算。作为一个最高执政者,是任其自然呢,还是采取有力的措施以便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跨入他们梦寐以求的教室呢?
    
    4,赵紫阳问题
    
    赵紫阳是上世纪早期出生的至今仍然被软禁在北京某一胡同自己家里的已85岁高龄的老人。在1989年失去自由之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名义上是中国人民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同志性情温和,待人平等;不摆架子,不扣帽子;办事有序,是非分明;思想前卫,为人开明;一身正气,心系人民;刚直不阿,舍身取义;义无反顾,至老不愚。
    
    许多中国人认知赵紫阳是在二十几年前他还在安徽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当然,如果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省委书记,也不会被一般人所了解。当时有一句顺口溜最能说明赵紫阳的不一般: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战乱不断,抗战八年,内战三年,致使国家荒芜遍野,森林涂炭。1949年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本应休养生息,发展国家经济。谁知,未待国人喘一口气,又连续大搞政治运动,以全国人民为人质,打杀异己,争权夺利,以至人人自危,民不聊生。虽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但中国的经济列车究竟应驶向何方,在当时谁也心中没底。历经战争,运动的人们,恐怕有的只是战争的经验,运动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整人的经验,缺少的却是经济建设的经验。可以肯定的是,在面对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尝试时,赵紫阳显示了非凡的经济头脑和承担个人责任的勇气。在上达中央后,赵紫阳不仅没有给予小岗村这些大胆的农民打压,抓捕,反而加以支持和推广,使得安徽农业连年丰收,出现了经济小阳春。这对於一个刚刚经历过阶级斗争讲了又讲,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又割的恐怖历史的人来说无疑是良知,智慧和胆略的体现。
    
    也许是经济上的杰出贡献,万里从四川,赵紫阳从安徽双双被调到中央。赵紫阳被安排在国务院支持全国的经济建设。在此期间,虽然赵紫阳和总书记胡耀帮的政见有所不同,但都是政治开明之人,能够相互支持和包容。后因胡耀帮受保守派排挤,打击而下台,赵紫阳又被邓小平看中而升任总书记。大概因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赵紫阳曾以自己擅长经济工作而不擅长党务工作表示婉言谢绝,但没有被邓小平接受,并鼓励他胆子大一些好好干。早在国务院期间,赵紫阳就主张政企职责分开等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政改革,为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赵紫阳在主政党务期间,逐渐意识到封闭,僵死的政治模式实际上已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虽有华国锋,胡耀帮等人的前车之鉴,但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和振兴,赵紫阳仍然愿意承担个人的风险,想碰一碰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一火药筒,并打算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改善中国的政治体制结构。作为总书记,赵紫阳不可能不知道尝试政治体制改革会有多大的风险,因为这不仅会触及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且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众多政治强人仍然健在,他虽然名为总书记,但事事不能自己作主,时时要都要受到压制。但是作为一位改革者,一位有责任心的政治家,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89年的学生运动把以赵紫阳,胡启立等为首的改革派和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保守派推到了历史的两个不同的风浪尖上。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正是测试一个人的良知,道义,责任,信念,勇气,善恶,忠奸的好机会。学生运动是在胡耀帮不幸去世后由一些学生,市民在纪念胡耀帮的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以学生为主的理性的,和平的,正义的反腐败,反官倒,反专制的民主运动。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们自始至终保持克制和秩序,以最大的诚意和以年轻学子的拳拳之心希望执政当局以国家为重,人民为重,对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不公平的现象痛下决心,革除弊短,以至建立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和富强的公正社会。在此前提下,赵紫阳,胡启立等为首的改革派认为,对学生的正义要求应该在和平,理性,秩序,民主和法制的规道上以与学生展开诚恳对话的方式善意解决。然而,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保守派不但认识不到权钱交易,官商官倒对国家发展的严重危害,也听不进学生一些有益的出於良知的正义呼声,而且强调学生反对的重点不在反腐败,反官倒而在於反专制,即他们赖以生存的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主的对人民实行专政的统治制度。他们认为,江山是他们千辛万苦打下的,并为此牺牲了很多同志,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各项特权,享有永久执政的权利。他们同时害怕一旦同意学生整顿官倒,惩治腐败的真情请求,是在表明高高在上的堂堂执政者向一无所有,一无所知的乳臭未干的小小学子们低头屈服,是对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的自杀,是自己自缚双手交由正义审判的蠢行。这种心态,不仅暴露了顽固派们傲慢,自私,作贼心虚的心里,同时也反映了他们为了夺取政权,在夺权过程中向人民许诺的在结束国民党统治后建立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虚假。
    
    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间隙,作为国家总理的李鹏,在与邓小平等人密谋后于5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文章, 毫无顾忌地将学生的正义的,和平的,理性的,善良的,纯朴的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秘密调动几十万军队对学生,市民展开有计划,有步骤地镇压,屠杀,终於将自己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当学运处於低潮,学生们对当局的虚假和冷血绝望并打算撤出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返回学校的时候,6月4日凌晨被从外地调来的全副武装的共和国的军队开始了对自己国家的无辜的爱国学生和市民展开血腥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顿时,北京各主要街道上鲜血遍地,死伤无数。学生运动被镇压之后,顽固派们不仅不会忘记对参与学运的全国各地学生,市民进行最彻底,最大规模的秋后算帐,将无数的正义之士或驱逐出国,或送入监狱,或处以极刑,而且他们也不会忘记对阻碍他们镇压的改革派实施最无情,最残酷的打击,报复。今天我们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到,顽固派们采取的这一系列不得人心的,倒行逆施的,冷酷残暴的血腥屠杀行为,仅仅是为了维持他们狭隘的,阴霾的,暴利的,非法的,见不得人的,赖以活命的既得利益!
    
    学生运动被镇压后,赵紫阳便失去了所有的权力,权利和自由,被软禁在北京某一胡同自己的家里直至现在,而且还会继续下去。15年来,赵紫阳一直被所谓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莫须有罪名束缚着干枯的手脚和向往自由的心。在中共历史上,自建党以来,不止一次地被那些一心想篡党夺权或维护既得利益的党内野心家,阴谋家以贼喊捉贼的方式用来打击对手,排斥异己的惯用伎俩,是不得人心的以欲加之罪何为无词的方式对忠义善良之士的别有用心的险恶陷害。陈独秀,李立三,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都曾被以相同或相似的罪名而遭同样残酷无情的批判,打击,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可以说,以这种毫无人性的,无耻的栽赃陷害,是所有集权政治的一种罪恶的统治方式,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如中国古代被陷害的有李斯,狄青,王安石,岳飞,诸葛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等;国外有如此经历的国家如前苏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越南,缅甸,柬埔寨等等。历史上的无数灾难往往因为罪恶的制度而使灾难不断地重复着。邓小平自己曾经被以类似的莫须有罪名打倒三次,可谓受尽苦难和折磨。然而,一旦到他自己大权在握,便立即好了伤疤忘了痛。作为一位曾经三落三起,历尽屈辱的垂朽老人,作为一位曾经深受万民爱戴并被尊称为舵手和总设计师的智慧长者,当人民不惜以宝贵生命为代价以拳拳恳求之心希望其承担起惩办官商官倒的责任,希望其承担起履行执政者曾经向人民许诺的实现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富强的公平社会时,却仅仅因为其自私的邪恶本性,对毫无防备,手无寸铁的和平百姓,命令全副武装的所谓的人民的军队,扣动机枪,射出一颗颗罪恶的子弹,血洗北京城。
    
    赵紫阳作为既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又是全国人民的领导人,阻止那些极端的,自私的,用心险恶的屠夫们镇压,屠杀他所钟爱的和平,理性的人民,既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也是一个善良的,有正义感的人理所当然的理性之举。难道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充满人性的正义行为便成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当然理由? 然后就可以被剥夺一切,长期地限制其自由? 而那些刽子手们呢,不仅逍遥法外,喝起弥漫着血腥味的庆功酒,而且在庆祝之后,又将所有的政治对手,学生,普通百姓一网打尽,关的关,杀的杀,驱逐的驱逐。诬蔑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企图分裂他自己的政党是何其的愚蠢,可笑,荒唐和无耻! 然而,在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里,这却成了一些心术不正者炮制冤案的家常便饭。
    
    记得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他从朝鲜回来后不久去看望天爱们广场绝食的辛辛学子,后面还跟着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赵紫阳手拿喇叭,面对广大学生充满深情而又语重心长地说: 我已经老了,无所谓了。你们年纪还轻,以后要走的路还长,希望同学们好好回去上课,并说要相信政府能解决好同学们关心的问题。后来,邓小平在看了电视后,对一些顽固派说: 看他那个样子,一副哭伤的脸,象个什么总书记! 两次简单的对话,充分显示了开明者与独裁者,善良者与暴戾者的本质区别。1989年六四参案发生后,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赵紫阳的同事和朋友,规劝赵紫阳承认错误,并愿意在邓小平面前代为求情,希望能保住政治局委员的职位,然而被赵紫阳婉言谢绝了。在大是大非面前,赵紫阳始终能不为利益所动,保持高尚的情操和清新的头脑,对於一个从专制政权成长起来的最高级领导人,也许是从中共政权创立以来唯一的异类。也唯有如此,更能显见其品质之高贵,灵魂之洁净。虽然曾两次向后来当权者上书为自己和学生运动辩白,但始终不向权贵们低头,屈服和乞求。
    
    1995年,赵紫阳虽然自己仍然被软禁,但是他的心始终没有忘记当年天爱门广场和北京大街上的那些无故屈死的冤魂。他又上书中共中央,要求当局及早解决六四问题。他在信里说: 六四是当局当时犯下的一个无法挽回的过错,也是当局无法回避的必须面对的事件。这件事是迟早要解决的,挨不过去的,迟解决不如早解决好。最近,美国里根总统的逝世,又引起赵紫阳的无限关心。然而,作为一个远方的朋友,却不能亲临吊慰,在老友灵魂临去天堂之前,送上一程,如何不令人心存愧疚,心怀伤感? 此情此景,不知这位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是否后悔曾经作出的决择? 也不知两位以亲民爱民著称的曾是老人战友和部下的现今领导人何时还这清风亮骨的可怜老人一个清白的自由之身?
    
    5,法轮功问题
    
    法轮功是由现居美国的李洪志先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创建的一种主要用于强身建体的气功。也许李洪志是东北人,所以北方练习法轮功的人要多于南方练习该功的人。李洪志曾在北京读过书,所以当时此功在北京的一些大学流传甚广,而且中央高层的许多家属都曾练过此功。也许法轮功确有让人在练功之后达到强身健体的功效,比如一些患有疑难杂症,多年无法治愈的病人在练了法轮功之后发觉健康明显好转或者彻底治愈疾病之后,便会相互转告,将自己的亲身体验与别人一起分享,於是使法轮功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其练功人员也随之猛增。记得当时国家的一些科研机构对法轮功的创伤人李洪志先生多次颁发各种奖状,奖品,以表彰他对中国气功科学的特出贡献。
    
    法轮功从一个和平理性的受过表彰的练功团体到被血腥的集体性镇压和摧残,大概所有的法轮功练功人员和所有的普通中国人都不会事先想到,而且相信至今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多数法轮功练功人员都不大清楚为什么一个好好的,有益的练功团体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比如,一个法轮功练功人员可能会友好而耐心地告诉你什么是法轮功,他们中的那些人通过练功提高了体质,又有那些人通过练功治好了疾病。他们可能还会告诉你他们中有多少人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或致死。他们可能还会告诉你他们如何在不断地进行抗争,正在全世界多个国家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等罪名起诉江泽民等镇压法轮功人员的直接的主要参与者,向你解释他们的抗议只准对那些镇压法轮功的人,他们不准对中国政府和与镇压无关的人。他们还可能告诉你他们如何得法,他们的师傅李洪志如何神圣。在弟子的眼里,师傅李洪志便是一个活在人间的神,但师傅会对弟子们说: 就把我当作一个人看好了。他们讲了很多,他们可能还没有讲清楚他们这些善良的练功者为何会遭受如此无情的摧残,而且可能讲不清楚他们这些理性的,仅仅练练功,健健身的和平团体要被无辜地强加上邪教的恶名。
    
    在国内,当你问一个普通的非法轮功修炼人员知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他可能脱口而出: 法轮功? 邪教! 或者说:修炼法轮功的人精神上都有毛病,不但自己杀自己,还会杀别人。或者说,我也看过几本有关法轮功的书,我看一点也没有什么奇特,不知道为什么法轮功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练的人又那么痴迷,有的简直象着了魔似的。偶尔也许会碰到少数不同的声音,说其实法轮功只不过是一种气功而已,用不着大惊小怪,小题大作。不少中国人一谈起法轮功就会感冒,全身起鸡皮疙瘩。更多的人尽量做到少谈法轮功,恐怕祸从口出。有的人见到法轮功修炼人员,会赶快悄悄避开,唯恐走近了会感染晦气。有一次一位朋友从伦敦回来,讲述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他与一位同校的一个学医的女硕士生一起到街上去,看到一些法轮功修炼人员打着横幅标语,或练功,或向过路人散发一些资料,并介绍法轮功的有关情况。那女生首先看到法轮功修炼人员,悄悄地说: 嘿! 法轮功! 朋友说在哪里? 那女生指着横幅说: 你看那横幅。朋友因为以前只有耳闻,这是第一次直接面对法轮功修炼人员,所以走过去想了解一下。有一位女修炼人员给朋友一些资料,并告诉他一些法轮功的历史,现在的情况,又讲到法轮功在大陆如何受到迫害,她们又如何理性,和平地反抗。她告诉朋友法轮功并不象中国政府宣传的那么坏,那是黑白颠倒。朋友说,在他刚开始跟女修炼聊天的时候,那女生远远地坐在一个石墩上,之后又借口要去商场买衣服便先走了,脸上显示出对法轮功人员不屑一顾的轻蔑神色。朋友说,他以后便从心底里看不起那女生,因为大家不仅都是中国人,了解一下又有何方? 会把你人吃掉? 而且作为一位学医的学生,连一点点同情性都没有,自以为高人一等,不知这样的人以后如何当好医生。朋友又说,想当年鲁迅先生在日本学医的时候,在一部纪录片上看到中国人被欺负而旁边一些中国人却傻呼呼发笑,於是精神上深受触动,决定弃医从文,以便唤醒国民麻木的心。现在离那时都已经过去100年了,还是那样麻木不仁,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对朋友说,那也不能全怪那女生,在信息被封闭和强调单一意识形态的国家里,其结果必然导致国民集体性的麻木不仁。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麻木是正常的,不麻木则是异数。
    
    至於法轮功是不是邪教,不敢妄下结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对法轮功的人说,法轮功是邪教,练了会走火入魔,不能自控,会跑到天爱门广场往身上浇汽油自焚。修炼法轮功的人说,那火是伪火,是蓄意陷害。那往身上浇汽油的人不是法轮功修炼人员,是有人为栽赃陷害而专门设计的;修炼法轮功的人都很和平理性,劝人为善,不讲金钱,不会自焚;修炼法轮功不仅能健身强体,而且能得佛法。相信很多中国人知道法轮功是从1999年天爱门广场上的那把火开始的。当时电视上有一个镜头反复放,一个小孩,一个女大学生,还有另外两个成年人,看上去惨不忍睹。看过的人也许会说,法轮功真可怕。但是修炼法轮功的人都会说,通过慢镜头,你会发现里边的很多情节漏洞百出,那是伪火。是不是伪火,局外人一般难以知晓。但有一点可以值得怀疑,那就是在四个人往身上浇汽油的时候,广场上众多的平时嗅觉异常灵敏的警察怎么没有首先发觉,倒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记者似乎早就架好了录像机等在那里并将自焚镜头一一录下,然后再让天下百姓去欣赏,然后就自然会得出结论: 法轮功危害有多大! 再想一想中国历史,似乎栽赃陷害之事多如牛毛,不可胜数。中国人都已对此麻木了。再多栽赃一次,自然会蒙混过关,多数人会想信。要知道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是第二位的,手段服从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再说以前没有录像电视的时候,栽赃只能靠口头,文字传播,效率不高。现在不一样了,电视录像一放,便会有一种强力的视觉效果。而且一次不信没关系,二次,三次都可以,翻来复去的你不信也得信。世上又有几个人能有洞察一切的能力呢? 不是有句俗话,说是谎言重复一千边,便成了真理。所以管它邪教不邪教,反正财力,物力,人力有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只不过多化些力气多宣传,到时不是邪教也得变成邪教。只不过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再是封建皇帝时代了,想杀谁就杀谁,所以总得与时俱进啊。即使想杀人,也得舆论做先锋。杀人也得有杀人的理由啊! 否则,民心难平呐。杀了一批,起来另一批,那可不利于稳定呀。现在不是经济第一吗,搞经济没有稳定可不好。如果再给二十年,三十年稳定,中国就会不得了。英国算老几? 美国也可踩在脚下! 所以,稳定是关键,那些不利于稳定的因素得统统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因此,伪火不伪火,栽赃不栽赃,自由不自由,人权不人权,生命不生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稳定。再往前推10年看看: 当时解放军要进北京城,但是平白无故的怎么能进城哪,总得有理由阿,所以还得舆论开道,於是便有了4. 26 社论,叫做<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至於实际有没有动乱,那是次要的。后来将被燃烧的坦克和被烧死的几个解放军战士在电视上一放,还有几个老百姓不相信这是反革命暴乱? 虽然现在不再称六四为动乱或暴乱而是称为风波了,但有多少人会再去纠缠15年前发生的旧事呢? 会有多少人去追究当时有多少市民,多少学生被杀死了? 即使有人追究也没有用,共和国的军人不是多次显威了吗? 再加上那么多的国安和警察也不是光吃饭的! 有如此坚强的后盾,谁还胆敢说个"不" 字? 有的是监狱在等着他! 不是有个老头叫蒋彦永吗? 不是有个叫天爱门母亲的团体吗? 海内外的民运人士也不少呀? 天主教徒可以凑个数,法轮功人数就更多! 个个都想变天! 也不想想是在跟谁作对! 那岂不是飞蛾赴灯吗? 要是一网打尽不可能,分而治之总可以。事实证明,地球在照样转,掌权者更加有权,有钱者更加有钱,贫苦者更加贫苦,腐败者更加腐败。那不是很好吗? 各归其所,各有所得。因此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否则,怎么有连续这15年的稳定? 怎么会有这几年的经济持续发展?
    
    1999年初,大约全国各地有一万左右法轮功学员因抗议一些地方公安人员胡作非为,任意抓捕,伤害法轮功练功人员而去北京国务院门口静坐,要求最高政府有个交待。当时适逢有包青天之称的朱容基坐镇国务院,看到万头转动,於是顿生恻隐之心,走出政府大院,对那些期盼良久的请愿者说了些人民政府为人民,大家先回去,要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好此类问题等等给人宽慰的普通话。法轮功学员一听共和国总理都发话了,岂有不信之理? 於是就心满意足地回家坐等好消息去了。谁知这边前脚刚走,那边就开起了党政最高级会议。既然答应人家了,总得有个交待啊。当时江泽民为总书记,党,政,军三位一体,大权独揽,而且邓小平等元老多已去世,因此纵观天下,无人能出其右。总书记一听说竟然有一万多人静坐于国务院大门之外,於是心中大不高兴。这不是明摆着要包围国务院,然后包围党中央吗? 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虽说文革时有过,但那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啊。法轮功算什么东西! 竟敢向国务院挑衅,向党中央挑衅,岂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 那还了得! 於是总书记发号施令,向挑衅者开刀! 一些常委提出六四事件刚过不久,人心尚未稳定,而且法轮功在全国分布广泛,人数众多,一旦用强,万一一时三刻解决不了,会有后遗症。总书记听了甚是不快,於是提高了嗓门: 对敌人的软弱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我就不相信,堂堂共产党竟然对付不了小小法轮功! 各位请放心,一旦实施打击,保证三个月内解决法轮功问题。一些常委心想,总书记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话可说? 而且杨尚昆,杨白兵,陈希同等事件还历历在目,於是不再表态。朱容基心想自己虽贵为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被百姓尊称为铁面无私,而且刚刚还答应过人家会公正解决问题,却不想老江想出这个臭注意,於是想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但一看到老江面色铁青,甚是难看,於是作声不得,只是暗地里有些难受。不过转而一想,想当初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处事周到谨慎,为人八面玲珑,智慧才华举世无双,但在老人家毛泽东面前,也只得唯唯诺诺,事事附和,做过不少违心事。如此一想,也就心安里得了许多。几年之后,朱容基全身而退。有一次在上海一宾馆看到别人送来的金融黑洞报告,二度痛哭失声,还一度昏厥,辛好救护得早,否则可能老命不保。醒来后痛心自责,说自己在位时糊涂,不知有如此之黑。而且还说自己任上曾做过一些违心事,该说的没有说,该做的没有做,辜负了人民对他的期望。说自己上任时豪情万丈,不管前面是火山刀海,地雷阵,地道阵,都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准备二百口棺材,一百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不想官场如此艰难,自己许下的诺言无一实现,不配做总理。别人称我为清廉铁面,清廉做到了,铁面不敢当。
    
    那些上访的和没有上访的法轮功人员在家里左等右等,满以为通过文革和六四等事件之后,政府变得宽容了,讲道理了,愿为人民作主了,而且有共和国总理作担保,此事应该毫无疑问,万无一失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法轮功弟子在天爱门广场上自焚的电视镜头。还没有等他们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便有铺天盖地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等新闻媒体关于法轮功是邪教,必须给予坚决,彻底,全面地铲除,取缔的报导。这下可完了,不仅得到的承诺可能要泡汤,还可能要面临又一场大镇压。但当时的
    法轮功人员仍然心存侥幸,以为自己只是练练功,疏通疏通筋骨,保健保健身体,乃一介良民,又有褒奖在前,承诺在后,虽然来势汹汹,但总不致于蛮不讲理,乱杀无辜。再说89年六四事件,虽然也有舆论开道,最后惨遭屠城,但那是因为有几百万人上街游行,有几千人在广场绝食,而法轮功学员仅在家,在公园里练练功,情况应该有所区别。於是六,七千万法轮功学员都呆在家里,除了恐慌,没有行动,任人蹂躏,宰割,最后终於一个个被逮捕,一个个被判刑,一个个被送进监狱,一个个被洗脑,一个个被拷打致残,一个个被折磨致死。从受迫害的规模和程度来说,可能在六四和文革之间。
    
    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残暴和无人性是人所共知的。他们采取对普通百姓血汗榨干,对异己者不管是下层平民或统治者集体内部采取无情打击,残酷镇压的策略。共产党全面继承了以前统治者的恶劣的本性,而且操控舆论,谎话连篇。赵紫阳曾说,共产党假民主实践得多,真民主实践得少。可谓一针见血。他们可能会对一些穷苦的百姓泪流满面,表示愧疚。然而,一旦这些穷苦的百姓要求其归还本应拥有但被剥夺的正当权利并触动其政权整体性利益的时候,那曾经涌动的眼泪便会变成诉求者的血泪。因此有人称此种伪善的眼泪为鳄鱼的眼泪。自私,贪婪,残酷,冷血似乎是统治者固有的本性。中国的被统治者大多同样自私,而且麻木,遗忘,易于满足,不思变迁,善良有余,独立不足。只要不涉及到自己的利益,那么不管同事,朋友,邻居,同胞等等受到如何不公平的待遇,都会或闭口不言,或远而避之,永远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使是一次次地受到集体性的,大规模的打击,镇压,屠杀,过不了几年,就会统统忘记,仿佛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经历过痛苦的,没有经历过痛苦的,只要统治者赐予一点点蝇头小利,小恩小惠,便会热泪盈眶,千感万谢,全不知所赐的远不如自己被剥夺的多。要知道天上从来就不会掉下馅饼来。
    
    六月十一日下午,胡锦涛主席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在会见驻匈使馆馆员和华人华侨代表时被提及前一天发生在阿富汗的中国工人遇袭事件,胡锦涛主席语气转重说:“尽管我们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但我们珍惜每一个同胞的生命!决不能允许恐怖主义威胁中国公民的安全。”会见结束后,胡锦涛接受记者采访说:“恐怖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国政府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不会因为中国公民受到人身伤害,就放弃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责任。同时,我们也要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千方百计地保证中国公民的安全。”温家宝真理也曾多次关切过农民,工人等下层民众的生活疾苦,去年还帮助一位农民讨回两千多元血汗钱,有平民总理之称。这里想说的是,每一次中国普通的公民在国外遇难,都会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对死者家属给予亲切的关怀和慰问。当然,作为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对自己国民的关爱,是再起码的良知和道义的要求,也是一种人性化的体现。另外,对外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也是外交的需要。然而,如果只对国外的中国公民关心,却不对国内的中国公民关心;只对一部份中国公民关心,却不对另一部分中国公民关心;只对自己顺眼的中国公民关心,却不对看不顺眼的中国公民关心;只对自己有利的中国公民关心,却不对自己不利的中国公民关心,那么,这绝不是一个开明的,宽容的,民主的和负责任的人民所需要的政府。国内,国外的中国工人,农民,干部,领导,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法轮功人员,异义人士,宗教人士,艾滋病人等等,虽然生存环境,教育背景,理想事业,抱负信仰等等不同,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应该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类人,而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好恶而加以区别对待,甚至加以迫害。因为每个人一样都是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亲戚朋友,都有最基本的,天赋的,平等的,不可被剥夺的生存权利。当我们剥夺他人的自由,健康甚至生命的时候,可否冷静的想一想: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亲人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我们的心是否还会和以前一样快乐? 当我们谴责国际恐怖主义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在自己的国土上制造着一样的恐怖?
    
    6,公民知情权问题
    
    知情权类似于言论自由,但不同于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强调一个国家的政府应该容许该国的公民有说话的自由,创作的自由以及发表的自由。政府不因公民的言论而追究其责任。知情权则强调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故意操控信息,隐匿,变更或歪曲信息的来源,真象,让该国的公民真实地知道某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知情权与言论自由一样,既是一个民主社会里每一个公民应该享受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促使,确保一个政府,国家防止腐败,特权,保持廉洁,公正的有效武器。然而,纵观我国的一部漫长的发展史,我国公民的知情权被忽视,被侵犯的现象想当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提出讨论,以便建立起一个有利于我们子孙后代的适于人生存的良性社会。
    
    历史上,我们无法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书籍和字典里找到知情权这一概念。因此,在这些社会里,普通百姓是没有什么知情权可言的。重要的信息都掌控在统治者手里,普通公民所获知的信息大多是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可以说,知情权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升起而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一些早期启蒙学者,为了从封建统治者手里获得更多的权利,提出了民主,自由等人生而具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知情权也就在这样的土壤里逐渐生根发芽。由於这些都是符合人生存的富有人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的基本的生存权利,因此,尽管由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但具有普世价值,每一个国家,政府都应该予以重视,并尽力做到使普通公民享有对小事,大事都有真实知情的权利。
    
    蒋介石执政大陆时,国民党控制者整个国家的重要信息。为了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专权,共产党人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将一些重大的信息告知国人。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共产党却走向自己过去的对立面,不是向人民公开人民应该知道的信息,而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隐瞒,或者只让人民知道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本来中国人民就因为长期没有知情权而缺乏独立思考,判断是非的能力,想问题容易走偏,做事情容易过激,人云亦云,既丧失了创造性,又助长了错误的产生和发展,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当我们的政府发动一次次运动的时候,作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的广大人民群众却自始至终不知运动为何物,不知政府为什么要开展运动,为什么又要人民群众参与。大跃进时号召全民大练钢铁,只告知人民群众五年赶英,十五年赶美,却不让人民群众知道什么是英,什么是美。人民公社时号召人民群众尝试共产主义,却不告诉人民群众国家底子有多厚,要全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时只号召人民群众进行群众斗群众,让群众斗得伤的伤,死的死,却不让人民群众知道这切全是为了老毛。六四屠杀时只告诉军人是动乱,却不让军人知道五四学生运动为什么不是动乱,而将近一百年后的学生运动反而是动乱。一次次的生和死的悲剧,却一次次地不让人民群众知道真象。
    
    只告诉人民群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都是纸老虎,却不让人民群众知道为什么自己是真老虎。只告诉人民群众伟大领袖万岁,万万岁,却不让人民群众知道伟大领袖不是神,也是人,迟早也会死。只告诉人民群众四人帮是帮祸国殃民的大坏蛋,却不让人民群众知道四人帮也是共产党,为什么大坏蛋老是共产党。只告知人民群众雷锋是党的话儿句句听的好榜样,却不让人民群众知道党的话儿有好坏。只告诉人民群众学习英雄好榜样,却不告诉人民群众为什么榜样死了才英雄。只告诉人民群众反腐败,却不告诉人民群众为什么越反腐败越腐败。只告诉人民群众稳定最重要,却不告诉人民群众不稳定的因素究竟有多少。只告诉人民群众今年又获大丰收,却不告诉人民群众资源浪费又多少。只告诉人民群众每年的GDP是多少,却不告诉人民群众其中的水分有多少。只告诉人民群众伊拉克战俘遭虐待,却不告诉人民群众中国对付囚犯的酷刑有多少。只告诉人民群众台湾事务是内政,却不告诉人民群众为何台湾问题事事求着美国佬。只告诉人民群众城市建设有多快速,却不告诉人民群众农民生活究竟有多苦惨。只告诉人民群众治港人员一定要爱国,却不告诉人民群众何为爱来何为国。只告诉人民群众坚决反对自由化,却不告诉人民群众剥夺人民自由有多罪恶。
    
    最近,我们又看到两次漫天遍地的被人为操持的新闻报导。先是借虐俘事件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恶意攻击。无可否认,虐俘本身则是反人性的,反人道的暴力行为,但不能因此得出美国政府,甚至美国人民整体的反人性和反人道。相反,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对此事作出了讯速处理和对伊拉克人民的真诚道歉,同时也看到了美国人民对此事的强烈谴责和几近愤怒的批评。然而,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炮制了无数的灾难,而且有的还正在继续进行着,却从没有听到政府向人民道一声歉,也看不到老百姓对政府这些错误行为利用新闻媒体进行批评。这样有意识的行为的结果至少有二,即,愚者更愚,施暴者更加暴戾。另一件事是利用新闻媒体号召全国人民向河南一县公安局长任长霞学习。首先,等到任长霞死了,才号召向她学习。这样的学习对於死者本身来说毫无意义。既然她这么好,为什么不在她生时就号召大家向她学习? 这样她本人至少可以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向她学习。她既可以感到自豪,也可以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报效大家对她的关爱。也许死人不会说话,不会有记者前去采访,不会有人知道真相,这样就更加可以达到宣传效果,以便达到操持者的目的。其次,任长霞作为一个公安人员,只不过做了她本职上应该做的事,尽到了她自己的义务。她自己可能以为自己对得起自己的工作,但她所做的工作不可能件件都正确。她个性好强,对其丈夫说要做官就做正的,不做副的。既为单位领导,又好强,工作比别人多做一些,本是很自然的事。再次,任长霞丈夫说她特别要强,性格上有很多缺点。平时好流泪,是个很一般的有缺点也有优点的妻子和母亲。对於这样的妻子和母亲,当她遭遇车祸离去时,有很多人自发去送行,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她工作的肯定,同时也反映了政府干部特别是公安干部在人民心目中地位的普遍缺失。人民群众去送她,既是对死者的怀念,也是对生者的鞭策。号召大家向他学习,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行政的失望,同时反映了政府对自身建设的自信性丧失。不从根本上去寻求答案,却通过号召向死人学习,把死者捧成死去的神,掩盖她作为人的本来面目,以此希望活着的人改进工作,并麻痹别人那被掩饰起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平时道德的失落和作风的蛮横。
    
    现在朋友们聊天的时候,都说新闻报导的内容比以前要多了,比如说各地灾难的报导以前是看不到的,现在看到的很多了,伊拉克战争也能通过电视看到等等。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在公民知情权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另一方面说明普通公民视野的狭隘,要求的低下。也许一个长久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只要给他一点点他就很满足了。政策决策,台湾选举,香港游行,潜艇失事,空军事件,西方民主,六四屠城,文革灾难,金融黑洞,外逃资金,腐败内幕,国外起诉,监狱酷刑等等,一般公民知道的还很少很少。甚至连一些书籍如<往事并非不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报告>,<少女之心>等等也被列入禁书,既不让人了解历史,也不让人了解现实,更不让人了解青春期时的少男少女之心。连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都要禁放,不让百姓了解民主共和的宪政理念。政府在尝试扩大一些无损其利益的信息的同时,又对那些恐怕会触及其一点点利益的信息严加控制。其愚弄百姓,自私自利又内心恐慌的心里永远无法自行改变。
    
    三,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个很棘手的被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台湾的何去何从。一般有三个趋向,即保持现状,独立出去,与大陆统一。不同的人由於出生,教育,文化,环境,信仰,民族等的不同,对此有不同的主张。大陆政府,民众希望祖国能够得到最后统一。台湾政府及其部分民众希望台湾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美国政府及其部分民众希望台海能够保持现状。
    
    大陆政府对台政策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有所改变。毛泽东强调以武力解放台湾,邓小平主张一国二制,江泽民的"江八点"和胡锦涛的"胡七点"基本相似,既强调和平统一,又声明最后绝不放弃武力。虽然对台政策有所改变,但最后都殊途同归,即国家的统一。对台湾问题大陆民众多数显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即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绝不允许台湾从大陆分裂出去。
    
    大陆政府对台的政策既是民族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一个民族的整体不能被分割,另一方面一个国家不能变得四分五裂。一般说来,大陆政府现在高度强调台湾问题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少数掌握军队领导权的人可以借此夺取,巩固其对国家的领导权,同时可提高军人在国家中的威信。2,可以转移国内民众视线,暂时缓和日趋激烈的国内矛盾。3,如能和平统一,则为万世不休之功勋;如被独立,则难免被群起而攻之,轻则遗臭万年,重则国家分裂,执政者下台。4,向美国显示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5,威胁台湾政府不要作茧自缚,企图将台湾从国家分裂出去。6,最低限度,保持现状,大家都能马马虎虎接受。中国大陆的民众反对台湾独立,主要出於一种民族情结,认为台湾一旦从中国分裂出去,无论如何在思想上,情绪上,感情上接受不了。少数则出於大国主义,仇恨主义等心态而煽动民族仇恨。
    
    台湾政府有独立的强烈倾向。一方面台湾一旦独立,台湾人民可以在世界上享有独立的主权,并行使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另一方面,也许是最主要的,台湾现在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公民普遍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而大陆则实行一党专制,民众仅有相当有限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一旦台湾与大陆合二为一,他们担心不仅会丧失在国际舞台上已经获得的有限的独立支配权,而且会丧失台湾人民已经拥有的相当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他们对中共历年来的执政政策了如指掌。他们担心一旦两者合一,免不了有一天会遭受大陆人民已经遭受的苦难和不幸。虽然可以尝试一国二制,但他们又清楚地看到大陆政府对香港民主的打压,一国二制形同虚设。台湾民众主要出於对大陆一党专政制度的恐惧。中共的历史不堪回首,他们不愿意看到,一旦统一,他们可能失去现在已经获得的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少数台湾民众则出於台湾的民族情结,认为台湾是台湾人自己的台湾,而不是中国大陆的台湾。
    
    美国政府有使台海保持现状的强烈倾向。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旗手,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和信仰自由等是他们的基本治国理念,实现全世界的和平和民主是美国人自定的任务。台湾已经是一个在自觉实行民主实践的政治实体,一旦受到外力打击,美国必自以为责无旁贷,独力或联合其他民主国家给予台湾以强有力的保护。最近美国的联合航空母舰军演,显示其保护台湾的决心。台湾既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实验田,也是美国在东亚地区实施,保持区域平衡的战略平台,同时又是牵制中国大陆政府对外政策的一颗棋子。所以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另外,中国大陆虽然政治上仍然实行一党专制,但经济上已经实现对外开放,并随着其开放程度的进一部加深,中国大陆必将成为世界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开发潜力。因此,美国经济要发展,就离不开同中国大陆的贸易往来。而且,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没有彻底抽身,加上北韩的核武问题,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因此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大陆政府作出一些让步,要求台湾政府保持现状,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采取单一的行动以破坏目前的现状。这既是对中国大陆政府要求的回应,也是对中国大陆政府以武力威胁台湾的警告,同时又提醒台湾政府不要轻举妄动,过分越线,以免迫使中国大陆政府动武,损害各方利益。美国民众大多数基於民主和自由的原则,出於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倾向于支持美国政府对台湾民主和自由的保护。一部份美国民众则出於对中共实行一党专制的厌恶而倾向于台湾政府和台湾人民。
    
    台湾何去何从,牵动着海峡两岸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希望国家的和平统一,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都是不能支持的。既然强调国家统一,那么如何统一则成了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两岸政治制度的差异。当前,民主制度已经成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大约世界上95%的国家都采取了这一制度。因为它强调个人实现其自身价值的重要性,强调每一个个体生命的重要性。它不仅强调每个公民都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等基本人权,同时强调每个公民享受信仰自由,国家实现依法治国。相反,实行一党专制的政府不重视人的个体价值,强调为了集体可以牺牲个体。它对人的生命个体不重视,随时可以不经审判任意拘留,逮捕,关押一个无辜的人,折磨,摧残人的健康甚至了结他人生命。它自私,专断,打击异己,一党独大。没有民主,自由,法治,恐怖随时危及每一个生命个体。实践证明,民主制度是一个国家富民强国的唯一正确选择。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 世界民主,浩浩荡荡,顺之者倡,逆之者忘。
    
    温家宝总理去年访问美国的时候曾代表中国大陆政府说,台湾是他的最大乡愁。既如此,则请中国大陆政府先撤去目前仍然对准台湾的几百枚导弹,以消除双方敌意,并表示中国大陆政府诚实可信,讲话算数。否则,一方面说台湾是最大的乡愁,另一方面又将导弹对准自己日夜相思的地方,所谓乡愁难以自圆其说。另外,温家宝总理又说,祖国的统一是国家的最高利益。若如此,则请中国大陆政府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制度。首先,实践证明,世界上曾经实行一党专政的国家都数已放弃其原先制度而改为民主制度。共产制度的尝试失败和民主制度的蓬勃发展,说明民主制度优于一党专政制度。其次,两岸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制度差异。既然民主制度优于专制制度,而祖国的统一又是国家的最高利益,那么中国大陆政府就应该自觉放弃一党专政制度,实行民主制度,勇于牺牲少数人已经得到的利益,为寻求民族和解,祖国统一作出重要贡献。3,既然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的组成部分,那么就应该允许台湾人民包括台湾各政党享有与大陆人民包括现执政党及其他政党平等执掌整个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政权的公平机会,而这种机会只有在实行民主制度之后,通过各方公平竞选才有可能实现。否则,不管以一国二制或战争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不仅是对骨肉同胞正当权利的剥夺,对无辜生命的摧残,而且违背了"祖国的统一是国家的最高利益"的自我表白,是言行不一的真实流露。
    
    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是一种自私的,专断的,粗暴的,缺乏人性的野蛮方法。它以牺牲中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为前提,以满足少数人实现其自私,贪婪,不可告人的永享特权为目的。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不敢,邓小平不敢,江泽民不敢,胡锦涛同样不敢。不是他们真的不敢,而是他们担心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担心自由世界的同声谴责,更担心一旦战败,自己的政权是否可保。但台湾当局也不必过於自信,若被逼急,战争必然打响。因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而中共却无所作为,那么其必然遭到大陆人民洪水猛兽般的无情谴责,最后导致其在大陆执政的轰然结束。如若开战,则一有保护自己国家主权独立完整不被分裂的借口。二有战胜的希望。三会得到中国大陆部分民众的支持,即使其战败,尚有被国内民众谅解的可能,使其政权得以继续。二者相比较,其必然选择战争,因为中共政权是一个只要能维护其一党独裁而可以牺牲他人一切利益的特权专制制度。其不顾国内大批农村儿童失学,大量农民,下岗工人衣食无着的社会现实,却大幅度增加军费,积极备战,便是一个明显的象征。战争一旦打响,不仅会夺取无数的生命,破坏无数的财产,台湾的文明将毁于一旦;而且,不管战胜战败,中共政权必将受到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普遍谴责和经济制裁,大量外资撤走,则中国大陆经济必将急剧下滑,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一朝不保,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疾速倒退。基於以上事实,一方面呼吁台湾政府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作出有损于台海现状的过分之举,以免中国大陆政府借此发动战争,致使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民主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呼吁中国大陆政府保持克制,应以中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作出牺牲,放弃一党专政之制度,与时俱进,努力实现民主之制度,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不朽的贡献。
    
    四,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虽然不如台湾问题敏感,但也是近来中国大陆和香港热点的问题。香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国二制的政策能不能真正的得以贯彻,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能不能在香港得以真正落实。大陆当局认为,中央政府已经给予港人过多的自由,一国二制的政策在香港受到切切实实的贯彻执行,中央政府没有违背一国二制的政策的承诺。香港人民认为,名义上虽为一国二制,但香港人民的民主,自由和高度自治的权利没有得以实实在在的执行,香港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中央政府的钳制和打压。香港政府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安插在香港的阻止一国二制政策实现的傀儡政府。
    
    一国二制政策是由邓小平首先设想和提出的为解决香港,澳门回归问题并为解决台湾问题作参考和样板的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其内容大致为: 中国大陆仍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回归后可实行高度自治的资本主义制度。台湾一旦和平统一后,可以参照这一制度实行。虽然这一制度在香港,澳门回归这一问题上起过一定作用,但这一制度迟早将被废弃并被民主制度所代替。因为不管对大陆人民,或对香港,澳门人民,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带有歧视的欺饰性制度。对大陆人民来说,这种制度的不公平和歧视性不言而喻。同样是中国公民,为什么香港,澳门或台湾人民有权实行广泛民主,自由的尊重人权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中国大陆人民却只能在一党专政下享有极其有限民主和自由的蔑视人权的社会主义极权制度。一国二制制度是对大陆人民逆来顺受,麻木不仁,自欺欺人的性格特征的一种有力嘲讽。同时,这一制度对香港人民具有较大隐晦的欺饰性。因为中共政权是一个以权力为依赖的对人民实行专政的专制制度,其生存的唯一合法性就是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对一切异己份子实施最残酷无情的打击。由於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制度,一旦公民的民主和自由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专制者便会感到内心的恐惧,害怕一旦民主自由力量壮大,其本已控制的权力将会失控,使专制的魔爪无法触伸到每一个角落。因此,一旦时间成熟,有了借口,其必然将专制之手伸向民主的咽喉。
    
    一国二制政策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在香港已经磕磕碰碰实施了七个年头。邓小平在世时对香港人民说,一国二制政策五十年不变。然而,这种信口开河的承诺是没有必要过於相信的。一方面,中共政权是人治政权,不象西方社会那样严格按照制度办事,而是依据掌权者的好恶处事。口号连天,政策多变是其的一大特征。前任领导人死骨未寒或下台不久,后任者必然立即实行一些新规则,以表明其与前任的不同和高明,并劳民伤财,一而再,再而三地号召全国人民重新学习,贯彻和落实。三大纪律,三面红旗,二个凡是,四个坚持,三个代表,新三民主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其次,邓小平说此话时,已垂垂年老。一个随时都可以去见马克思的人,又如何能保证五十年以后的事保持不变呢。若在民主社会,由於其制度的人性化和连续性,这样的承诺或许能够实现。但在一个政策一日三变的人治社会里,这样的承诺既不负责任又软弱无力。
    
    一国二制政策实施初期,中共政权由于穷于应付对六四异义人士及随后的法轮功修炼人员的追捕,洗脑和整治,无暇顾及香港事务,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又可向世界人民表明其信守诺言的君子风度。然而,当六四异义人士被镇压得四分五裂,法轮功修炼人员被打击得偃旗熄鼓的时候,中共政权便有时间和精力转向香港的民主力量,企图以对待内地民主力量的余威,使香港民主力量同样臣服于其专制的铁蹄之下。去年上半年,中共当局梦想以对付内地民主人士的二十三条恶法来对付香港的民主人士,以便束缚其手脚,并为以后的镇压作准备。傀儡政府唯命是从,匆匆宣布要在香港实施二十三条恶法。但是香港人民与内地人民不同,而是经过长期民主理念熏陶,并已觉醒了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先进市民,一旦意识到二十三条恶法的危害,便勇敢地组织有五十多万人参加的七一大游行,迫使北京当局和傀儡政府有所收敛,暂时收回二十三条恶法。香港人民第一次以实际行动捍卫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
    
    一计不着,再生一计。今年上半年,中共当局先是酝酿,泡制爱国者治港的陈词滥调,强调不爱国的人是没有权利管理香港事务的,企图以此打击,分化香港的民主力量,支持,扶植其御用文人,傀儡政府,最后达到完全操控香港的目的。在中共的辞典里,爱国实际上就等同于爱党。这是这个政党的又一特征。由于党国不分,所以很自然地把那些不爱党的人人为地划归为不爱国,以便打击一切不依附他们,有独立思想的异己人士。其险恶用心,再次昭然若揭。如果美国的民主党人不爱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人不爱工党,那么是否可以以此推出美国的民主党人不爱美国,英国的保守党人不爱英国呢? 显然不能。因此这种荒谬绝伦的高调只能出现在惯用欺骗手段蒙蔽人民的专制社会里。温家宝总理今年在访问欧洲时对着全世界人民说,一个不爱国的人是不懂得爱一切的。堂堂一个大国总理,为了利於自己统治集团的利益,讲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未免令人感到遗憾。北京当局在舆论开道下,随后利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作出07,08年香港特首不实行普选的颠倒是非的错误解释。既然允许人家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却怎么能禁止人家运用资本主义国家最具本着特征的民主选举制度呢。出尔反尔,岂不是司马昭之心又是什么呢。既然不允许人家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何不堂堂正正地告诉人家,却要作些阳奉阴违的小人之举呢。最近连续发生的香港三名嘴纷纷遭封咪之事,无不与中共当局的打压有关。
    
    香港人民对中共当局的连续多次的无耻打压已作出了一些回应。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组织了大约六千八百人的大游行,而往年通常只有一二千人参加此类游行,充分显示了香港民主力量的最一次觉醒。在随后的六月四日晚上,大约八万六千香港市民和内地一些居民自觉地参加了规模宏大的以纪念15年前发生在首都北京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事件的纪念活动,无数的烛光照遍了香港现在和未来的自由和民主的曙光。香港人民在今年的七月一日将会组织规模更为宏大的示威和游行,以和平,理性的方法再次抗击北京当局对香港自由制度的打杀和摧残,表达了香港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强决心。香港人民也只有以实际行动,以香港人民整体的力量,同时团结大陆和台湾人民,以不屈不挠的决心与强权者作长期的努力和坚决的抗争,香港的民主和自由的曙光才能得以继续发扬和光大,香港的民主和自由的果实才能得以长久地保持。
    
    在一国二制这一政策的实施问题上,胡锦涛主席也曾多次向香港人民表态一国二制政策继续不变。希望能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五,六四问题
    
    六四是十五年来中国人民难解的结。首先,八九运动是一场以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场运动从广大学生,市民自发纪念胡耀帮的逝世开始,然后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以北京学生运动为主的波及全国各大城市的有数以百万计人参加的以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轰轰烈烈的波澜壮阔的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因中共当局用武装到牙齿的几十万全副武装的军队在六月3日晚上到4日凌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残酷,血腥的屠杀,镇压而以凄惨的失败而结束。15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要求北京当局重新评价六四,向全国人民为自己的过错道歉,并对那些受难者家属给予经济补助以示安慰。然而,当局者不仅不倾听人民的正义呼声,反而对呼吁者进行无情,严厉的打击,报复,并借口社会需要稳定作为自己继续一党营私的护身符,同事以物质利益为诱饵,拉拢一批犬儒文人,为自己统治合法化作嫁衣裳。
    
    胡耀帮是共产党内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开明人士。他工作踏实,为人正派,个性独立,是非分明,实事求是,待人宽厚,少有架子,嫉恶如仇,一身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世时曾拨乱反正,主导平反了无数冤假错案,为中国的政治清明作出了不朽贡献。他和赵紫阳一起对政府行政机构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为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就是这样一位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开明老人,却因为其正义之举触及以邓小平,陈云等为主的一些顽固派,保守派的利益而遭到无情打击,排挤,最后落得壮志未酬,含冤而死。虽然邪恶的魔爪无处不在,但这阻止不了人们对正义的缅怀和向往。当学生们,市民们听到胡耀帮逝世的消息后,自发地,由衷地向这位死去的可敬老人敬献了无数花圈。这种理性的自觉行为,既表达了普通民众对老人的敬仰,哀悼,追惜,痛心,也表达了普通民众对人性,自由,正义的向往,同时也表达了普通民众内心对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见不得人的卑鄙无耻之徒的无比痛恨和强烈谴责。
    
    也许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纪念活动会最后发展成规模如此宏大的全国性的具有政治性的运动。随着运动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北大,人大,清华,北师大,政法大学等学校为主的学生为了维护良好的游行秩序组成了学生自助性质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同时组建了学生纠察队,后来为了维持天爱门广场秩序的需要成立了广场总指挥部。全国各地的各大高校学生为了配合,支持,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也各自展开了大小不等的示威和游行,有的学校还派员直接去北京亲身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学生们提出了反官倒,反腐败等口号,要求中共革除弊端,消除腐败,建立一个清廉,公正的现代文明社会。虽然这场运动没有提出民主,自由,法治的口号,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整个运动的民主性。有人指责这场以学生为主的爱国运动不是民主运动,而是一个可悲的失败的倒退。这简直是眉毛胡子一把抓,闭着眼睛说瞎话。一个运动民主不民主不能光观看表面上提出什么口号,而应从该运动总体上看是否具有民主性。如果这样的运动都不是民主爱国运动,那么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是否还有民主运动。一个运动本身不存在倒退或前进的问题,只有开始,发展和结束的过程。所谓倒退,只能指由於极权统治者不仅不接受学生,市民的有益建议,除弊掀利,却反而对学生,市民进行无情,残酷的屠杀,镇压,以致六四以后整个社会乌烟瘴气,麻木冷酷,使本来可能得到改善的社会风气,政治文明不但停滞不前,反而严重倒退。这种观点的错误实质在於一方面看不到专制社会统治者保守,贪婪,自私,冷血,残酷,无人性的固有本性,另一方面把社会倒退的全部责任推给那些善良的,真诚的要求社会进步的学生和市民,颠倒是非,不分黑白,为统治者整体推御责任唱赞歌。
    
    另一个人们想不到的结果是少数极端极权统治者,为了其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竟然动用坦克,机枪,几十万军人来对付一无所有的学生,市民,使六四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面对浩浩荡荡的全民性学生运动,极权统治者的每一个毛孔都开始发抖,害怕一旦万年江山不保,所有非法所得,极权利益都会成空。除了自私性,贪婪性,腐朽性,就根本没有一点人性,只考虑自己,根本不会顾及普通百姓的生和死,快乐和悲惨,而且鸡肠鼠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生怕被清算。其实当时学运根本就没有要推翻其极权统治的意思,只是希望他们改正自身的一些缺点,要有所收敛,有所节制,不要过於腐败,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所欲为,在自己大口大口吃肉的时候,也要给老百姓一碗汤喝。然而,即使这样一点可怜的要求,也被冷血的统治者认为这是有目的,有预谋的明目张胆要瓜分他们集团利益的大胆欺上的不法行为。因此,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极端顽固分子,一方面秘密从外地调动三十多万军队开往北京,驻扎在北京郊外,以候命令;另一方面经常召集杨尚昆,陈云、姚依林,邓颖超,彭真,叶剑英,薄一波,王震等京城八驾马车到邓小平家开会,密谋如何镇压屠杀妄想从他们那里分一杯羹的不知量力之残民。可怜那些年轻,幼稚的善良学生们,满以为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可以唤醒那些冷血,残酷,铁石心肠的顽固派们,惩治官倒,惩罚腐败,以便正义的曙光能够稍稍有所洞开。谁知千等万等,先是等来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然后便等来了军车,坦克,全副武装的几十万军人,接着等来了无数学生,生命被无辜,残酷,血腥地屠杀,最后等来了难以数计的学生,普通百姓被追究,追查,追捕,被审判,被枪毙,被投入监狱,被无情摧残,被折磨致残致死,被流放异国他乡,被不准回国。
    
    在民主社会里,这样的可怜要求本来是最平常不过的正当要求。可是在专制社会里,这无异于要了他们的命。因为,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集体就几乎等於腐败的代名词。他们掌握着党权,政权,警察,检察,法院,军队等所有国家政权,只有他们才具备了腐败的全部条件,只有他们才攫取并瓜分了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全部国家财富,只有他们才有打击,报复,镇压,屠杀向他们乞求返回一点点赖以活命的稀薄之粥汤的财富创造者的冷酷之心和能力。所以在这种毫无人性的社会里,老百姓反腐败是反不得的。不管你老百姓人多人少,只要你提出反官倒,反腐败,都会遭到无情残酷的打击,报复。如果你是地方上的,要是不信邪,不信鬼,相信专制统治者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拿着统治者颁发的某某号文件向地方政权去叫板,要对他们反腐败,那么你最后必然弄得头破血流,遍身是伤。如果你头脑还不清醒,误以为只是基层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好,那么你可以尝试着逐级去反腐败,逐级去上访,直至中央政府,最后你不仅可能一无所获,而且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北京郊外一个有几万人的上访村,其中有些人上访了十多年,结果落得回家不是,不回家不是,整天呆在上访村里,过着人不是人的驴马生活。在这种社会里,你若要轻易相信统治者的谎言,这无异于慢性自杀。因为这是一个几乎从下到上无官不贪的畸形社会。小官小贪,大官大贪。也许有人会说,统治者自己也喊口号,要惩治腐败为民作主。如果你这样的鬼话又轻易相信了,那么晦运离你又不远了。因为,在这种特权社会里,一个普通公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的。即使反腐败这样的权利,也是被当权者集体垄断的。也就是说,只有各级政府官员有反腐败的特权,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这种权利的。不管从地方到中央,反腐败都离不开二个目的。一是打击政治对手,打击异己分子;二是为了稳定全局,也就是维护整个统治集体的既得利益,打击,牺牲一小部份因打击黑社会等黑恶势力被附带牵连出来的无法被隐瞒的所谓的腐败分子,并大言不惭地向全国人民振振有词说,我们今年又惩治了多少多少腐败分子,其实他们可能比被惩治的所有腐败分子更腐败的腐败分子。对於这样的一个特权政府,你就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为什么他们为何会这么腐败,为什么所有腐败分子全是共产党。如果他们还会这么想一想,采取一些措施治一知,说明他们还有一点人性,还有药可救。其实他们不仅不会这么想,反而对一切向他们提出疑问,建议,意见,批评的有关人员进行无情的打击,镇压。在他们看来,腐败是他们的特权,打击腐败也是他们的特权。他们要做的是清理门户,外人无权插嘴。如果你还不相信,再举一个例子,也许可以帮助理解。今年一月十二日,胡锦涛主席在全国纪律检查会议上有声有色地说,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后来又相继出版了<党内监督条例>,<党内惩治腐败条例>。对此,许多盲目乐观分子欢喜雀跃,为之鼓与呼,以为如此腐败必可以被禁止,仿佛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可是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石沉大海,无声无息。最近,有些人又抛出了荒谬绝伦的所谓一二三反腐工程特别行动,建议设立一个全中国退赃的公开帐号,对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并如数退赃者,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一切待遇不变。但是在规定期限内,拒不退赃或不如实退赃者,一旦案发,凡触犯刑律的,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一律按最高量刑标准处罚。这样无耻的设计恐怕在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来。这样设计的理由据说是由於腐败的人实在太多,如果一个个查下去,根本无法继续反腐下去。其实这不是所谓的理由,因为如果果真一个个查的话,特权政府无异于自杀,这不符合他们统治集团的集体利益。本来查腐败只是为了打击异己保护自己遮人耳目的花拳秀腿,现在到好,连这花架子都不要了,反正遮丑布有没有都一个样。这样,统治者就以最快的速度消灭了腐败,又有了向老百姓炫耀政绩的资本,而且还可以将刑法踢向一边。本来刑法就是为普通老百姓设计的,现在倒是名正言顺了,一切统治者从次可以逍遥法外。
    
    15年来,顽固派们不仅打击,镇压了普通民众,而且同样残酷,无情地清理了统治者内部的不听话的异己分子。在这种特权社会里,听话,做个奴才成了生存的唯一法则。在家里父母要求孩子听话,在学校里老师要求学生听话,在单位里领导要求员工听话,在组织上上级要求下级听话。在家里不听话,父母可以打骂你几下;在学校里不听话,老师可以罚站你一堂课;在单位里不听话,领导可以给你穿穿小鞋;在组织上不听话,上级可以给你弄个莫须有罪名。这与国外民主社会刚刚成了相反。因为在民主社会,人们强调个性独立,思想自由。只有思想自由,才富于想象理,创造力;只有个性独立,才不致于人云亦云,防止集体性犯错。可是在中国,如果你有独立的思想,那么你的生活就会异常地艰难。河北著名企业家孙大午在出狱后讲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他说,人为什么要有思想呢。有思想是一件多么令人痛苦的事。其实一个人有思想并不一定痛苦,只是在中国,如果你有思想,那么你可能就要痛苦。赵紫阳实实在在地为此痛苦了15年。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因为有个性,有思想,不听话,企图进行政治改革,企图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运问题,也同样免不了遭受无情打击的命运。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统治集团,斗起来可是六亲不认。在那些顽固派看来,赵紫阳无异于隐藏在他们内部的内奸,竟然敢同情向他们谋皮的学运分子。所以给他一个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当然,与刘少奇相比,赵紫阳无疑又是幸运的。刘少奇当初被冠以内奸,叛徒,工贼的罪名,比赵紫阳多了一个罪名,所以非死不可,而赵紫阳由於少了个罪名,落得个终生监禁。
    
    要求重新解释六四的呼声15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党内的有胡启立,田纪云,万里,赵紫阳,丁石逊,张祖桦等人。解放军301部队老军医张彦永去年在萨斯期间仗义执言,首先向外披露了萨斯,为全世界战胜萨斯,承救无数生命作出了不灭贡献。但是在一个讲究谎言,藐视生命的社会里,讲真话无异于捅了他们虚伪的面纱,因此不仅没有受到褒奖,反而成为眼中钉,肉中刺。老人家真是老英雄,明知前有虎,却偏向虎山行。今年初,老人家又向统治者写了一封要求为六四学生运动正名的信件,规劝统治者为六四学运正名,说迟正名不如早正名好。这一下可不是捅了遮丑布,而是捅了马蜂窝。於是一只只马蜂时时盯着老英雄,走到那里盯到那里,寸步不离。今年六四其间,老英雄终於被马蜂们盯到了什么地方,至今下落不明。另外,以丁子霖为首的天爱门母亲团体是15年来最踏踏实实与强权相抗争的坚强不屈的令人尊敬的英雄母亲团体。虽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失去了亲人,但他们化悲痛为力量,拒绝遗忘,呼唤良知,努力找回正义,并为此做着不屈的斗争。以刘晓波,任畹町等为代表的国内民运人士,15年来可歌可泣,虽然多次入狱,但为了民主大业,为了早日实现一个适合于人生活的生存环境,仍然孜孜不倦,不畏艰险,奋不顾身,实在难能可贵。国外民运人士因人心各一,四分五裂,15年来少有建树,对国内民运也几乎无助。国安人士云飞扬曾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国外民运人士的私心太重,其团结合作精神还不如共产党。如果为了争权夺利,沽名钓誉搞民运,而不是为了民主理念搞民运,那还不如直接参加共产党。
    
    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任何腐朽的力量都阻挡不了人类前进的步伐。世界民主化的大潮势不可挡,极权政治已走到了它末日的尽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每一个屠夫所必须面临的现实。当李鹏急着出书想为自己辩清责任的同时,执政当局也匆匆忙忙弄出个<关于六四的风波>光碟,一方面想让高干们相信六四镇压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想要找出替罪羊来,既可推御自己的责任,又可保持其政党整体的合法性。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但不管怎样,都显示了有着血债的统治者们内心的恐慌。六四迟早会得到重新评价。我们想这一问题能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任期内得到解决。尽管胡温成长并得益于专制制度,内心十分留恋专制制度,但人性和良知尚在,不至於作出过分出格之事。但若要其革旧迎新,建立新秩序,新制度,恐怕非其不能,实乃不为。相比较而言,胡锦涛主席更容易接受民主制度。但一旦胡锦涛主席接受了,温家宝总理也不会强硬反对,会跟着接受。胡锦涛主席多次公开强调要以宪法办事,让老百姓有讲话的机会,并在澳大利亚,法国等地表示民主的好处。不管出於何目的,其内心里还是有民主理念的。温家宝总理曾在美国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素质差,因此不适宜民主制度。这话是不对的。首先,不适合民主制度,意味着只能适合一党专制制度,是对人民的渺视和对特权政府的辩护。另外,没有实践过,怎么知道人口多,底子薄,素质差就不适合民主制度呢。一个小孩不教他游泳,他就可能永远下不了水。一个国家的治理,靠人是考不住的,只有靠制度。中国发展了五千多年,主要是靠人治,加在一起也没有几个好人,更谈不上伟人。人都是有私心的,多变的,而且即使你自己是好人,你却无法保证你的前任和后任是好人。制度类似于游戏规则,一旦确定,便不会被轻易修改。人治制度的弱点在于权力没有得到制约,没有得到监督,以致争权夺利不断,贪污腐败盛行。民主制度的好处在於权力得到制约,得到监督,大家以规则办事,权力由人民赋予,贪污普遍没有市场。
    
    刚刚去世的美国里根总统于1984年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说,美国之所以在短短的几百年里有了今天的成就,一是因为美国人民尊重信仰自由,二是因为美国人民建立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法治国家。
    
    
    致礼,
    
    路边和小草
    2004年6月8-20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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