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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明:邓小平性格中的阴柔对于政治的影响
(博讯2004年4月14日)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100岁的生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今年将会有许多纪念邓小平的活动,实际上这样的活动已经开始了。从4月8日起,《金羊网-新快报》将发表系列人物访谈,追忆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活动,进而赞扬邓小平当年的活动。 (博讯 boxun.com)

     对原广州军区司令朱敦法的访谈被排在第二篇。在这篇访谈中,朱敦法提到了他近二十多年来与邓小平的三次会面,在这三次会面中,有一次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邓小平接见军队高级将领。朱敦法对此有如下描述:"第二次是1989年6月9号,在北京接见军以上干部,那时我在沈阳军区当副司令,第二个握手的是我,在怀仁堂。讲当时的形势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大形势,小形势,这一次讲话很深刻,快九十了,思路很清晰,讲起话来深入浅出,给人印象很深。" (《原广州军区司令回忆小平南巡:小平有这个胆魄》见http://news.tom.com/1002/200449-817959.html)

     上述描述是比较冷静的,在这里,共产党人惯用的那种对大人物的歌功颂德式的褒扬之词并不是很多。邓小平生前说:他们当时在北京采取的果断措施是必要的,因为这个行动赢得了稳定。既然如此,邓小平作为当时的决策者应该是为党立了大功的功臣,可是这样的功臣却得不到褒扬。实际上每一个正义的中国人的心里都清楚,邓小平对于六四事件中死了人是要负责任的。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中共才不太愿意谈论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在实在绕不过去的时候,也总是小心谨慎地论说当时的邓小平同志。

     人们习惯地用三起三落来形容邓小平的坎坷的仕途。准确地说,应该用四起四落来代替三起三落,因为人们没有把1989年之后邓小平的一次起落算进去。如果说邓小平1989年年底辞去军委主席职务是落,那么1992年邓小平夺回了对政治的主导权就是起;这又构成了一次失而复得的过程。

     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渐渐地失去了对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的主导权,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在六四事件之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没人提了。尽管他的亲信李瑞环同志在中央常委中分管宣传工作,但是在当时的新闻媒体和理论刊物上,批评改革的声音成了主流。这时的邓小平已年近九十,他在这个时候对身不由己一定会有很深的体验。要不是几个与邓小平的政见存在分歧的中共元老在1992年相继去世、或年事已高活动能力降低,邓小平在第四次落下之后能否再度起来还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邓小平前三次的政治坎坷是由他的上司造成的,最后一次政治坎坷则是他自己造成的。对于由胡耀邦的逝世引起的学生运动,邓小平为什么不能象赵紫阳那样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历史学家们应该好好研究这个问题。

     邓小平主持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了保守派的需要。然而六四事件之后,他与保守派仍然无法共处;1989年年底,他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他就象一个替别人干了活却没得到报酬的打工者一样流落在北京街头。他既失去了改革派阵营中的一些人的拥戴,又无法融入到保守派中,这对于邓小平来说是极其痛苦的。刘华清后来在1992年曾描述了当时邓家的情景,"刘华清当时就讲,他去年有一次去邓家里看他,孩子们都上班了,他自己一个老人有时显得很寂寞。"(《原广州军区司令回忆小平南巡:小平有这个胆魄》见http://news.tom.com/1002/200449-817959.html)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邓家当时的门庭冷落,这不是一个中共元老家应有的面貌。邓小平自己曾描述过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己家的情景,他说那时连鬼都不登他家的门。家中客人的稀少,足以勾起一个政治老人的悲凉。

     邓小平的这种处境跟他的处世哲学有很大的关系。毛泽东称邓小平是一个绵里藏针的人。这里所说的绵,指的是一种阴柔的处世之道。这种处世之道就是在自己的力量弱于对方的时候、或取胜的把握不大的时候,在表面上采取妥协的策略以求保全自己,背地里则固执己见,待时机成熟时再寻求翻盘。从1979年到1989年,邓小平就是带着这种阴柔的处世哲学来处理国家的各方面的事情。他首先要搞他的改革开放,当保守派对于改革开放大加非议的时候,邓小平会根据他们的意见做出局部的调整,以照顾他们的情绪。经过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时间到了1989年。

     在1989年的年初,赵紫阳的地位已经受到了一些冲击,这源于1988年赵紫阳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在1988年年底的时候,一些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就开始讨论权力更替不按照规则进行所带来的危害,持这种言论的人可能已经发现了赵紫阳有被中途撤换掉的迹象。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有人喊出了要求邓小平下台的口号,这显示邓小平已经参与了、或默许了一些人赶赵紫阳下台的行动。

     在1986年和1989年,邓小平既没力保胡耀邦,也没力保赵紫阳。其实邓、胡和赵就象是一个大陆中的三个版块一样,任何一块的流失,都是这个大陆的损失,保护其中的一块,就是保护这个大陆,因为他们是唇齿相依的,唇消失了齿就会感受到寒冷。在1980年代,邓小平没有保护好自己人,每到关键时刻,他都屈服于对方的压力,以牺牲一个人来维持暂时的平衡以及自己的安全。

     胡耀邦能忍受这种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背地里的暗箱操作,赵紫阳却忍受不了,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的矛盾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时节爆发了。邓小平最终决定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一是出于满足保守派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和赵紫阳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时候,邓小平的阴柔之道已经玩不转了,左派和右派都不愿意继续受他的摆布,至此,邓小平就失去了继续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表演的资格。

     阴柔之道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并不适用于事事时时,邓小平在自己的势力还很弱小的时候可以运用阴柔的手段为自己拓展出一片生存空间。随着自己势力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到了关键时刻,一个人还想着施展阴柔的手段,使自己不受伤害,并能保存自己的实力,这样的想法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当时的邓小平缺乏的正是一种勇气,如果他不把赵紫阳抛出去,坚定地与赵紫阳站在一起,当时的政治形势完全会发展成另外一种样子。邓小平为什么不敢走出这果敢的一步?他当时所顾忌的就是自己的政治地位。

     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早就看出来邓小平是刘少奇的追随者。可是文革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却从刘少奇的阵营中跑出来了。刘少奇与贺龙被逼致死,彭真和杨尚昆等人被关进监狱,而邓小平这个刘邓司令部里的二号人物得到的惩罚却是最轻的,被软禁在江西。邓受到的冲击最小,这与他临阵脱逃有关。邓小平当时反戈一击并不是忽然觉得毛泽东是正确的,他重新出山后,就主持了对毛的路线的修正,这说明他始终不是一个毛的同路人。既然如此,邓小平在文革初期从刘少奇的阵营中跑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政治运动中自保。这种形式的自保是邓小平的一种习惯,他把这种习惯保持到了1989年。

     邓小平在面临抉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达到功利性的目的,这就使他无法表现出一种勇气和力量,这反映出他的性格中阴柔的成分多于阳刚的成分。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磨平了中国人性格中的棱角、损耗了人们的血性,阳刚之不足已经成了一个民族性的现象。有一位网友对中国人的血性有过一段论述,现在引用如下:

     春秋战国时候一句古话叫做"宋人刚强,卫人剽悍,吴越之民好用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脾气。当时的中国人,身为一国之君为祖先报九世之仇的有,主君殉难,拔剑剖腹以身为棺的有之,当时的中国人,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荣誉,轻生死,骨头硬,脾气大。

     即使到了两汉时期,仍然残存了一些血性汉子,老将李广,不愿面对刀笔吏的诘问,拔刀自刎,汉武帝的六个宰相都死于非命(具体数值记不清),之所以死亡率如此之高,是因为当时的风气是大臣不能下监狱,大臣应该在审讯之前以死来证明自己。

     据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的出处就是当年王莽时代,据说由于后勤供应不上,准备把一个边防哨所撤掉,当时的哨所守将响亮地说,即使是靠吃胡人的血肉为生,也决不撤退。这里的豪情,令今天的中国人惭愧。

    有血性的时代特点是,文人的思维与武将差不多,文人也能做出非常大胆的事业来。没有血性的时代,特点是武将的思维与文人差不多。到了五代时代,许多曾风云一时的军阀,也没面对强敌时表现出什么勇气。他们的勇气都表现在对平民的残暴上了。像石敬瑭,好歹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年的大将,居然当什么儿皇帝。真是廉耻丧尽。

    更不用说南宋岳飞的下场,岳飞不贪财,不好色,一门心思收复失地。最后落了个如此悲惨的下场。实在是令人寒心。几乎可以说,杀掉了岳飞,就摘除了社会的睾丸。不过这也是中国的帝王们所期望的,任何一个牧羊人也不希望公羊太多。

    可以说从宋朝开始封建帝王的品种改良见了成效,中国人的雄性激素与钙质成了稀缺产品。偶尔有个把人发点议论也被人视为异类。 (www.cmfu.com)

    中共建政之后,那些敢于犯上的不顺从之辈历来都是被整肃的对象,人的唯唯诺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专制力量对于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实际上邓小平还是有一点反骨的,在中共内部比邓小平软弱的人还有很多。

    邓小平去世已经七年了,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今天重提往事,并不是要揭谁的短。过去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遗憾,历史性的倒退和人民的鲜血常常令我们心神不安。本文的目的就是想指出邓小平性格中的欠缺误导了历史的走向,希望现在的人们能看清这一点,再也不要重蹈昔日人物的覆辙了。    《网路文摘》,徐水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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