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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维权需要大家行动
(博讯2004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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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没有人会说美国的法制不如别的国家。但是在这个民主和法制都相当完备的地方,你却能不断在报刊上见到有关冤案错案的的消息。今年第一个这类报道,就出现在一月五号的《纽约时报》上。

      1984年八月十日,一位名叫德博拉.希克斯的25岁的白人妇女遭到一个黑人殴打、强奸和刺杀了。一位当时十九岁的黑人青年亨特被逮捕了。未经认真审讯,就定了罪,判处终身监禁。亨特始终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就在对DNA的检验已经证明死者身上残留的精液不属于亨特之后,执法部门仍然不愿意释放他。去年,亨特的几位律师提出动议,法官这才下令把本州在押的犯人存在DNA资料库里的精子资料和那次强奸犯留下的精液相对照,做出比较。由于外界的压力加大了,执法部门才重新审理此案。终于找到一个人,他的精子和那次强奸犯留下的精子对上了号。这个人名叫威拉德.布朗。原来在那次强奸案之后,1985年二月又发生一次强奸。这次被害者存活下来,她指认布朗就是强奸她的人,而布朗也向她表示了歉意。但是奇怪的是就在这以后,有关人员仍然不肯纠正错误,一方面仍然想方设法把亨特同那次犯罪联系起来,同时竟然始终不肯去追究真正的罪犯布朗的罪行。

      说到这儿,就得加几句评语了。你看,美国和中国国情和民族性格是那样地不同,美国的法制又是那样地严密,新闻界对官员的监督也比中国强大得多,而在这件事上那里的法院人员的行为竟然和中国的同行如此地相似,那就是明明错了、却就是迟迟不肯认错。但是也就在这时候,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就表露出来了:一批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白人人士站出来主持正义,发出自己的声音了。一批白人牧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全社会公开表示对于当局处理此事的不满。这样,到去年圣诞节前夕,美国最高法院才下令取保释放亨特,决定到二月份举行一次听证会。

      亨特在监牢里已经旷废了19年宝贵时光。按照美国法律,他将会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补偿。他对记者说:"我并不为自己的遭遇而愤恨。问题是那些对这件事负责的人们倘若不受任何追究,那就必定会有另一个达里尔.亨特出现,而且这种事会不断发生,直到时间终止为止。"这话说得对极了。但是既然连美国都是这样,中国当然更是如此。也不仅是判错案的问题,很多要害问题都是如此。比方说,中国几乎每天都在惩办贪官,但是却从来也没听说追究或处理过那些提拔、重用和包庇贪官的官僚们。而不去打击和消除后一种人,就必定会有贪官源源不绝地产生出来。

      不过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也同样重要:即使在政治制度非常健全的国家,也需要人们随时采取行动为维护正当的权益而奋斗。达里尔.亨特的冤情所以能够得到昭雪,那是不能不感谢很多局外人的仗义帮助的。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既是为改变亨特的命运而争斗,也是为了扭转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现象。假如亨特不是黑人的话,无论如何不会被下狱十九年的。美国解放黑奴的内战一百多年前就结束了。20世纪进一步解放黑人的民权运动,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但是问题还远未解决。这一次,达里尔.亨特的冤情所以能够得到昭雪,也是靠很多白人和黑人仗义帮助。假如那些热心人士采取了袖手等待的态度,亨特的冤狱也就只能继续下去了。中国人中间有一种无形的共识,好像什么事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这正是我们中国人必须正视的问题。

    ~~~~~~~~~~~~~~~~~~~~~~~~~~~~~~~~傅国涌:“进入政府就不是知识分子”

     不久前,已离开政治舞台的龙应台在深圳说:“当1998年我答应马英九进入政府的那一天,龙应台就不是知识分子了”。(《深圳商报》2003年12月27日)在她看来知识分子一定是站在权力的体制之外,和权力保持距离,对权力保持警惕,尤其重要的是对权力采取独立批判的立场。

     与之相反,2003年12月27日,被誉为“才子加流氓”的余秋雨在杭州说:“我现在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但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并不是说要骂政府,我在海外演讲时也说政府的好话,在哪里都说一样的话,这取决于我的独立思考。”(《都市快报》2003年12月31日)

     余秋雨一面标榜自己是“知识分子”,而且是“独立知识分子”,但他认为独立知识分子是不需要对政府保持独立批判的,在哪里都是“说政府的好话”,为政府唱赞歌、当说客,将“独立”换成“依附”可能还要贴切一些。余某不以此为羞,反以此为荣,实在是不知道“廉耻”二字怎么个写法。以余为尺度,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真是车载斗量、多如牛毛。而以龙应台的标准来衡量,放眼中国,恐怕也没有几个人当得起“知识分子”这个称号。海峡彼岸的龙应台说:“进入政府就不是知识分子”,她不能既占有政府的权力,又同时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因为这两者是不相容的。所以,她在台北市政府的三年受了无数的委屈,她也坚持不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写一个字。而在海峡此岸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观,媚权、媚俗的余秋雨依然大有市场、风光无限,日夜梦想著“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文人雅士遍地皆是,做幕僚、依附权势向上爬是多少有学位、有学历者的人生追求,在他们的辞典里什么都有,惟独缺少“独立”一词,更不用说独立批判、独立人格了。

     余秋雨以“说政府的好话”为荣,并恬不知耻地标榜这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龙应台却明确表示“进入政府就不是知识分子”。这两者的差距首先不是两个文化名人之间的差距,而是两种不同社会的差距。龙应台毕竟生活在一个自由、健康的社会,她拥有选择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不需要言不由衷,不需要掩饰什么,她进可以登上权力舞台,扮演官员角色,退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权力保持独立的批评。以余秋雨的聪明、圆滑、世故,他未必不知道知识分子概念的真正内涵,他之所以堂而皇之地宣誓效忠,向权力大抛媚眼,无非是要保持现有的风光,并赢得更多、更大的利益。既然他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是靠依附权力取得的,除了献媚,他还能做什么?余秋雨的可耻不是他一个人的可耻,是一个时代的可耻,不知道这样可耻的时代何时才是尽头。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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