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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和谢选骏先生商榷——纪念《河殇》发表16周年
(博讯2004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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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谢选骏先生是《河殇》的作者之一,最近又发表了《文明的整合》等优秀文章,但是,引起我深思的挥而不去的还是《河殇》。今天我用对《河殇》的几个问题的探讨,来纪念《河殇》发表16周年,同时和谢选骏先生商榷,对我的观点提出意见。

    十六年前,就是1988年6月16日,晚上十点多了,我打开电视机看到了中共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六集电视系列片《河殇》。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诉说“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若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必然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我听了精神一振,这是中国的电视片吗?不回避问题,不带假面具,敢于讲真话讲实话,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理话。今天回忆起来还是记忆忧心,还是有许多感想。正如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封丛德说的“在中国八十年代后期,有一个文化反思运动,当时《河殇》对人们的思想冲击很大,尤其对我们这些20出头的年轻人影响很大,我们觉得它说的很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是黄色文明,是最糟糕的,西方的兰色文明是最了不起的。”(2004年6月4日安琪专访封丛德《鲜为人知的十月逃亡神奇经历》)

    《河殇》是悲剧,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中国人民苦难深重,所以爱看悲剧。可以说,还没有一部电视系列片像《河殇》一样,给观众带来如此剧烈的思想震荡,带来如此众多可供思索的严肃课题。使他们感到一阵舒心的畅快,又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共鸣。中国报界也从来没有对一部电视系列片像《河殇》一样,如此热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上刊登解说词,连续的报导,发表评论,组织座谈,发表大量的赞扬《河殇》的文章;特别是《光明日报》在1988年10月6日发表了《回归祖辈文化——访谢选骏》,因为当时《光明日报》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经常阅读的报纸,对中共的马列主义有很大的冲击,对仅仅半年以后兴起的八九民运,发挥了直接作用。所以,很快形成了一种令人瞩目的电视文化现象,《河殇》现象。但不久《河殇》就被禁演了,《河殇》的禁演,实际上预示了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夭折,预示了新的悲剧:1989年民主运动一定会被中共残酷的镇压。

    1989年6月4 日,中共残酷镇压了八九民运之后,更把《河殇》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同时组织大批判的班子,炮制《〈河殇〉百谬》等批判文章,在中共的党报党刊上,连续发表批判《河殇》的文章。正如赵建国说的“那么,1989年六四屠城的坦克轰鸣又是怎样埋下伏笔的呢?原来是1988年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呐喊。《河殇》激发了整个中国争取自由的全民激情,而镇压和平抗议的‘六四事件’,激起全世界的愤慨,冲倒了柏林墙,触发了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无怪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要宣布‘《河殇》是1989年六四反革命暴乱的蓝图’。”(2004年6月4日博讯《〈河殇〉与〈走出延安精神〉》)在1991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还举办了有关《河殇》的学术研讨会,直到今天,关于《河殇》的讨论也没有中断过。这可以说是《河殇》现象的延续。那么,《河殇》为什么会在国内外引起那么深远的影响呢?《河殇》现象,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呢?

    一、《河殇》是社会政治现象

    《河殇》现象,是通过文化艺术,特别是通过电视艺术的传播后而产生的。就是通过十年的经济改革,在物质上电视、广播、报刊事业迅速发展,在精神上公民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二者在电视艺术的相结合下,产生了《河殇》这样的社会现象。《河殇》的作者说“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要改革?《河殇》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思路。正因为如此,所谓《河殇》现象,并不是一般的电视传播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1988年《新观察》第18期《纪念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

    1、 什么说《河殇》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每一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河殇》现象的历史背景,就是在中国民众迫切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播放了《河殇》,和时代的呼唤产生了共鸣,而形成了《河殇》现象。时代的智慧和痛苦,总是透过一定形式反映出来。远的不说,单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就集中着几代人的困惑和思考、智慧和痛苦。可以说,再没有比1949年10月,在中国大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经历了令人灵魂颤粟的40年的灾难历史,更能激起全民族的痛苦沉思了。

    这从《河殇》的起名可以看到,原来《河殇》的第一稿叫《走出延安精神》,是谢选骏1988年1月单独一人执笔完成的。后来考虑到政治敏感性,改名为《走出“黄河心理”》。但是,尽管用文化批判的“黄河心理”取代了政治批判的“延安精神”,也遭到在延安359旅当过旅长种过鸦片的王震的污蔑反对。后来,谢选骏又提出,黄河、黄帝(延安精神)的横暴性格,也是现代中国种种苦难之渊源。用“巨灵”作题目,可以较好的表达我们对黄河文明的反思,。这时王鲁湘受到启发,提出用“河殇”来命名。因为,黄河的巨灵,千百年来已经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就这样《河殇》的名字才定下来。(谢选骏《就王小东关于〈河殇〉的疑问谈〈河殇〉内情》)

    而正当中国大陆十年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成绩,迫切需要政治改革进行配合,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向前发展。实际上1987年10月,中共召开的十三大,以确定了政治改革的基本方针,受到人民的拥护,但是,和中共八大一样,开完会以后,束之高阁,不去遵照执行;十三届三中全会打出了什么“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旗号,全面否定了十三大的政治改革方针。而《河殇》正是这种改革面临巨大困惑的时候产生的忧虑感。《河殇》现象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个凝聚力的核心是改革,继续改革,以改革统帅“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而不是相反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来牵制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河殇》正是在这关键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全国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民主呼声,所以才产生了《河殇》现象。如戈阳说的“在十年中,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过的不好,使商品经济不能成熟,几乎所有企业到目前都还没有摆脱众多的婆婆,还不断受到旧体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种种压制。改革不下去,是因为缺少民主,是因为没建立起法制社会。明年是提倡新文化五四运动70周年,科学民主是它的口号,至今仍是我们的口号。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就难推出新文化。要发展新文化,就要下大决心,跳出笼子,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根本的改革,就要做艰苦工作,准备经受众多磨难。”(1989年〈新观察〉第二期〈不能让旧体制把改革往回拉〉)

    这时候中共却把政治改革一推再推,迟迟不进行。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大潮中,它所展现的重重障碍,深层梗阻,又逼人们不得不思考造成改革梗塞的源渊,去探索中国改革的前景和命运。这一切,不仅仅凝聚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决议和历史文献中,特别反映在知识界的著述之中,更广积在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话题里,汇成一股前所没有的对民族命运的全民族反思热潮。“一个历史的反思,一个开放吸收,一个创新精神,这是民族历史发展的法宝,是民族走向未来的生命线。”(《新观察》1989年第7期《民族进步需要历史反思》)但是,《河殇》的悲剧开始了中国的民族悲剧,1989年6月4日,《河殇》中所忧虑的事件终于发生了,代表封建专制的中共保守派为了保住他们的封建权力和利益,残酷的镇压了八九民运,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民众倒在血泊中。尽管他们天天喊什么“人民共和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纪念五四”、“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等等,全是欺骗人民的假话,当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时,我们看到的是,比慈禧太后杀戊戌变法的六君子,杀义和团;段其瑞杀害爱国学生更加残酷的暴行。《河殇》科学的预见“中国的改革要比东欧苏联难得多”。六四屠杀以后,中共封建专制统治占了上风,政治改革停止了,人民自由民主的希望被六四的枪声打碎了,人民照旧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中生活。而东欧苏联民主革命成功,柏林墙到塌了,苏联的红旗落地了,纷纷建立了民主制度。

    2、说《河殇》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是因为中共1978年开始了经济改革,从此,中国大陆再不是以前毛泽东时代那样的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变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谈化了,特别是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由于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使许多人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庐山真面目”,认识到社会主义给中国大陆人民带来的40年灾难,认识到自由民主是时代的潮流。《河殇》正是在这时说出了亿万人民想说而不敢说的心理话,使人民有了“知音”,引起了“共鸣”。也可以说,《河殇》有这么多人喜欢,是因为它像历史的史诗一样,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被中共社会主义压抑了40年的心情得到了抒发。没有十年改革就不会有《河殇》,也就不能有《河殇》现象。《河殇》犹如于无声处的惊雷,唤醒了沉睡在经济改革美梦中的中国人,又如一座灯塔,指明了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方向;它是中国人民在自由民主道路上前进的里程碑,记录了中国大陆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也记录了在学术理论上的优秀成果。这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发达的标志。《河殇》的功绩在于把一个民族的反思热潮及成果作了电视屏幕的反映,那怕它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却有着它不可抹杀的开拓性贡献。《河殇》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把精英们的思考,引向大众,开始了中国大陆“五四”以来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河殇》所采用的那些观点,大都是政治观点。它的基本内容即由这些政治学术理论见解构架起来的。例如:“为什么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长期延续这个问题。”(《河殇》)“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同上)“所有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同上)中国历史上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这种社会结构的崩坏。并不像有些理论说的那样具有什么革命意义。”“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同上〉“当虎门码头烧起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 〈同上〉“欧洲文化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潜力,提供了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它一切功能,都有利于促进社会变革。” (同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同上)“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 (同上)以上这些观点,在《河殇》中具有代表性,还有许多政治观点就不列举了。

    3、《河殇》出现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的关注。在国内以改革派为代表的广大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为《河殇》大唱赞歌,推波助澜,很快形成一股《河殇》现象。而以顽固派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共元老和官僚腐败势力,则强烈地反对《河殇》。在《河殇》现象产生的同时,中共中央于1988年9月,针对当时国内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召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所谓“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其目的是打着经济改革旗号,阻止中共自己在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的进行,随之《河殇》也遭到中共的禁演和批判,《河殇》中所科学预言的民族悲剧,在中国大陆又继续导演下去了。

    (1)、我们从国内中共顽固派对《河殇》的批判中,可以看到尽管他们旁敲侧击、无中生有、任意诽谤,但也无损于《河殇》的深邃内涵,反而更说明了它在政治上的重大作用。例如:

     1988年10月《求是》第8期《对河殇及其讨论之我见》的文章说“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作为‘文化总体反思’的《河殇》,对于一个半世纪来我国思想界所进行的‘文化总体反思’和取得的思想成果以及及其丰富的经验教育,并未予以起码的重视,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革命,则根本没有进入《河殇》作者们的视野。作为‘第一 思想运动’的延安整风运动,竟然在《河殇》中一字未提。在他们看来,好像我们直到今天仍然不过是站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那条起跑线上,其中似乎什么重要的事情和变化都没有发生。”中共所谓的第一思想运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实质是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和预演,是封建专制政权的文字狱,当时抱着民主理想的优秀知识分子王实味,只因为写了一篇叫《野百合花》的文章,批评了几句中共官僚主义,就被中共残酷的杀害了。

     1990年6月《求是》第12期《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评河殇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文章说“‘只有当蔚篮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也就是说,只有蔚蓝色文明——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河殇》的这些观点清楚地表明,它不过重新祭起被马克思主义早以批判过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来支撑其‘全盘西化’的政治主张罢了。”这里《河殇》用的是象征写法,批判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1991年5月9日《人民日报》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文化与反文化的对立——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有关文化主张的一点社会学剖析》文章说“曾经鼓噪一时的《河殇》十分武断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一种封闭的、保守的、内陆文化,认为这种‘旧文明沉渣已经像淤积在我们民族血管里’,再也‘不能根本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自由化的鼓吹者攻击和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是对于历史文化现象的严肃负责的思考,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今天的现实,梦想用所谓‘西方文明’进行替换。《河殇》的言论证明了这一点。那位主张‘西体中用’的先生对《河殇》的评语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我总觉得《河殇》大概主要是批判现实政治,而非批判传统文化,后者只是一种面具而已,………可以清楚的看到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种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都不是就文化而讨论文化,而是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讨论文化;都不是为文化而文化,而是为中国今后要走什么路而搞文化。换言之,表面上讨论文化问题,实际上指涉及中国命运有关的重大政治问题。”说的对,一针见血,《河殇》就是批判现实政治,而非批判传统文化。

    (2)、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台湾、香港、澳门及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华侨们。他们的观点基本和大陆的改革派和民众是一样的,十分赞同《河殇》的观点,例如:

    1988年《华人世界》第二期《黄河你就是苦难》文章说“声泪俱下的历历细数中国的苦难,而最后说出中国大陆的希望是:使南海变成亚洲第五条小龙,有力的改变中国文化的颜色,这是一个多么低的希望,可仍不能容忍。”“这有待于我们觉醒,大陆禁演《河殇》,说明大陆社会仍不允许中国人面对现实。”由于海外华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并且有丰富的知识和更广泛的阅历,他们比起长期生活在大陆封建专制下的《河殇》作者们,更能眼光远一些。

    《华人世界》的另一篇文章《文学并非历史,情绪大于理智,但我们的成绩又在那里?——读《河殇》一问感言》中说“以马克思史论来解释历史,把传统与现代化一分为二,完全而彻底地排斥传统与中华文化,全力追求现代化。而全文批判中国传统也还停留在‘五四’时代的层次,忽略了历史是一个延湍不断的长流”,“而儒家文化并非必然地违反现代化,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是很好的例证。……如儒家文化果真如《河殇》所批判的百无益处,亚洲四小龙如何有今天的成就”,“我们现在如果仍然以为传统及中华文化都是有无可取,那我们台湾的知识分子均如同:《河殇》作者看待传统,则不仅能从马列史观超升,恐亦不了解中共失败的另一主要原因——那就是扬弃传统,使中国人民除了马列主义以外,精神生活一片废墟,一个精神没有力量的民族无论是安身立命或是进行现代化都很难成功的。中共政权今后仍不求制度与思想之提升,而只求‘船坚炮利’,‘一切向钱看’,那四化与改革的前途恐难乐观了。”在这一点上,也正如《河殇》作者说的“由于当时在知识的局限,常常带着大陆30年闭关锁国的体验来审视历史,因此,强化了它的负片意义。”(苏晓康在1991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从五四到《河殇》的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二、《河殇》否定了马列主义

    1、前面说了《河殇》是中国大陆十年改革的成果,是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中应运而生的。《河殇》正是因为触及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中广泛关心的重大、尖锐、敏感的政治问题,才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到遭到禁演和激烈的批判。我认为在《河殇》所涉及到的众多、重大、尖锐、敏感的政治改革问题中,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河殇》的第四集《新纪元》中。

    (1)、电视系列片《河殇》共有六集。可以分为上下两大部分。前四集为第一部分,第一集《寻梦》,第二集《命运》,第三集《灵光》,第四集《新纪元》。第一部分是说: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后两集为第二部分,第五集《忧患》,第六集《蔚蓝色》。第二部分是说: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一定会胜利。总之,《河殇》就是一句话:中国最终要走入资本主义的大家庭中去。电视系列片《河殇》的中心是第四集《新纪元》。它在全片中不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把全片的中心思想贯穿始终,而且能站在全世界的历史高度,预示了全世界自由民主大潮流的到来,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思想灭亡的新纪元到来了。

    (2)、第一集《寻梦》

    主要写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然而文明毕竟落后了。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但是“龙的崇拜,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心灵,还深深地眷恋着黄河孕育的那种古文化的氛围,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历史阴影之中。这颗心灵如同活在梦中。今天,确到了彻底唤醒它的时候了。”“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河殇》)

    这里是说,中国大陆还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但以到了死亡的时候了,我们要彻底启蒙唤醒在梦中沉睡的中国人民,创造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国。这一集,可以说是开门见山的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理话,说出了《河殇》的主题思想。

    第二集《命运》

    这一集是继第一集对龙、黄河的反思后,又对长城进行的反思。“人们硬要用它来象征中国的强盛。然而,假使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的子孙们,它是历史命运所铸造的。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光荣,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防御和怯弱。”然后又反复呼唤“历史选择了中国人,中国人不能选择历史。”“我们再也不会失去命运赐予的任何一次机会了。”“如果说中国人放弃了历史的选择,那么我们再不会拒绝选择了。”“我们已经看到,黄河东流万里,最终还是流入大海,我们不再拒绝大海的邀请了!”

    这一集就是说,当前我们中国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坐失千载难逢的良机,要跟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流。

    第三集《灵光》

    主要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灵光,能够帮助西方创造了历史新纪元,为什么来自异域文化和科学之光,在中国始终是若隐若现呢?”“如果给他们的精神插上一座黑十字架,或者压上一段灰色的长城,那么,灵光将永远不会变成太阳。”

    这一集就是说,中国古代创造的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西方开花结果?而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不能扎根呢?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精神背上了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这一段灰色的长城。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落后了。

    第四集《新纪元》

    这一集是《河殇》的中心,是最振奋人心的一集,《河殇》的真谛就在这里。这一集运用一百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批判了列宁、斯大林不听“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若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必然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的学说。批判了毛泽东追随列宁、斯大林,不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在中国只有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张。结果,历史严厉的惩罚了这些政治野心家,他们只不过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创立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在是日益危机四伏、千孔百疮,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这个带着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还带着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得多,艰难的多。”“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这个门栏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会重获青春!”

    《新纪元》预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全面灭亡的新世纪已经到来了。它确实是新世纪的讴歌者,打着马克思是个学者的开头,批判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流的错误。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翻过来了,指出了从列宁开始犯了错误,从而否定了共产主义,否定所有社会主义社会,否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预示了整个世界的民主大潮流的到来,即新纪元的到来。同时,也预示了中国改革的艰难,但一定会成功。这在1988年6月的时候提出这样的理论是十分难得的。历史证明了《河殇》的科学预见。1989年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改革大潮流中,中国的民主运动受到中共封建专制势力的残酷镇压,而东欧各国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到1991年8月,列宁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新纪元》通过大量的中外历史事件,触及到了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最重大、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遭到中共反动势力的强烈批判。

    第五集《忧患》

    这一集主要写了中国大陆当前政治改革所面临的困难。“而今中国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得犹如那无止无休的黄河水。这是更大的噩梦。它从丽山那坐大坟里不断弥漫出来,充塞着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疆。”这里是说,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质是中共封建专制的延续。“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破坏,在中国不仅仅是自然现象,而且还是种社会历史现象。”“这种社会结构的崩溃,并不是像有些理论说的那样,具有什么革命意义。”“周期性大动乱,总是把生产力的积蓄 情地摧毁掉。”这里说了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因为有周而复始的大动乱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会有周期性动乱呢?“儒家组成的官僚队伍,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腐化倾向,权力本身成为腐蚀剂。于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时期,崩溃就到眼前了。”怎样才能防止动乱产生呢?“在那洪水滔天的时代,鲧出来领导人们治水,但他采用堵的办法,治水失败。禹吸取了他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劈山开河,终于治服了洪水。”这里是说,有防止动乱的发生,最好是用“疏导”的办法,来对付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当年,慈禧太后和毛泽东都是采取堵的办法,来对付西方文明,结果都惨败了。孙中山说的好“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中国大陆十年改革的成功,就是采取“疏导”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河殇》希望和平的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人希望永远不再有动乱”,“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

    《忧患》,主要是说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及战胜困难的方法。担心中国再发生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动乱,这样会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使十年经济改革付诸东流。而防止动乱的最好办法,是采取“和平演变”方法学习资本主义文明,最后自然的水到渠成的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制度。和平演变是中国最大的希望。

    第六集《蔚蓝色》

    这一集是说中国未来的希望。主要写了中国的发展前途,未来的新中国是蔚蓝色的。继续用了大量的象征写法,用红色象征共产主义,“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规定为红色。”用黄色象征中国封建专制“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用蔚蓝色象征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文明。“然而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色的强大。”最后回答了许多政治问题。

    鸦片战争的功绩?“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幔,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腐败的制度所导至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挽回。”西方文明的力量在那?“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力。”中国为啥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目前中国的希望之光在那里?“比他们(知识分子)更有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那些小商店的老板中间,在这急急忙忙走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新的社会能量和冲动,都不能低诂。”中国发展的未来是什么?“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巨龙,这一历史壮举,必将刷新中国的颜色。”

    2、在当时《河殇》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观点来否定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可以在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观点。从而肯定了俄国的普列汉若夫和中国的陈独秀的不要过早夺取政权的理论的正确性,提出了苏联、东欧、中国乃至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假社会主义,因为,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发展经济的时期。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农民领袖,是封建专制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他们同古代农民领袖一样,吟诗填词,坑儒焚书,万寿无疆,但大多数人是误入歧途的,是被一场红色政治风暴卷进来的,出于一种宗教的狂热,出于一种盲目的爱国热情,结果是进入可悲的境地,中共的陈独秀、瞿秋白、张国涛、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等就是这种人的代表。

    (1)、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杀害人民的血泪历史。他们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解放全人类的行动,而是封建专制的迫害全人类的行动。你看在封建专制的皇权主义的作用下,中共的农民阶级内部互相残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玩弄封建权术,到敌人后方去占领地盘,保存自己的实力,好东山再起,摘取胜利果实,而不管前线国民党将士的流血牺牲;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和国民党抗日前线的将士们配合战斗,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遭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开展所谓“延安整风”,是又一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和汉武帝一样达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专制的大屠杀,各种封建沉渣泛起,什么文字狱,什么个人崇拜,什么破四旧立四新,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邓小平上台后也是一样,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镇压八九民运,屠杀学生和市民,江泽民更是残暴的杀害法轮功学员,镇压民主运动。

    中国近代史也证明了,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工业发展和民主文化。不是外国侵略者把中国变成殖民地落后了,而是中国自己封建专制的落后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外国资本是来发展市场经济,资本输出是经济规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学习日本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封建专制的历史延续下来,带给中国人民是巨大的灾难。

    1989年的“六四”惨案也证明了,封建专制的顽固性。中共是与人民为敌的,尽管他天天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名称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但是,全是假的,是为了他们搞封建专制往脸上帖金。当坦克开进北京城,杀害和平示威的学生、市民时,我们看到的是比清朝的慈禧太后杀戊戌变法的“六君子”,杀义和团,段其瑞政府杀爱国学生,更加残酷的暴行。中共连一点人民的的呼声都不听,连一句话都不让说,视人民如粪土。证明了《河殇》说的,中国的改革是十分艰难的。《河殇》是当时的《醒世钟》、《革命军》、《猛回头》。它的启示之大,连作者也不会估计到,所以,马上招来中共严重的批判。

    (2)、自1840年中英贸易战争后,中国人逐渐知道了自己落后了,但对于为什么落后?不同的中国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一是封建专制的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洋务派或叫改革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等,也看到了必须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为了维护统治地位,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他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还抱有华夏中心论的观点,认为西方有物质文明,东方有精神文明,西方的技术可学,只要做到“船坚炮利”就行了。他们用这种思想理论来统治中国,开始于清朝的洋务运动。至到中共的改革开放,都可以看到,代表人物邓小平等,这种“师夷之长而制夷”的理论,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的统治方式还是封建专制,不代表中国发展方向,历史证明它是权宜之计。

    二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以后,产生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康有为、孙中山等,他们进一步看到,必须全面学习西方,把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学习西方的政治文化结合起来。而学习西方的技艺,达到船坚炮利只是皮毛之事,“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没有资本主义制度这张皮,资本主义的毛又有何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法、中日、中俄等战争,使清朝惨败,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才有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一条正确路线,在台湾、香港、澳门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是代表中国发展方向的。

    三是封建的农民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代表人物洪秀全等,他们主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首先从最基本的宗教思想学习,以维护农民的生产方式。这种学习西方的路线主要是从太平天国起步,用一种西方的宗教信仰来吸取西方文化,来否定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而实质是把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统一起来,还建立了太平天国。后来被毛泽东继承下来,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结合在一起,实质也是一种新的宗教形式,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三种学习西方的不同态度,不同思想,被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力量经过一百年来的互相斗争,互相撕杀,互相渗透,犬牙交错的存在于中国。目前看来,是十分明确的了,三种学习西方的方法中,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学习西方的思想和途径,是中国的先进方向,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不仅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建设了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强国。在中国大陆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洋务派思想,虽然抛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还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落后的观点不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鼓吹“三个代表”,他们是洋务派的继承者。但是,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要比洪秀全、毛泽东等人那种只学习西方宗教思想不学习科学技术进步的多。

    从这三种学习西方思想的路线,可以看到,中国从1840年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形成了一条社会规律,就是先是农民领导的太平天国,然后是封建政府的改革派领导的洋务运动,再后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这样完成一个封建周期循环。

    1949年后,中国大陆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封建周期循环。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太平天国),复辟了封建专制制度,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支撑不了崇高的革命理想;1979年打倒“四人帮”(北京政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洋务派上台,再后是1989年民主运动(戊戌变法),再后就是新的辛亥革命和文化运动了。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封建专制的作用,政治变迁与人物变迁紧密相关,人亡政息,慈禧太后死了,才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毛泽东死了,才有北京政变成功,邓小平死后,还没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新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新的文化运动一定会发生,在中国大陆建立民主制度,复兴传统文化。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轮回,马列主义里面包含着许多资本主义的东西,毛泽东在中国制造了原子弹等现代化武器,维护了中国的统一独立;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洋务派的改革开放,和清朝的洋务运动也有明显不同,他们更比较全面的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他们在政治制度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但这只是外壳了;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洋务派的历史功绩应该肯定,就是在中国发展了经济。可以推之,在不远的将来,一定回发生新的民主运动,也不是当年辛亥革命那样了,而是一种全世界中国人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是以平反六四为起点的,中共内部分裂,民主派战胜保守派,修改宪法,实行民主政治,三权分立,多党执政,民主选举,建立联邦制的共和国,彻底打破这种封建周期循环。

    (3)、《河殇》说出一个道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只有在外力的作用下,通过内部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才能被推翻。这个外力就是资本主义的力量,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个外力就在起作用,逐步的使封建的经济解体,产生了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但是,中国的封建专制势力消亡是非常缓慢的,原因是中国封建专制的根基太深,还有是亚洲封建专制文化的中心,土地又这样广阔,要比消灭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花费的力气大的多。为什么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这么长?因为中国封建专制思想和外国的封建专制思想马列主义结合在一起了,产生了政治抗体,抵制一部分资本主义外力的作用。如果没有国外的马列主义入侵,中国原来的封建专制思想不会有这么大的抵抗力,封建专制历史也不会这么长。现在是马列主义同中国传统想分离的时代,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频临破灭,减弱了封建专制的力量,在今天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坚强的情况下,离最后战胜封建专制的时间不远了。

    三、《河殇》为什么要反传统文化

    1、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指儒家文化。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专制大门,被英国大炮打开后,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思想落后了。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反传统文化,批判孔子思想,到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再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反传统文化,掀起批孔高潮,以至到《河殇》的反传统文化,批判儒家思想,呼吁要完成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事业。但是,没一次反传统文化的内容都有所发展。

    许多国外专家学者说《河殇》否定传统文化是错误的,是民族虚无主义,我不这样看。《河殇》的主题思想就是背叛封建主义,所以才有反传统思想,才会批判传统的儒家文化。因为,现在的中国大陆,还处于封建专制之中,是一种新的传统文化——马列主义和中国封建专制传统思想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而台湾及香港、澳门就不会出现这种反传统思想了,而是主要发扬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思想,因为台湾等以不是封建专制社会了,以是民主社会了,也不存在封建专制思想了,反传统文化没有用处了。《河殇》的反传统文化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封建专制思想,针对中国大陆的封建专制社会而言,不适用于台湾,这一点当然许多海外学者不理解,所以指斥《河殇》。

    例如台湾的邵玉铭先生就不理解的说“传统与现代一脉相传,无法割裂。儒家文化并非必然地违反现代化,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是很好的例证。在推崇东亚文化发展经济成功的今天,有人开始思索,在以儒家文化为本的社会进行政治民主化,是否产生一个新的民主境界。如儒家文化果真如《河殇》所批判的百无益处,亚洲四小龙如何有今天的成就。”它主要指出了《河殇》批判传统文化的不正确性,但《河殇》主要借批判传统文化来批判中共的封建专制政治文化。因为,《河殇》是在中国大陆封建专制制度刚刚有松动时播出的,有许多话不能直接表达出来,《河殇》的实际反传统文化,不是把儒家文化批的一无是处,而是针对中共的封建专制政治文化而说的,要打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独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局面。

    中共也是在搞封建专制文化,他们用封建专制文化,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抵制西方民主文化,用封建专制政治,抵制西方民主政治。封建专制文化适应于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民主文化适应于市场经济。而亚洲四小龙的文化,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民主化结合的产物。而马列主义本身是一种封建专制法西斯主义的东西,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封建专制文化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是一种适应于封建经济的文化。《河殇》不是反对儒家文化,而是借反对儒家文化来反对“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毛泽东思想。没有反叛就不会有反思,它批判了一些传统文化的象征,不是不要什么长城、龙、黄河等,而是反对一种封建专制文化,唤出一种百家争鸣的时代,抛弃毛泽东思想独罢中国的局面。是以这些事物来借喻中国的封建专制社会,既社会主义制度,应该灭亡了。中国大陆人民除了马列主义之外,精神生活一片空虚,一个精神没有力量的民族,无安身立命,进行现代化都很难成功的。中共政权如不求制度与思想上的提升,不改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不从制度上变革,而只求“船坚炮利”,不求西方的民主思想,坚持马列主义不放,那前景是不会乐观的。

    《河殇》的伟大,在于它否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是“蓝色文明”。《河殇》把中国大陆40多年的马列主义宣传抛到一边,根本不谈“四项基本原则”,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一个大裂变。《河殇》的作用,在于又一次启蒙唤醒了中国大陆的大多数中国人,说出来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充分表达了人民的心愿。但《河殇》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新旧接替的时代,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而直言高呼“打倒马列主义!”“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样就不会产生《河殇》现象。《河殇》只能以一种象征的手法来写出作者的心愿,以一种特意的针对中国大陆的封建专制现实来批判历史,让历史说话。这使我们想到,五四运动也是反传统文化,因为当时也是封建专制文化的存在,而今中国的封建专制文化更加盛行,所以《河殇》必然要面对现实来批判传统文化。如果,在台湾、香港就不需要反传统文化了,因为,它们已经是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了,反而要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从《河殇》中可以看到,肆虐的黄河就是一条龙,时刻威胁着人们的安全,这是一种文化,黄河是一种文化,不单是黄河,长城、龙都是一种文化。《河殇》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承认传统文化落后了,在比较中做出了自己的评价。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多元的,而文化是一元的,这种两张皮的现象合理吗?《河殇》是对中共的封建专制政治文化的挑战。

    中国始终是在大统一的文化圈子里自我欣赏,这种封建专制文化不适应改革开放,对现代化建设有阻碍作用。为什么物质文明不怕西方,而精神文明怕西方呢?日本从政治到经济不是学习西方了吗?日本过去是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看到中国文化落后了,转而抛弃中国的封建专制传统文化,改为学习西方的文化了,但是,今天日本还是日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都学习西方文化,不但没有抛弃传统文化,而且保持发扬了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基地,同时经济也飞速的发展,政治民主化了。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总是会在激烈的政治冲突中保留下来,这是民族的希望之光。

    2、《河殇》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对五四运动及中国近代史给予了十分正确的评价,和那些从各个阶级利益出发歪曲五四运动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河殇》是把五四运动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背景中去评价它。

    (1)、《河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评价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近代史的时候,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可见中国近现代的启蒙在外来压力的被迫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不是西方人用军舰大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看到自己在世界上落伍,那么也许中国至今男人还拖着长辫子,女人还裹着小脚,三拜九叩呢?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提出“师夷之长而制夷”的启蒙观点。《河殇》认为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崩坏,并不象有些理论说得那样具有革命意义,”“周期性大动乱,总是把生产力的积蓄 情地摧毁掉。”1862年的洋务运动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以及防范外国侵略,除坚守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准则外,还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之术,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原则。结果是“腐败的制度所导至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挽回。”“1895年开始的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然而,严复乃至近代许多的伟大思想先驱,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悲剧的命运,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激进过了一阵子之后,到头来都摆脱不了退回儒家的归宿。”辛亥革命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功绩是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1915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冰封一片。”从以上《河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评价,可以确定中国近现代史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造世界的进程中,同坚持农业文明的封建专制的中国之间的对抗冲突历史。也是先进的中国人依次从经济(洋务运动)、政治(戊戌变法)、文化(五四运动)三个层面,学习、研究、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一步步走出封建传统文化的峡谷,走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宽广道路的历史。这就是所说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两个过程”。

    所以,五四运动是学习西方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政治运动。这从五四运动史实进一步得到证明,广义的五四运动是从1915年开始的,其重要标志是那年9月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这份由陈独秀任主编,以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鲁迅等为主要撰稿人的进步杂志,鲜明的打出了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爆发的学生抗议政府出卖山东省的运动。五四运动使这场学习西方的新文化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胡适、鲁迅、郭沫若等带领众多骁将,冲决旧文化堤坝,“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其目的不是单纯反传统文化,而是改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专制文化的局面,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取代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传统。是要“全盘西化”,不只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学习西方,在文化上也要学习西方,为辛亥革命补课。正是在那个时期产生的民主潮流,一直延续今天的中国大陆要求第五个现代化,既政治现代化,纠正邓小平的片面改革路线的政治改革的洪流。

    (2)、《河殇》为什么要继承五四运动学习西方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传统呢?这是因为五四运动想要完成的科学和民主的事业,在中国大陆一直没有完成,“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冰封一片。”中国大陆的社会性质,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形态,”1949年中共在中国大陆骗取政权以后,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五味具全的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现实的中共用50年时间,以更快的速度把中国近现代史又匆匆跑了一遍。前30年和清朝一样闭关自守,大搞封建专制,什么“反右”、“四清”、“人民公社”、“大跃进”、等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和太平天国的“天京变乱”一样,甚至比那更残酷,给中国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后十年,先是新的“洋务运动”,大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接着又是新的戊戌变法,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而后又进行新的文化运动,从《河殇》现象兴起的空前广泛深刻的民族文化研究、讨论、批判的热潮,到了八九民运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3)、从《河殇》为标志的新的启蒙运动,它的影响深远要比五四运动强的多,最重要的是,把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更具体化了,直接提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发展市场经济,要造就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民主和科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当然,这二十年所不同的是,这次中西文化接触和冲突的展开没有在重复中国近现代史的线形历程,而是三个层面交叉进行,互相推动开展的,这就是说中国大陆50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愿起点上又划了一个大圆圈。《河殇》当时所面临的社会条件和五四运动时期十分相似,所以,二者有许多共同点,都是反传统的,都是反儒学的,都提倡民主和科学,都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的,都是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学习西方文化的伟大启蒙运动。但是,《河殇》现象和五四运动所不同的,也就是说《河殇》现象高于五四运动的显著特点是:五四运动在大陆的结果是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歧途,被马列主义当作试验田。《河殇》的主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明确提出中国的前途是“蔚蓝色的工业文明”。所以,可以预见到,中国大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河殇》提出的目标,而不会重蹈五四运动启蒙的悲剧。当然,所说五四运动启蒙的悲剧,是指五四运动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后来被西方的一种宗教思潮马克思主义所取代,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能站住脚,而且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学说,是把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所谓革命观点,杂混在一起,涂上阶级色彩,宣称是工人阶级的学说,号召人们去向往那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它的迷人之处,在于吸入了大量的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这种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宗教学说,正好和中国当时落后的农业封建文明相符合。所以,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反传统精神的鼓舞下,在马克思主义的诱惑下,它就和农民革命思想相结合了,产生了新的封建专制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样,把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和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相结合,创立了“拜上帝会”,发动农民革命,夺取政权当皇帝。然而,农民革命所建立的必然是落后的封建专制社会,结果洪秀全、毛泽东所进行的农民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五四运动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在台湾开花结果,台湾的业绩以成为大陆学习的榜样。

    从《河殇》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可以看到:中国人一直纪念五四运动,基本原因是认为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学的目标是正确的,遗憾的是这个目标到今天不但没有完成,而且,还有倒退。《河殇》就是要我们用五四运动的精神来追求五四运动目标——科学和民主的完成。科学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商品经济,走工业化的道路;民主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使中国成为自由、民主、均富的民主国家。9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中国青年以满腔爱国热情,给中国历史写下了民主、自由光辉的一页。五四运动为中国人民指出了走民主和科学的最佳道路。也正是因为有五四运动民主精神的鼓舞,所以5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人民在中共封建专制的统治下,不畏强暴,不惧强权,不怕流血,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爱国民主运动,为中国大陆人民点燃了摆脱共产主义统治,争取自由民主希望的火炬,特别是八九民运,更值得所有中国人鼓舞的,它根本不是中共所说的动乱,而是中共只要“科学”,不要“民主”,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与人民为敌,逆历史的潮流,引起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不统一。六四惨案,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评价,历史是客观的。

    《河殇》的反传统是五四运动的否定之否定,好似又回到出发点,实际上也是又一次回归。因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大陆走上了又一次回归,抛弃了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倒退到五四运动以前的社会当中去了,所以《河殇》又是一次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它后来导致的八九民运,被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最反动的中共封建专制政权镇压了,但它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使全国人民觉醒,使全世界的人民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做出了磨灭的贡献。

    四、《河殇》希望中国和平演变

    怎样才能防止动乱产生呢?《河殇》说“在那洪水滔天的时代,鲧出来领导人们治水,但他采用堵的办法,治水失败。禹吸取了他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劈山开河,终于治服了洪水。”这里是说,有防止动乱的发生,最好是用“疏导”的办法,来对付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当年,慈禧太后和毛泽东都是采取堵的办法,来对付西方文明,结果都惨败了。孙中山说的好“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中国大陆十年改革的成功,就是采取“疏导”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河殇》希望和平的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人希望永远不再有动乱”,“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

    1、《河殇》担心中国再发生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动乱,这样会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使十年经济改革付诸东流。而防止动乱的最好办法,是采取“和平演变”方法学习资本主义文明,最后自然的水到渠成的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制度。和平演变是中国最大的希望。怎么样进行和平演变呢?《河殇》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胜利。” 目前中国的希望之光在那里?“比他们(知识分子)更有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那些小商店的老板中间,在这急急忙忙走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新的社会能量和冲动,都不能低诂。”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以发生袁世凯、毛泽东等封建专制政权的复辟,就是因为没有产生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靠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产生的,而中国这样大的封建国家,需要大量的中产阶级,才能主导民主改革的成功,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个历史阶段。

    中国要富强,要产生中产阶级,要实现民主社会,就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入世界经济贸易大循环之中,这样就会逐渐造就出中产阶级。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建立的必然是农民政权,不论是信仰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还是信仰马列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的封建专制本质不会变的。资产阶级建立的必然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论是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还是蒋介石创立的台湾政府,尽管带有封建专制政权的胎记,但确是顺应历史潮流,逐步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给人民带来自由、民主、富强。中国大陆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开始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在逐步的造就出中产阶级,那就是《河殇》说的“企业家”、“老板”、“生意人”、“揽活的农民”。

    如《河殇》所说,中国社会是正常向前发展,而西方产生了突变,这样中国才落后了。由于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用枪炮轰打进入近代的,所以人们往往更重视军力的强大,思想的更新,政治的变革,而较少注意到经济的变迁。这一经济领域的变革是最根本的,最基础的,也是更为艰难的。

    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当时是封建专制政权,所以不能自然的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先是原始资本积累和工业革命,然后是思想更新,政治变革,军力的强大。然而,恰恰是相反的途径,先是追求“船坚炮利” 军力的强大,而后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政治变革,再后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更新。这种倒金字塔式的相反道路,决定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道路是崎岖坎坷的。

    2、中国大陆所走的崎岖道路说明了,1949年 后中共还是沿着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老路走下去,首先是闭关锁国,大搞文字狱,反右四清等,然后是大造原子弹,养兵百万,穷兵黩武;再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反对传统文化,大设文字狱,树立马列主义的独尊地位,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首先是1840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的签定,香港割让给英国,香港从此走上了一条殖民地进入现代化的道路。辛亥革命后又有了新文化运动,1919年后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其中一派主张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被国民党采纳;另一派主张学习西方的马列主义,被共产党采纳,结果两党都有自己的军队,思想分歧,导致两党的内战。主张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在1949年被迫退守台湾,从此一心一意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民主社会了。主张学习西方的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夺取中国大陆,开始试验马列主义,结果是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现在不得不走回头路,重新学习资本主义,重新走资本主义道路。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发展并不奇怪,这个有句古话“有病乱投医”,当时中国是东亚病夫,人民在刚刚从封建专制社会走出来,资本主义刚刚发展起来,俄国的“十月革命”影响着中国,马列主义传人中国,和中国的农民起来思想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大陆这一信仰的转变,把中国的历史拦腰折断了,当时许多被共产党赤化了的人民,相信可以进入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果几千万人饿死了,发生了人吃人的悲剧,到1976年毛泽东死的时候,共产党已经是山穷水尽了。邓小平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掘墓人,1979年开展的新的洋务运动,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产生大批的中产阶级,有了《河殇》希望中国和平演变的阶级基础,剩下只是个机会的问题了。中共统计表明,中国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现在已经产生20%的中产阶级,2015年可以达到60%,那样民主制度的建立就是水到渠成了。戊戌变法是中日甲戊战争引发的,辛亥革命是四川保路运动引发的,五四运动是政府签订巴黎条约引发的,八九民运是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的,下一次民主运动的酝酿正在冰封万里的江河之下进行着,只等春风化雨的季节到来了。

    今天,环顾世界自由、民主、人权思想以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河殇》所预言的东欧、苏联民主化已经实现,当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而今1991年8月,苏联民主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共产主义灭亡的消息。整个世界只剩下中共最后一个社会主义的巴士底狱了。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五四运动、八九民运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为早日实现中国的民主制度而奋斗。中国的政治改革势不可挡,由于中共顽固派的反对,很可能是一种爆发式的,以六四平反为为起点,而后是民主大选,多党执政。所以中国的前途一定是“蔚蓝色的”,这就是《河殇》所预言的“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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