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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六四的刽子手是邓小平——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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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6月02日)
    中共自1949年建政后,到1976年可称为前期,是毛泽东统治时期。这期间的政治特点是:中共是靠共产主义起家的,文化大革命使之基础发生了动摇。三十多年的血腥统治,使它积弊难返,竖敌无数,天怒人怨。1977年到1997年是中共中期,是邓小平统治时期。其政治特点是:中共不得不在旧体制上进行修修补补式的改革开放,用以维持统治。在中共统治的五十年中,邓小平统治经历了二十年之久,他的个人因素对中共晚期政治的影响也很重要。

     1987年7月4日,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时说“国际上一些人猜我是那一派。最近我对一位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的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可见,邓小平是中共封建专制社会向现代化民主社会过渡时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复杂性人物。他既有封建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有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功利主义思想。他既有市场经济,又有计划经济,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从历史发展上看,和毛泽东时代相比较而言,他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他是改革派。但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政治改革,坚持中共一党专政,相对于要求进行政治现代化的改革派而言,他又是个保守派。他不失时机地左右改革派和保守派,以不同的面貌交替出现。他不论利用那派,都是为了坚持一党专政,都是为了保住权力。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下,他成了人格化的中共政权。一方面他利用改革派胡耀邦、赵紫阳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改革开放。一方面利用顽固派陈云、李先念等来压制改革派,放慢改革步伐,以保住中共一党专政。他这种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做法和清朝洋务派如出一辙。 (博讯 boxun.com)

    1、 邓小平搞垂帘听政 。1989年5月17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说“在这之前陈希同同志是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负责人做过解释,说明了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情况,效果也是好的。4月28日的常委会上,陈希同同志还汇报了这个问题”。(《六四真相》张良著)八九民运有一个明确的政治观点就是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实质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所以,赵紫阳在4月23日访问朝鲜会见金日成时、5月14日和首都工人代表对话时、5月16日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见时都谈到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情况。为此,赵紫阳有关邓小平垂帘听政的谈话,受到中共元老们的严厉批评,成为迫使他下台的罪状之一。当然,陈希同犯戒也难逃罪责,后来上海帮上台后,利用反腐败的政治手段也把他赶下台。

    (1)、中共和清朝在垂帘听政上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清王朝解体开始于1840年中英贸易战争,也称鸦片战争。农民发起的太平天国起义,无疑加速了这一解体过程。当然,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列强的资本输出和清王朝的被迫开放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改革势力便没有脱颖而出的机遇。如果没有他们的实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起步可能会更加迟缓。毛泽东领导的农民秋收起义,是继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内乱,比太平天国的天京变乱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它却打乱了中共的统治秩序,并使之偏离了固有的共产主义轨道。毛泽东逝世前后,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日益激化的中苏关系,都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系。文化大革命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破灭了,过上了牛马不如的饥寒交迫的奴隶生活。他们渴望出一个清官、一个好皇帝,来拯救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他们,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时候扮演了一个开明皇帝的角色。所谓乱世出英雄,邓小平就是时势造出的英雄。文化大革命为他及改革派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他们和洋务派一样,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求“船坚炮利”,不从政治制度上变革。但却使资本主义有了初期发展,为以后资产阶级民主化打下了物质基础。

    中共邓小平和清朝慈禧太后上台执政,都是通过宫廷政变而夺取的。1861年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后,就垂帘听政,这种太后、幼主垂帘听政的统治方式,实质就是慈禧太后的独裁统治。因此,慈禧太后在她的有生之年,始终是不惜以各种政治手腕来竭力维持垂帘听政的统治局面的。北京政变是关系到晚清政治的一件大事。从它的发动来说,是一次在最高统治集团中争夺执政大权的宫廷政变,但是它的意义又不仅限于宫廷政变,它标志着清政府的皇室在外来势力影响下,洋务派登上历史舞台,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建国初期就参加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和刘少奇密切配合,刘少奇当上中共第一副主席,邓小平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总书记职位自己当。他们还给毛泽东设立一个中央名誉主席职位,妄图借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机会,让毛泽东退位,当“太上皇”,他们掌权。八大会场不挂毛泽东画像,文件不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对这样的接班人当然不放心,八大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手段,直到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及其同伙,称他们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被迫害致死,邓小平被撤职流放。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后,提任邓小平恢复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复出后,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样使毛泽东不能容忍,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引发了“四五”天安门运动,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毛泽东把这次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借此撤去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1988年6月,胡耀邦下台后说“1974年和1975年,那是中国的龙虎相斗的热闹时期。邓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了,他曾对我说‘毛主席重用我,是想让我在总理病重的时候把全国的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出那些人不行,搞经济不行,连国民经济基础问题都抓不拢,那怎么行?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喊喊口号还可以,真正动用实在的东西就是草包。我现在不干不行呀,乘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把他们压下去。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也不是什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偷偷的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时间。现在最好时机,我们要把经济基础抓出点名堂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一个沉重打击。’天安门事件后,毛主席决定撤消邓小平的职务后,他曾对身边的人员说‘我是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没有想到他竟然有这样的气魄。他的确是个伟人。’毛主席逝世后,我是最早看望他的人之一,我提到中国下一步出路时,他这样说‘现在不好讲了,新的接班人还是要继续批我的。但是,他不会长期坚持下去的,他和那些人的矛盾马上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再看下一步发展吧,只要叶剑英能够控制军队,一切都好办。应该说军队会听他话的。我们在整顿军队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基本力量。毛主席提拔那几个人没有威信,也不懂政治斗争,他们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写文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等他们造舆论,就应该把他们解决了。’邓小平估计的很准确,江青那些人当时主要是为了对付华国锋,解决权力问题,已经不把邓小平放在心上了。这不可能不说是江青他们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你从这里可以看到邓小平的确是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的几次被打倒,都使他避免了今后可能要犯的错误,使他准备好自己的骨干力量和可靠干部。”(《天机泄露——中共政坛绝密挡案》实语著1999年1月)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邓小平联络叶剑英发动在中共最高统治集团中争夺执政大权的宫廷政变,它标志着中共政权在内外现代化历史潮流影响下,从封建专制社会向封建专制开明社会的转化。他们和清朝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一样,洋务派执政后,目的是“实行改革,避免革命。”说远一些,这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美国和苏联之争,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争,在这时已初见分晓。这从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时布下了定局,只不过是周恩来逝世前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继续执行这一路线罢了。但不能说邓小平等人发动政变是美国操纵指使的,但美国的影响是有的,它们支持亲西方政治势力的政策是明确的。邓小平上台后马上和美国、日本等国建立了进一步的友好关系,出兵攻打越南,就是替美国人出气等等,都表明了中共政权在政变后发生了明显的策略变化。可以说这次宫廷政变是进步的,代表着中国发展方向。

    (2)、邓小平能够发动宫廷政变夺取最高权力,这与他青年时期到法国勤工俭学,接触到了现代化工业,奠定了他工业救国思想有重要关系。这一点与在农村里土生土长的毛泽东是不同的。这在农民起义建立政权中是少数,太平天国时有个洪仁干,但是,他的《资政新篇》没有时机进行实践,而邓小平则有了天赐良机。中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创立的,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关于武装斗争和中国传统农民造反思想相结合,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则把马列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中国农村“民以食为天”的思想结合起来,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承包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邓小平还把中共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相提并论,称为:决定中国命运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实质上是说遵义会议通过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确立了毛泽东的统治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统治地位,是他接了毛泽东的班,而不是别人。邓小平上台后也确实和毛泽东一样,给中共来一个大转折,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被称为新的洋务运动,这是中共的自救运动,是为了挽救中共灭亡于被人民推翻,也要免除灭亡于被外国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邓小平代表的改革派,发展经济,始终是具有镇压民众民主斗争和抵御外来颠覆的双重目地。从这点出发,我们可以解释:邓小平为什么只进行经济改革开放,不进行政治改革开放?为什么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和慈禧太后一样,自从1976年发动宫廷政变上台后,开始了他在有生之年,始终是不惜以各种政治手腕,竭力维持垂帘听政方式的统治局面。当时有人问到他三起三落的士途时,邓小平说“我个子小,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听起来上是个玩笑,但也不无道理,他在几次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有惊无险。1933年他是毛泽东派,1966年他是刘少奇派,1976年他是周恩来派,都因是第二号人物,才没招来杀身之祸,使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979年他复出后,不当总书记,不当国家主席,不当总理,只当政治局常委和军委主席,实质是他发动了宫廷政变,怕别人说他,所以,拿华国锋当挡箭牌。不当一号人物,既可以避嫌,又不至于树大招风,他是吸取了前车之鉴,要揽功推过,明哲保身,来个垂帘听政。中共党章规定,中共首脑是总书记,中共政事由总书记裁决。当时中共首脑是华国锋,后来是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只是政治局常委和军委主席及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中共的政事都要由邓小平裁决。这实际上是名誉上中共最高权力是总书记,事实上最高权力都在邓小平手里。1989年5月19日,邓小平对扬尚昆说“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我虽然没有充当党的名誉上的第一把手,但大家一直围着我,尊重我,重大事情让我拍板,我的份量太重,对党对国家都不利,我是应该考虑退的问题了。”(《六四真相》张良著)这种名与实不符,权力与责任不统一,是封建专制造成的,这在八九民运中表现更为突出。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苏联首脑戈尔巴乔夫时说“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他承认在政治改革上只说没做的错误,也承认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他上台前后言行不一致,上台前许下的有关政治改革的愿,什么“废除干部终身制”,“反对个人崇拜”,“党内民主”,“政治改革”等等好听的话,上台后都变成了谎言。不但没有实行诺言,而且重新维护着人民反对的封建专制,多次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清除精神污染,人们的正常文化活动都受到限制,《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力和义务只是空文。利用人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怕动乱的心理,高喊稳定压倒一切,坚持中共一党专政,还扬言一百年不变。学生领袖沈同评论得很精辟“中共改革开放没做什么事,只是坏事做少了,人们的潜力才发挥出来。”(1995年3月)他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心理话。当天晚上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1987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做出决定,在重要问题上,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他告诉大家邓小平仍然在垂帘听政。通过中苏首脑会谈,反映出八九民运斗争的焦点是邓小平不肯交权。胡启立在5月16日政治局会议上说“提出各种攻击谩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口号,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同志,有的甚至公然要求邓小平下台,强烈要求邓小平退党,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六四真相》张良著)

    胡耀邦逝世引发八九民运,不完全是一种巧合,有其必然的联系,他是邓小平垂帘听政后的第一个牺牲品,刘冰雁说“1986年底,中共利用学生运动,把胡耀邦搞掉,一样利用这次学运把赵紫阳搞掉。”(1995年6月)胡耀邦、赵紫阳是中共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回顾一下邓小平和他们的关系就有目共睹:“六四”后赵紫阳说“邓小平在解决华国锋问题时多次对我说‘华国锋兼职太多,要想办法减少他手中的权力,不要让他羽毛丰满后再解决他的问题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解决他的问题宜早不宜迟呀。’他给我出了许多主意,其中一个就是让华国锋把总理的位置让出来由我但任。他还说‘华国锋这个人靠不住,是个风派和软骨头,让他当领袖简直开国际玩笑,得想法子把他赶下来。不赶下来,到一定时候,他就是那股极左势力的总根子,我们的改革成果就可能叫他付诸东流。我们说不定那一天让他送上断头台。’我和耀邦反复研究了小平的谈话,认为他是正确的,不能在事关大局和前途的时候书生气十足,让华国锋这样的人得逞。”(《天机泄露——中共政坛秘密》实语著,1999年1月)胡耀邦下台后说“我跟邓小平和陈云说‘华国锋这个人是靠不住的,别看他表面上老实,其实一点也不老实,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王莽,谦恭在外奸诈在心,是一个转面就把良心丧尽的家伙。毛主席生前待他恩比泰山高,可他对毛主席一家动起手来连眼不眨一下。当然,江青这些人是坏蛋,但是,从他手解决他们毕竟和我们解决他们是不一样的。如果现在我们给这个人留下政治的活口,一但我们百年之后,他是非挖我们的祖坟不可!’邓小平和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都同意我的见解。”(同上)可见,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在夺取最高权力上是战友,抓住主要矛盾,齐心合力搞倒了华国锋,邓小平弄个军委主席,胡耀邦弄个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弄个国务院总理,党政军三足顶鼎立。邓小平为了搬倒华国锋才把权力分散给了胡耀邦、赵紫阳的,如果他接了毛泽东的班,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些权力的,他这样做是迫不得已。邓小平垂帘听政也有难处,就是名誉上的皇帝不好控制,他们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了。赵紫阳下台后说“邓小平认为耀邦同志是一个难驾驭和不好控制的人,批评他后来不听话了。耀邦曾经当面顶过他‘你不能要求我听你的话,我们大家都应该服从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嘛。’当然,到了1989年5月左右,他对我也不那么满意了,认为我已经羽毛丰满,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也是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同上)赵紫阳还说“我们在决定党的十三大路线的时候,已经对中国的改革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蓝图,既大胆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开始有部署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总之,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再不能慢腾腾的走路了。这一点,我和邓小平的意见是一致的。他说‘你的设想是对的,就要按这样的思路大胆的往下走,我给你们当后盾,出了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顶着。耀邦同志的干劲不能说没有,但是重大问题特别是用人问题上不打招呼,不和我们商量了,他在对待那些所谓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上心慈手软,下不去手,这不行。医生给人治病,该动手术的时候,必须要果断,不能谁都想照顾,你要吸取他的教训。’这说明是给我打招呼的。但是,在一些问题上我实在无法执行他的意见,这导致了我现在的局面。”(同上)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虽不能和三国时的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及中共第一代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枣园三结义,“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相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人结义也是中共最开明的统治集团。三人在对毛泽东遗产背叛上一拍即合的,他们俩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胡耀邦热情豪爽,大刀阔斧,赵紫阳能干,思路开阔,与邓小平相得益彰。但在政治改革上,二人比邓小平开拓,在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开山斧,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对外开放,把这么大个中国搞得蒸蒸日上,成为中共建政以来仅有的一段黄金时代。三人结义的祸根是封建专制弊病,最高权力与名誉是分裂的,它们不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是分配在不同人身上,名誉最高权力是胡耀邦、赵紫阳,实质最高权力是邓小平。政权的核心是军队,这在军队没有国家化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更为重要了。邓小平是军委主席,掌握生杀大权,谁敢不服从,刀就架在谁的脖子上。所谓责权不统一,是指责任与权力的分离,最高指令的发出者,可以不负责任,而有执行者负责任,错误归胡耀邦、赵紫阳,成绩归“总设计师”邓小平。这是韩非子的揽功推过的统治术,在中国近代史上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中共党史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换了三个总书记,他也自掌军权,邓小平不另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换了三个总书记,这是封建社会一个特点。小说《西游记》受到历代统治者们的推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种中国的传统的封建统治模式写在里面,就是唐僧管制孙悟空,靠的是“紧箍咒”,这既是咒语又是物质的东西。邓小平的“紧箍咒”是“四项基本原则”,它既是理论又是政治结构。邓小平就是用这种政教合一的怪物来叫杀民主运动的。1986年到1987年初,胡耀邦推行邓小平思想,爆发学运,中共保守派元老们趁机发难,攻击改革,胡耀邦为邓小平承担了责任下台。1987年到1989年赵紫阳推行邓小平思想,爆发八九民运,中共保守派元老们又趁机发难,赵紫阳也戏剧性的被罢免,使邓小平成了真正的大独裁者。胡耀邦、赵紫阳是邓小平思想的最高执行者和探视者,当惊涛拍岸,风云突变,改革开放走出他们划出的界线时,为了保住皇权,邓小平抛弃了他们。但是赵紫阳在最后也逃出了邓小平的牢笼,亮出了独立的旗帜,支持八九民运,决不向人民开枪,那么他的结局要比胡耀邦悲惨的多,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和清朝光绪皇帝一样被软禁在红墙外。邓小平亲政后,另立“太子”江泽民,他跟李鹏一样是中共烈士的儿子和镇压八九民运的功臣之一。这一点在1989年5月21日八老会议上李先念的讲话得到证实,他说“我虽与江泽民同志没有太多接触,但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是不错,我记得1987年初,那时闹学潮,工作做的最好的是上海,江泽民自己到大学与学生辩论,有理有据,工作做的主动,做在中央的前头,很有头脑。这次我观察一下,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最早采取措施贯彻中央精神的还是上海,江泽民第二天就召开万人以上干部大会,把那个《世界经济导报》整顿了,不简单,当初做出这样的举动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但他顶得住不退让,坚持原则,中央党政军大会部署戒严后,第一个向中央表态的又是上海,这种坚决态度难得。所以,从政治上党性上看,江泽民这方面有一贯性。”(《六四惨案》张良著)也许只有江泽民、李鹏这样中共烈士的血统和镇压八九民运屠杀学生民众的刽子手相结合的接班人,才可以使邓小平及中共元老们放心的寿终正寝。

    (3)、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召集他新选拔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们训政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经建立,我一直在安排接班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经验,按工作成就,按政治水平来说,也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说出了他在垂帘听政,也说出了中共政权更迭不是在法律上按程序进行。邓小平的权力交接和历代封建帝王们一样,是个棘手的问题,何况他是个大器晚成的八九十岁的老人呢?在他开始掌权时,下一轮争夺皇权的斗争也就开始了。邓小平是靠非程序更迭宫发动廷政变上台的,他又得靠政权非程序更迭这把双刃剑来维持自己垂帘听政的统治局面。邓小平叫“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邓小平通过非程序更迭,轻而一举地把前两位中共总书记赶下台,只要他身体状况允许,他要一直不停地更换总书记这个儿皇帝的,下一个注定是赵紫阳了。晚清慈禧太后也是利用这种垂帘听政的手段来排除异己,废除几个羽毛未丰的儿皇帝,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封建皇权之争,具体表现在设立“太子”身上,“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也就是中共说的接班人。中共头目毛泽东掌权后,选择过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等当过“太子”,但立一个废一个,毛泽东不死,他废立“太子”的工作会一直继续下去,他不会轻而一举地把皇帝让给别人的,除非他的儿子毛岸英不死,像朝鲜金日成 把权力交给儿子金正日一样。毛泽东把林彪是他的接班人写进了《中共党章》,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就是典型事例。邓小平也一样,先承认华国锋当领袖,实际是挡箭牌或叫遮羞布,以掩盖他们篡权的行为。又立胡耀邦当“太子”,后又利用学潮废除了他,并美其名曰“批准了他辞去党的总书记的请求。”这当然比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刘少奇要好的多,和赫鲁晓夫下台差不多,也是有进步的。后又让赵紫阳当总书记,让李鹏当总理,这样实权在军委主席邓小平、国家主席扬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手里。赵紫阳是明升暗降,总理让给李鹏,总书记是个空架子,这时就打下了让赵子阳下台的埋伏。邓小平让赵紫阳下台,除了保持他们占据最高地位,还有是赵紫阳和胡耀邦一样,在改革开放政策上要比中共元老们大胆得多,特别是在用人上,大胆启用了一批改革开放人才,使“太子党”——中共的高干子女们,感到世袭的权力保不住了。陈云、李先念等人和搞掉胡耀邦一样,来个“清君侧”,三番五次到邓小平那里告赵紫阳的状,以防他翅膀硬了,成了气候,接了邓小平的班,加快政治改革,损害他们的权利,这也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也中了邓小平的下怀。八九民运的发生,这又是一个无程序更迭权力的好机会,这次该让赵紫阳当替罪羊了。利用学潮更换“太子”,不是邓小平的专利,邓小平之不过是个久病成名医的学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利用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更换了“太子”刘少奇,“四五”天安门运动,毛泽东又更换了周恩来病重时选的“太子”邓小平。可见,八九民运邓小平更换“太子”赵紫阳是和毛泽东一脉相传的。八九民运以“六四”镇压收场后,许多人认为,这次运动的实质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是有一定道理的。

    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这是历史事实。但是没有邓小平在整个运动中,对待赵紫阳和改革派,采取欲擒故纵的政治手法,运动不会发展到那么大的规模。5月21日,八老会议上王震说“我跟小平同志报告,说怎么不早下决心那?小平说要看一看,我们看什么?不就是要看他的表现,他到好,老子天下第一。他不采取措施,反而反对我们,反对戒严,就是要把我们这些老家伙赶下台。我们没有亏待他,是他自己要跟我们过不去,他下台是他自己找的,谁让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了。”(《六四真相》张良著)从这点上看,八九民运是邓小平权力斗争的需要,个人独裁的需要,党内权力斗争是主导八九民运的动机。1989年6月7日,中共镇压八九民运后,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中顾委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统一对八九民运的思想。聂荣榛等中共老帅问邓小平“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在人民共和国首都?小平同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不早些妥善解决?为什么不早些在党内解决?是否要出动军队戒严而镇压呢?”所以,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虽然有一些同志还不理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公开了高层不同的意见。老帅们直接提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为什么不早些妥善解决?”从4月15日到6月初,在50多天时间里,完全有充足的时间通过党内党外妥善解决,根本不必动用军队开枪镇压,这是老帅们最反对的事。邓小平回答“事件的发生对我们党对我都是个新问题。事件发展到这一步,没有退路,全国会乱,会失控,是我拍板决定的,不能再拖了。有部分老同志的支持和托咐,也听取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的意见。事件的复杂是党内赵紫阳和其他同志的关系斗争,也搞到事件当中了。有坏人操纵事件恶化,也有外国势力卷入。事件早晚会发生的,有不同意见,有反对的,都可以留着,让时间来证明,五年,十年,或者更长些。”邓小平的回答说明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不打自招地道出了没有早些解决的原因,是赵紫阳和他们的权力斗争也搞到事件当中去了,所以事件复杂了。在“六四”后,还有很多反对镇压的意见,可见在镇压前,反对的意见就更大了,所以,要镇压就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来统一思想。镇压前的情况是,在党内、人大、政协很难统一思想,从组织上合理清除赵紫阳,邓小平没有一定把握,因此就诉诸于学运,有意放纵运动的发展。这狠像当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一样。邓小平说八九民运是赵紫阳的矛盾在其中才开的枪,这是真话。赵紫阳一直站在正义一边,是正确的,而邓小平站在错误一边。赵紫阳和学生、民众站在一起,学生胜利了,他也就胜利了,所以邓小平决不能让学生胜利,就扩大矛盾激化矛盾,这是他们唯一的方法了。所以,我们看到一条红色路线:发表四二六社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军队戒严——罢免总书记赵紫阳——天安门清场。王丹说“历史文件再次证明了,当局当时下令镇压,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权力和地位的动机,而不是当局一再宣称的所谓维护社会秩序等等。这可以从文件中反映出邓小平等人,对被软禁和打内战的担忧看。因为这样的担忧显然不是针对学生和示威群众,而指向他们在党内的对立面。”(2001年1月)他们是从权力斗争来考虑的,是封建专制的特性,不管人民的死活。所以邓小平说“这件事早晚会发生的。”和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十多年来一次,”是异曲同工。

    二是:邓小平他们扩大事态,可以把民主派一网打尽,实现他们“杀一大批闹时者,可以稳定二十年,”的设想。早在1986年12月31日,邓小平就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即使再大一些,也影响不了我们的根本,”“没有专政手段不行,不但要讲,必要时要使用,”“我们的方针是先揭发他们,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的人被打伤,对为首的闹事触犯刑律的要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处理不了这场事件,”“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人民日报》文章写的不错,”“凡是闹起来的地方,都是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可见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的决心,早在1986年的学运后就酝酿好了。所以八九民运刚露端倪,邓小平就用《人民日报》社论定性为动乱,开始放长线钓大鱼了。

    三是:邓小平有一块不可告人的心病,就是八九民运和“四五”天安门运动很相似,但他不能承认,因为那次运动是拥护他的,为他后来夺取权力打下了基础,他上台后又为那次运动平了反。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总理周恩来逝世引发的,由于“四人帮”反对悼念活动,激起了群众的愤怒,由悼念活动转变为政治运动。八九民运也是由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邓小平明白限制群众悼念活动的后果是严重的,在4月15日到25日的时间里,他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方针,以避免四五天安门运动重演,因为他在垂帘听政,他和赵紫阳在演双簧戏,他要像毛泽东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打倒赵紫阳。他在4月26日让《人民日报》发表了《旗帜鲜明反对动乱》的社论,把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而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四五天安门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就把八九民运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了。因为,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也是中共保守派们的共识。1989年5月1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李鹏说“如果各省行政法规不能遵守,就连最起码的校规都不能执行,这怎么算民主,这又是什么样的自由,这与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区别?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国家就要垮了。”(《六四真相》张良著)5月17日,在常委会上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同上)5月18日,中共八老参加了常委会,李先念说“现在全国情况与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区别?不仅北京乱,全国很多城市都乱,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冲击新华门的,现在连新华门都赶冲,现在打、砸、抢、卧轨都出现了,这不是动乱是什么?”彭真说“我们再不能象文化大革命那样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难道这苦头还没吃够吗?还要灾难重演吗?”(同上)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们说“因为有毛泽东做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质上我是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0年7月1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总理时说“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问题。”(同上)

    如果从邓小平坚持中共一党专政的目标出发来看,八九民运确实和文化大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在中共封建专制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也就是带有封建专制主义和马列主义相结合的特点,既政教不分,合二为一。都是中共内部权力无程序更迭而引发的,被中共顺水推舟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都是学潮为主流,全国各阶层参加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被中共定性为动乱,以悲剧告终,是封建王朝周期性循环的继续。中共都动用军队戒严镇压,文化大革命叫“支左”,八九民运叫“戒严”。最主要的是,都成了封建专制社会高层权力斗争,利用改朝换代的工具。鲍彤说“六四和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两大悲剧,全世界都同情中国人,文革时大家都希望再也不会有文革了,但是土壤没有变,没有政治改革,才发生了六四悲剧,两次人民都不了解情况。”(2001年2月)但是,八九民运和文化大革命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明确提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中共一党专政。这个不同点,李鹏在5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的淋漓尽致了“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的看出,极少数人就是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共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目的就是肆无忌惮的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绝对自由。他们散布了大量谣言,攻击污蔑谩骂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攻击为我们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选举产生的人民政府,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四处煽风点火,秘密串联,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他们在中国建立反动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六四真相》张良著)

    2、从邓小平派军队镇压八九民运上面,也看到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严酷性。邓小平指示李鹏在《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以后,北京政治形势十分紧张,4月27日北京各个大学的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中共镇压八九民运。4月29日北京附近的军队三个师被调到北京郊区整装待命。那个时候不但没有学生绝食,而且连大规模群众游行都没有发生,邓小平采取那样的军事部署,担心的是什么呢?他是防止赵紫阳被逼急后利用学运,把各省实力派争取到自己身边,并拉拢外国势力同他进行抗争,他还防止南方各大军区,特别是北京军区倒向赵紫阳一边,他也多少要防止民主派在北京发动民众暴动。5月19日,邓小平又调动外省的四个军区的九个集团军,共二十五万人到北京实行戒严。同时,邓小平在统一高层中共元老们的思想来安排接班人。1989年5月11日,扬尚昆去邓小平家谈话,邓小平借陈云、李先念之口讲明了自己对接班人的看法,他说“江泽民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后,陈云同志对我说‘处理学潮就应该象江泽民一样有决断。’先念说‘江泽民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政治敏锐,觉悟高,有大局观,’他很支持江泽民的做法。”扬尚昆拍马屁的说“江泽民在处理学潮上有一套,记得上次(指1987年初学潮)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与学生对话,并讲演,还背诵马克思主义,当时先念就指示,中直机关党委组织中央各单位收看江泽民与学生对话的录相。” 5月21日,八老开会决定撤消赵紫阳总书记职务,陈云说“先念和我讲过,上海江泽民同志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我到上海几次,他都与我见面,给人的印象是为人谦虚,党性原则强,知识面也很广,在上海人缘也不错。”5月27日,八老开会,邓小平说“比较来比较去,上海的江泽民同志的确是总书记的人选,我认为他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在总书记人选上,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于江泽民同志,大家有什么意见?”(《六四真相》张良著)邓小平先发制人,在他和陈云、李先念三位超级元老钦定江泽民后,其他五位也只有表态支持江泽民了,这是典型的封建专制,皇帝金口玉牙立“太子”的做法,又发生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真是天大的国耻。

    很明显,中共调动军队进京戒严是经过在高层统一思想的,但向学生、民众开枪是邓小平拍板决定的。1989年5月17日上午,在邓小平家里召开会议,邓小平说“必须首先解决北京的问题,不然全国其他省区市的问题解决不了,卧轨、打、砸、抢,不是动乱是什么?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被管制了。考虑来考虑去,要请解放军出来,要在北京戒严,具体一些就是在北京市区实行戒严,戒严的目的就是要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今天郑重的向政治局常委会提出来,希望你们考虑。”会后邓小平亲自打电话给陈云、李先念、彭真,告诉戒严的决定。下午李鹏召集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罗干开会,通告了中央在北京戒严的消息。晚上继续开常委会,会上对于是否实行戒严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进行了表决,结果:李鹏、姚依林支持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戒严,乔石弃权。赵紫阳说“我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在对待学生性质的问题上,我不同意四二六社论的说法,我不能执行戒严决定,以此我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薄一波说“常委的意见既然统一不起来,我们还是在小平那里解决这个问题。”会后,十三 届中央常委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18日上午,中共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扬尚昆、薄一波、王震,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等开会,总书记赵紫阳称病没出席会议。会上听取了李鹏关于政治局常委17日晚,在戒严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薄一波做了补充。接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谈了为什么要戒严,和对戒严的部署。6月2日,中共元老召开会议,邓小平拍板“建议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晚上开始实施清场计划,两天完成,清场了要向广大学生和市民讲清楚,让他们离开,做到仁至义尽,实在赖着不走的,后果自负。”下午,扬尚昆主持召开军委成员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负责人会议,根据政治局常委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意见,命令于6月3日零时,既6月2日晚,一部分尚在郊外的戒严部队进入市区,实施清场。6月3日下午4时,扬尚昆主持召开由李鹏、乔石、姚依林、秦基伟、李锡铭、陈希同、洪学智、刘华清、迟浩田、扬白冰、赵南启、罗干,戒严部队副总指挥周一兵等开会,会议决定“戒严部队于4日凌晨1时,抵达天安门广场,5时完成全部清场任务,部队在开进途中,任何人不能阻挡,遇有阻止,戒严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予以排除。”当天晚上,扬尚昆、李鹏、刘华清、李锡铭、陈希同、迟浩田、扬白冰、赵南启、罗干在中南海坐阵指挥。(《六四真相》张良著)所以,六四后,中共许多元老将帅们,责斥邓小平为什么向学生开枪?例如:徐向前、聂荣榛等就写信或当面向邓小平责问,让他修正开枪的错误。

    1999年4月,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党校召开一个八九年学潮研讨会,由主管政法的罗干主持。他强调中央对八九政治风波处理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承认,对八九政治风波的定性和处理,党内外一直有不同意见。从1992年以来,中央讨论过八次,不同意见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央为什么不在事件初期做出解决,减少避免对政局的创伤。二是中央调动各军区军队进京,难以理解,是否必要。三是中央应对学生和别有用心所谓学者要区别对待,否则打击面太大。罗干披露了调动军队的原本打算和意义,他说“除了当时驻京部队之外,一共调动了十五万军队,来自四个军区的九个集团军。当时调动军队进京的考虑是:一是担心政局失控,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万一失控了,后果难以设想。二是检验一下在和平时期发生冲突事件时,军队的责任。三是防止因事态变化,军方对势态看法对立,而导致乱军。四是当时有消息反映说,赵紫阳和一些军区联系,询问对事件的看法。这是违反中央军委纪律的。这样看邓小平采取满清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时“围城打援”的手段,集中优势兵力,穿插分割打歼灭战的战术是很成功的。如果不是这样,凭赵紫阳在中共高层当国务院总理和总书记多年,手下效忠者一定不少,向38军军长徐军平只是代表。如果邓小平兵力不足,或单调某个军区的兵力,使各个军区不能互相抵消牵制力量,一旦有兵变发生,中共就控制不了局势了。38军军长徐军平,因违抗军队武装进京,而受到军法的处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认罪,铁铮铮地仍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这句话在军中引起很大反响,对邓小平、扬尚昆给以很大震动。既然没人当功臣,实际把开枪的责任摆到历史的罪人的位置上。我们看到的是:面对中共强大的军事力量,赵紫阳也好,学生和市民也好,是无能为力的。而各省市的党政军领导班子,也纷纷发表贺电贺信,支持《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支持中共派军队镇压八九民运,支持江泽民上台,大有文化大革命时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各个省市革命委员会向毛泽东发来的贺电贺信的势头。当时毛泽东对付学生和民众也是采取军管的手段,以“三军两支”的口号进入城市的,没有邓小平动用坦克、机枪这样恐怖血腥。历史向前发展了二十来年,还发生这样同根相煎的血腥暴力的事件,实在令人不敢相信。

    3、八九民运过后,邓小平针对国内外批评他镇压八九民运的错误行为,也进行了辩护。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立政道时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载了跟头。”又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他们没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出来了,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考察时说“我发现靠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就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出了问题,载了跟头,这就不能让了。”(同上)1897年3月3日,会见美国国务卿时说“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同上)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总理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同上)中共政权是封建专制政体,邓小平是这个政权的头子,他始终要维护这个专政政权,所以只要干扰到专制政权这个命根子,就毫不客气的加以镇压。他这些辩护说胡耀邦、赵紫阳下台是因为他们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怪别人。八九民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要镇压。陈一咨认为“八九年局势的发展到了党内保守派不能容忍的地步,上层一帮元老,被经济改革触动社会主义公有制,强烈反对。政治改革他们认为削弱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他们强烈反对,对社会多元化,特别是思想界的活跃,他们也不能容忍,所以这时保守力量,就认为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了。”(1990年6月)

    邓小平还为他的垂帘听政进行辩护:认为垂帘听政的方式并不算成功,多次提出退下来,遭到大家的反对,学运一出现,考虑到马上退不行。他在1989年6月16日,对新上任政治局常委们训政时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也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来,错了也好,对了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新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办法并不算成功。现在我85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9年9月4日,他对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们说“今天主要商量我的退休时间和方式,”“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这件事一出来(指1986年学运),我考虑马上退不行,”“犹豫了这几年,已经耽误了,”“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同上)1989年9月16日,他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时说“把一个国,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不可靠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我已85岁了,多年来我提出退休,每次都遭到大家反对。”(同上)1991年1月18日,他在上海视察时说“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同上)邓小平在这里也反思到这种封建专制的弊端是很危险的,指出过去那种垂帘听政方式并不成功。如果在十三大时退下来,也许不会发生八九民运。但发生1986年、1987年学潮后,犹豫了几年,是有一定责任的。他又从毛泽东死在岗位上,新的接班人没站住脚的立的教训,和八九民运时他坚持不下台,发生“六四”惨案的教训,明确提出了现在全退,比发生事情时退,比在职位上去世有利的观点。他说,多次提出退,遭到大家反对,这个大家不是人民,而是中共保守派,他们最怕邓小平退下来,赵紫阳接班后加快政治改革。1989年5月19日,邓小平对扬尚昆说“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我虽然没有充当党的名义上的第一把手,但大家一直围着我,尊重我,重大事件让我拍板,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对国家都不利,我是应该考虑退的问题了,可现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退那?事情明摆着,想退现在都退不下来,先念、王震他们会同意我退?退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党是应该有新鲜血液。”(《六四真相》张良著)邓小平承认他在垂帘听政,这时他主动下台,顺乎民意,就会平息学潮,不会发生六四事件。后来印尼苏哈托不就是被动下台的,而平息了学潮吗?什么叫退不下来?完全是政治流氓的借口,就是不想把权交给胡耀邦、赵紫阳。把权交给江泽民后,怎么就退下来了?江泽民实行的还是封建专制,只不过改变了他在位时垂帘听政的方式,恢复到毛泽东时代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统治方式。由此可见,邓小平这些为自己垂帘听政的辩护言辞,要害就是把权力都交给他的接班人,避免他那种垂帘听政的历史重演。他退休后又在挑选第四代接班人,胡锦涛等人就是他挑选的。他有些死不瞑目,就害怕西方和平演变的希望在第四代人身上实现。

    当然,一贯以说假话两面派著称于世的邓小平,也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出了他垂帘听政的伎俩,是造成六四惨案的根本原因。关于这一点,实语在1999年1月出版的,《天机泄露——中国政坛绝密档案》一文中说:访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问:“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前夕主张从领导岗位上一定退下来,据说是你坚决主张不让小平退的,你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赵紫阳:“是的,是我主张邓小平不要全退的,起码要保留政治局常委的职务。邓小平说“要保留就保留个军委主席这个职务吧,你们没有直接搞过军队工作,军队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比较复杂,我再主持一段军委工作,你先担任一段军委第一副主席,等熟悉军委工作后我再退。”我说“那当然好了,由你担任军委主席是最好的。”他说“我们就这样定了,政治局常委我不再担任了,由你负责向中央做工作。”“其实,就是我主张他全退,他也不会全退的。那时他头脑非常清醒,加上一些人就是要借助他捞权,他就是想全退也退不下来的。即使全退了,党内军内的职务一点也没有了,他仍然可以通过他的威望和影响来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这一点通过我下台后的政治局也可得到证实。”

    历史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现在江泽民就是在走邓小平垂帘听政的老路,中共16大时,采取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的阴谋,让几个将军拥戴,搞个什么“特别动议”,皇袍家身,高呼“万岁!万岁!”然后,再来个“杯酒释兵权”给那些将军、大臣们几千万或几个亿的金钱,让他们告老还乡,还留下个比汉朝的刘邦、明朝的朱元璋、中共的毛泽东杀功臣要好的美名。那么,江泽民垂帘听政的恶果是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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