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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胜利:聚焦“中国第一案”
(博讯2004年6月18日)
    [透视中国] 囿2004年3月14日,中国新《宪法》将 “人权”“政治文明”“私有财产”等纳入了这个国家的“母法”,使这个国家政制的了源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也使中国55年以来的法律、执政、社会及所有的游戏规则、生态、发展环境也跟着发生了绝对的重大变化。
     然而,中国《宪法》新近增加的“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政治文明”等,有中国《宪法》运行的社会生态环境吗?55年以来,中国《宪法》即不是国家崇高无上的法律,也没有维护《宪法》的法律机制,更没有《宪法》裁判与变更的机制,所以中国国家“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次路线斗争”等的出现就在所难免。现在是,明明白白、数不清的“中国第一案”已经爆发,有没有、有谁可以为中国《宪法》、为中国公民来真正主持正义呢? (博讯 boxun.com)

    
    ——囿中国新《宪法》的源头之变,让“中国第一案”纷纷浮出水面;
    ——谁又能依《宪法》“人权、私有财产、政治文明”等,来为中国公民主持正义呢?
    ——新《宪法》以上的根本之变,让中国社会全面进入一个匡扶正义、走向阳光的“正义期”!
    
    ■文/巩胜利(著名中国问题学者)
    
    法院,是全球公认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秩序、公民权力等的最后一道正义之门。然而中国的各级法院,由于受“计划经济”源头的严重污染,甚至根本无法履行中国法律的根本公正,这是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生态问题。中国要建立年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之后的国家与社会、与公民“人权”的新型关系,没有中国法律——法院最后一道工序的公正审判和主持正义,那么这种体制障碍将更加灾难,灾难到中国根本无法向小康社会迈进、将影响中国13亿人的走向未来的决心与信心!
    
    20世纪的60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15岁以下的孩子们时常玩一种叫“抓坏蛋”游戏,是说把孩子们分成两部分,一边是“好人”,另一方是“坏人”,然后相互躲藏、发现对方就“开枪”,被发现的一方就必须应“枪声”倒下,一个接一个的“开枪”、又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最后剩下人多者就为胜方。一盘接一盘交换着玩,倒也各有胜负。然而中国的法律,也能如此玩人与人、死囚与活人的历史游戏吗?
    


1、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来坚持正义?
    
    最近,被中国国内55年以来、称之为“中国行政第一案”的8年艰难诉讼,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将陈锦洪个人自筹资金、1986年时拥有6200万资产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非法将陈锦洪注册的兴业公司及所有产权私有财产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批权”的“国有资产”掌控之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调动指挥佛山是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并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佛山市公安局,强行陈交出三个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所持“兴业公司”的所有证照,至今依然被陈锦洪做法庭证据妥善保管着。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日,佛山市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是经委作出“两个通知”的行政行为立案审理。2002年6月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作出“两个通知”的行为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文件”的判决。但决定: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有关“中国行政第一案”的报道,参见北京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作者谢良兵)。
    
    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则,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决定。但,这财产有无、结果一样的“胜诉”或“败诉”,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国际惯例”与《中国宪法》的“公理”——既“谁投资,谁拥有”,“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等问题。这就是说,在中国公民陈锦洪诉佛山市政府及职能机构、佛山市经济委员会的这个案例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都一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政府属下的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所有权”,而由此引发的赔偿则“免谈”进入法律程序。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国际常识:假如一个地方每每发生海盗抢劫,当抓住了抢劫的海盗之后,海盗也完全承认了是罪大恶极的此海盗所为及盗走了财物和船只。那么,法院是否可以除了判决该海盗有罪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等等都判归此海盗所有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没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海盗般的“占山为王”,就没有兴业公司及陈锦洪“私有财产”被洗劫一空的结果。被海盗抢劫了,难道这些“产权”还要当然的付出、“所有权”与资本损失了,就活该如此?中国各级人民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与“正义”来维护国家《宪法》与公民的“人权”吗?广东省佛山市政府属下的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不仅公开以“红头文件”来不劳而获的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的以“公开登报”向全国“公告”,佛山市政府为什么装聋作瞎、为非作歹?这是广东省“市场经济”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法院“不受理索赔”、谁又能维护、并主持中国《宪法》的公正、来保护“私有财产”的正义?谁还能维护中国公民的真正“人权”呢?
    


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史前绝妙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济委员会的以上行径,是“计划经济”恶性肿瘤爆发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是中国自实施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社会主义之后、开始实施“政治文明”(参见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报告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性体制障碍。(参见2004年3月15日修改的新《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尊重和保障人权”(?年3月15日修改的新《宪法》第二章第33条第三款)人为设置的司法系体制障碍,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与“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纲领等等所完全背离的。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报告强调应“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据广东已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以[粤高法(2003)11号]《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八条)、[粤高法(2003)252号]《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下发的“红头文件”(参见北京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总第159期,《广东法院“封杀”六名记者》一文,作者:金凌云)等文件规定:⑴是“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剥夺了这六名记者作为一个最普通公民所拥有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⑵是“已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这就是说,连公正、真相的正面报道也不允许。⑶是“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就是说,既是中国今天发生“刘涌案二审案”的不公平、也不允许“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⑷是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规定”时表示案“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这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也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等“言论、出版自由”所完全背离。
    
    2003年,对中国有50年警示意义的“刘涌案三审”事件,已经历史的证明了中国法院的最后一道公正的防线、的确有公然溃堤及严重不公的事实存在。悖加上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爆发、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司法腐败案爆发,中国已经凸现出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和悖离。这标志着中国司法公正审判与社会生态环境的严峻,进入到一个特别严重的历史新时期,特别是面对中国新《宪法》、中国新政实施的“以人为本”方略,将出现更多的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政治文明与“批权”执政、“保障人权”与侵犯人权等展开历史以来最尖端的冲突与斗争。
    
    为了绝对堵住中国舆论与社会监督的来路和去路,为了将监督、披露田风歧、麦崇楷腐败案扼杀在爆发之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果断出笼了与中国《宪法》所背离、《宪法》赋予媒体、所有公民都有的“言论监督”的权利,类似广东省最高人民法院“红头文件”下发的[粤高法(2003)11号]、[粤高法(2003)252号]的反监督“游戏规则”,也必须受到中国法律的遏制,否则中国2004年新《宪法》通过新内容,将无法避免的同政府行政与司法发生更多、更广泛、更加严峻的冲突。
    


3、对司法审判阳光化,远比任何监督更刻不容缓
    
    据广东省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以[粤高法(2003)11号]《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八条)、[粤高法(2003)252号]《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下发的“红头文件”等游戏规定:“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必须事实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若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二审”的刘涌案,还会有“三审”再改判的公正结果吗?那么“刘涌案”也只有永远一黑到底了,还有中国省级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等,还有覆灭的这一天吗?
    
    “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使中国法院审判、一个登峰造极的“黑洞”成为大当然的可能。这就是说:对中国法院从最高层到最基层的任何审判及腐败、黑洞、不公正裁判,一律都“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面对田风歧、麦崇楷等也不得作出任何媒体的批评!?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作者注:“三级法院”是指广东省内所有省级高院、市级中院和县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那么,曾经判处过“香港賊王——张子强”死刑的广东省大法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也可以当然、不费吹灰之力的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还可以在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腐败款3200万元、免费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此组数字见参广东《亚太经济时报》2004年1月3日、封面文章《清算麦崇楷》一文,作者刘仁洲、王元松)的重大腐败,也不得随意采访报道、采访?
    
    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广东省、及其法院审判,已经进入到一个与“市场经济法治”相向的典型误区,怕阳光、怕监督,为司法监督、阳光化设立层层花样翻新的障碍和增加新“批权”的关键时期。“批权”“特权”,依然是广东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唯一发动机和动力,挖空心思的寻租“批权”,成为广东地方各级政府“新思路”长期的主流,而至上而下的最后一道公正屏障——法院,却维护“批权”、为“批权”鸣锣开道,这就是现今广东法院审判的“一斑”。
    


4、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十年儿戏何时了?
    
    2004年4月初前后,中国媒体披露一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一例自事发1994年8月,1996年就开始立案审判、1997、1998、2000、2004年4月共五次、前四次被判处死刑、最后一次3人中被判决为“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的经典案件。这就是中国2004年4月,河北省四农民、玩了10数年的一出被称为“中国刑事第一死囚案”(此案,请参阅2004年4月5日、总第147期《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所玩的中国法律的游戏。
    
    据中国新闻界评论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住活人头”的“中国刑事第一死囚案”,开创了中国法律、刑事审判暴光的历史之最:时间跨度之长、死刑人数之多、省高院四次发回重审、四次至今的证据依然“尚存疑点”。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4次发回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此案尚存20多个疑点,中院四次审判丝毫未增补任何“证据”,这是为什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疑罪从无’宣判疑犯无罪”的原则,此案早该了断。但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一条“错案追究制”的制度——“错案追究制度”,把法院的审判案件与金钱利益拴在了一起,所有当事人都希望胜诉,而所有法官们都希望不要改判,导致法院审判案件‘要错就错到底’的不正常惯例。
    
    10年、“5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对中国运行了55年来的法律游戏规则提出了历史性的尖端挑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⑴“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超时10年,谁来追究?⑵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检察机关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起到中国司法程序中与公安机关的任何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就象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没有正当的合法的“证据”,也也依然来堂堂正正的审判、定案?⑶最根本的是:中国《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院就是要接二连三的“疑罪也坚决杀头”!谁可以释解并决定执行中国国家《刑法》“疑罪无从”——法律的根本原则?
    
    中国法院审判——“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是至上而下、领导与被领导的法律公正的生态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强制下级法院干涉;而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的程序中。于是,在还没有进入“上诉”或“抗诉”程序的所有审判案件中,就有了当然的“真空地带”,中国法律、公民的生与死就成了儿时的游戏,被玩过来、玩过去。要让裁判员——中国法院、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国法律与法律游戏规则的重大悖论,“中国第一刑事死囚案”、“中国行政第一案”都如出一辙。若要说以上两个“第一案”是有法律空隙的话,那么中国的《国家赔偿法》则是因规则制定的重大背离,却成了中国国家的“不赔偿法”。
    


5、《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践
    
    《国家赔偿法》是因政府、司法等错误而补偿公民的一部基本法律。
    
    中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由人民法院3名至7名审判员组成”其结果是,当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时,赔偿机关与赔偿委员会通常就是自己一家人、或是上下级的关系。如果赔偿涉及到政府或司法机关时,其赔偿“规则”的冲突就更加明显:是因为赔偿与否的“确认”和“证据”等程序,存在根本当然的矛盾与冲突,《国家赔偿法》规定必须由赔偿义务机关对其自身的违法侵权行为进行“确认”。这就等于是你需要老虎的牙齿、就要到张开大口的去“虎口拔牙”一样令人恐惧和艰难。
    
    要让中国正在行政的政府或执法的机关承认自己违法、做错了事,并拿出自己白花花的金银来补偿给对方,无疑是与虎谋皮一样。这种法律游戏规则的悖离之乱,使“中国第一刑事死囚案”、“中国第一案行政”等等出尽了这咄咄怪事、甚至连小儿玩的游戏规则都不如。中国法治,必须是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基本出发点,个人生命与自由价值,显然比任何司法权力更具权威,因为中国新《宪法》第二章第三款已经明明白白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又何况司法机构及权力部门呢?
    
    
    中国新《宪法》已经对中国法律源头的“私有财产权”“人权”“政治文明”等等做出了历史从未有过的重大调整,那么中国法律的生态环境与执政秩序就要顺应“执政为民、公正司法”社会实践,要维护和主持中国社会与中国公民的公正与正义,也必然面临着新一轮、最关键时期的重大调整和改革。
    
    从中国国家的政治、新《宪法》及国际影响的高度上来看,广东省高院所设置的这些人为的障碍,除了障碍自身法律审判素质与质量的提高之外,还导致了中国政府开明走向国际、法治社会而受到源头的社会与舆论的压力,同时也引起与中国新一、轮深入人心新《宪法》的新冲突。从中国国家的社会发展的高度上来看,没有阳光化的市场经济审判和监督秩序,如广东省的社会与发展环境就很难有真正公正,经济与投资环境将当然向“批权”的“国有投资”方向大进军。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到2003年底,广东省却创造了中国各省市“国有投资”的第一新高峰,这完全与“批权”、法治、及法院审判及经济环境紧密相关(参见2004年3月16日《南风窗》杂志10页《粤沪国有资产总量居高不下》文及“各省国有资产存量表”)。试想:遥距“改革开放”之前、独家垄断完全“批权”的“计划经济”时期尚无法扩大广东省的“国有资本”的张力,反而“市场经济的先行者”的今天,却雄居中国31个省市区“国资”投入的绝对之首?从资本趋势和方向所表注的路径是:“批权”正重新走向与司法审判相依赖的社会环境。公正、阳光化,在广东省尤其显得特别不可或却和重要,因为广东省与香港的人缘与地缘关系,又与香港阳光化的司法审判形成天上与地下的重大差异,让世界承受了黑暗与阳光的中国市场经济先行者鲜明之比——此与彼的历史事实。
    (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和上网链接,若对本文有任何见解、疑问及要求,请通过[email protected]反馈。)
    
    
    巩胜利简介:中国问题学者,著名财经、社会类评论家。其经济、社会类文章,在海内外广泛发表。代表作有:《中国“春运”:暴富了谁?掠夺了谁?》《21世纪:生生死死“新经济”》《“广交会”何以成为伪劣商品的天堂?》等。其《来自中国彩电第一品牌的内幕》一文,引发中国1998年6月上海“长虹”股票强烈震荡,《中国投资失败档案》《中国金融怎么了?》《中国股市“黑洞”》《全球911绝对防略》《撩开美国NMD的面纱》《对话全球金融危机》等等,分解了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一些重大、根本问题,是系列跟踪报道《可口可乐有奖销售揭密》《可口可乐何以有错不认》《可口可乐“玩”中国人的前前后后》溯源作者而震惊海内外。在国际媒体《财富》杂志《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欧洲时报》等媒体发表过一系列引起广泛震动的论述,在中国最高层《国内动态清样》《改革内参》《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世界经济研究》《财经》等广泛发表过独家前沿的经济、社会类评述、论著。本作者的一些前沿文章,反应了国际、中国社会的一些尖端问题而著称,引起中国最高当局的强烈关注,也引起国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强烈关注,被称为“具有驾驭中国语言文字与事件最可怕功力”。作者是中国经贸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专家会员等,是从事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著名中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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