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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五四运动与八九民运----------纪念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
(博讯2004年5月02日)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历史,其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不仅通过政治改革推翻了封建制度,而且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等清除了封建专制文化和价值观念。但中国却没有经历,这么样深入广泛持久的启蒙运动。人们对五四运动有广泛的讨论,一般都不怀疑五四的启蒙特性,当然是指:胡适、钱玄同、陈独秀、鲁迅等人领导的,发生在中国的1915年至1919年的,以《新青年》杂志创刊,发起冲决封建精神罗网,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李应时教授说“五四是二十世纪伟大运动,五四有两种定义:一个是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反对巴黎和约的,把山东让给日本,这是学生运动。我们普通讲的五四运动,包括1917年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一直到新思想,最后归结到两大问题,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这是广义的五四。”(1999年5月3日在美国哈佛大学纪念五四和六四研讨会上的讲话) (博讯 boxun.com)

    五四运动是中国被西方列强炮舰驱赶之后,最深刻的一次文化反省,对中国过去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都有了重新思考,恰似一个民族从精神上脱胎换骨,所以五四运动是中国辛亥革命后最伟大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是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补课。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军阀统治,把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基本葬送了,于是人们渐渐领悟到一个道理“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其优能。”(陈独秀)于是学习西方文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是以五四为标志的,其矛头是对准了几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专制传统文化,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激越口号。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很高,“我们看到他在民国九年一月《与海外同志书》里那样赞扬五四运动,那样承认‘思想转变’为革命成功的条件,我们更看他在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时那样容纳异己思想的宽大精神,我们不能不承认,至少孙中山先生相信‘革命之成功有赖于思想之转变’,所以他能承认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的事。’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以转变,社会又何以进步,革命又何以成功呢?”(胡适《再谈五四运动》)

    1、继续完成五四运动没完成的任务

    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看到,从鸦片战争一直到五四运动,中西文化冲突和交融经历了一个从技术到经济,再到政治制度,最后到人们内心深处的不断深化过程,而每深入一步,都是历史的必然。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新文化运动。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把中国人从沉梦中惊醒了,先进的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后是试图仅仅把西方先进技术端过来的洋务运动,接着是主张渐进道路的变法维新,旋即是主张激进手段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人们发现最深刻、最有效的变革应当发生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发生在人们内心。启蒙,进行观念领域的变革,这可以说是五四运动前80年经验的一个总结,是几代知识分子达到的一个共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五四运动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因为,不久发生了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在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危险情况下,民主和科学自然提不上日程,反而给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契机。学者刘晓波认为“西方的民主来自一种内在的觉醒,而中国的启蒙则来自外在的压迫,甚至对于传统,中国人根本没有觉醒。如果不是西方人用军舰和大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人看到了自己在世界上的落伍,那么中国人也许至今还拖着辫子,裹着小脚,三拜九叩吧。因此,中国的启蒙,无论在洋务派和维新派那里,还是在五四运动那里,都不是一种内在自觉的,全面的启蒙,不是为了改变中国自身的奴隶命运,而是为了应付外敌,是为了保住华夏帝国中心地位,所以一切改革措施的出发点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民族的振兴,是权宜之计。”(1988年5月《华人世界》刊文《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的批判》)五四运动的启蒙,本应给中华民族带来尽可能多的文化更新选择,却以单一的共产主义专制集权统治而告终,这不能不说是悲剧。

    2、 949年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实行封建专制统治,民主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加以奚落和扼杀。胡适在《再谈五四运动》中说“民国十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至少有两点和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运动不同的,一是苏俄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民国十六年的国共分离,在历史上看来,可以说是国民党对这种不容异己的专制态度的反抗。” 胡适在这里说的“新运动”是指五四运动,他批判五四运动的缺点:一是苏俄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他还进一步批判说“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把一个文化运动变成一个政治运动。”(2000年孙之的《尴尬的发言者》)后来中共的专制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史无前例的灾难,几千万人民无辜的被杀害,现在仍然在极力维持封建专制统治,证明他的观点的正确性,是高瞻远瞩。

    刘冰雁说“中共取得政权以前三十年起到的作用,但不幸的是,1949年中共一进城,拿到政权后,五四的传统中断了。中共打着五四旗号来反对五四的批判精神,所以它的破坏也是最有效的,因为人民相信它。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抬高鲁迅来贬低鲁迅的批判精神,他说‘鲁迅的批判精神,可以用在国民党身上,不能用在解放区,’这压制了人民的精神。五四民主和科学,包括人们科学的去思考,科学的去认识这个社会,可是1949年后,所有人都不能思考,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思考,是荒谬的。”(`1999年5月2日在香港展望中国民主前程研讨会上的讲话)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负责人王炳章认为,五四运动使传统文化丢掉了,给中国人的信仰产生一个真空,让马列主义乘虚而入,以及“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民族主义,被毛泽东利用闭关锁国,建造共产主义乌托邦。“我们对五四的看法和中共不一样。我们纪念五四,更重要的是反醒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化所走过的路程。五四提出民主和科学,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向先进的国家人民学习,但这只是个外表,它最深刻的内涵是一个信仰系统。西方对科学和民主只所以能够弘扬,是因为它限定有一个基督教文明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上面。但五四运动时的知识分子没看到这一点,所以它没有引进西方文明最先进的内核。那么,我就说了,反传统把我们的最优秀的传统丢掉了,这就是中国春秋战国以前原始社会人民对上帝的虔诚。所以既丢掉了自己的优秀传统,又没有把西方最先进的内核引进来,给中国信仰造成一个真空。那时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信仰危机,中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把马列主义引进中国,在中国遗害八十年,我觉得这一个深刻教训更值得我们总结。”(1999年5月4日,在美国哈拂大学纪念五四和六四研讨会上的讲话)

    学生们把八九民运看成是五四运动的继续,认为五四运动没有完成反封建专制任务,是救亡压倒启蒙,使启蒙中断,今天要继续倡导民主和科学,开展新的启蒙运动。柴玲说“这个运动最大的一个毛病,从学生运动变成了一个社会运动,当时从校园到街头,把学运变成民运,它就遭到两难的处境,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把学运变成民运,学生实际上他又没有力量,能够使民运成功,整个社会阶层有那种政治体制改革的速求。但学生的想法和他们不一样,一个单从学生运动角度来理解的话,我们又理解运动中的学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运动学生自己,把运动看成新型运动,叫做爱国民主新启蒙运动。意思是八九年的学生把自己理解为1919年五四运动青年学生的继承人,要继续倡导民主和科学。要启蒙,启蒙包括学生自己,包括整个民族意识的大气候。所以,这个运动的主旋律,在整个运动中,从头到尾一直大家都在唱的。比如说,我们从主旋律才可能理解,为什么学生要不参加各党派之争,要保持学生的纯洁性,比如什么纠察队,不让市民混进来,为了怕一些便衣混进来。”(1993年5月)学生们当时的确是这样做的,例如:5月23日,3名湖南青年知识分子,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个人崇拜,先在天安门城楼上贴上“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的大幅标语,然后用颜料涂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结果被天安门广场上的高自联的学生领袖郭海峰等扭送到公安局,其中喻东岳被中共判刑20年。对于这一事件,王丹认为“学生当时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保持纯的学生运动,不要有别的,就是不希望有过激的行为。”(1999年6月)学者方觉认为学自联的做法是错误的“学自联担心动乱的发生,当时这种情况下,认为他在这里搞破坏。学生希望平静,不希望动乱发生,以为他们是政府派来的。”(1999年6月)中共一直在喊有人在搞动乱,学生们担心动乱发生,以此来证明他们不是在搞动乱,君子动口不动手,搞动乱的是别人。同时,从侧面证明在六四前夕,天安门广场是平静的,所谓反革命暴乱是中共一手策划的。学生们是不信任中共领导人的,不是依靠一个皇帝的封建改革势力,而是有真诚民主思想的人。所以,他们对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知识分子们的呼吁及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书面讲话置之不理,他们认为赵紫阳也不过是政客而已。封丛德说“甚至我们首先不信任赵紫阳,然后才不信任李鹏、邓小平。因为李鹏我们认为他是个愚蠢的家伙,没有必要跟他有什么,但赵紫阳完全是个政客。当时我的想法,不知想法有多大代表性,但和圈子里的同学都是这种感觉。”学生不参加党派之争自有道理,他们不参加党派之争,还在广场上不走,就是绝食、绝水、最后等待屠杀,这些都有青年人的特点,都是为了起到宣传作用,就是影响力越来越大。学生们在起草的《宣言》中说“‘在生与死之间,我们要看一看人民的表情,要拍拍民族的良心’后来删去了。”(柴玲1995年6月)学生不同于依附于中共的体制内改革派,如鲍彤、王军涛、严家其等人,他们要以百日维新为样板,幻想依靠当时有职无权光绪皇帝式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支持,通过召开人大,修改宪法,自上而下的进行政治改革。也不同于,工自联、农自联、飞虎队个体工商者们,以法国大革命攻克巴士底狱为样板,以牙还牙,用暴力革命推翻中共。学生们是以五四运动为蓝图的,完成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启蒙任务。而中共由于高层权力斗争的需要,关键要抓后台人物,乱中夺取,所以,学生成了牺牲品。

    王丹说“八九民运和五四运动一脉相承,青年学生对祖国关心和五四完全一样的。五四处于一种民族情绪,提出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更强调保持民族自尊独立,没有把民主、人权作为政治述求提出来。八九民运不同,直接是人民对民主的述求,直接呼吁民主、人权、自由。这是很大不同的,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又说“五四是启蒙,八九民运也是启蒙。我主张中国民主化有个渐进过程,我觉得那种一下突然爆发的政治运动,有它有意义一面。如果使中国真正走上完整的比较健康的民主机制,还是要有很扎扎实实民主建设过程。首先来说中国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要首先建立中国老百姓的公民意识,也就是民主意识,认识到自己为什么追求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应该以什么方式来争取?所以,我觉得民主运动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唤起,进行民主启蒙。民主运动,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启蒙运动,这是我的看法。“(1997年5月)

    3、八九民运没有像五四那样,由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大批产业工人参加,运动中心也由政治中心北京,转移到当时中国最大工业化国际化经济中心城市上海,迫使政府接受了民众意见,拒绝在巴黎会议上签约,惩办了一批官僚,取得了胜利。五四运动时上海有六万人在5月5日自动举行罢工,支持学生反帝爱国斗争。北京、唐山、汉口、南京、天津、杭州、九江及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了罢工游行。上海和其它一些城市的商人也举行了罢市。罢课、罢工、罢市斗争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如果没有大批产业工人参加五四运动,是决不会取得胜利的。久病成名医,中共是五四运动中,靠工人运动起家的,他们深知工人运动的厉害。所以,从一开始就注重工人运动。5月10日,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扬尚昆说“千万不能因此而影响社会安定,工人闹事可不得了啊!”赵紫阳说“我们不仅要与学生、新闻记者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还应该与工人座谈,倾听工人的呼声。”会议先安排赵紫阳和李鹏同志与北京工人进行座谈,或到工厂去座谈。5月13日,赵紫阳、李鹏先后和工人进行了座谈,收到好的效果。(张良《六四真相》)等到学生领袖王有才在6月3日到上海发动工人罢工时,已经晚了,江泽民已经控制了上海,并且明天就要大开杀戒了。毛泽东的话也是在说这个道理“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一事无成。”(1939年《五四运动》)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伊丽沙白佩利认为“五四和六四,两个历史运动共同点是,都能看到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但五四运动中国工人和知识分子并肩斗争,就和六四运动中工人和其它阶层人脱离形成了对比。五四是北京学生游行,但这次学生发起的运动很快波及到上海,得到广泛社会各阶层响应,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成功地组织了数已万计的上海工人,一个星期的总罢工,从而产生了一个星期前北京学生只举行示威游行没达到的目标。六四中知识分子的速求,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和中国的劳工运动结合在一起,没有获得各个阶层的广泛参与。”(1999年5月4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为纪念五四和六四研讨会上的讲话)她抽去了中华民国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而谈的。八九民运时的上海、北京、天津大城市,都被中共保守派控制着。特别是上海的党委书记江泽民在1987年镇压学运就受到中共元老李先念、扬尚昆等人的赞许,八九民运中江泽民更是兴风作浪,和中共元老们密切配合,在总书记赵紫阳去朝鲜访问期间,整顿了《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李鹏发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招相呼应,进一步扩大了事态,来个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并且还先斩后奏,向赵紫阳汇报情况,弄得赵紫阳很被动,目的就是搬倒赵紫阳。从这点上看,八九民运更有戊戌变法的特性,更说明高层权力斗争,在八九民运中占有重要的特性。

    八九民运的参加者们,看上去很多,轰轰烈烈,实际上是政治运动中的泡沫现象,游行队伍中,除了学生就是市民,而市民中政府工作人员占多数,而真正有力量能动中共筋骨,掌握中共经济命脉的产业工人,只有极少数人参加了。在北京首钢工人就没有发动起来,上海宝钢等大型企业工人也没有发动起来,运动中心没有从北京转移到工人密集的大城市。没有象五四运动那样的罢工、罢市、罢课,更没有象陈独秀那样的北大教授直接拿着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在游行街头散发,被警察抓起来关了80多天。学生们待株守兔在天安门广场不动,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中共才胆大妄为,动用军队镇压。方励之说“我支持了最早的学生活动,但后来就希望学生回到校园。除了北京,外地也有示威游行,但规模不够大。如果工人、农民也大批的混入学生、知识分子运动中,中共当局就可能失去控制。”(1999年6月)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是学生启蒙不够吗?不是!是中国民众刚从“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宋词)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噩梦中醒来,在中共无数次的血腥镇压下,人们像地主庄园里的农奴一样驯服了,还怕了,麻木了。民众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人们为了生活忙碌着,来不及认识人权、民主、自由。5月19日,邓小平对扬尚昆说“要是没有经济这个基础摆在这里,学生这个样子不要说一个月,就是十天农民都要起来造反了,而现在全国的农村很稳定,工人也基本上是稳定的,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张良《六四真相》)可见,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们知道镇压手无寸铁,势单力薄的学生们不会引发更大的运动。封丛德说“八九年大屠杀,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反抗,有中国武力政权坚固以外,和老百姓状况有关系。八九年生活经济还是比文化大革命时好得多,这个观察的角度,后来才察觉到。”(1999年6月)如果当时他明白这个道理,会动员学生们回到学校去的。

    许多知识分子和中共普通干部们,脊梁骨几乎都被打断了,他们敢怒不敢言,他们熟知“秀才造反成不了气候”的民谣。鲁迅的《阿Q正传》深深地刺痛他们的心灵,怕当新的阿Q。他们是旁观者,旁观者清,看到学生力量太弱小,看到中共的力量强大,没敢轻举妄动。就连方励之、万润南等人都试图说服学生回到校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事实上,中共在十年改革中,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没多少变化,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没落实到实处,中共是“百足之虫,僵而不死。”(《红楼梦》)没有达到腐败灭亡的时候,还有一段黄泉路要走。在中共几十年封建专制的残酷镇压下,没有一种力量和它对抗,更不必说反对党了,连宗教团体也荡然无存。陈一咨说“只有在私有制度没有被完全消灭,公民社会还存在的那些国家和地区,才有一种体制外的力量。在中国大陆很难形成一种体制外的力量,它都是零零星星,三五成群,几十个人一伙,那种对制度不满意,一些零星的抗议组织,小规模的活动,形不成一股大的力量。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它组织化程度增加一分,它的风险就要增加十分。”(1999年6月)学生们成立的民运组织,也是社团初期。王超华说“学生基础太差了,5月27日,高自联召开会议,派联络员找人开会,找不到人,最后才来了二十多个人。大环境在变化,由于赵紫阳讲话非常宽松,我们想收回绝食,但没办法收回来。”学生领袖唐泊乔说“八九年最大的不是,是没有政治性组织,运动所有的‘高自联’、‘工自联’,都是在运动起来后,运动中的人自发组织起来的,而不是先有这个政治组织,来引导这个运动,所以这是个本质的不同。在中共封建体制下发生的学运,必然带有中共的专制特点。”香港学联在运动初期来到北京大学,会见了学运领导人,他们说“那时,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都挺直,没有什么妄图的,我们给他们的意见是,你们能选举代表,你们组织行动,可以代表你们的同学讲话。”香港学生给八九民运首先送去了民主。街头群众运动可以争取民主,但它本身却难以按民主原则运转,少数服从多数,大家服从自己选出来的领导,这最起码的民主规则,在广场上并没有权威。在广场理性的劝说,往往不及感情的煽动,更能发挥作用,谁越激进,谁的口号最响,谁越能掌握群众。5月18日,中共元老召开会议决定戒严,彭真说“这几天北京街头上百万人的大游行,甚至超过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的时代,是无政府主义重新泛滥,许多法律法令形同虚设,造成强烈的社会动荡,对这种反民主反法制的动乱,只能采取戒严的办法,怎么还能一味的宽容退让,我们已经被逼到墙角了,实在不得已而为之。”(张良《六四真相》)所以,5月19日,吾尔开西对李鹏说的最后一番话,成了历史的定格“问题是怎么让他们离开,他们离开的条件,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只有这一种可能性,就是客观现实,我们广场上有一个人不离开,还在继续绝食的话,那么就很难保证剩下的几千人离开。”学生朱宝友说“六四是干部子女争权夺利,引导学生误入歧途,共产党没有办法的办法,采取了最危险的措施。”(1998年6月)5月22日,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赵紫阳被停职的情况,乔石说“这次学潮自胡耀邦同志逝世开始,一个多月了,事态不断扩大,这时间我们一直采取忍让克制态度,学生头头中提出下一个台阶的,只要不丧失原则的,都尽可能的做了,所以维持了一个多月没抓一个人,没有流血。4月18日,学生在会堂请愿,北京市派了三位人大代表,把信接下来,他们认为胜利了,说要走了,但又连续两天冲击新华门,有些人冲进去了,喊的口号有些很反动。总之,一步步有好多台阶可以下,但是始终没有下来,我早就认为不能再退让了,但如何了结这件事一直没找出好的办法,如果再退一步能解决问题,早就退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不能再退了。”(张良《六四真相》)此时中共保守派和学生是:针锋相对、固守己见、互不退让,“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名言他们都忘记了。学生刚刚成立的组织,带有中共封建专制组织特点是必然的,香港学自联给他们提出的民主选举学生领袖的建议也没有好好实行,这在海外民运中又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八九民运的学生组织能够达到政治组织的要求,而不是没有民主,那么八九民运就不会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就不会失败,或失败的不那么惨烈了。

    当邓小平和保守派但胆大包天,光天化日下派军队镇压学生时,学生们失望了。天安门广场学运总指挥柴玲说“中国人,我实在不值得为你而奋斗!”北京高自联主席吾尔开西说“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学生,绝食的极端都做到了。我们感动了上帝,但没感动皇帝。那种失望、绝望,那种痛苦、愤怒,面对坦克不怕,很想面对死神,有一种无力感。”(1989年11月)这些都是在很失望状态下说的话啊,有些像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在北京菜市口杀六君子时,谭嗣同说的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吾尔开西说的上帝是指海外支持八九民运的力量,黄帝是指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保守派。他还说“天安门打死的人,许多人都很诚恳,希望中共为人民做些事情,结果几十万军队进城,一开枪,用屠杀来对待学生,整个一个中国对中共不信任了。”(1995年6月)八九民运最大的意义是启蒙,它像一颗民主原子弹爆炸一样,震撼了世界,促使大部分中国人在沉睡中惊醒,使民主、人权、自由深入人心。

    4、李应时教授说“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是旧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运动,所以评价也不是很高。唯一同意五四运动的是五四运动产生了中共先进人物,包括李大钊,更重要的是陈独秀,不过陈独秀叛党了吗,他们不提了。中共想利用五四才有中共,作为支持他们政权的一个根据。此外,讲科学可以支持,讲民主是很有问题的,很少讲民主。”(1999年6月)中共把五四运动看成是建党的先行条件,毛泽东在延安时就定为青年节,开始了纪念活动。我们看到中共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五四是一个不断地和不同地角度加以解释的历史事件。50年代说是青年学生运动,60年代纪念则重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问题上,这是需要学生上山下乡,70年代把五四看成是批“孔”运动,这和当时“批林批孔运动”有关,8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打倒“四人邦”,五四又变成一个启蒙运动,突出思想解放一面。八九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这个节日正赶上八九民运,中共又不能不纪念这个带有政治传统的节日,因此,围绕着纪念五四运动,中共两种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

    1989年5月2日,中共中央举办的《求是》杂志发表《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质结合——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社论。指出“发扬五四精神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我们要继续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前进。”这是和八九民运学生们思想启蒙相一致的,是对这次学生运动的赞扬和支持,说他们是在完成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任务,而且是革命任务。5月4日,首都青年集会,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在建设和改革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的讲话,他说“我们宏伟艰巨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任务,只有在稳定而不是动乱的社会环境中,才能顺利进行。”赵紫阳的讲话稿事先送给李鹏看过,李鹏等人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赵紫阳没有采纳。1989年9月鲍彤在秦城监狱写的材料中说“在中国青年大会讲稿的修改意见时,我没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内容,这个稿是4月30日批给各位领导同志修改的,李鹏、依林等同志都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我5月2日向紫阳同志汇报说‘已经从正面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从反面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讲不出什么新话来,’紫阳听了我的汇报后表示,‘可以不加’。”这表明赵紫阳对学运的根本看法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要采取和平方法解决八九民运,使它成为促进中共改革开放的进步力量。这天,首都高校两万多名学生继续游行,在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旗帜下,一幅特大横幅标语上写着“五四先驱们,我们走你们的路。”后面如林一样的标语上写着“声援《世界经济导板》”、“腐败不除,国无宁日”、“新闻要讲真话”、“拥护共产党”等口号。全国的省会和大中城市的部分高校学生,也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和游行活动。5月5日,首都高校学生陆续复课,欢迎赵紫阳5月4日的讲话。可见,如果政府真心诚意和学生对话,接受学生们的正确意见,学生们是通情达理的,是拥护中共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是学生运动最高潮阶段,引起了全社会的共鸣,也是试金石,试出了中共高层对八九民运的根本态度。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支持八九民运,借学运这股东风,发扬民主和科学精神,促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为经济发展扫除障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保守派和腐败官僚们,联手抵制学运,利用学运搬倒顶力改革的赵紫阳,保住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这时,中共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泾渭分明的暴露于世。

    5、不论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还是中共《求是》杂志文章,以及参加八九民运的人们,都把五四运动和八九民运看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这根本在于两次运动的相同之处。新文化运动和八九民运都是思想启蒙运动,是从清末以来的新学与旧学之争,既资产阶级新文化和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之争的继续,都是对辛亥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又一次补课。因为,辛亥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是不彻底的,需要有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启蒙。五四运动和八九民运都是追求民主和自由,也要反腐败。都没有党派背后操纵,八九民运也没有,尽管官方认为有人利用,其实是学生和大众自己要抗议,而且也不是要推翻政府,两个都不是,都是要抗议。五四要爱国,不要在巴黎和会上签定卖国条约,八九民运没有这个问题,有反腐败问题,觉得再腐败下去,中国就灭亡了,和五四一样有救亡问题。知识分子是好心,因为,中国没有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又有国会。只有知识分子出来说话,没人说话,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受民众尊敬,受官方打压,就是如此。五四与六四之所以有许多相同之处,主要因为,当时的社会都没有走出封建专制社会。

    五四与六四在定义上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胡适在1939年《再谈五四运动》中说“张先生(张熙若)这段议论,我大至赞同。他把五四运动一个名词包括五四(民国八年)前后的机关报思潮运动,所以他的文章有‘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一句话。这是五四运动的广义,我们也不妨沿用这个广义的说法。”五四广义是指1917年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包括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一直到新思想,最后归结到民主和科学两大主题。文化旗手有:胡适、钱玄同、鲁迅、陈独秀等人。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以反对巴黎和约,把山东割让给日本,为导火线的学生运动。六四广义是指1979年《中国青年报》关于“潘晓”(盼晓)问题讨论为标志的非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包括自由化运动,真理标准讨论,《河殇》讨论,一直到政治体制改革,最后也归结到民主和科学两大主题,要完成五四运动没完成的任务。正如包尊信在1988年8月15日,在“从《河殇》现象看电视文化建设座谈会”上说“《河殇》的播出,把对传统文化的争论从知识分子的书斋中解放出来,这是自五四以来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这将使新的讨论深入下去”。狭义是指在非共产主义文化运动的启蒙下,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线,引发的1989年的学生运动。八九民运时的学生领袖王超华说,站出来面对黑呀压压的民众时,能动用的政治经验少的可怜,“尤其在这大规模群众运动时候,新输入的西方资源,并不给它提供这方面的经验,所有人想到的,一说起来都和五四有关。”(1999年6月)

    香港的严先生认为“五四是爱国运动,是反对在巴黎签定条约的行动,没有多大影响,真正改变中国历史的是新文化运动。它导致了中共成立,导致了中国被日本人打得如此之惨,导致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邓小平理论,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冲突和矛盾,实质上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里边不同派别的冲突。现在两岸知识分子都感到五四是他们的灵魂了,不能放弃,一放弃就没饭吃了。你放弃也好,不放弃也好,五四不会救中国,只能给中国带来灾难,终归被淘汰。”(1999年5月3日在美国哈拂大学五四与六四研讨会上的讲话)八九民运和五四运动有继承性,弘扬五四精神,最重要的是当年新文化运动讨论的怎样去实现民主和科学的问题。这一问题经过七八十年的争论,现已经大白天下了,新文化运动最根本的精神是向西方学习民主和科学,但怎样向西方学习?学习什么样的民主和科学?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有不同看法:一派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一心一意向西方学习基督教思想,学习工业化思想,走美国的发展之路,被国民党采纳了。另一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的马列主义,走俄国人的道路,被共产党采纳了。这理论之争,发展到两党之争,而两党又都有自己的军队,成了不可调和的武力斗争。国民党在台湾发展成功,实现了民主和科学,举世瞩目。共产党在大陆复辟了封建专制社会,建立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崩溃。这两个中国之命运的问题,经过两党七十多年的斗争,在毛泽东死后,又经过大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重新提出来,让中共再次选择。十分明显,八九民运是中西文化的撞击点,是国共两党斗争的撞击点,是政治改革的撞击点。赵紫阳代表民众的利益,代表进步的潮流,选择了民主和科学,支持学运,认为只有进行政治改革,只有实行民主制度,才能实现现代化,这是被台湾成功经验证明了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潮流。邓小平代表中共保守派,他们不会轻而一举的放弃即得利益的。从五四到八九民运,中国大陆在七十年中寻找自己方向时,走了一 条十分曲折的道路,这个方向性的错误,只是在八九民运中,才被人们充分认识到。五四与六四的关系可以这样看,如果大陆没有中共统治,没有倒退复辟到封建专制社会中去,就不会发生六四,六四是五四在大陆又一次重复出现,是对五四的补课,完成五四没完成的启蒙任务。如果在台湾就不会发生六四,可以说六四是在中共统治下的五四。《河殇》提到打倒“龙”和“长城”、“黄河”及儒家文化等,反传统的精神和五四一样。封丛德说“六四有一种五四的纯洁吧,都有个思想背景,大家要救国的。中国马上要被开除球籍啊,中国给西方三百年啊,包括《河殇》啊,中国教育在世界倒数第三,中国快要垮掉了吧,中共代表反动的落后的封建王朝。六四前多少还提到启蒙,到后来越来越要救亡了。”(1999年6月)

    学者刘晓波在1988年5月就预言八九民运可能重演五四的悲剧,让人们有付出巨大代价的心理准备,他说“总之,中国的现实,很容易使启蒙半途而废,因为中国是一个太缺少民主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民主的民族。中国的现实使国人最容易接受专制而又太不缺少专制了。滞留在现代化的启蒙屡屡中断。因此,立志于成为一个人的国人,必须有付出巨大代价的心理准备,别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中能过上人的生活。否则的话,一旦受挫,又将重演五四的悲剧。”他还说“维新运动的失败,使那些维新闯将们一个个变成保皇党(康有为为最典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也使大批民主革命者得出了中国不适于民主制的结论,这些结论最集中地表现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国现代化启蒙者的普遍转向。孙中山放弃三民主义,而提倡新三民主义,措词激烈的批判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把西方民主视为压迫平民的工具,并全力主张苏联式的民主。真是异曲同工,五四运动中一大批极为深刻具有勇气的反封建斗士(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纷纷放弃了反封建任务,转而攻击资本主义。”(《五四的悲剧》)八九民运后,正如刘晓波预见的那样,由于许多民运人士没有付出巨大代价的心理准备,受挫后又重演了五四的悲剧,放弃了当时要求政治现代化的目标,转而提倡新权威主义,说民主是个渐进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刘冰雁也说“资本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才是拯救中国的正确道路。”(1999年10月)这代表了这部分人的彷徨和悲观思想。

    王丹认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真挚的愿望,希望中国早日成为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这不仅是中国的事,也是全世界人类进步的组成部分。这个愿望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任何代价都不会没有收获的,我们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将获得胜利。”(1997年5月)理论家阮铭说“六四可以和五四相提并论,五四对中国历史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六四过去十周年了,我们一天也没有淡忘,今天全世界都在纪念,在中国及世界历史上都有影响,促进了东欧、苏联一系列共产党垮台,所以,六四天安门学生流血,没有白流,它是我们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天,”(1999年6月)八九民运的主体学生们,发扬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推动学运发展成为全社会的民主运动。

    1938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过去了吗?》一文中说“五四运动应被视作自1911年辛亥革命起一直持续到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也就是说,民主尚在争取之日,五四运动就仍在进行之中。”八九民运的学生们要完成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任务,而五四运动的任务是向西方学习,从广义上讲有两个:一个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科学,另一个是学习 西方共产主义的马列主义。实际上,这两个任务都在中国局部完成了,一个是国民党在台湾完成了民主和科学,一个是共产党在大陆完成了马列主义。八九民运的学生们说的没有完成五四运动的任务,是指在大陆没有完成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科学,而不是马列主义,要用台湾的民主和科学驱除大陆的马列主义。这是八九民运的灵魂,这从整个运动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八九民运中尽管中共高层次权力斗争占主要方面,但它乘载着民主和科学的资源,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多。

    十六年前的八九民运的学生们要完成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任务,而今天我们要完成八九民运没有完成的任务,要纠正八九民运的错误,逐渐集合在各种民主政治党派的旗帜下,在劳动阶级中间尽力宣传民主思想和发展民运组织,在下一次民主运动到来的时候,争取至少像辛亥革命一样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大陆建立,或者说恢复“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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