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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田:喻东岳,我必须向你道歉
(博讯2004年6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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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刚刚看了自由亚洲电台对余志坚先生的采访,感慨万千。记得当初成功先生采访我的计划里,就有一个相关的问题:你如何看待在天安门广场上向毛泽东画像扔墨汁的三个湖南青年的举动?我告诉成功先生,当时我不在现场。成功先生放弃了这个问题。

    第一次知道三个义士的壮举,好像是在六四以后,看中共的宣传教育。虽然没有象中共希望的那样愤慨,但依稀记得对他们的举动颇不以为然:这不是成心捣乱吗?我相信,这是大多数同学的共识。在六四枪响之前,出于对非暴力斗争的理念追求,和平示威的人们不希望发生任何给中共提供镇压借口的事件。而三壮士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有一点挑衅中共的意味。这也就是为什么最终高自联(应该是广场指挥部)把他们送往国安部的原因。

    但三壮士的义举,随着岁月的流逝,显露出了它的伟大价值。我第一次对此产生新的认识,是看了郑义先生的一篇文章。郑义先生在那篇文章中,自责自己当时的认识还抵不上这三个壮士,而且得为他们最终被判了超长的刑期负良心责任(但我的印象,郑义先生似乎并非整个事件的当事者,所以,希望某些宵小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郑先生)。

    正是郑义先生的文章,让我重新思考:三壮士的义举对于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他们的行动意味着对个人崇拜的彻底遗弃,意味着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决心。按道理,这样的诉求与六四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恰恰是学运的组织者们,在经过讨论以后,把三壮士抛弃给了国安。这是无可否认的背信弃义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学生们那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私性、软弱性暴露无遗。反而,作为受害者三义士之一的余志坚先生不仅对当初行动无怨无悔,而且根本没有计较学生领袖们的错误决定:“对他们是能够理解的咯......真的能够理解。那个时候至少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是秩序井然,一直是一种和平理性的抗争吧,一种表达吧。作为高自联来讲,他们一直组织得很好,我们对他们来说谈不上有什么意见。我对他们一直都是景仰得很咯。”

    看罢这些话,如何不为之动容?要知道,余志坚先生因为这些受景仰的学生领袖的错误决定被关押了11年(原判无期),而另一名壮士喻东岳不仅至今没有获释,而且因为受到虐待而精神失常。时至今日,除了郑义先生,还没有看到那个直接的当事者对此忏悔过。湖南的三壮士,当初不是不可以逃掉的,但余志坚先生如是说:“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样也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啊!何况那件事情刚过去还没多久。这样溜走的话表示什么呢?”

    余志坚先生的话让我回想到当初支持学生的市民:他们的付出是无私的,而他们的牺牲却是何其的巨大。但他们抱怨过没有?他们控诉过没有?他们只是默默无闻地生活。不过他们并没有忘记这一天。看看我收到的读者来信,有人这样写道:“From my age, I do not belong to 89 generation, but my hart do.”而另一个读者,更是说:“just want you know that I did not forget ‘6.4’ as a Chinese. I believe many Chinese in Vancouver did not forget either.”每当看到这样的文字,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天安门学生,实在是辜负了中国人民的期望。岂止如此,对于天安门三壮士,我们还负有道义的债。

    我是主张宽容学运领袖的,因为我实在不觉得,他们会象后来指责的那样“自私”“贪婪”“权迷”。他们只是和我们一样的热血青年,因为机缘巧合,领导了潮流。但面对天安门三壮士,我不得不说:他们应该为此道歉。这并不是说,他们当初的决定是出于什么卑鄙的动机(恰恰相反,我以为他们当时一定是经过认真的讨论,认为那样的的行动最符合学生运动的性质),而仅仅为了这样的决定对这三位壮士的人生造成的伤害。

    如果我们深入探讨三壮士的结局,从中也不难发现六四最终失败的必然性。学生领袖们在对待三壮士的问题上的态度,正好说明了这场学生运动在指导思想上的极大局限性。三壮士的义举发生在5月23日,戒严以后。这时候,政府一方已经基本上把学生当作了对立面的“动乱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学运领导仍然迫于中共的威吓,把三壮士交付国安。我不否认他们的目的在于息事宁人,降低镇压的借口,但这样想法本身就说明:学运领导对于学运的方向并不明确。在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情况下,在军队已经大兵压境的时候,学运的领导不是寻求整个民族各阶层的支持,反而把自己和其他阶层的政治诉求分割开来,这正是血案得以最终发生的原因之一。而在血案发生以后再说什么“以血唤醒民众”这样的话,未免显得事后诸葛亮: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之前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要求罢工罢教罢农呢?

    不仅如此,在天安门广场,还发生过一些小插曲。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回忆,说有上访的农民,跑去诉冤屈,学生们反应冷淡,甚至有人驱赶他们。而另一件事,也很能够说明当时学生的明哲保身的态度:有一车的军人在连长带领下投诚。学生的反应,可想而知。看了这样的回忆,我就很为这些军人的命运担心。当时处理这起事件的学生,也许振振有词:我们主张非暴力。但你想过没有:你没有权力拒绝其他的中国人投身于这场事关全民族的民主运动。可悲的是,在学运的后期,在学生已经完全无力独自领导这场运动的时候,没有站出一个领袖人物,把这场学生点燃的民主火炬传递到整个民族的手里。

    从这些点点滴滴中,不难看出,我们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没有利用这些机会,反而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分开。我们宁愿做公车上书的举子。甚至,连这一点也不如,因为我们根本不顾惜三壮士和那一车军人的命运。

    今天,我们不知道那一车军人的最终结局,但我们知道三壮士目前的处境。正是广场学生的助纣为虐,让他们的人生遭遇了如此巨大的挫折。而六四最终的结果说明,作为举子的我们,虽然抛弃了车把式,却也没有保护得了自己的脑袋。我们这些残存的举子在计较自己得失的时候,难道对三壮士这样的车把式们,一点点道歉的话也没有吗?在这一点上,当时的决策者们实在应该挺身而出,真诚地对三壮士说一声:对不起,是我害了你们。每一个曾经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也应该真诚地向他们说一声:请原谅,当初我也是围观你的一员。

    在这里,我不得不对喻东岳、余志坚、鲁德成道歉:对不起!

自由亚洲电台》专访15年前天安门楼前挑战毛的湖南青年余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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