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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杰:中共内能出个戈尔巴乔夫吗?
(博讯2004年4月19日)
    (”中共可以和平改造吗?”之二)

     作者 阮杰 (博讯 boxun.com)

    中共拒绝任何外来的改造

    中共权力的巨大诱惑力和中共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决定了中共拒绝任何外来的改造。我们不说久远以前的,就说最近的修宪风波和对民运人士的迫害。民间呼求修宪,本是民意的体现,中共当局理应尊重和采纳。但中共不但不采纳,还赶紧出台旨在堵民嘴巴的“三个不准”。所谓“三不准”就是:不准谈论修宪,不准谈论政改,不准谈论历史重大案件。中共不但拒绝人民参与制宪,连人民论宪都被其禁止。中共之所以积极把“保障人权和保护私产”塞入宪法,因为前者为的是障人耳目,后者是为了官员既得财产。相反,对于诸如“言论自由”,“官员普选”,“三权分立”这样实质性的民主宪政建议,中共拒之千里之外。中共对民运人士的政改建议不但不肖一顾,还对民运人士进行残酷的人身迫害。不管是怀揣洋洋几万言改良方案的王策,还是倡导非暴力非抵抗运动的杨建力还是主张暴力和非暴力结合的王炳章,中共给予的都是同等的待遇--铁窗牢狱。专制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国际社会关于其践踏人权的正义谴责,中共不但不接受和改善反而返咬一口说别人干涉其内政,还把杜撰出来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为第一人权的荒谬理论挂在嘴边为自己的恶行辩护。

    中共体制内是否会出现戈尔巴乔夫?

    解体之前的苏联社会物资十分贫乏,整体国民生活在极度的贫困当中。苏共的官员们享有的特权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的物质利益,更没有见不得光的个人巨额财产。因此,当戈尔巴乔夫推行其公开性和民主性的新思维的时候,其左右的穷官僚们基本上就没有几个反对了。公开性的新思维的推行导致了苏联整个社会言论自由和结社的自由。有了这个民主基础才催生出民主的政治力量,最后才导致苏共的垮台。

    中国社会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社会物资丰富程度比当年的苏联高出好几倍。中共官僚们手中的权力不但能给他们带来明文规定的特权待遇,还能给他们带来暗地里的权钱交易所得的以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计的经济利益。大量贪污受贿,巨额侵吞国有资产,已不是个别官员而是上下几乎所有官员,包括中央高层。因此,他们知道要给新闻言论自由就是要剥他们的皮,要他们吐出所得钱财。他们绝对不会同意。他们已从戈氏新思维推行之后果中汲取了教训。

    中国共产党和以前的苏联共产党已是极大的不同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纯粹的政党而是一个根据规范的行政原理和军事原理建立起来的严密而又庞大的经济利益集团。因此,这个集团的高层领导人只能维护和巩固其集团的利益,一旦有违背本集团根本利益的举动将会被整个集团围攻甚至轰下台。这一点又和封建皇权和绝对的个人独裁政权有所区别。(这里并不是说中共没有个人独裁,只不过是个人独裁者独裁行为没有危及整个集团的根本利益时中共党人一般都能接受。〕中共强调的集体领导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抑制中国戈尔巴乔夫出现的可能性。因此,盼望中共体制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来推动中国民主化是不切中国实际的。

    作者 阮杰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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