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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3、反对戒严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2004年3月11日)
    (编者按:博讯只收到两个完整文件,请发稿者再把其它部分重新上载,谢谢)

     邓小平发表四二六社论《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很像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使八九民运的阵线一下子泾渭分明了。说学运是动乱,追查责任时,赵紫阳会和胡耀邦一样下台。说学运是动乱,学生们也不让,不仅否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而且毕业分配工作也很难办。这样赵紫阳和学生的命运连在一起了,他要想摆脱失去权力的命运,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和学生联合起来,否定四二六社论所说的动乱,给学运定性为民主运动。因为,前车之鉴,赵紫阳不想当胡耀邦第二,他亲眼看到胡耀邦在气愤中死去,他要抗争到底,利用一切机会扩大新闻报道,让知识分子发表声明,要求党内解决不了,人大解决,最后请病假也不参加镇压八九民运的动员大会。如果他和胡耀邦一样不抗争,下台后会和胡耀邦一样给个政治局委员,但他以和平方式坚贞不屈的抗争,只有被软禁了。赵紫阳的真实心理是:只要站在政治改革潮流一边,只要站在学生和民众一边,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事情的发展会向1976年4月5日天安门运动一样,用不了多长时间,会像邓小平一样重新出来掌握更大的权力。对于这一点他充满信心,所以,他一直保养身体,非常乐观的生活着。赵紫阳不愿向人民和学生开枪,做的堂堂正正,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党章》上,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上写着‘要善于团结大多数,特别是被证明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有人在上面加了一句话:有人反对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对了的同志,那就毫不留情。”(李志虽《毛泽东传》)这用在中共的封建专制暴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身上,真是入骨三分。 (博讯 boxun.com)

     (1)、邓小平决定戒严

    中共保守派原想发表一篇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就可以把学生和民众镇住,没想到4月27日,就暴发了几万人参加的更大规模游行示威,并且中共总书记利用控制的新闻资源,发表了著名的亚行讲话、五四青年节讲话、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和首都工人代表对话、政治局常委书面讲话、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讲话,都明确表示“他们的爱国热情及忧国忧民的心是对的,在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腐败等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公开站在学生和民众一边支持八九民运。这就使四二六社论失灵了,变学潮为全社会的民主运动。1989年5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李瑞环说“对话很有必要,我们不宜再对学潮发表一些刺激性对抗性的宣传,也不宜强调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上,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顶帽子望而生畏,显得特别神经过敏,结果是谁戴上这顶帽子大家就同情谁。我们应该对这几年来老百姓强烈的逆反心理有足够的估计。”(张良《六四真相》)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广大学生要求中共改变对学运的定性,但中共拒绝和学生对话,拒绝改变对学运的定性,这激起了学生和市民的强烈不满,使运动不断升级。5月13 日,学生开始绝食请愿,更引起了全社会人民的同情,知识分子、工人、机关干部、个体户都纷纷出来支持学生。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胡启立说“我们这些天的努力都没有使学潮得以缓解,相反由于部分学生的偏激情绪,更由于极少数人的继续煽动,学潮向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从昨天开始上街游行的人次已经达到二三十万,参加游行的不仅是大学生,还有工人、机关干部、民主党派工作人员、一些司法专政机关干警、以至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外地也有人赶来北京声援绝食的,这种做法是把学生逼到一条绝路上去。”面对学潮不断扩大的局势,赵紫阳仍然主张改变对学潮的定性,并代表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表示“决不秋后算帐。”但是,中共元老们见四二六社论一招不灵之后,动用了又一招——戒严。

    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在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上李鹏、姚依林、邓小平等对赵紫阳的亚行讲话、五四讲话、和戈尔巴乔夫谈话,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把学运升级扩大都推到赵紫阳身上。邓小平说“如果还不结束这种状况,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已经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将成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性的倒退。退就承认他们那些,不退,就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我们的四二六社论方针。陈云、先念、彭真等老同志,当然,包括我,看着北京的局势心急如焚。北京不能维持了,必须首先解决北京的问题,不然全国其它省、区、市的问题解决不了。卧轨、打、砸、抢,不是动乱是什么?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被管制了。考虑来考虑去,要请解放军出来,要在北京戒严。”赵紫阳说“有决断总比没有决断好,不过,小平同志,这个方针我很难执行,我有困难。”邓小平说“少数服从多数吗?”赵紫阳回答“我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少数服从多数。”晚上八点继续召开常委会讨论戒严问题,五名常委和两名元老扬尚昆、薄一波参加了会议。会上赵紫阳想改变上午常委会邓小平做出的戒严决定,他说“我反对在北京实施戒严,理由是在现在学生、群众情绪偏激的情况下,戒严无助于事情的根本解决,相反会使局面更加复杂,后果不堪设想。以前我们有过多次失误的做法,而目前国际国内问题的严峻性,可以说如果再有重大的政治失误,将给国家带来严重的损失,所以我认为戒严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但遭到李鹏、姚依林的强烈反对。表决结果:李鹏、姚依林支持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戒严,乔石弃权。两位元老决定“常委的意见既然统一不起来,我们还是在小平那里解决这个问题。”赵紫阳做了最后的抗争,他说“我不想干下去了,在对待学生性质的问题上,我不同意四二六社论的说法,我不能执行戒严决定,以此我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遭到两位元老的批评,赵紫阳说“我身体不好,这几天一直头疼。”赵紫阳称病休息了。十三届中央常委的作用基本消失了。18日凌晨5时,赵紫阳到北京同仁、协和医院,探望绝食学生之后,直接回到办公室,让秘书鲍彤写辞呈,如下“致政治局常委会,于小平同志,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结论,以我目前的想法与心态,我无法执行各位要求在北京实行戒严的决定。我仍然保持在原先的意见。因此,我要求辞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及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赵紫阳,5月18日。”(张良《六四真相》)鲍彤在2001年6月回忆说“赵紫阳决定辞职时很镇定,考虑问题很周密,他这样说:昨天下午小平同志家里开了个常委会,常委批评我的亚行讲话,决定戒严,但我反复考虑,由我来决定执行这个事情,我现在的认识水平,精神状态,如果由我来执行会耽误事情,所以我应该辞职,你帮我起草一封信。他看望学生,情绪激动,有点头疼,他请病假,三天后他好多了,再没让他去上班。”这使我想到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辞职。“九一八”政变者说要保护苏联,他们真正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权力,当时7月份,就要讨论加盟共和国的自由权问题,和人事变动问题,包括秘密警察局长和国防部长退休,因为他们到了退休年龄,但由于秘密警察对所有电话的窃听,他们知道乌纱帽不保,所以联合起来发动政变。利用戈尔巴乔夫度假期间,把他软禁在别墅内,同时调动军队进驻莫斯科,妄图逼国会通过决议,批准改朝换代,但没有得到官兵的支持,政变流产了,尽管政变以失败而告终,但促使苏联瓦解。四个月之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超级大国苏联终于成为历史。赵紫阳的辞职信没有等到宣布就被政变者软禁了。因为,军队掌握在政变者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们手里,他们下令向支持赵紫阳的学生、市民开枪,制造了六四惨案。如果赵紫阳掌握着军队,没有邓小平的垂帘听政,如果政治改革进行的顺利并取得成果的话,有叶利钦一样的反对派,他的辞职也会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把中共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1989年5月18日上午,八老和四位常委在邓小平家开会,把由于常委的严重分歧,而陷入疆局的戒严问题,上交给邓小平、中央军委、中共元老一起部署。中共元老最后拍板,于21日零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19日晚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情愿的学生。他登上学生住的一辆大客车内,拿着电喇叭,呜咽着声音说“来得太晚了,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的,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希望你们结束绝食,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化。”他说话时流下了泪水,他向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这暗示着中共将用军队镇压学运,他的权位也不保了。学生让他签字时,他借用刘湛秋悼念胡耀邦逝世写的诗歌《他——死在岗位上》的“死者已享受永恒的无所谓。”(《新观察》1989年第九期)刚劲流利地在一位男大学生背心后面写下了“无所谓”三个大字。(1989年5月1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这三个大字已经表明了,赵紫阳把自己生命和政治权力置之度外了。这和当年戊戌变法志士光绪黄帝说“变法以救民耳。苟能救民,则君权替何妨。”(康有为《再与品川子爵书》)表示他宁可退位也要进行变法的决心,是一样的心情。这是赵紫阳一生事业最光彩的顶峰,打出了独立旗帜,表现了民主战士为民主事业无所谓惧的精神,这作为中共总书记是十分难得可贵的超脱。

    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赵紫阳说“我原想在学生绝食后两天去看望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没去成。5月19日,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到了紧急关头,尽管当时我身体已感到不适,但我下决心一定要去。我动之以情,说服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看望学生后,当天情绪有所缓和,并于当晚九点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马没起反作用。”

    5月19日上午,邓小平打电话给扬尚昆,让他到家里来一趟,一见到扬尚昆,邓小平显得非常激动,生气的对扬尚昆说“赵紫阳到天安门去讲话了,你看了吧?你听他讲了些什么?哭丧着脸,一幅很委屈的样子,实在太不讲组织原则了,太没有纪律了。”扬尚昆说“我看他讲话的情绪就不对,有点不想干的样子,他讲他老了,无所谓了,这不是明摆着把党内的分歧公开出来吗?他刚刚向常委请了三天假,说病了,看起来他的思想情绪越来越大了。”又说“我还是想动员他参加晚上的大会,不要把事情搞得太疆。”邓小平说“随他去吧。”扬尚昆又说“徐海东大将有个儿子叫徐军平,他是38军的军长,昨天接到军委命令后,他表示执行不了,北京军区朱一夫他们刚刚把事情处理好了。”邓小平说“是军人谁都不能违抗命令,徐海东的儿子也不另外,军队的事你去处理吧。”(张良《六四真相》)这次谈话是邓小平向扬尚昆打招呼,最后决定撤换赵紫阳了。晚上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动用军队镇压学运,使赵紫阳多方面的努力彻底失败了。这天下午赵紫阳办公室接到李鹏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问赵紫阳参不参加晚上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鲍彤代表赵紫阳回答说“不参加”。扬尚昆打电话给赵紫阳说“你参加会议可以不讲话,小平那里我去做工作,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中央常委位置不动。”但被赵紫阳婉言谢绝了。晚上中共召开中央和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学运。赵紫阳坚持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一道在大会上发言,也不同意出席大会,表现了同中共保守派决裂的坚定决心。赵紫阳在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说“那天我因病向常委请了假的,乔石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也就不知道了。”这时在中共高层发生了政变,总书记被废掉了。但是,只是解决了党内矛盾还不行,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是赵紫阳的后盾,他们不走就无法落幕。可是,此时的学生软硬不吃,既吓不走,也劝不动,只有强制了。

    (2)、赵紫阳和学生、民众反对戒严

    中共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已经很久了,这场学运也是中共高层斗争的反映,也是将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权力斗争的前奏。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想把政治改革进行下去,但无法公开抗拒中共保守派,向学生做妥协。赵紫阳1987年接任胡耀邦总书记职务后,把政治改革推进了一步,他十分明白,如果这次声势浩大的学运被保守派利用,十年来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赵紫阳当时种种行动表明,他的策略是从长远来保住民主萌芽,如果能顶住保守派的进攻,到中共十四大他完全掌权时,会有利于政治改革的进行,如果他明显支持学运,响应学运反腐败的要求,后果可能葬送了他1987年开始的政治改革进程,可能陷入保守派设置的陷阱之中。所以,我们明白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开完后,保守派多次让他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学运进行表态时,他采取躲避的方式,去打高尔夫球,他坚持访问朝鲜,也出于这样的心理。保守派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利用赵紫阳在朝鲜访问的机会,发表四二六社论,给学运定性为动乱,死逼梁山,让赵紫阳表态。这标志着中共保守派借助学运来公开搬倒赵紫阳和改革派,这样赵紫阳不能坐以待毙,不得不公开站出来支持八九民运,才有接见亚行代表讲话,五四纪念大会讲话,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政治局常委致北京高校学生公开信、5月19日早晨看望绝食学生、不参加镇压学生的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等等。

    5月21日,八老在邓小平家开会,决定撤下赵紫阳总书记职务,邓小平说“目前这个局势大家都看到了,局势也没有好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出不了手,而是党内的分歧麻烦,使早就解决的事情担搁了,这些事情影响越大,绝食难以收拾,要是没有我们今天在座的,连事件的性质都定不下来,这件事件发生出来,很值得思索,也许是坏事变成好事。现在这些主张搞动乱的人,已经做了充分暴露,他们与国外勾结,连台湾的国民党都插手这件事,他们的目的就是颠覆我们的党,颠覆我们的国家,否定社会主义,搞垮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改革开放局面。现在有很多人的思想都被搞乱了,党和国家的确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个问题上,赵紫阳固守己见,负有不可推懈的责任,他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党、政、军干部大会都不参加,总书记不去,人们马上就看出了问题,这就把中央常委不同看法统统暴露出来了,他是严格想把我们与他划出一条线来,表明他的立场。所以,我们不能不谈赵紫阳的问题。”邓小平在这里承认由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使早就解决的事情担搁了。”也承认他和中共元老利用了学潮“也许坏事变成好事,”就是解决了赵紫阳的问题,让他下台。22日李鹏、扬尚昆召开会议,向党内有关人士通报了赵紫阳的情况。李鹏首先说“我在5月19日召开的北京市、中央机关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是常委决定的,实行戒严也是常委决议。如果想到了要维护党的团结,紫阳同志应该出席那次会议,但是他请病假了。作为总书记身体不行,不讲话主持一下会议总是可以吧?但他拒绝了,不主持也可以,由别人主持,你参加一下总可以吧?他连这一件事都不干,是谁破坏了党的团结?谁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时的讲话,就是把党内分歧意见暴露给全国人民。这场斗争确实很复杂,问题就出在党内,如果不这样,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程度。这件事情有很深的原因,不从党内解决,不从根子上解决不行。”5月27日,扬尚昆召开会议,向军方领导人通报了赵紫阳的情况,他强调“无论如何要统一到中央思想上来,特别是军人,不执行命令,要以军法论处。”晚上,八老在邓小平家开会,钦定江泽民为总书记,常委有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陈云说“我们要尽快结束动乱,要尽量避免流血,目的能解决最好,稳定统一思想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温家宝,根据扬尚昆的指示做出安排,5月30日下午,江泽民在上海接到紧急电话通知,要求下午抵达北京,傍晚受到陈云、李先念的接见,31日上午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说“陈云、先念都和你说了,你是临危受任,但子很重。你先来北京熟悉情况,到四中全会以后正式工作。第三代领导班子一定要取信于民,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和要求。”(张良《六四真相》)

    中共保守派靠着掌握军权,在北京实行戒严,正如赵紫阳在1989年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的科学预见“我反对在北京戒严,理由是在学生、群众情绪偏激的情况下,戒严无助于事情的根本解决,相反会使局面更加恶化。”(张良《六四真相》)5月20日李鹏签署戒严令,动用了早以从外地调来等候多天的军队,乘卡车、装甲车、坦克,分别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搂等处,向北京市区开进。这和四二六社论一样,进一步激发了政府和学生的对抗,也激怒了北京市民,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的解放军进城后会发生流血事件,他们奋不顾身的参加了八九民运保卫战,夜间在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障碍,成百辆的公共汽车被当作路障,使交通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戒严部队被老百姓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戒严令成了一张废纸。外围学生和市民围堵军车进城,取得成功,鼓舞了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学生和民众,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组织工人纠察队,发动更多的民众去堵军车。5月22日晚上,北京市街头流传着部队要镇压学生的说法,几十万市民涌向街头,涌向广场支援学生。北京戒严13天,解放军被民众和学生挡在城外,使中共元老们的戒严又一招失灵,黔驴技穷,图穷匕首见,只要拿出最后一招,屠杀学生和民众了。

    (3)、中共保守派镇压民运

    在中共解决党内问题完成了一个权力无程序更迭后,就迫不及待的去屠杀学生和民众了。1989年6月2日,中共元老和留任的政治局常委开会,对天安门清场做出决定,李鹏说“戒严令发出后,动乱组织者和策化者一个阴谋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把广场作为和党、政府继续较量的指挥中心,作为学运乃至全国的中心,不管政府做出什么决定,就会在广场上做出强烈反映。根据许多材料表明,海内外的各种敌对势力以及各种组织及个人,直接和间接插手为动乱分子提供大量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这次动乱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的结果,目的就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王震说“对占据天安门广场的人讲清楚道理,要清场,听进去要听,听不进去也要听,即使要死人,也是他们自己找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决不能手软,军令如山倒,否则纪律无法执行。”在参加会议的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最后由邓小平拍板决定“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建议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晚上开会,安排部属清场,两天完成。清场的要向广大市民讲清楚,责成离开,做到仁至义尽,实在赖着不走的,后果自负。尚昆同志,建议你找军委同志开个会,传达我们大家的意见。”6月2日夜间,戒严部队开始大批进城了,他们或用军车,或用其他车辆,或穿便服,或列队跑步,以各种方式从多路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军车有的载有枪支弹药,而步行的士兵则带有菜刀、铁棍、铁锹等器具。戒严部队在木犀地撞死三人,撞伤一人。3日零点至1点,天安门广场的高自联、工自联广播站,发出紧急呼吁“现在事态万分紧急,请同学们、老师们、广大市民们,积极行动起来,保证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障碍,拦劫军车。”一批批学生和市民奔赴建国门、复兴门、朝阳门、永定门、玄武门、木犀地、朝各庄、车道沟、公主坟、新街沟、西单、王府井、南河沿、六部口等地路口。拂晓前后,朝各庄12辆军车被挡,木犀地军车车胎被扎破,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朝阳门的约500名战士被包围,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被隔离礅围住,六部口的军车被市民全部围困。6月3日下午4点,扬尚昆、李乔石、姚依林,召集秦基伟、李锡铭、陈希同、洪学智、刘华清、迟浩田、扬白冰、赵南启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戒严部队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一兵,政委刘镇华来开会,会议由扬尚昆主持。周一兵说“今天凌晨,戒严部队奉命进入市区戒严地点,开进途中几乎所有部队都受到了市民和学生的阻拦。”会议决定:1、3日晚9时起,戒严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首都公安干警配合。2、戒严部队于4日凌晨1时,抵达天安门广场,5时完成全部清场任务。戒严部队一定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拖延时间。4、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能阻挡,遇有阻止,戒严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予以排除。5、中央广播电视台,并在广场广播宣传戒严令。当晚,扬尚昆、李鹏、刘华清、李锡铭、陈希同、迟浩田、扬白冰、赵南启、罗干等在中南海坐阵指挥。(张良《六四真相》)事实非常清楚,谁下命令向学生和民众开枪?是邓小平和部分中共元老,谁去执行这一屠杀命令?是扬尚昆和李鹏。李晓明说“六四时,我是39军116师高炮团雷达站站长。6月3日,我们接到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到达预定地点。我们士兵都发了冲锋枪子弹,干部都有手枪子弹。我想不惜一切代价,看怎么理解了。”(2002年6月)

    1989年6月3日晚10点,解放军大量进入北京,真枪实弹镇压开始了,更多的民众不顾生命安危,冲上街头,阻挡解放军的坦克、装甲车、汽车。他们主要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各个主要路口地段,拦截车辆作为路障。但这次军队没有停下来,用坦克、装甲车推开路障,一路开枪射向学生和市民,许多民众中弹倒下,没中弹的人还在堵拦军车,并把中弹的人送到医院抢救,前仆后继,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夜。几千人在这次镇压中丧生,大部分死者是在阻止军队向前推进时,被解放军开枪打死的,死者中大部分是普通市民,只有少数人是普通学生。4日5点钟,戒严部队突进天安门广场。6月6日,中共元老和新上任的六名常委开会,都一致赞扬解放军来讨好邓小平。李先念说“这次反革命暴乱不平息,我们今天那能在这里谈话。解放军的确是人民子弟兵,党和国家的坚强柱石。”(张良《六四真相》)

    邓小平下令军队用坦克、装甲车、机关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血洗了北京城和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民主运动参加者被打死打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比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比段其瑞镇压爱国学生,比毛泽东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更加残暴。这是善良的学生们和民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难怪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听到六四惨案后,也恨恨的说“我知道这样干行,早就这样干了。”(1989年9月)一个自称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动用所谓人民子弟兵解放军,去绞杀一次爱国民主运动,这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保守派,战胜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使争论了几个月的“倒邓保赵”舆论划上了一个句号,邓小平保住了,中共一党专政保住了。

    王军涛被中共定为八九民运的黑手之一,他试图从中共《宪法》的框架内规范八九民运。代表一部分当年拥护邓小平上台,但对邓小平上台后,执行片面的改革开放路线,即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保守的路线不满的一代人,他说“从法律上人民有言论自由,但中共限制人民表达,人民通过游行权力,表达政治述求。政府违法,因为召开国务院常委会议后,才能发布戒严令,但没有走这条路。那么人民又自发用和平方式挡军车,制止一个无效的法律事件,同时又要求召开两会,特别是人代会,讨论戒严令,这都是合法的,而中共又违反宪法,调动军队血腥镇压这场运动,而后又在审判中违反一系列法律。尽管有些人说,邓小小平开枪有一定道理,说他也是为了一个现代化,即使认为六四是中国不同趋向现代化力量之间的悲剧性冲撞,也应肯定,在这一碰撞过程中,中共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他们犯了一个大的错误,而且维护了一条错误的现代化路线。”

    赵紫阳在八九民运时,为什么没有走第二条道路,发动军事政变呢?有些人认为“在北京宣布戒严后,不但党内分裂明显,国外万里发表支持学生的意见,军队也有许多人支持学运,如果赵紫阳当时公开站出来支持学运,会有徐军平一样的军人站在他一边,可惜他没有那样做,他缺乏苏联的叶利钦的胆识和魄力,在国运大转的关头,放弃了民主化的契机,自己也-成了邓小平的阶下囚,良机错过一去不复返。”(1993年6月)事实上,那种想以激光手术式的兵变,一举解决老人政治的毒瘤的人,是异想天开。赵紫阳虽然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但他手中没有军权,军权在邓小平和扬尚昆手中。如果他手中有军权,也不会发生中共高层权力激烈竞争,也不会发生六四惨案,他可以凭借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调动社会力量。如果赵紫阳掌握一小部分军事力量,发动军事政变,那他也一定被邓小平击败,那时他可能被处以死刑,祸连九族。赵紫阳对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他下台后,对他表示遗憾的朋友解释说“如果我站出来,中国就会打内战,受苦的还是人民。”(1992年6月)他高瞻远瞩的民主思想光彩照人。

    方励之谈到六四惨案时说“到现在我也不很清楚,中共为什么突然采取这种手段,是不是他们上层内部关系,至今没有找到答案。毛泽东1976年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时用棍棒,用工人解决学生运动。现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又采取比毛泽东更硬的,是出乎常理的。”(1995年3月)他想到了是中共上层内部关系,这一关键问题。正是中共争夺皇权的斗争,才使中共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很明显,赵紫阳要保住权力,就要为民请命,依靠八九民运取得胜利。而中共“太子党”们,北京、上海的大官僚们,中共烈士的孤儿寡母们,要取代赵紫阳的地位,就要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反对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上解决问题,把矛盾激化,乱中夺权。可以预见,六四后中共在掌权的一段时间里,是“太子党”的天下,中共元老们镇压八九民运的最终目的,不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国家利益,而是他们自家的利益,他们子孙的利益。吴学灿说“这个改革就如人两条腿一样,一条腿比较长,一条腿锯到大腿根了,稍微一碰就倒了。所谓经济改革它也不是改革,他改革的什么啊!它把所有中国人的资产变成官僚,还有他们太子、太孙、太女婿、太外孙女……..,把国有财产私有化,化成他们自己的。”(2002年6月)

    在这次中共高层次权力斗争中,夺取赵紫阳权力的一派人,采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贯用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伎俩,这一手段的标志就是四二六社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封建专制社会周期律一乱一治的反映。八九民运表面看是赵紫阳和邓小平的权力斗争,实质是中共元老和“太子党”们的“清君侧”,为了邓小平更换“太子”,取代赵紫阳的“太子”地位,完成了封建专制政权的又一次更迭。这些即将进入坟墓的中共元老们,如果不让中共烈士的后代当接班人,死也不放心。中共元老王震在八九民运时说“赵紫阳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他家的人被共产党杀的很多,必须让他下台。”他还喊要杀苏哓康、戴晴,但听说他们父辈都是革命者后,又无声音了。(1998年6月)也许赵紫阳和中共确有杀父之仇,在美国的胡平等人就和中共有杀父之仇,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讲究“报仇血恨”的。中共杀人如麻,他们的恐惧心理可见是由来已久了。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样以政变的不合法的暴力的形式来夺取权力,被全中国及全世界人民看得一清二楚,使中共的丑恶嘴脸暴露于众。张良说“历史将证明,赵紫阳制定的,也是中共唯一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政治改革不可逆转的基础。赵紫阳关于在民主和法制上解决学潮,坚决反对戒严和武力镇压的见解,将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加光大。赵紫阳不向强权和暴力低头,遭受罢免,被屈辱被软禁的命运,终将被历史所洗刷。”(2002年6月《悼念六四死难者》)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八九民运启蒙了大批民众,为新生的民主力量播下了无数种子,为最终结束中共一党专政这盘棋,布下了定局。王军涛认为“大多数民主国家出现政局危机时,都通过民主方式化解危机,使得国家走上长治久安的道路。中共统治者虽然暂时镇压成功,维持了他的稳定,但实质上为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和现代化,留下了巨大隐患和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中共执政者越来越难。”(1994年7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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