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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现代化媒体对八九民运的影响——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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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6月01日)
    

     八九民运之所以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无疑这是和新闻媒体的宣传分不开的,现代化的媒体以高速度传播着画面、声音、文字,甚至通过卫星通讯,进行现场直播。其实,六四惨案在中共罪恶的历史上也算不了什么,不用说国内两党内战,就是和中共党内肃反清洗、延安整风运动、镇压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次运动不杀死成千上万的人那?但是,当时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这样大批的民主派知识分子,没有大批的海外记者来采访人大、政协会议和戈尔巴乔夫访华,没有香港回归前的记者关注,特别是没有这样现代化的通讯传播工具,使人民看不到,听不到,这惨无人道的无数个人间悲剧。例如:中共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时饿死三千万人,是在二十多年以后才透露出来的,而中共在八九民运中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民众,就被全世界直接听到、看到了。当然,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是靠大批的国内外有良知的新闻记者和民运人士来掌握,他们为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博讯 boxun.com)

    (一) 国内新闻媒体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十年来,广博、电视、报刊杂志在全国有了迅速的发展,当时电视在全国各个城市已经普及,农村也有些地方看上了黑白电视,广播网遍布乡镇,有一万多种报刊杂志,达到中共建国以来最高峰。但是,在中共这种封建专制的制度下,新闻媒体都是官方主办的,没有一个是私有的,并且都受到中共宣传部门的控制。参加八九民运的学生只有采取和戊戌变法一样的“公车上书”形式,上书请愿,要求对话。因为,当时从学生到知识分子,再到工人、市民,都是在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工作,国家给开工资发粮票,像“飞虎队”、“四通公司”这样的个体户或民营企业极少,而且这些人也都是吃国家供应粮的城市户口,而被中共贬为劣等公民的农业户口的人很少有参加八九民运的。所以,参加八九民运的全部资源都是受中共控制的,不论人、财、物,包括新闻媒体。如果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彻底的失败,没有国内高层权力斗争更迭的历史背景,就是以中共邓小平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都在利用新闻媒体来左右八九民运的话,新闻媒体不会成为民运人士广泛传播民主思想的阵地。

    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为了反击中共保守派利用他访问朝鲜之机发表四二六社论的错误舆论,指示主管意识形态的控制全国宣传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扩大报导八九民运,。1989年5月10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胡启立说“进行新闻体制改革,是加快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正常的新闻舆论批评,是使我们党和政府永远保持政治活力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要切实以立法手段来保障我们的新闻制度有法可依,真正做到重大事件让人民知道,新闻舆论确实反映人民的呼声,起到监督作用。”(张良《六四真相》)胡启立在八九民运中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新闻宣传上支持八九民运,支持新闻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被中共保守派罢官。5月21日中共八老开会,王震说“还有胡启立,他抓这个新闻舆论抓得不牢靠,还反对戒严,也应该撤掉。”(张良《六四真相》)可以自豪的说,在八九民运时,中共高层的改革派和广大新闻工作者,配合的相当密切,新闻舆论确实反映了人民的呼声。

    在中共残酷镇压八九民运时,以《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为代表的首都新闻界,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勇气,以各种形式抵制和抗议中共的暴行。

    1、 中央电视台,从4月27日以后就开始大量报导学运,从5月30日到6月6日,整天播放学运新闻。全国民众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了八九民运,受到了民主思想启蒙,这在中国是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大事,影响是巨大的。6月3日晚,北京发生解放军开枪打死学生和民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后,4日5日6日,中央电视台长时间出现灰色画面,节目主持人薛飞、杜宪着一身黑衣,脸上表情十分悲伤,语调都变了,没播几句话就下去了,比周恩来、毛泽东逝世都悲痛,表示了对死者的哀悼,对当局暴行的抗议,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共屠杀了八九民运的学生和民众。

    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6月4日早晨6点25分,用英语广播文稿大意如下“请记住1989年6月3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情,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在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杀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枪来对付千万名来阻挡他们向市中心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肆无忌惮的向街上的民众扫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壁虎、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共同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 (张良《六四真相》)各个省、区、市广播电台,各个大、中院校,天安门广场开设的广播站,也同样在宣传民主思想。

    2、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表现的更是整体化了,从胡耀邦逝世起,就在头版头条大量宣传学运。赵紫阳到朝鲜访问时,从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到5月3日报道学运少了一些,赵紫阳从朝鲜后来后,从5月4日一直到6月4日,大张旗鼓的宣传八九民运,而且是在第一版。5月20日,李鹏发布戒严令后《人民日报》编辑吴学灿、张苏等人,在北大传单《赵紫阳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的基础上,加上一句话“要求召开人大会议,罢免李鹏总理的职务,”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发表,引起了很大震动。6月4日早晨,《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北京这一夜》第一句话说“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如实写历史。中共很少有这样的报纸,这样具体这样真实地报道八九民运。《人民日报》国际版,也大量刊发了东欧、苏联的政治改革文章,为八九民运一唱一和,一直坚持到6月底。同时,《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在宣传八九民运和政治改革方面,也做出了惊人之举。各个大专院校和文化团体自编了各种“小报”,大量印刷发行,宣传八九民运思想。

    八九民运以来《人民日报》社领导消极抵抗。5月19日,也就是将要宣布戒严前,总编辑谭文端突然吐血住院,报社编辑工作由社长钱于仁负责,6月2日主持报社全面工作的钱于仁,临时召集编务会议,并出示医生开具的证明,宣布临时休假。事仅两天,也就是6月4日上午,主持该报社工作的副主编辑路车歧,在例行编辑会上,突然宣布自己能力有限,难以胜任主持报社的全面工作,提出辞呈,既要求中央派人来领导报社的工作。

    《人民日报》社许多编辑、记者参加了八九民运,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报社一些人认为背上了黑锅,于是他们上街游行,喊的最多的口号就是“人民日报冤枉,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的反对四二六社论。”5月4日,北京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口号是“新闻要客观公正”,“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加强新闻监督,推进政治改革”,标志着新闻工作者站了出来,反对中共的封建专制统治。他们也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受到中共几十年的压迫,拼命也要参加八九民运。也正是新闻工作者的觉醒,对八九民运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八九民运中,学生自办的媒体,打破了中共的新闻封锁。当时,学生们办的广播站和小报,完全独立于中共,脱离了中共的监控,打破了中共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传统,使中外记者在“美国之音”、英国BBC电台、法广电台、中国之音等媒体发表八九民运新闻后,又通过卫星在学生自办的广播站上播放,或自办的小报上刊出,形成了立体媒体网络,完全真实的报道八九民运,打破了中共的新闻封锁。同时,海外民运组织,给予八九民运的支持,也是通过媒体传回国内,首先在学生们办的广播站和小报上发表的。例如:运动开始,在美国的“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发出《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求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体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它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与参与”。美国华人知识分子,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要求“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举权”。在美国的“中国之春”成员,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要求保守派官僚下台”,“敦促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台湾发起“送爱心到天安门”,“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等活动,筹款亿元台币支援八九民运,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文艺界朋友们说“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文艺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共体制下,学生自办的新闻媒体,把海内外民运联系起来,把各个民运团体组织的信息沟通起来,使八九民运的参加者们,时刻在接受民主思想的启蒙,进一步增强了他们为民主而奋斗的决心。

    (二)、香港发挥了反共基地的作用

    回归前夕的香港,派出大批记者前往北京,对八九民运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们有一种天然的良好条件,和民运人士直接接触,把八九民运的报道很快发回香港。香港的《南华早报》政治版的记者扬建新说“香港的大批记者三月份去采访人大、政协会议后就没走。那时很多记者都留在北京,因为,当时已经很清楚,有一些民运人士透露,要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给政府一点压力。香港媒体都知道有大事要发生,陆陆续续都来观看整个事件的发展。”(1999年5月)香港《经济日报》记者罗一苹,1989年4月20 日目睹了在中南海新华门外,军警们与示威学生发生冲突,并很快报道了这事实真相。她说“我在香港《经济日报》发了一篇文章,有照片,把我在现场看到的情况都写出来,报道了公安打学生的情况。后来采访王丹时,把这篇文章给他,想不到他马上给他的同学,他的同学,在北京大学,大量的,一万张,一万张的翻印,然后满街在贴,就看真相是公安在打学生,因为国内媒体没有吗?说公安没有打学生。我作为境外记者,把事实真相写出来,影响很大。后来我知道,对北京的记者引起很大反响,为什么我们知道的新闻不能写,反而境外的人写出来。” (1999年4月)学生印发的小报,使香港报纸在大陆传播,确实成了北京新闻界大游行的动因之一。香港中文大学穆卫然教授说“在六四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做生意的,大家都为共同目的,都站了出来。把那时香港的报纸都拿来看看,政治广告比商业广告多,不是靠钱来做广告,不是一份报纸,而是几十份报纸,把学生的事登出来。”(1999年4月)这反映了香港人的心态,认为发生八九民运是好事,大陆自己开放了,自己民主化了,香港也就民主化了。香港《文汇报》驻北京记者刘锐绍说“《文汇报》的消息是比较准确的,同时《文汇报》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在党报上面报道出跟中央口径不一样,当时大家都说党报的东西可信,不是宣传的东西,后来有些人说我们的报道起的作用,是敌人起不到的作用。在北京戒严后,《文汇报》社论开了天窗,上面只有四个大字“痛心疾首”。六四血案发生后,报上有句话“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杀中国人,北京天安门,中国人杀中国人。”(1999年5月)

    香港记者,从运动初期,便不断把大陆消息传回香港,报道的画面都是游行的场面,广场学生绝食情景,触动了香港人,香港也动起来了。香港各界举行了各种集会、游行,并开始募捐,把大量钱款、食品、帐篷等送到天安门广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领袖李铸铭说“1989年5月21日,就是北京宣布戒严的第二天,香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景象,百万人大游行,香港人口共有六百万,向来不关心政治著称的香港,那天却有六分之一的人走上了街头。那个时候看上去香港人,从来没有这样表达他们对国家的感情。其实,我们也是中国来的,很多人都躲避共产党的统治来到香港。我们的背景,尤其我们四十岁一代,也有国家背景在背后,所以我们感情就是,希望中国也可以有民主和自由。如果中国有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们把握自己的生活方式,香港人都知道,如果中国民主化的话,我们不再恐惧共产党统治。”(1999年5月)香港“知联会”负责人司徒华说“中共向人民开枪后,人群中有一句口号,也表明香港人的心理‘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他们知道香港就要归中国了,假使中国不走上民主化,香港将来的人权还能够存在吗?”(1999年6月)无疑,香港人对八九民运的热情,对民主的盼望,也是中共下令镇压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共要杀鸡给猴看,不希望到手的香港,成为反共基地。

    当然,邓小平在六四后,用赞许的口气说“香港媒体的透彻分析,使我们很快看清了动乱的实质,才决心处理这件事情。”(1990年3月)确实,中共保守派从香港媒体获取了有利于他们决策的大量信息。香港媒体把八九民运的本质暴露于世,一针见血,毫无掩饰。例如:在八九民运初就在香港媒体炒起“倒邓保赵”之说,邓小平也正是认清了这一点,才以“到赵保邓”来结束八九民运的。

    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说“我的革命思想得利于香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来自香港,是香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哺育了孙中山。而今,八九民运受到香港人的支持和影响,一位参加八九民运的人士说“我们永远忘不了香港对八九民运的支持,我们一定会报答的。”(1999年5月)所以,中共就要削弱和铲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后快,就要在香港的民主制度上作文章了,千方百计要改变邓小平许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和“一国两制”的方针。现在的修改《香港基本法23条》的风波,就是六四的余烬,可能六四在这里重新上演。

    (三)、西方媒体对八九民运的影响

    西方媒体对八九民运的报道,既打破了中共的新闻封锁,又使西方人认识到中国人也同样追求民主。当时在官方新闻封锁的情况下,外电报道成了各地学生,包括北京民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英国BBC电台住北京记者麦杰斯对媒体的作用深有感触,他说“有一天我在北京大学内,同数百名学生一起听学生自己的广播站广播,高音喇叭就安在一间学生宿舍的窗台上。当时正广播新闻,我听到自己刚发的一篇新闻稿,译成中文,由BBC英国广播电台中文部播出来。看着周围学生渴望得到新闻的表情,真是让人难以忘怀。”(1999年5月)

    香港《时报》记者蔡永梅认为,媒体除了传播新闻外,还有另一种作用,就是“中国发生整个事件,如果没有外来传媒关注的话,当局会很肆无忌惮的,就会关起门来打狗吗?所以,有了传媒全世界都关注事态,对当局的行为也有内挫。而且,学生面对强权时,他们也有恐惧感,他们觉得媒体关注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安全一点。”(1999年5月)然而,有了这种安全感,学生行动起来,也就更少了顾虑。刘冰雁说“整个新闻媒体,一看了不得,人山人海,而且共产党马上就要完了。所以,西方媒体也要承担一定责任,反过来促进了学生当中,已经存在那种忘乎所以,觉得天马上就要变了,这样一种心态。” (1999年5月)这和邓小平做贼心虚,尽力推脱责任的观点相似,他说“今年发生事件的原因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民主派,所谓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的混乱局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为了推脱枪杀学生和市民的责任,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谎言是站不住脚的。外国记者麦杰斯反驳说“我并不认为是西方媒体在炒,运动才扩大到后来的那样大规模和激烈程度。我记得4月15日,运动起来后,一场学生运动就有了它自己的一种生命力,一种向前推进的力量。与其在这个运动中,由于学生考虑西方公众通过媒体怎样看他们,因此,在媒体程度上,改变了运动方向,或一些做法,但这并不能得出结论,是因为摄影机在场,媒体的深度导至了后来的状况。这里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在八九民运的时候,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那时并没有任何新闻媒体在炒作,尽管如此,藏人的抗议还是越演越烈,直到最后被中共当局镇压。因此,说西方媒体在炒,扩大激化了八九学生运动,并不公正。”(1999年5月)记者麦杰斯列举了当时西藏抗议中共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被中共用军队镇压的事实,很有说服力。有些人对中共本质认识不深,总认为中共从邓小平上台改革开放十年来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其实,中共从上井冈山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以后,一直到八九年都没变,只是为了适应形势变化,中共制造假知识分子,中共干部都发了假文凭,真正的知识分子不用。企业、军队、农村都有中共组织控制着,几次要变但没变了,包括中共十三大政治改革发表后,胡启立深入到大庆等地呼吁要党政分开什么的,都没有行动,学生们年轻,看不到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才有将民运进行到底的决心。六四惨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封建专制政权。记者麦杰斯说“运动起来后,一场学生运动就有了它自己的一种生命力,一种向前推进的力量。”这是非常科学的话,八九民运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回顾八九民运,虽然对西方媒体及港台媒体的作用,有种种争议,但不可怀疑的是,它突破了中共的新闻封锁,也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麦杰斯认为“西方媒体起的一个真正重要作用,是影响了本国的公众舆论。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报道,对于美国和英国公众来说,是非常有震撼力的。西方媒体第一次有机会,在中国首都中心,报道一个正在发展的大规模政治事件,电视台播出那些画面,学生喊的口号,要求民主自由,许多学生能讲英语,还有在天安门广场设立的自由女神像,这些都对西方观众有直接的吸引力。对西方公众来说,中国多少年来,一直是个遥远的不可捉摸的国家,中国人有同西方栽然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中共媒体对八九民运的大量报道,西方人突然认识到,中国民众对民主和人权,有同西方一样的追求,这种公众舆论的形成,在后来西方国家政府,在六四镇压后,做出的种种有关六四的决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98年6月)

    林先生诚恳的说“在大学校园里是我亲身经历了文革动乱,这些年又亲眼目睹了种种腐败现象,动乱和腐败都是有由不民主制度造成的。六四,自称代表人民的政府,居然用坦克机关枪镇压反对腐败的学生,政府的行径使我感到深恶痛绝。我坚信只有建立起民主社会,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中国才会稳定繁荣。中国社会真正动乱的真正根源,就是现行的专制独裁体制,因为不让人民讲话,人民心中长期压抑的不满,一但总爆发,结果是最可怕的。民主不会自动到手,不能幻想那些特权统治者,会自动放弃手中的权力,民主要靠斗争来取得,我认为有一种武器比枪杆子更强大有力,那就是宣传的武器,用民主自由武装起来的亿万民众,是不可战胜的。中国过去民主革命失败,就是人民没有足够的民主素质,才会让满脑子独裁的人窃取了领导权,建立一个又一个专制政权,然而时代不同了,目前从中共内外,从解放军内外,从地方到中央,顽固坚持专制独裁者已经是少数,因此,对于革命前辈一直没完成的伟大事业,我是满怀希望的。“(1999年8月)

    15年后的中共依然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依然对新闻媒体进行严格的控制,现在还包括对因特网的严密封锁。整个中国大陆没有一家独立的私有的新闻报刊,包括因特网,就是《南方都市报》等揭露了中共九牛一毛的冰山一角的孙志刚案件,就把该报的负责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王炳章、扬子立、杜导斌就是发表反对中共的言论,被判重刑;这比国民党统治时还要黑暗几十倍,那时中共的报刊可以出版发行,文化左联可以存在,鲁迅可以写《纪念刘和珍君》,并且发表;现在就连军医蒋彦永揭发“非典”的事实都得到国外发表,揭发爱滋病也得到国外发表,揭发六四解放军用炸弹打死民众也得到国外发表,你们看这是什么“三个代表”,什么代表人民的利益?实质就是代表他们自己的根本利益,那管人民的死活,毛泽东、邓小平是这样,江泽民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胡总书记、温总理现在都是傀儡,不要难为他们了。)我们必须牢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教导“革命尚没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希望新闻媒体继续发扬八九民运的大无畏的民主革命精神,突破中共的新闻封锁,做民主革命的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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