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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六四后的大陆怎样走台湾的民主化道路——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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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6月07日)
    

     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成功经验不仅是中国大陆学习的榜样,也是亚洲各国学习的榜样。随着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台湾经验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大陆,特别是台湾民主化经验,对大陆有着更强烈吸引力。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大陆先走东欧、苏联垮台的路,然后,再走台湾的路?还是在中共执政的情况下,直接走台湾的路? (博讯 boxun.com)

    1、八九民运后,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而中共幸存下来,十多年来经济有所发展,继续维持着一党专政,许多海内外学者和民运人士认为,大陆可以学习台湾民主化经验,在中共执政的情况下,和平的转化为民主社会。

    例如:香港的吴国光教授说“台湾民主化重要的特点是非常平和。在民主化过程中,权力并没有从执政党转移到反对党手中,那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发生这样的权力转移,这一点给大陆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在经济发展具有相当基础的条件下,民众民主意识相当高涨的情况下,民主化完全可以不打断经济进程,不破坏经济建设的情况下,稳步进行。那么,也可以现在执政的人物不下台,能够继续保持权力。可以看到,中国人有能力实现民主化,可能比其它国家实现更和平更有利于中国利益的特点,就是中国经济建设不会打断,民主化不可怕。”(1998年6月)戴晴也认为“借鉴台湾六十年代在大陆时国民党一样的专制,到了七十年代,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台湾人民一直争取人权,领导人越来越年轻,新的知识新的结构慢慢形成。比如江泽民的下面有一代、二代、三代,新的领导会有更加开明的政策,变成民主的活力。另一方面就是社会不断争取民主权力,在政府允许的法律之内,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我觉得台湾是个可借鉴的例子。”(1999年6月)王丹也认为大陆也可以像台湾一样和平演变“台湾民主化得以和平运动,国民党的主动变革功不可没,这正是台湾经验的一个方面。蒋经国取消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取消党禁报禁,这是台湾政治转型的关键,也是和平演变的重要转折点。有四个原因:一是政治反对派的壮大。二是美国的压力。三是执政党内部仇恨戒严。四是社会求变心态。从台湾经验上看,中共也面临八十年代国民党的处境,在大陆出现解严这样的举动可谓万事具备,只欠共产党的改革意愿。我们都不愿意看到大陆出现社会动荡,都希望和平演变顺利进行,这是中共有一定主动权的地方,如果他们有勇气,顺应历史规律,放弃一部分权力和一部分利益,中国稳定的气氛还是相当大的。但是,中共镇压民主党、法轮功,民运转入地下运动,中国的前景更危险。中共反对派应借鉴台湾经验,向中共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它变革,推动和平演变进行。”(1999年6月)王文正教授认为,中共应该学习国民党避免垮台,他说“台湾民主是一场由上而下的革命,执政党认识到压制弊大于利,才有这场不流血的革命。中共现在的处境和国民党20年前的处境有些相同,所不同的是,中共现在还不敢搞政治开放。”(1999年6月)

    他们的观点和满清末年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观点如出一辙,康有为保的是少数民族满清皇帝,而不是汉人的皇帝,在汉族占大多数的国家里,这有可能吗?在说满清是封建王朝杀人如麻,作恶多端,多行不义必自毙,能保住吗?他们现在要保的是披着共产主义袈裟的封建皇帝,在现代化社会里,共产主义思想、红色旗帜、政教合一的共产主义制度能保存下来吗?在说中共迫害屠杀人民,积怨甚多,要比满清的罪恶还大,民众能够谅解吗?他们忽视了一个原则问题,就是台湾是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延续和发展;而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政府,中共必须下台,这个国体也必须随之土崩瓦解。

    2、还有许多学者和民运人士认为,中国大陆必须先走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国家倒台的道路,然后再走台湾民主化道路。台湾国民党和大陆共产党有本质区别,两国政治制度有本质区别,决不能混淆。

    例如:金钟先生在《中国民主道路的选择》一文中说“第二类是台湾民主化。国民党的一党独霸统治,即以中共对抗,美苏对抗断交。延之七十年代后期,有台独运动转入党内民主运动,1978年党外言明国事声明,要求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到1987年蒋经国晚年得以实现,现在台湾以是一个公认的政治全面开放的民主国家。台湾的民主制度建立,是执政党顺应民主潮流与民意,争取历史主动权的结果。没有大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外国干预,是一次社会成本最低的民主转型。很多人希望中共仿效蒋经国,似乎一纸令下,民主成真,共产党可以和国民党一样继续执政,无下台之余。中共走台湾之路困难在于:一是历来中共称国民党为手下败将,效仿国民党面子变不下来。二是国民党在理性上从没否认西方民主价值观,中共则一直抗拒三权分离,新闻自由。三是历史包袱不同,国民党迁台以来,正式判处的政治死刑犯至1997年只有254人,而大陆仅处决的反革命超过台湾的一万倍,中共的负债性不能低诂。四是国情不同,大小悬殊,对两岸民主实施有影响。”(2001年5月)

    魏京生亲眼观察了台湾民主社会,认识到大陆民主化,必须抛弃中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他说“台湾是靠自己的力量,不像日本、德国靠美国了,而且没有流血,而且还走的非常快,只用十多年时间,而且现在基本比较稳固了。有人说我们帮助共产党,因为中国人根本搞不了民主,我们帮助中共是正当的,反正中共还能稳定中国吧。对这种论调也是一种很有力的驳斥。宣传台湾经验,对大陆搞民主的信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999年11月)

    刘钧铭说“我只是说中国走新加坡、台湾的道路不是很大,或者说非常小,大家知道新加坡、台湾有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经历共产主义,没有经历过极左意识形态,没有加入党的问题,也没有宪法和财产的问题,而在中国今天还是一个不可越的问题。”(2001年6月)

    从中国历史上看,大陆打倒中共后,就是一个民主回归问题,就是要从共产主义回归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上来,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概括为三大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里只要把“鞑虏”改为“中共”即可。然后走台湾民主化道路。中国最终走入自由民主的社会,是因为首先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还有相对自由民主的香港、奥门,还有大批的海外民运人士。这在八九民运中台湾、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新闻媒体给予大陆诸多的支持就看到了希望的明天。有目共睹,国共两党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竞争,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谁胜谁负,已经大白于天下。胜利者台湾国民党没有丢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发扬光大了传统文化,实现了民主制度,为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建立了一个基地,树立了榜样,最后两党殊途同归到“三民主义”。失败者中共的马列主义不得人心,封建专制统治越来越让人民愤恨。胜利和失败不是以占有地盘大小来决定的,当年清兵入关占领中原,不是被汉人的先进文化同化了吗?落得各失去满洲国家和民族灭亡的下场。中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的灭亡都是因为信奉武力,而忽视文化建设,他们不知道最后胜负不在武力,而在于先进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先进的传统文化在台湾保留下来了,台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基地,而大陆中共的马列主义异端邪说是靠武力维持的,一但开放言论自由,是不堪一击的。可以说八九民运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学生说八九民运要完成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任务,而五四运动的任务就一个,向西方学习民主和科学。但是,任务的内容确有所不同,国民党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是以美国为榜样,共产党学习西方的马列主义是以俄国为榜样,实际上这两个都在中国的局部完成了,一个是国民党在台湾完成了民主和科学,一个是共产党在大陆完成了马列主义。学生们说的没完成五四运动的任务,是指在大陆没有完成民主和科学,而不是马列主义。这是八九民运的灵魂,这从整个运动过程都可以看到,八九民运尽管中共高层次权力斗争占主要方面,但它乘载的民主资源,比中共历史上任何一次民主运动都多。

    陈奎德教授也认为,只有平反六四,伸张正义,去掉中共政权之后,才能有可靠的民主和平,他说“很难说中国会不会乱,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好的前景存在,使中国在十至十五年之内,逐渐走上民主化道路,而且不会发生重大动乱,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我们当然提倡宽容,提倡谅解,提倡全国最后大和解,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基本的帐目清算的话,这个和平是不可靠的,这种所谓宽容不可能长久的。现在还有一个偶然因素,这十年进展比较缓慢,现在中国最高层,有些个别领导人,和六四这件事有个人牵连的,只要这一批人去掉了,我想将来中国政治发展前景应该说完全是在国际大环境下和国内大气候下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可以比较和平的转型。”(1998年3月)

    严家其从中共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修宪情况,看到中共灭亡的前景,他说“结论:中国一定要实现民主,不是讲的五十年,在今后的十年或捎稍长的时间走向民主。因为,中国在2002年江泽民下台,2008年新上来的中共领导人也下台。中共《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和总理,不得长期连任,在中国有影响,在加上市场经济的发展,私人经济的发展,大陆一定要走上民主。六四翻案将会推进大陆民主,这是大陆民主化的起点,所以纪念六四有深远意义。(1999年6月)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修改《宪法》开始的,他规定了中共领导人的任职年限,有一定进步意义;江泽民在1997年邓小平死了亲政后,也象征性的修改了一点《宪法》。修宪在民主运动中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东欧、苏联剧变后都基本又回到原来的宪法,南美也回到原来的宪法,我们中国可以回到1946年国民党执政时的宪法,“三民主义”是旗帜,当时各个民主党派参加制定的,是辛亥革命后的最好一部宪法。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归,要结合台湾等民主国家的现行宪法,这样的宪政民主运动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封丛德认为,中共要先走苏联、东欧的道路,因为,大陆是共产党国家,“台湾和大陆不一样,差别很大。台湾是尊重私有产权的,以前他们的政治是高压,现在他们的政治也不宽舒,但他们一直在尊重私有产权的。而大陆《宪法》明确规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是公有制,而公有制和自由经济是不相容的。现在的希望也是在这里,也就是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公有制,在逐渐收缩,而民间经济在逐渐的扩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国家不掌握主要经济的时候,民主速求就会自然到来。个体经济扩张到最后,要求对产权的尊重,因为没有产权的尊重,他们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现代趋势中共是最后一个共产党阵地了,实际上它十分孤立,最后也不得不走苏联、东欧的道路。我相信大概会像东欧社会主义那样改造,而不是台湾的道路,大体上先经济发展,然后是经济多元化,这一点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一点实际上整个人类历史也都一样。”(1996年8月)他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中共必须先走苏联、东欧的道路,而不是台湾的道路,原因十分明确,就是大陆是一党专政的公有制。但他不否认,抛弃共产主义制度后,全人类民主化道路差不多都一样的。中国必须先去掉满清封建制度,然后才能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决定的。试想,孙中山不通过民主革命去掉满清的长辫子,现在的民主派不通过民主革命去掉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民主化有可能吗?台湾的民主化是先去掉了封建专制后,自然和平演变成功的,而大陆和台湾没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大陆还没有去掉封建专制的中共,只有去掉了中共,才能学习台湾经验和平演变为民主社会。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当然,台湾的先进文化、经济、政治在不断的潜移默化影响着大陆,也就是说在发生着量变。1999年5月1日,香港举办“展望中国民主前程国际研讨会”,“港知联”主席司徒华说“中国集权制度建立用了五十年时间,民主化至少也要三十年时间。有三件事对中国民主化起作用:一是因特网,打破了中共对新闻的封锁。二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破了中共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公有制。三是新阶级产生,冲击中共政权基础,也就是工农联盟。”他也是说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对中国民主化起到推动作用。

    3、上面两种观点,很明显第一种在中共不下台条件下,中国实现民主化是错误的。我们看到,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国家的垮台,大大小小都经过了民主革命,不论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波兰,还是苏联“八一九”政变失败,导致了红旗落地。那么中共也必然步入苏联的后尘,不论大小一定会发生民主革命的,就是和当年孙中山民主革命派和改良派及立宪派的论战一样,因为满清民族矛盾和民主矛盾合二为一 ,民主化进程中必然会发生革命。所以,孙中山提出用暴力推翻满清政府“睹其祸害之末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905年民报贺刊词》)的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的成功说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中国大陆是封建专制和共产主义合二为一的,其实,也是民族矛盾和民主矛盾合二为一,民族矛盾是西藏、新疆等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民主矛盾是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与中共的矛盾。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必然会发生革命,没有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在一起行动,就不会打破这合二为一的强大的中共专制政权。正因为中共是这种政教合一的政府,才胆战心惊的害怕民主和民族革命,死守专制不放手,疯狂镇压中国民主党、法轮功、台独、藏独、疆独等。中国民主化进程必须推翻中共统治,解除“四项基本原则”,把台湾、西藏、新疆、香港、澳门等分裂出去;同时必须打破封建专制周期循环,建立民主制度,这也是重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那种希望中共不下台,就可以直接像台湾国民党一样,通过执政党改革和平实现民主化,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只是和中共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知识分子们,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而已。这和戊戌变法后的康梁改革派,反对孙中山民主革命一样,看不到不推翻满清王朝,就不可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走向,结果历史证明了孙中山民主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孙中山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制度在台湾延续下来,而大陆中共政权是满清专制制度的延续,两党有本质的不同,不要被中共表面经济发展的现象迷惑。八九民运时的许多学生没有看清中共的封建专制本质,把中共封建专制和西方现代化的民主制度相互混淆,把民主制度下的绝食、示威等形式拿到中共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来使用,结果是血腥的屠杀。这里我们不要再犯混淆是非的错误,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在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已经建立,以后的民主化只是对制度的不断完善的过程;而中国大陆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中共不下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宪法》还存在,共产党的红旗还在天安门广场飘扬,毛泽东的画像、纪念堂还在天安门广场上,大陆就不可能走台湾民主化的道路,这已经被无数次历史经验教训证明了的。八九民运要不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共抱有幻想的话,就不会酿成那么大的六四惨案。知识分子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坚定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没有形成合力抗争中共,到头来只能再一次用鲜血擦亮了眼睛。魏京生说“不管怎么说,中国从根本上讲是个共产党集权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1999年12月)这样我们可以十分清晰的预测到,中国大陆民主化的道路先走苏联民主化的道路,然后再走台湾的民主化的道路,这并不矛盾,在实际运作上二者可能相差无几,而且相互促进。其原因有三点:一是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最大堡垒,它倒台后,中共成了共产国家的最大堡垒。资本主义世界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中共身上,众矢之的,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已经形成。二是苏联是个多民族农业生产为主的大国,中国也一样,民族矛盾在民主化过程上起到一定分化作用,就是民族矛盾借助民主化有的也尖锐起来,国家分裂以成为必然趋势,苏联解体后成立了独联体,中共倒台后西藏、新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迟早会发生独立的。三是苏共倒台后退回到俄罗斯杜马议会的民主国家。中共倒台后,会恢复到孙中山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共走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国家的垮台道路之后,怎样学习借鉴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呢?大陆学者刘钧铭说“台湾经验表明,在中国这个土壤上,有中国国民性基础上,是可以构建民主制度的。不论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怎样评价,证明它怎么有利于民主,或多么不利于民主,中国能驾驭这样的民主。”(1994年3月)确实,从台湾民主化过程来看,台湾民主化经验,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绝对比任何外国经验都值得借鉴。民主制度建立后,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台湾民主制度,在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时,就已经确立,以后只是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共倒台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后,就是要走台湾民主化道路,逐步完善民主制度。

    旅美学者郑敦仁认为“台湾民主转型的开端是1986年,当时将经国赞成六大改革,开放党禁报禁,台湾民主转型用了十年时间,在1986年到1990年这前一段时间里,主要是改革旧体制,如解严开放党禁报禁等,后一段时间里建立了新体制,包括修宪,最后一步是1996年3月全民选举总统。”(1998年11月)台湾大学的许卓仁说“国民党开放党禁报禁也是形势所迫,如果继续镇压的话,最多在过十几年,就可能发生革命。一个是革命,大家垮,一个是革新,大家共存,两种作为选择。”(1998年8月)在这个民主革新过程中,将经国、孙会玄,《联合报》及《中国时报》是关键的因素。将经国的功劳有两点,一是在关键时候,不许特务镇压群众。二是选拔本省优秀人才予以重用。李登辉的功劳也有两点,一是他把国民大会间接选举制改为全民普选,二是他在总统,以本省人的身份做了外省人不能做的工作。”(1998年11月)巴黎大学教授高进说“有多党民主竞争,政治才会越搞越好,老百姓才会幸福。一党执政,不许在野党存在,会倒致执政党的麻痹大意,不图进步。我想同是中国人,台湾能民主,大陆为什么不能?大陆民主了,台独不台独对台湾人不是个问题了。不论台湾人大陆人,都为自己的传统文化自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台湾人在某些方面保存得比大陆更彻底。”(1999年7月)

    历史不论现在和将来都将证明,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基地。正因为台湾的存在,才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至于绝代,才把中国漫长的民主化道路缩短,才使大陆人民有了学习民主化的榜样,才使整个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才能在新世纪里建立真正的中华共和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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