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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学运被中共保守派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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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3月14日)
    编者按:博讯文坛的历史资料中的六四栏目新增了任诠对89民运的分析系列文章。以下是目录:
     (博讯 boxun.com)



【任诠对89民运的分析】
    
    任诠小档案
    
    论八九民运(共4页)
    
    八九民运为什么失败(共4页)
    
    八九民运中的学生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共7页)
    
    政治稳定(共2页)
    
    八九民运中的高层次权力斗争(共6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共4页)
    
    《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共6页)
    
    反对戒严(共3页)
    
    学运被中共保守派利用了(共3页)
    
    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共2页)
    
    八九民运的主体是学生(共4页)
    
    酝酿新的民主运动(共3页)
    
    新世纪里中国民运的走向(共4页)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保守派,早在1986年学运之后,就着手准备对下次学运进行血腥镇压。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针对学运事件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发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要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4页《旗帜鲜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的讲话简直就是在布置镇压八九民运的办法和手段。他们知道这场运动迟早要来的,他们等待时机。1989年4月15日,由于1986学潮被迫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逝世,成为爆发学运的导火线。
    
     学生们是在千百年来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争取自由的。中共是以马列主义限制自由的,在“四项基本原则”的禁锢中,民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争取自由的抗争,然而也就是这些基本自由,如果给了人民,不仅专制威风一扫而空,而专制者的利益也随之不符存在。八九民运表面看不是经济问题引起的,但学生与民众的不满情绪有着深刻的危机背景。当时中共物价闯关没有成功,腐败蔚然成风,通货膨胀明显加剧,在学生游行时喊的“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感动下,市民们也上街游行,他们高呼“稳定物价,制止通货膨胀,经济要自由”等口号,表明经济危机进一步加速了社会政治危机。中共的社会危机,是中共政治制度造成的。邓小平把胡耀邦赶下台,让赵紫阳上台,不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中共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由来已久,八九民运也正是上层权力斗争的反映和延续,也是中共改革派和保守派利用学运展开的一场激烈的斗争和较量,就是中共十四大前夕,权力斗争的前奏。邓小平在十三大时,搞个半退,到十四大全退时,谁接这个皇位,鹿死谁手,还是个谜?赵紫阳的“太子”地位,这时岌岌可危,他要想把十三大决定的政治改革进行下去,但无法公开抗拒党内保守派,向学生做一定妥协。如果这次声势浩大的学运被中共保守派利用,十年来的政治改革就会前功尽弃。如果赵紫阳明显支持学运,如果学生不给赵紫阳回旋的余地,一直坚持抗争,可能陷入中共保守派设下的陷阱之中。就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在镇压的形势下,必然会引起宫廷政变或军事政变,这都是封建专制体制下,政治斗争的老脚本了。王丹说“回顾六四,反四思这场运动必须看清楚,学生当时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但政府用坦克机关枪屠杀人民确是犯罪。过去一直怀疑学生运动是党内保守派利用来打击改革派,刚出版的《六四真相》一书中,关于四二六社论出笼文件记载,证实了这一猜测。”(2001年5月)
    
     1、 中共利用文字狱把学生逼上梁山。学者于浩成说“封建统治者总希望人们规规矩矩的当顺民,不许人们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因此,他们对有头脑的知识分子总是不大放心,因为知识分子是他们实行愚民政策的最大障碍。这样一来,专制与愚昧两者结成了不解之缘。思想犯罪,以言获罪和文字狱,在封建社会成了屡见不鲜的现象。”(1989年《新观察》第6期《话说文字狱》)中国在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中,统治者们为了有效使用“任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制造了无数鲜血淋漓的文字狱,来巩固政权。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清朝由于是半开化的少数民族满人统治历史文化悠久的汉族人,制造的文字狱就更加残酷,主要有庄廷龙的明史狱,汪景祺《西征随笔》狱,查嗣庭试题狱等等。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中共政权,从各个方面看都是否定了孙中山建立的民主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复辟了清朝封建体制,再披上马列主义红色袈裟的封建专制政权。在中共文件中,就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对中共政权的建立出谋划策有贡献。所以,中共在设立文字狱上,和清朝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延安整风运动、反右运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四清运动、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四五天安门事件等等。邓小平时代,进行了改革开放,但为了继续维护中共专制统治,多次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面对八九民运,他采取的对策,无非还是以封建社会贯用的文字狱开始,这就和《水浒》中说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模式是一样的。
    
     中共实行封建专制统治,没有言论自由,具备了实行文字狱的条件,他们的主要特点是以《人民日报》社论来实行文字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这样干的。1989年4月23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到朝鲜访问,临行前交代李鹏,在他出国访问时,不能召开政治局以上会议,但李鹏在邓小平的授意下,在赵紫阳刚刚离开中国,就违背中共的纪律,在4月24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决定,并根据4月25日邓小平讲话精神,起草了《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动乱》的文章,并且在4月26日《人民日报》上以社论的形式发表, 社论说“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是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一场严重政治斗争。”在中共历史上,凡是定了性的都是要大开杀戒的,轻者给戴上一顶反革命帽子,使你“永世不得翻身”。(文化大革命用语)重者坐牢或杀头,并且祸联九族。前几次学运,中共只是耐着性子发表几篇批判文章,开除几个党员,撤换了中共总书记,这次中共给学运定性是动乱,表明镇压学运是必然的趋势。这样也使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公开化了,首先是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二马当先,积极响应,各自动员本市人民反对动乱。上海市的江泽民更是棋高一筹,来个先斩后奏,利用赵紫阳总书记访问朝鲜时机,和北京的李鹏发表四二六社论,设立文字狱,召相呼应,在上海也设立文字狱,整顿停办了《世界经济导报》,然后向赵紫阳汇报,赵紫阳对他这种进一步激化矛盾的做法很气愤,在5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责备他“在处理导报的问题上,你们市委处理显得草率仓促,把并不复杂的问题搞糟了,搞被动了。”胡启立也批评他说“总书记访朝,世界经济导报整顿,上海发生了大规模游行,打出了还我导报,还钦本立职务的标语,他本人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造成很坏的影响。”(张良《六四真相》)很显然,邓小平为代表的保守派就是要进一步激化矛盾,达到镇压学运和让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下台的目的。赵紫阳和改革派就是要按照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制度,强调克制,强调对话,争取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们明白,如果明显支持学运,如果学运不断扩大,中共保守派会利用学运发难或发动军事政变,让他们下台的。
    
     王丹说“八九民运概括起来,就是从对话到对抗的过程。实际当时主要分歧,一个就是和政府对抗还是对话,这是有个分界线的。有几个分界线的,比如四二六社论是个分界线,四二六社论之前,学生是民主速求,四二六社论出来了,不一样了,要求对话是最好的,关键是能不能做到。绝食的手段是要求对话,发展到对抗。”(1999年6月)正是中共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使对话转为对抗,这样也使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公开化了。当时的对话团成员之一 的沈同认为“如果说一旦丧失机会的话,这些机会的主动权本来就没在学生手中,学生除非放弃所有具体述求,要不然的话无从妥协,这一问题很多人都说学生和政府失去了很多机会。”(1999年6月)作家郑义一直呆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学生的核心成员在一起,他感觉“学生撤不下来是因为政府一点台阶都不给。这样一种气氛的东西,中共始终不肯做捎带有实质性的让步,后来表面上都不这样做,甚至我们自己都给自己找台阶下,但对方不和你配合,不让你找台阶,一步一步紧逼。”(1999年6月)事实正如他说的,5月22日,四通公司派车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接来100多名各个高校负责人开会,决定撤回学校,坚持校园斗争。23日又继续开会,举行记者招待会,通过了倡议书,然而终因中共高层发生权力无程序更迭,赵紫阳下台,中共保守派颁布了戒严令,掌握了宣传工具,此时江泽民到北京接替胡启立负责宣传工作,为了不让学生撤离,他不准记者发布学生撤离的消息,来个死逼梁山,学生撤离没有成功。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到5月20日中共派军队进京镇压学运,这一个多月时间里,中共完全有时间和学生真诚的对话,对学生提出的反腐败问题和政治改革问题,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给予解答。但中共保守派,由于高层权力斗争的需要,对学生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反而在4月26日发表《人民日报》社论,设立文字狱,把学运定性为动乱。这样大大激怒了学生和民众,他们和政府的对立骤然升级,4月27日,学生不顾中共阻挡,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中共采取了拖延时间的手段,只派李铁映、闫明复、尉建行、胡启立、芮杏文、陈希同、袁木等和中共官方指定的学生会、共青团进行对话,应付了事,欺骗人民。封丛德说“和袁木对话,实际上是个假对话,他找来一些官方的学生会,也不是学生代表。”(1999年5月)四二六社论像一顶帽子扣在学生头上,为了和政府对话,他们必须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5月13日,3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不久绝食学生扩大到三千多人。在政府和学生的僵持中,成百名学生在绝食中倒下,救护车24小时在奔驰,民众对学生支持明显加剧,政府也采取大量新闻报道,国家机关人员和知识分子都同情学生,要求中共与学生对话,他们也上街游行。绝食使单纯的学生运动,扩大到全社会运动。
    
     5月18日,李鹏终于露面,在人民大会堂和学生代表王丹、吾尔开西等人对话。但这个对话也是个假对话,因为,是在中共已经于昨天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明天派军队进京戒严镇压学生后的对话,是为了给那些同情学生的民主派、知识界、市民做样子看的,也是在镇压前搞火力侦察,把学生领袖言行录象,提供镇压的证据。果然,李鹏避实就虚的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安慰话而已,对学生提出的否定四二六社论等要求置之不理。熊炎对李鹏说“为什么政府对四二六社论有个翻案呢?这要看政府是不是和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人民已经看得很清楚,学生是爱国的,学生是为了反腐败,学生要求民主是为了国家富强,是应该政府支持他们。”可见,学生对中共抱有真诚的希望,希望他们从民众利益考虑,为人民做些好事。这里关键是邓小平保守派发表四二六社论,给学生定性为动乱,解铃还得系铃人,他们不出来否定,谁也否定不了,他们是朽翁听政,掌握着实权,在中国他们说了算,这一点学生们十分明白,就是5月17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决不秋后算帐”的书面讲话,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加拿大发表支持学运的讲话,都否定不了四二六社论。六四后邓小平得意忘形的说“《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老同志在,包括军队,也有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1989年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989年6月3日夜里,枪声响了,成千上万名民运人士倒在血泊中。6月4日凌晨,坦克冲进天安门广场,碾碎了民主女神。四二六社论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的确,不是应验在学生身上,而是应验在四二六社论炮制者自己身上,从四二六社论发表后,解放军已经被调到北京郊区整装待命,那个时候不但没有学生绝食,而且连大规模游行都没有发生,不知调集大军要干什么?当然要对付学生和市民了。军队都准备好了,这不是有计划的阴谋又是什么呢?然后通过搞戒严,平空造谣,把学生推到陷阱的边上,于是用最后一个谎言,发生反革命暴乱为借口,最后把学生和政治对手一网打尽。学生的天真和激情,给了对方设下陷阱的机会,使之能够圆满地完成对八九民运的围歼任务。但这绝不是说,发生屠杀的责任在学生身上,学生是中共阴谋的牺牲品。对于中共来说,即使有一千条理由,对天安门广场清场,也完全可以用不流血手段去实现,没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调动几十万大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这完全是蓄意的谋杀。6月2日上午,中共元老和留任政治局常委开会,对天安门清场做出决定,王震说“对这些占据天安门广场的人讲清道理要清场,听进去要听,听不进去也要听,即使要死人,也是他们自己找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能心慈手软,军令如山倒,否则纪律无法执行。”(张良《六四真相》)中共保守派的罪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将来是逃脱不了正义审判的,六四惨案彻底暴露了中共暴政的丑恶。王军涛在1991年2月12日被中共判刑后写信给律师说“那些死难者无法对自己进行任何辩解,无论我在死者活着时,多么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行为,但我相信,他们思想为中国和人民,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斗。”
    
     有目共睹,中共不发表四二六社论,不查封《世界经济导报》,不调动军队进京镇压学运,就不会发生六四惨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到6月初,天安门广场其实已平静,流血事件并非不可避免。我在89年6月4日,不在北京的原因,是当时天安门广场并非具有吸引力,到北京的大学生都以回去。大批军队在6月2日入城,鼓动了市民再次上街游行,并不是动乱才有血腥镇压,是政府制造了混乱,然后再以此为借口,进行镇压。”(1999年6月)6月2日上午,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和李鹏、乔石、姚依林开会,对天安门广场清场做出决定。李先念说“戒严进行半个多月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忍耐心人民也看见了,对戒严部队北京广大市民也开始理解了,现在全国的学生也对示威游行不感兴趣了,新鲜劲过去了。但是象一个人生了病一样,表面看过去了,但是病灶没有除,还要发作,现在天安门广场是动乱的病灶,要立即清场。”(张良《六四真相》)可见,六四血案,正是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保守派,利用学运制造混乱,然后发动军事政变,对中共高层权力进行无程序更迭造成的。王丹说“天安门文件出版可以澄清许多是非,首先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年学生在政府的对峙中,始终不肯让步,才导致矛盾激化,而政府一再让步,最后无奈,才下令清城。天安门的记录中恰恰相反,证明中共当局对事件一干预就决不让步。在1989年5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赵紫阳曾提出重新修改四二六社论,这是绝食学生抗争两条事情之一。可以想象,当局真的改一下,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定性,双方的妥协就有了基本条件,但是那次会议上,总理李鹏坚决反对修改四二六社论,并抬出邓小平为护身符,说四二六社论是邓小平的意思是不能改变的。记录表示,他们现在让步,就是投降,不让步就得坚持四二六社论,在整个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中,四二六社论是个焦点。正因为中共在学运中开始就将其定性为动乱,才激化了矛盾,使抗议的声浪扩大。在四二六出笼的过程中,以李鹏、陈希同为首的党内保守派,做了很多手脚,先是陈希同、李锡铭以北京市的名义,在向邓小平汇报时特意夸大歪曲事实,渲染学生请愿时冲击新华门,然后李鹏乘赵紫阳出访朝鲜的机会,推动邓小平为学运定性,并以此为蓝本推出四二六社论。李鹏的这种做法有他自己政治动机,他借运动打击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为此,不难理解他始终坚持不修改四二六社论。”(2001年2月)
    
     2、 中共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段来镇压八九民运。戴晴认为“如果我是政府,我首先要检讨,我们有没有给强硬派们一个机会。从一开始,他们就密谋,要以这种大屠杀方式,来让他的政治对手改革派下台。第二个就是到戒严之后,整整一个礼拜,他们完全有办法,就象今天组织那些人到美国大使馆抗议一样,动用党的力量,动用社会力量,把人动员回去,但他们就是不用,就是造成不可逆转之势,造成流血,赵紫阳下台。”(1999年6月)戴晴是支持赵紫阳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她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足以证明她是个沉着冷静、足智多谋的人。她多方面支持学运,希望学运在赵紫阳代表的中共改革派控制下。她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去充当中共改革派与学生之间的斡旋人、调停人,但都没有被学生接受,开始她抱怨学生不听话,不配合,中了中共的计策,使中国的民主化倒退了,但从上面这外段话中,看出十年来,她的观点有了明显改变,就是认为六四惨案是中共保守派一手造成的。5月27日晚上,八老在邓小平家开会,商议中共总书记由江泽民担任。薄一波说“这几天北京的形势和全国的形势都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还不能排除有反复的可能,许多同志说,戒严部队进城是个问题,现在好了,党内问题确定了,应该考虑如何确定动乱的问题了,我想这步棋该下,下好它确不容易。”(张良《六四真相》)他直言不讳的说出了学潮已经低落,赵紫阳已经下台,江泽民已经上台,权力斗争结束了,可以收网派军队镇压了。从党内权力斗争结束,学潮就低落,更加证明了八九民运和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鱼水关系。
    
     (1)、从现代历史上看,中共是中国社会上最能制造动乱的刽子手。翻开中共党史,看到的是鲜血淋漓的恐怖杀人史,从1921年7月23日,中共在上海建党后,在中国制造了无数大罢工、大暴动、大起义、大内战、大屠杀、大学潮,使千百万人死于无辜,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在中共党内也是以所谓两条路线斗争为由,开展一系列政治运动。远的不说,1949年中共骗取大陆政权后,发动一系列肃反、反右、整党、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就有八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足以让人毛骨悚然。六四血案,也是中共封建专制造成的,这个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制,尽管制定了许多法律,但只是空纸一文,并不遵照执行,连所谓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也只是个“灶王爷”沾在墙上看的,关于公民的权力、义务都是过年时拜一下了事,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才是最有用的。在中共统治下,民众没有民主,就连最基本的生存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结社、出版、言论、游行、宗教自由了。民众要说话,只有采用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公车上书”式的学潮来进行,因为,学生最先觉悟,敢作敢为,又无家眷等后顾之忧,统治者对学生又无多大办法。
    
     八九民运中,中共拒绝和学生对话,导致学生采取绝食抗争。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的学生运动。第二阶段是社会各个阶层参加的社会运动,两者之间以学生绝食为分界线的。5月13日,在中共拒绝和学生对话的情况下,学生们发表了《绝食宣言》,前后有三千多名学生参加了绝食。学生们举行绝食斗争,在整个运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学运发展到社会运动的关节点。封丛德认为“最关键一步,不应该采取绝食手段,一旦绝食以后,完全没有办法停止绝食。后来天安门广场不是大家想象的,大家要不要撤,他们撤不下去。它从一个可控的学生运动,或者说校园运动,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全民运动,那就很难去组织。”(1999年5月)
    
     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共改革派,注意力都在党内斗争,而没有站出来,提出反对中共的口号。对立面成了除了学生就是政府,政府对话也是和学生对话。5月18日,李鹏和学生代表对话时,北大学生邵江说“学生组织可以控制学生,但现在以是全体市民参加的运动。”他是说,现在学生控制不了运动了。北大学生熊炎说“如果有社会动乱的话,我认为是不可能要求改变学生。”他和邵江是一个意思,当时全社会都起来了,不仅仅是学生运动了,而是社会运动了。几十万人在长安街,没有人站出来打着反对党的旗帜,这是学生运动,转变成政治运动的时候,站起来的人仍然没有把自己调整到政治运动位置上来,导致运动先天有这样一个缺陷的原因。这也是中国近代现史上,常提到民主革命没有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做基础。运动起来后出现的失控状态,内部协调困难,是所有参加者的共同感受。学生唐泊乔认为,八九民运给他最深刻的教训,仍然要建立有效机制,“要有非常明确的目标,非常明确的纲领,老百姓已经知道我们这个组织存在了,知道我们的人了,运动一起来,我们很容易把握运动方向,很容易产生一个结果。”(1999年6月)陈一咨认为,把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学生身上,也注定了八九民运的失败,“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寄托在学生身上,真正的民主制度建立,都是现实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折衷、妥协、调和形成的一种结构,谁也吃不掉谁,谁也不要吃掉谁?民主制度是生长出来的,不是安排出来的。这种乌托邦工程,包括共产主义和一种假想民主社会都是乌托邦,都是不存在的。”(1999年6月)
    
     学生们致命的弱点,他们是既无组织,也无计划,更没有什么黑手,缺乏一个有智有谋有权威的指挥者。曾经有许多知识分子向学生进言,让他们适可而止,不要使事态恶化,以发生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学生们听不进去,他们爱听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一类的豪言壮语,或打倒独裁者一类痛快口号,谁越激进,谁就能掌握群众,在这种激情的支配下,策略下的妥协,往往视为软弱投降。广场上更不能撤出,大家只能坐在那等待命运的安排。学生们如此坚决,对于挖好了陷阱,只等学生们跳入者来说,真是正中下怀,因为,这正是蓄意恶化局势的人求之不得的局面,只有学生们坚持不撤,他们才会把学生和民主派及中共改革派,统统推到陷阱里去,一起封在囹圄。1995年民阵发表声明说“学生与政府对话失败的原因,一是政府对学生充满敌意,甚至把学生社团定为非法组织。二是学生缺少一个真正代表学生的权威组织,这一 教训必须牢记。” 八九民运从一开始就种下了祸根,没有一个良好的组织,是做不好的,只能做到放,做不到收,做不到收放自如,进退自如,只有一个方向一直走。这种祸根的种植还是中共,不允许组织存在,搞组织是杀身之祸。所以,八九民运和中共是相对应的,这是封建专制下的民主运动,必要带有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性质,叫做“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当时只有采取这种请愿、游行、绝食的办法来说话,没有别的办法可用。
    
    (2)、运动参与者关于运动的意图并不完全见之于实际,甚至同他们主观愿望相反。运动开始后,将按照它自己的规律进行,运动参与者反而被实际牵着走。八九民运也一样,在中共顽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拒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面对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又一次惊涛拍岸的时候,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爱国热情,忧国忧民,把个人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利用中共控制松动的时机,发动了这场民主运动。他们坚持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则,和平示威,寻求在民主和法制上解决问题,表现出感人至深的自立和牺牲精神。他们设想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会觉悟的,会被迫进行政治改革的,但善良的学生们没有想到,他们面对的是一群走投无路,凶残顽固,行将灭亡的老一代中共,他们的政权就是靠杀人如麻建立起来的。中共为了保卫他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这完全是中共封建专制政权决定的。工运领袖蔡春国说“现在有些人讲,当时学生不理性,我们可以回头看一看,学生是很理性的。北京社会秩序非常好,小偷都罢偷了,但北京政府断水断电,拒不接受学生的请愿书,拒绝对话啊,在戒严前的对话李鹏那种蛮横的态度,这些中共残酷的行为,把学生的士气激发出来。学生是很理性的,恰恰是政府不理性。我当时在北京说服学生,学生说你政府做出一点点姿态吗?哪怕象征性做一点姿态,我们撤下去,好和同学们、市民们交代啊。不!政府一点也不妥协,那些学生们、市民们怎么做妥协呢?我想十年前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1999年6月)郑义认为“八九学生已经做的很出色了,天安门广场秩序做得好,这么多市民和青年人,在军队包围之下,在政府的高压下,他们保持这样高度的理性,这样组织纪律,这样统一行动,统一的声音是非常理性的。”(1999年6月)学生领袖周峰锁说“最重要的是军队,一直在城外,共产党其实是杀气越来越厉害。这时作为坚守的学生反应是对抗,不对抗就是投降,这样很容易变成对抗。”(1999年6月)香港记者罗一萍说“中共政权兵临城下,政府的强硬立场,使学生中的温和派没有立场,以把学生领袖推向欲罢不能的境地,很容易使激进的学生领袖占优势。撤不撤出广场,是当时主要争论的课题,广场上三百多个高校的代表,每天都要开会,但每天都一样,主张不撤的占了上峰。”(1999年6月)王超华说“在许多学生流血这件时上,所有的责任都在政府方面,不在学生领袖方面,不管学生有什么问题。实际我正在整理八九年各种消息报道,当时市民到6月3日晚上,4日的凌晨,学生在抱着解放军离开现场,号召收缴武器,他们手中有解放军留下的武器,在这种理念情况下,政府向学生开枪,所以责任都应由政府来承担。十年来,我们看到了世界各国抗议行为,包括美国92年动乱,包括法国96年学生示威,包括印尼学生示威引起的各种政治骚乱,从来没有像中国北京这样,持续两个多月,没有发生学生打、砸、抢,没有商店失窃现象。即使5月19日学生走向街头出现了问题的时候,都不存在中国动用军队,动用武力来镇压的地方。”(1999年6月)王丹说“前一天我们把形势想到最坏的地步,但仍没想到他们居然用坦克来开路,用机关枪来扫射。在混乱中,没人打劫,都井严有序的去帮助人。在凌晨,我们心中仍有一 片光明,北京老百姓,他们的良知在那个晚上,全都被启发出来。共产党杀人非常没人性的,是没有理讲的一个责任。我们自己有一种责任感在里边,有内疚,这么多人死伤,而我自己是幸存者,我更不能忘记那些死者。”(1999年5月)康艺说“六四前几天,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北京钢铁学院的博士生交谈,我提醒他们注意,政府可能用武力镇压。他们不假思索的表示,人民的子弟兵怎么会朝学生开枪。即使开始镇压时,不少人说士兵用的是橡皮子弹。只到民众流血,只到坦克冲入人群,大街上尸体横陈,人们才痛苦绝望的认识到,中共向人民挥舞屠刀,是决不手软的。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也决不能低估这个代价换取的东西。”(20001年5月《集权时代的民主情景》)
    
     上面几位八九民运的参加者们,用亲身经历,说明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中共采取小题大做的手段,用屠杀学生和市民的方式,来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当时中共元老们狰狞的说“镇压这次运动,杀一大批,可以稳定二十年。”他们估计的很准确,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统治者,用来巩固政权的贯用手段,这和清末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说“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酿成今日流寇之祸”,(张传玺《中国通史》)是异曲同工。中共本来就没有给学生留一条后路,一篇四二六社论,定性学运是动乱,不和学生对话,派军队包围北京城,把同情学运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打倒,逼学生们继续走下去,最后在六四的早晨,用军队镇压学生和民众,以求一网打尽,一劳永逸的目的。1989年11月,在中共监狱中的民主斗士魏京生写信给邓小平,他说“学生占广场,是你们贪污、腐败、卖国、拒绝对话,激起民愤造成的。六月流血周,是谁造成的呢?是学生、民众到军营中使用暴力了吗?是军队开进城,用武力镇压激起民愤,才造成暴力事件,这叫先为事,后制造理由。群情激奋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责任不在学生群众,因为,他们不负责维护社会秩序。”
    
     然而,中共贼喊捉贼,反咬一口说是知识分子逼迫学生绝食,把学生当人质,才发生六四惨案,这一嫁祸于人的谎言是欺骗不了人民的,正如发生在1976年,意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中一首诗所说“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事实上,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到民主党派朱学范,再到自由派知识分子方厉之、万润南、戴晴等,都试图说服学生撤离广场,但没有成功。赵紫阳在5月4日接见亚行代表时的讲话,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5月17日代表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5月19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都表示要求学生停止示威游行,停止绝食,现代化建设只有在稳定环境中才能顺利进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文化学术团体、知识界著名人士,5月14日要求学生停止绝食,要求政府和学生对话,5月17日知识分子代表到天安门广场动员学生撤离,5月18日全国人大部分常委要求和学生对话,要求学生停止绝食,5月22日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召开学生负责人会议,动员学生撤回校园,5月31日北大八名教授呼吁学生复课。方厉之说“我支持了最早的示威活动,但后来就希望学生回到校园,这样各个大学可以成为反对派的基地,因为原则上大学是知识研究的地方,也是讨论问题的地方。”(1999年6月)由于中共一党专政,什么《宪法》、《党章》,什么人大、政协都不顶用了,对知识分子的呼吁要求政府和学生对话,更是不肖一顾。邓小平这个“太上皇”,一声令下,制造六四惨案,用军事政变形式,建立了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这和清朝皇帝死前选用新皇帝有什么两样?这和毛泽东死前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选立新的接班人有什么两样?这一历史性的封建专制周期性循环,不正是中共保守派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吗?在八九民运中,中共保守派利用学运,达到不可告人的高层权力无程序更迭的罪恶目的,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学生和民众,他们才是历史的真正罪人。八九民运过后,赵紫阳说“本来,学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热情非常可贵。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学生们提出的合理要求也非常重视,一致表示要积极地研究大家的意见,准备改革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和学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可以使问题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但是,少数人已经是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了,他们非要把事情推到极端才高兴。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最后给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研究和总结那次学潮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是非常有必要的。”(1999年1月实语《天机泄露》)赵紫阳谴责了别有用心的人,显然上指中共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王震等人,还有李鹏、江泽民、姚依林等人。正是他们利用学潮钻了空子,把赵紫阳赶下台,完成了一次封建专制的权力更迭。正如鲁迅说的“先觉的人,历来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集外集拾遗补编》)
    
     王丹说“现在有一种说法,似乎中国政治改革在八九年以后长期停滞的主要责任,不应由杀人者的政府负责,反而由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受害者负责。中共利用权力采取暴力镇压、强迫遗忘、制造谎言、故意歪曲、利益收买,多管齐下对历史进行更改,这是由专制本性决定的。最令我担心的是,当局对事件清洗和对八九民运性质的歪曲,已经深入到后八九一代的心里。天安门一代别无选择,我们要面对现实,用各种公开的方式,去反抗强权,抗拒遗忘,重新构造历史真相,重新树立民族精神。”(2002年6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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