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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论八九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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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3月11日)
    

     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就其运动的性质来说,国内外发表了各种看法,具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 (博讯 boxun.com)

    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林教说“中国十年的启蒙,中国民众身上那种人性人权意识开始复苏了,尤其在青年学生当中,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得到了快速培育,可以说八十年代初期到末期,是一个充满理想和人性的年代。由北京学生发起的最长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一下子得到全社会各地区各阶层的支持。”(1999年6月)

    学生领袖王丹说“学生一直把它当成学生运动去搞的,考虑的是要保持学生的纯洁性,而不是鼓动民众参与。其实,我们提出的平易物价什么的,还是和平民生活有联系的,但你要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政治运动的话,学生没有发动工人、农民,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八九年是个学生运动,我们学生没有把他它 当成政治运动去做。如果把它当成政治运动去做的话,去发动工人、农民罢工,那可能是那个结果。(1999年6月)

    学生领袖唐泊桥说“八九年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政治性组织,运动所有高自联、工自联都是在运动起来后,运动中的人自发组织起来的,而不是说先有这个组织,来引导这场运动。所以,这是个本质的不同,八九民运,是个自发的群众运动,不是政治运动。”(1999年6月3日)

    方励之教授说“中共如不承认这几年所犯的错误,将很难平息此次的学生民主运动,而且,很有可能会扩大成为全国性的运动。”(1989年5月19日《香港时报》)

    记者刘冰雁说“1986年底,他们利用学生运动把胡耀邦搞掉,一样利用这次学生运动把赵紫阳搞掉。”(1997年5月)

    作家王军涛说“八九民运是对邓小平时代片面战略的 一种纠正,人民群众对这种片面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表现不满,希望有一种更全面现代化战略。”(1994年4月)

    作家陈晓亚说“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由于目标和路线出现分歧,而爆发的全民政策的非常规的公开表达运动。”(1995年6月)

    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1999年6月1日发表《致中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认为“所为定论是极受人们反对的,错误定论一定会被历史翻过来的。而用暴力镇压八九民运,停止了政治改革,剥夺了人民各方面自由,这种所谓政治稳定,只是一种假象。正是六四镇压,造成了真正的不稳定,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最大障碍。”

    民主斗士魏京生说“中国民主运动进入向实际发展的阶段。也就是七九年民主墙的时候,主要是宣传,让民主概念深入人心。八九民运,主要是试图使这种概念在中国得到一种正式认可,但是八九民运没有成功。八九民运非常大的意义,就是使得民主、自由、人权概念,以在中国普及啦,深入到老百姓人心了。”(1999年5月)

    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说“定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根据的,既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采取军队镇压解决。”(1997年《致中共十五大公开信》)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随着形势的发展,学生提出了‘要民主反腐败’这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八九民运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像历史上的五四运动一样,使中华民族感到新的生命悸动。”(1999年6月)

    张良在《六四真相》自序中说“六四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民主运动,六四不仅仅是中国青年学生,追求民主的运动,也不仅是发生在北京的爱国民主运动,六四它以人数之众,波及范围之广 ,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空前,堪称二十世纪民主运动之最。然而,六四是以空前的悲壮和惨烈失败了。它以专制的胜利,民主的失败而告终。”(2000年1月23日)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说“当代中国最令人鼓舞感动产生希望的是八九民主运动,世界上通过一个罕见的机会看见到中国的人性,和精神力量一面,成百万的中国兄弟姐妹们公开和平地表达他们追求自由民主和人类尊严的愿望。”(1995年6月)

    法国记者亚尼克说“我们曾谈到过中国改革的头十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如果说1978年到1989年,深刻思想启蒙运动的政治意义,对于解除共产主义制度合法性的话,六四惨案以悲剧形式完成了这一持续十年的,在当代共产主义解体史上独一无二意识形态结构运动。”(1999年5月《六四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日本报纸1995年刊文《我如何看中国》,认为“天安门时,学生们要求政府实行民主,对此中共强调中国改革必须自上而下的,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安定团结上进行,而后在这种形势下发展经济。从而 ,拒绝了来自下边的民主要求。”又说“中国政治矛盾不能很好解决,政党都有自己的军队,针锋相对,不象外国政党之间通过议会来解决,外国封建社会时也有议会,中国没有。二十世纪中国被列强侵略,中国为了一致对外,必须有强大的政府,没建立议会,中共在那样的环境下夺取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四是中国政党之间对立的历史连续性。”

    美国总统布什说“作为美国,我们当然赞同北京和中国其它一些城市里,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而举行示威的成千上万的学生所提出的要求。”(1989年5月在白宫对记者讲话)

    以上观点,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各种不同角度对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性质作了淋漓尽致的讲述。就是说八九年天安门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中共在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和邓小平等人的讲话中,所说的“动乱”、“政治风波”、“反革命暴乱”。

    中共《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动乱》的社论说“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地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说“《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性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判断是准确的 ,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1989年6月《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北京市长陈希同说“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下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地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89年7月《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中国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说“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发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1992年10月《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这些讲话观点,从反面证明了八九年天安门运动是民主运动。因为,八九民运反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统治下的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专制王朝。

    综上所述,给八九民运下个基本定义是:一九八九年发生在中国的天安门运动,是中共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实际上复辟了封建专制社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民主潮流推动下,通过改革开放,向现代化社会变迁过程中,由于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保守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拒不进行政治改革,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先进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利用中共封建专制政权无程序更迭时产生的政治松动时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彻底失败的影响。以突发性事件: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索,发动的一场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各个主要城市和海外华人社区的,以学潮为主流的,市民中各阶级参加的,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反对中共一党专政为目的,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爱国民主启蒙运动。

    八九民运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提出的“扫除数千年来种种专制之政体,使皇帝子孙皆华盛顿,中华共和国万岁!”的思想影响。因为一个民主政体的确立,要经过复辟反复辟多次才能实现,不论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都经过这样的历史。中国也不会另外,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中华民国,但是后来有袁世凯、张勋、毛泽东的封建专制复辟。八九民运是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复辟封建专制后,最大的一次民主运动,虽然被中共残酷镇压啦,但它有力的打击了中共封建专制,动摇了共产主义信仰,为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发展扫清了一部分障碍,使民主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迫使中共进一步改革开发,为以后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为最终结束中共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八九民运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他们用生命唤醒了民众,去继续反对封建专制,去创建民主制度。正如王丹说的“八九民运的意义,在于它不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开始,而是这一进程的里程碑。使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对权力的本质进行质疑,没有八九民运人们不会那么快就从权力迷信中解脱出来。在八九民运中,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死者,是他们的生命打动了全世界,也是他们的生命打动了历史。”(1999年5月2日,在香港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八九民运十周年研讨会上的书面讲话)我们深信,八九民运种下的自由之花,将绽开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

    一、 八九民运的历史背景

    八九民运的历史背景很复杂,不仅有西方的文化传播和西方资本的输出,还有国内知识分子民主的启蒙、一代人的成熟、通货膨胀、官员腐败等等。但是,最主要的就有两点:一是中共封建专制政权将要无程序的更迭,二是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将要全面彻底的失败。八九民运是这两点重叠在一起,产生的政治共振现象。

    (一) 中共封建专制政权的无程序更迭

    中国的封建专制开始于秦朝。秦朝建立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皇帝至高无上,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都按照皇帝的意志办事,军权也集中在皇帝手中。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地方实行郡县制。到了汉武帝时,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这是一套完整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对修筑水利工程,实行土地国有制,实行政教合一,巩固大统一等,起到一定作用。秦汉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其后历代制度,不论在经济、政治、法律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都非常相似,几千年来基本沿用这一制度。这种因循性质,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由此说明秦汉制度为后来中国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当是无疑的。

    为什么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长期延续?这个问题从1840年中英贸易战争以后,经历了百日维新(学习日本),辛亥革命(学习美国),新文化运动(学习俄国)。这些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从实践和理论上打破了封建制度,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和日本、美国等民主制度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引起了政治家们的深思和担忧,他们试图解开这个迷,为中国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指明方向。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的主要论述有:莫高斯、陈高镛提出的农民战争破坏论,苏联学者沙发诺夫提出中国始终没有完成封建论,李中立提出历史循环和小民经济基础论。这些论述对促进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开了先河。

    为什么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掀起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的问题?他们以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高度历史责任感,认识到1927年在中国爆发的农民秋收起义,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会使1840年中英贸易战争,西方资本输入中国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就是不自觉地初步打破了中国停滞型的经济结构和超稳定型的政治结构,为封建传统社会注入一股资本主义的新鲜血液,加速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努力奋斗,经历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北伐革命,已初见成效的大好局势,附之东流,毁于一旦。

    但是,他们忧国忧民的关于封建王朝可能复辟的科学预言,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变成了血腥的现实。正如严家其先生所说“农民战争或者被王朝统治者所镇压,或者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不论农民战争的领导者的出身和个人品质如何,胜利了的农民战争建立起来的无一不是新的王朝,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没有背离这一历史规律。直到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仍然主要是农民。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这是继太平天国革命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正因为是农民战争,1944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要注意农民革命蜕化变质的教训。按照中国发展的固有传统,这一次胜利的农民战争,应当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的强大王朝。”(1987年《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造成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经久不衰,延续了几千年,直到中共统治时期,不论从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上还都是封建性质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封建专制制度一个典型的政治现象,就是政权无程序更迭。“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王朝也有法律,但皇帝从来不受法律约束,法自君出,皇帝的权力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无法无天 ,正是这种非程序的皇权政治产物。由于掌握在个人手中的最高权力并没有绝对的保证,这种权力是建立在世袭原则和道义威信基础上,因此,强化皇权就是这种非程序的内在需要。为了强化皇权,皇帝往往采用各种卑劣和残暴的手段来消除妨碍皇权强化的因素。由于皇帝终身任职,皇帝的逝世会造成重大振动。当皇帝一意孤行,旧的政策在也无法推行时,皇位的更替成了政策变动的先兆,接踵而来的是大臣和官吏的大批更换。由于争夺皇位与争夺官位互相交错,宫廷阴谋和宫廷政变就层出不穷,即使皇帝生前选好继承人,有时也不能消除争夺皇位的斗争。当皇帝大权旁落时,皇位可以 成为掌握实权的人们手中的玩物和工具,争夺皇位控制权的斗争更加残酷。”(《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严家其)这种政权无程序更迭,是以牺牲人民和破坏生产力为代价的,维持封建制度赖以生产存的土壤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封建政权无程序更迭的重要特征是,当朝皇帝设立“太子”为继承人,而皇帝往往又是多子多孙,争当“太子”是靠高层次政治斗争完成的,往往是兵刃相见,这样引起社会动乱,大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小到宫廷政变,引发市民暴动、学生运动。战乱过后新皇帝新政权新“太子”诞生,叫改朝换代。这时由于生产力在战乱中受到破坏,新皇帝必须让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出现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封建盛世,安定一个时期。然后,土地又高度集中,又为争夺皇权引发新一轮的战乱。这种争夺皇权的政治现象,造成几千来中国社会战乱不断,狼烟四起,生产力停滞不前,封建社会周而复始的运动着。伟大的中华民族就这样地被周期性的灾难所折磨,社会财富就是这样周期性的遭到摧残和破坏。

    中共建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看,都是封建社会的返祖现象。形形色色的旧事物一旦披上了新的外衣,也被看作是一种前所未有新事物了。在鱼目混珠的时候,许多目光短浅的政治家和热血青年们,被卷入共产主义洪流。例如:国民党方面的宋庆玲、陈嘉庚、何香凝、李济深、程潜、张澜、张伯钧、付作义、郭末诺、蔡廷铠、彭泽民、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人;也包括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陈公博、周佛海、张国涛、刘冰雁、王实味、林彪、戈阳、方励之等人。当然,这些人在认识到中共的封建专制本性后,都反戈一击脱离了共产党,是共产党中的优秀分子。例如:中共一大选举的委员长陈独秀和副委员长周佛海,他们以科学的态度从经济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把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与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实在“时机尚早”的结论。周佛海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具有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而中国既没有‘生产规模的广大和企业的集中’这样物的要素,又没有‘无产者的阶级自觉和数量增加团结坚固’的人的要素,‘人和物在中国几乎等于零’。因此,他得出结论,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在欧洲,它不适合中国国情。”(《黑龙江党的生活》2001年第8期《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异人生》)他们代表了中共中真正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现代化而献身的人,而不是为了一个人和一个党的私利。如果中共在陈独秀和周佛海等人的思想指导下发展,中共会和世界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为国为民做出许多有益的事业,中国会和台湾、韩国、日本、泰国一样繁荣富强。这和中共封建专制世袭的强硬派毛泽东之流,不管中国国情发动农民战争,策动内战,把一个很有光明前途命运的中国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引来日本侵略者,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建立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中华民族的千古奇冤,有几千万人在六十年代饿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谁对谁非,历史会有公正的评说。他们没有胡适、戴季陶、蒋介石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例如: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秘密率代表团从上海出发到苏联考察党政军组织,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请求苏联支持“西北军事计划”。蒋介石在这个计划中,要求苏联支持建立军事基地,一个是在乌兰巴托,另一个在乌鲁木齐,如两个造一个,首选在乌兰巴托,一年后直取北京军阀,统一中国。但苏联对外蒙、新疆有占有心,所以,不同意这个计划,后来蒋坚决拒绝在外蒙独立协议上签字。蒋在会见托拉斯基时,托说“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上,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这句话对蒋打击很大,蒙古在托看来不是中国领土。蒋是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他如象中共一样出卖外蒙,也许会讨苏联欢欣,也许会支持西北军事计划的,不会落个胎死腹中的结局。但蒋与苏的政治立场不一致,必然要分道扬镳了。蒋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组织,”如果遵照苏联的政策,那么“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其间而已。”(1956年蒋介石在台湾出版《苏联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二十年经历纪要》)当然,他们的爱国热情是正确无疑的,投奔中共的目的也是为了中国现代化,只不过走了弯路。特别是国民党方面的鼠目寸光者,在毛泽东1948年“五一”口号,大谈民主的骗局下,自投封建治罗网。如:1949年7月4日,毛泽东为了自己蹬基当皇帝做准备,请黄炎培等到延安参观。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诚实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其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狡猾的笑着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1999年第11期《黑龙江党的生活》中《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前后》)这些可悲的人们,空凭一腔爱国热血,在中共民主和高官厚禄的诱骗下,成了中共专制的牺牲品。张学良经过数十年的刻苦学习和深刻的反省,才恍然大悟,认识到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错误,至死再不和中共合作,拒绝中共多次邀请,没有辜负蒋介石的一片良苦用心。

    当人们看清所谓新事物的弊病时,终于承认传统在历史发展中的顽固力量。从历史的眼光认清了潜在当代中旧时代的种种痕迹。这是真正的社会大倒退,毛泽东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暴风骤雨的运动,使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近百年的发展后,倒退到封建专制社会中去了,以至后来有些地方倒退到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所谓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共党章》)体现了君主专制,权大于法的人治本质。所谓共产主义核心“集体主义原则”,是把人变成奴隶,使人民没有民主、自由、人权。就连毛泽东亲自选定的“太子”,并写进《中共党章》里面的接班人林彪,制定的《571工程纪要》中都说“当代中国已成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打倒当代秦始皇B——52。”B——52是毛泽东的代号。可以说林彪政治集团是反对中共封建专制的先锋队,《571工程记要》是反对中共封建专制的《革命军》。“九一三”事件后,发现林彪屋里没有一条毛泽东语录,反而到处挂着孔孟语录的条幅等。例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攸攸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毛泽东也自称是当代秦始皇,1973年8月5日,他写下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件须商量。祖龙魂飞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不从子厚返文王。”肯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和“焚书坑儒”的必要性。以历史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为根据,继续强化这种政治体制。毛泽东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也是最黑暗的朝代之一,也应验了黎明前最黑暗的现象。

    中共封建专制政权,是仿袭清朝体制建立。同样也摆脱不了这种权力更迭时造成的周期性动荡。“中国政治仍然遵循古老中国的不可动摇的法则:就是国家存在着一个集中在个人手中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政治斗争是围绕这一权力而展开的。”(严家其《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从秦始皇、汉武帝、康熙,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那个不是靠农民起义、宫廷政变上台掌权的呢?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泽东权力交接班问题而诱发的。众多的革命原老都要接班当“太子”,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都当过“太子”,不争个天翻地覆才怪呢?毛泽东就是怀疑彭德怀争夺皇权,在庐山会议上把他打倒。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也是毛泽东逝世前夕,中共高层争夺皇权而引发的,导火线是中共“太子”总理周恩来逝世,中共高层亲周恩来的一派,对毛泽东罢免了周恩来有病后自荐的接班人邓小平,然后自立“太子”华国锋不满,而在北京等地掀起的群众民主运动。这个运动为后来邓小平东山再起,夺取皇权奠定了群众基础。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联合手握军权的叶剑英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把毛泽东生前选立的接班人“太子”华国锋赶下台,以“垂帘听政”的形式,爬上权力的顶峰。邓小平顺呼民意实行改革开放,人们认为是新的“洋务运动”,因为他继承了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邓小平总结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他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这样还保留着中国封建传统的政治特征。毛泽东在1935年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让总书记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下台;邓小平在1979年开展“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让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下台,1986年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让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1989年镇压八九民运,让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下台,这根本不是什么反对错误路线,而是围绕着维护集中在个人手中的最高权力,而必然形成的斗争。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终身任职,只不过做得比较隐蔽一些,什么不当国家总理,不但当中共总书记,不但当国家主席,只当军委主席,实际上他要军权在握,垂帘听政,做当代的慈禧太后。这样使1982年通过的宪法中规定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任期,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和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建立协商对话制度等措施成为一纸空文。由于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终身任职,由于这种权力不可转让,当代中国政治必然采取传统中国政治的非程序更迭。

    2、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掀起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和三十年代中华民国相比更加严重。他们在前一次讨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共复辟封建专制的历史教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发展,并应用现代科学控制论和现代媒体电视,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主要理论观点有:

    (1)、1984年,历史学家金观涛出版发行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他运用控制论“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泄性和周期性(危机)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使人耳目一新,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是由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组成,既发达的地主经济、大统一的官僚机构,儒家学说。在三个子系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超经济强控制,其控制中枢是封建专制机构。超稳定状态的维持,依靠两套完善而有效的修复机制来实现。他说“中国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只需要十年到三十年左右,对于一个巨大的社会机体的更新,这种修复速度之快是惊人的。这种剧烈而又高效率地王朝更迭,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存在着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的修复机制。”就是封建王朝的国家机器,它凌架于社会之上,进行强制调节。当其失灵时,就用第二套修复机制,农民大起义的周期性震荡,进行破坏性调节,通过崩溃—修复机制,使整个社会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重建超稳定系统。这个超稳定系统不但使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而且由于封建主义势力过于强大,以至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之后,很快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成封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在封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变成一场农民战争,毛泽东是农民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农民封建政权,又重建了超稳定系统。他说“超稳定系统造成了中国封建社结构长期延续,使得资本主义新结构发展不起来。”

    (2)、1980年《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问题的问题》一文。他们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中许多观点是很落后的,不攻自破的。1845年,德国军官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公社所有制,巴古宁把俄国公社和共产主义等同起来,把农民看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不希望把他发现的人类最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最落后的俄国公社等同起来,所以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心力长期研究公社所有制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直到逝世也没弄明白共产主义与俄国公社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什么本质不同。

    “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是原始时代的公社所以制,是自然形成的或自发的公社所有制,是所以制的原始形式,既公有制。”东方国家起源于人工灌溉需要,自始就是专制国家,土地国有制,农民依附于国家,还有普遍的奴隶制,保留集体生产和生活,使私有制的商品经济发展受阻。这里地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叫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公社。封建王朝统治下的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的世外桃园,却始终是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这些公社本身往往不顾王朝的不断更替,自己却很牢固不动摇,这就是所谓东方亚洲社会的停滞性。

    历史是最好的证明人。巴古宁的科学预言得到实现,后来的俄国果真首先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农民果真成了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俄国公社一夜之间成了共产主义集体农庄,而且更令人神往的是中国也把这种原始低级的,比私有制落后的农民公社的共产主义社会,硬说成是比资本主义先进的,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毫不隐晦的叫做“人民公社”。这一返祖怪胎的出现,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3)、198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刊文《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他说“曾经比较了欧洲的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不同特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就建立起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正根于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成。历代党争以及历代君主直接利用宗教而无皇权教权之分的根源,都可以从这种经济基础上得到说明。我依据史实指出秦汉帝王对于豪族地主即可以赐田,又可以把他们占有的土地没收为‘公田’,说明皇帝是最高地主,豪族的土地占有权是不固定的。而且随着土地国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在主要手工业生产方面(例如:盐铁)也实行国家管制,从而使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于封建专制主义。我所以提出封建土地国有论,正是为了阐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长期赖以存在的真实社会经济根源。”

    (4)、1988年启良在《世界历史》刊文《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比较研究》说“古代中国大统一专制统治延续两千多年,作为基本国策的重农抑商政策一直奉行不变。尤其是,专制统治与抑商政策相互依存,相互强化,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行程。首先,抑商的目地是维持专制王权的统治基础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而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期迟滞的根本原因。在封建地主经济的剥削下,小农普遍处于极端贫困的生活状态,他们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其次,小农广泛存在极其生活的极度贫困的生活状态,他们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其次,小农广泛存在及其生活的极度贫困,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长期动乱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的矛盾就在于统治阶级抑商的目的,是防止商人损坏农人,防止商人过分发展而引起社会动乱。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古代灾荒最多,农民起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其原因也在这里。其三,小农经济的独立性和分散性,客观上需要一个凌驾驭全社会之上并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就是封建王权。所以,古代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封建皇帝后又拥立另一个封建皇帝。历史也就一翻一覆,轮回往转打圈圈,使得两千年里的政治始终无变化。其四,商业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否定因素。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严厉的经济和行政手段进行打击,商品经济一直没有得到正常发展。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长期处于幼苗阶段,而不能生枝长叶,开花结果。”

    (5)、1988年《人民日报》发表电视系列政论片《河殇》的解说词,主笔是苏晓康、远志明等人,它以史诗般的语言,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它说“在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明,却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这似乎是个例外。为什么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延续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许多年,人们提出种种解释,总认为是一种特殊现象。其实,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美国哈佛大学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由于自身具有重视经济、贸易和技术等等因素,后来同地中海的古希腊文明结合,产生了突破性的新文明因素,最后走向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

    (6)、1988年《天津社会科学》发表了社科院政治研究所严家其的《从“非程序政治”走向“程序政治”—论中国政治现代化》一文。该文毅改过去文章中对中国封建专制长期延续研究时含蓄、婉转、影射、隐喻的写法,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明确指出二十世纪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是封建专制周期性循环下产生的封建专制王朝。它的最根本特征是没有程序的权力更迭。他把民主斗士魏京生等人在西单民主墙时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披上中共官方合法的外衣展现给民众,可以说该文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基石。

    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周期性“振兴”与“衰亡”,同中国传统政治的四项特征密不可分。第一是存在一个集中在个人手中的不可分割和转让的最高权。第二是全国存在一个单一化的金字塔式的权利结构。第三是权利范围不受限制,可以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四是权利行使和更迭缺乏程序。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实质上并没有打断中国王朝循环,没有改变中国传统政治四项特征。1949年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特征。今天中国政治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非程序政治”的因素。没有程序的权力交替和更迭,就没有民主。“我相信,一个努力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努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日益开放的国家,政治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3、这两次间隔半个世纪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都是针对中共的封建统治。所不同的是,第一次讨论是在中共刚刚出现时,第二次讨论是在中共内部进行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严家其等中共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接近中共高层领导,清楚看到邓小平手中存在着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权利,他年老体弱,既将卸任,各种政治斗争就是以维护和夺取,强化和削弱这一最高权为中心而展开的。

    邓小平在1987年利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棒把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权力中心打倒,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发动一次大的运动,削弱或摧毁赵紫阳的权利力中心。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的冲突,和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冲突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面对邓小平继华国锋、胡耀邦之后,将再次利用非程序更迭手段搞掉赵紫阳的紧迫局势,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再不能沉默了,再不能坐以待毙了,他们要奋起抗争,也许能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利用海内外媒体,掀起一股所谓倒邓保赵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1988年9月会见美国经济学家后,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提出“排出超级老人政治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香港《解放》杂志刊文说“就中国走资的希望,我们看准了赵紫阳。”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其说“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在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苗头许多人已经感到了。”这个对话在香港《镜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等海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1989年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告全民书》,要求中共“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这标志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将要爆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几次重大政治斗争都是在清华和北大点燃火种的。恰好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这无疑给这次封建专制高层权利斗争投入了催化剂。因为胡耀邦就是邓小平一派利用学生运动,以非程序权力更迭,赶下台的。这引起了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联想,为胡耀邦鸣冤平反,可以反对邓小平在搞非程序权力更迭,保住赵紫阳的权力地位,还可以推动政治改革。这样民主派和知识分子及学生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用和平的方式开展民主运动。鲍彤说“胡耀邦逝世,当天晚上就有大学生陆陆续续地到天安门,第二天人就更多了,越来越多,几十万人为他祭奠,表示悲痛,一是他坚决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他下台,学生对邓小平不满,所以来纪念。”(1999年6月)

    八九民运是在中共封建专制社会里发生的,就必然带有封建专制社会里民主运动的特性。八九民运不论带有洋务运动的救国性(赵紫阳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变法性(严家其为代表),辛亥革命的坚定性(王炳章为代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性(方励之为代表),学生运动的无畏性(王丹为代表),工人运动的壮烈性(韩东方为代表)等等。但是,归根结底是邓小平在将交权前夕,由于没有法律程序,高层各派系之间争夺皇位,造成了政治松动时机,又恰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彻底失败的时候,对中共积怨甚多的民众,利用这种政治自由时空,以游行示威方式,表达争取民主的意愿。而中共高层在政治斗争中,邓小平保守派利用民运力量,乱中取胜、小题大做,达到夺取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权力的目地。毛泽东利用运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反对派,保住了皇权。他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这是历史规律。”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建立的中共政治制度,而且久病成名医,他在中历史上三次被政治权力斗争赶下台,又三次利用学运,把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台,保住了皇权。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的,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件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可见,邓小平他们对封建专制社会的政权无程序更迭时产生的周期性动荡了如指掌,并且能够顺水推舟,当作改朝换代的工具。

    中国大陆封建专制政权的非程序更迭什么时候能打破?怎样打破?很明显,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秦朝是初期,汉代进一步完善,到清朝更加完备。那么打破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过程。到目前已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事件,推进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第一次是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最主要的积极作用,是初步打破了中国的停滞型经济结构和超稳定型的政治结构,为传统中国社会注入一股资本主义血液。第二次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进一步打破封建专制社会超稳定型政治结构它不仅推翻了清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君主制度,而且初步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第三次是1998年台湾首次民主选举国家总统,李登辉当选,完全打破了封建专制超稳定结构,在台湾实现了政治现代化。这三次民主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正如《河殇》说的“真正特殊的不是东方古老的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就不会有辛亥革命,就不会有台湾的民主制度,这一中华民族的光辉榜样。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奇特现象,就是由封建制度周期循环造成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在天下分裂之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偏南一隅保存下来,待到分久必合之时,这些保存下来的优秀文化,又发芽、开花、结果。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渊源流传。例如:春秋战国时的鲁国,偏安江南的东晋,还有两宋、,现在的台湾也一样。1949年台湾民主制度和大陆封建制度分道扬镳以后,台湾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指引下,逐步实现了现代化,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下来,成为中国大陆政治现代化的复兴基地。张孝炎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专制独裁,不能持久的,国民党不是不喜欢大权独揽,而是认识到,阻挡民主化无意于自掘坟墓。”(1996年5月)中国民主化的正常之路在台湾,它走过的民主道路,大陆潜移默化自觉不自觉地在学习,台湾保持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又回流到大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要不是有共产主义传入中国大陆和封建专制相结合,建立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过程,那么大陆也会和台湾一样,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指引下,享受在民主的阳光中。学者柏扬说“国民党就是由于独裁专制而失去大陆的。假如不实行民主,国民党也会失去台湾,民主化使国民党受到了冲击,也因此在台湾站稳了脚跟。共产党当年打败国民党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民主,没想到共产党当政后,反而比国民党更加独裁。”(1989年6月3日《从五四到六四民主向何处》)

    中国的希望好就好在有民主化的榜样——台湾,它给中华民族开创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光明大道,它告戒大陆民众怎样才能冲破封建专制的周期性循环,那就是勇往直前的走民主化道路。具体怎样走?台湾金门岛上有一条标语:“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魏京生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完全是自己摸索和实践的,它打破了中国人不能实现民主的神话。台湾民主制度的成功,不仅对大陆有意义,东亚、东南亚都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是个促进。”(1999年5月11日在加拿大纪念八九民运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可以预测到,在大陆结束中共封建统治,打破封建超稳定型政治结构,冲破封建专制的周期循环,建立真正的中华共和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只要我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去努力,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变为现实。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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