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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家里坐着 中国作家还干点啥?
(博讯2004年6月14日)
    李兴濂/读俄罗斯作家作品时,我很佩服他们在极权统治的黑暗恐怖年代里,大义凛然地承受苦难,承担良知,担起尊严,透出人类永恒的精神之光。这方面,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曼德尔施塔姆、吉米廖夫、蒲宁、扎米京西、布罗茨基、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为良知和尊严而殉道的俄罗斯作家,没有学会俯首贴耳,卑躬屈膝,摇尾乞怜,阿谀奉承,更不会与专制下的罪恶同流合汙,卖国求荣,助纣为虐,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以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拍案而起,以命相搏,勇敢地对荒谬时代进行道德审判。索尔仁尼琴说:“我己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地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但他还是在劳改营中以血泪写成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岛》。

     中国作家在干啥呢?林治贤在《对个性的遗弃》一文中说:“5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或沉或浮,泾渭分明。具有一定实绩和潜力的作家,一旦被戴上荆冠,便长此沉默了。‘放歌’成了另一群作家的特权。在接连的政治运动的考验面前,许多作家都曾经受严格的人格选择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庄子式的逍遥是没有的。”“此时,总路线业己制定。人民公社诞生了。大跃进的快马在一片虚幻的虹影中盲目驰骤,随即陷入泥沼。遍地高炉群小土群的火光熄灭了,公共食堂炊烟消散,粮食卫星及种种凭空发射的卫星一颗接一颗坠落。所有的运动中得以幸存的中国作家全都背过脸去,没有留下哪怕任何一点可信的文字记录。惟有旧日的‘彭大将军’,同他的几个‘盟友’,一道背负起社会主义的沉重十字架,在云封雾罩的庐山深处,喊出真实的声音。” (博讯 boxun.com)

    在祸及全民族的大灾难中,中国作家都干什么了呢?也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郭沫若吓得称他以前写的书全是毒草,全部烧掉,并赶写顺应领袖好恶的《李白与杜甫》;沈从文躲进了老屋研究古代服饰;钱钟书一头扎进古斋中;胡风仍在监狱里写着“眼里朦胧望圣旗”;陈白尘在温习着“清君侧”;浩然在“艳阳天”中编造高大全走在《金光大道》上;姚雪垠在写御批的《李自成》的老八队;还有几个文人充当侍臣,陪“女皇”读古诗……更多的作家送进了“牛棚”、监狱,被挂牌子、游街、扫厕所,顺从权势,自受凌辱,天天在写写不完的检讨书、认罪书、效忠信、密告信、思想汇报……如果没有老舍、傅雷为捍己尊严、良知,以死进行无声的抗争,偌大的中国在文革十年中,中国文学的精神世界、文化良知简直是一片苍白!

    而今的中国作家在干啥?他们没有对自己的过去内心罪恶、耻辱、懦弱、麻木而反思、忏悔,也没有关注民生和社会,而是一头扎进钱眼里,在写留着猪尾巴的山呼万岁的“戏说”;在写拈花惹草仁慈宽厚的皇上老儿;在写血流遍地的殴斗撕杀;在写吹捧权势歌舞升平的胡编乱造;在写才子佳人一地鸡毛的风流韵事;写完上身写下身的鸡摸狗跳……除巴金等少数作家讲真话外,很少听到对社会良知和人类尊严、自由的呼唤!

    “近现代以来跟中国一样承受了重重苦难的俄罗斯,诞生了一批群星灿烂的巨人,而我们却除了一堆侏儒以外一无所有。”近年来,很多人为中国作家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愤愤不平,但是中国作家何曾写出一部深刻揭示人性的作品呢?又有哪一部作品能与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媲美?

    我叹俄罗斯作家太愚,他们为民族精神而殉道抗争,为社会良知、人类尊严自由而呼唤呐喊;我赞中国作家太聪明,他们对社会表示沉默和回避,对历史失去记忆,对罪恶很少忏悔,因为深悟“明哲保身”、“唯利是图”的古训,识时务者为俊杰!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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