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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明:说出我对共产党的一个怀疑
(博讯2004年5月12日)
    


    俗话说,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天塌下来有小个顶着这样的事,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六四事件中有人员伤亡。既然出现了这种人神共愤的惨象,人们就要追问究竟是谁制造了这起事件。在一片追问声中,与这起事件有关的人就出来说话了。首先出现了这样一个传说,杨尚昆说自己没下令开枪。后来又有人证明陈云同志不同意对民众使用武力。前不久,事态又有了新的进展,据说李鹏同志写了一个回忆录,他在此书中披露自己在八九年对一些事情并不知情,言外之意他也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年的决策者中,只有邓小平方面还没传出来为他撇清责任的说法。如果这样的传说始终没有出现,那么邓小平同志就要承担六四屠杀的全部或大部分责任,这不就是天塌下来小个顶着吗?

    如果邓小平方面也有人出来披露真相,说邓小平同志也不知情,那么六四事件就跟当时中共的任何一个决策者都没关系了。既然如此,六四事件跟谁有关系?跟我有关系?是我在我家的地窖里指挥的?各位看官现在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我被共产党的魔术弄糊涂了。

    一些共产党人非常会变魔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就是一个经典的魔术案例。首先,文化大革命中迫害人的许多事情都是在毛泽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背着毛干的。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江青是毛的亲密夫人,即使毛与这两个人有这样的特殊关系,毛都不必为文革中的不人道事件负责。对于这种超现实的魔幻般的解释,中国人不是也接受了吗?

    其次,党史专家们又刻画出一群大恶魔,这就是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做过如下事情:批斗干部、群众,致使许多人伤亡;毁坏文物、焚烧书籍;参加武装斗争、争权夺利等等。官方对于红卫兵为什么会做出上述事情的解释是,这是红卫兵盲目崇拜毛泽东的结果;与此同时,红卫兵还被指责为道德水准低下。

    由于有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红卫兵造反派,所以党还是伟大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来观察红卫兵造反派,我们或许能产生一个新的想法。

    王军涛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

    “即使民主化建立了自由的公共讨论和民主选举的政治平台,仍然不能确保这一程序的后果符合所有参与者认同的好的选择。囚犯困境表明,在某些局势中,每个参与者追求最大利益或避免伤害风险而理性互动时,会导致整体上谁都不喜欢的结局。在另一些格局中,欺骗和小人就象劣币驱逐良币一样能够将诚实和君子置于政治上的死地。阿罗不可能定理则甚至表明,一般的自由主义原则在某些情形中不能产生公共决策。这些抽象的理论模式可以解释自由民主政治中的许多过失和荒唐,包括台湾的现实政治冲突。一些追求民主自由一生、甚至付出极大代价的政治人物,最后会玩弄阴谋;竞争的双方都违背初衷为情势裹胁进对双方伤害都很大的恶性冲突中不能自拔。由此的结论不应当是放弃民主政体,象霍布士、纳粹上台前后德国知识精英以及中国的新保守主义那样认为。也不应当简单地对玩家进行道义谴责、从而试图以舆论压力约束他们,因为玩家是理性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民主自由政治允许和鼓励的心态文化。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合理设计制度和安排游戏规则,使得理性行事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时,所有参与者互动的结果符合社会公众利益。这样的思考正是自由主义在经历挫折和磨难后重新复兴的出发点,即新制度主义的出发点。目前比较政治的中心之一,就是通过定量分析,确定各种制度安排的政治效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当利用这些理论和成果来寻求民主化进程中的实际政治困境的解决方案,而不应简单地比较稳定良好运行的自由民主政体和失败恶劣的专制政体并回避自由民主化进程中的挑战性问题。”

    观察文化大革命时的政治环境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环境与民主政治的运作平台是比较相似的。毛泽东当时提倡的是大民主,平时约束青年学生的地方政治权威和学校权威都受到了中央权威的约束,使他们不能干扰学生的政治活动。失去了资格限制之后,学生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参与政治。在这种情境中,“每个参与者追求最大利益或避免伤害风险而理性互动时,会导致整体上谁都不喜欢的结局。在另一些格局中,欺骗和小人就象劣币驱逐良币一样能够将诚实和君子置于政治上的死地。”这些理论可以解释红卫兵们为了革命理想、为了争权夺利而表现出来的过失和荒唐。

    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去批判红卫兵,不从制度上进行革新,那么我们的智慧就还没能提升。道德上的批判可能会使一些当事人忏悔,但是它不能使所有的人忏悔;它可能使当事人改过自新,但它不一定能使后来者吸取教训。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人都没能认识到这点,我们竟然接受了共产党对于红卫兵的评价,认为他们是盲目崇拜毛的人和一无是处的破坏者。既然红卫兵追求最大利益或避免伤害风险在当时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没必要对红卫兵进行过多的指责。


    共产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我们都知道了,这就是迫害人的事都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干的,同时红卫兵造反派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对于六四事件和八九民运共产党已经有了一个所谓的评论,但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评价。首先它没说明为什么要放弃关于八九民运是反革命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说法;其次它解释不了为什么要杀人,共产党说为了稳定而杀人,这显然是狡辩。

    当共产党不能自圆其说时,当共产党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时,它可能会对八九民运给予重新评价,也可能不会重新评价。假如共产党要做重新评价,那么它会怎样说?他们可能会按照他们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思路来评价八九民运。现在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素材已经出现,如果再出现一些素材,那么我们就能看到由这些素材组成的一个文本:

    杨尚昆同志没下令开枪,陈云同志不同意动武,李鹏同志不知情,邓小平同志被陈希同等人给骗了。陈希同为什么要骗人?因为他是野心家,想利用这次事件立功受奖从而达到升官的目的。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在这个运动中没有一些黑手出现,官民矛盾也不会趋于不可调和。道德败坏的黑手一直在利用学生运动,使学生运动越来越激进,黑手们用学生的激进行为来要挟政府,以达到其个人目的。

    经过上述解释,共产党的责任就会极大地减轻,然后共产党还可以给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家属和伤残人员一定的补偿,到此为止,共产党就把自己给洗白了,说不定还会赢得一片褒扬之声。

    现在我越来越担心上述事情会发生。近来有几件事值得怀疑。李鹏日记出现是个人行为还是组织行为?其真实目的是什么?戴晴为什么要全盘否定八九民运?他为什么要指责一些民运人士的激进断送了共产党的改革?一些人为什么要抓住八九民运中的激进民运人士不放?

    在一九八九年,民众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传统的政治权威并未有效地制止民众侵入到他们的领地中。于是北京就出现了一个民主运动活动场,这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政治活动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我们温习一下前面的有关内容,我们就可以明白在八九民运中为什么有的民运人士会不顾公共利益而一意孤行。在民主活动场中,“玩家是理性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民主自由政治允许和鼓励的心态文化。”“对玩家进行道义谴责、从而试图以舆论压力约束他们”是行不通的。“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合理设计制度和安排游戏规则,使得理性行事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时,所有参与者互动的结果符合社会公众利益。”所以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对激进人士的批评,也不能满足于对激进的危害性的认识;保证自己不激进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

    也许现实中真的存在着共产党试图减轻自己对于六四事件的责任,也许共产党正在引诱我们从道德的角度去批判激进的民运人士。假如共产党真的减轻了自己的责任,而我们又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去考虑激进者的不道德,那么中国的民运就会退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水平。

    十五年过去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人们不可能时时都不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所以有一些事情就有可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我们一定要小心。

    注:所有引文来自王军涛《台湾大选对的真正挑战与启示是什么》(《新世纪网》)

    (原载《网络文摘》) _(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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