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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李昌平和三农问题的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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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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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们诚实一些,可以说,“三农”问题其实是专家学者们的遮羞布。三农问题并不存在,在农村、农业和农民之间,只有农民问题是真实的;只有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村、农业之类就有了解决问题的真正主体。 (博讯 boxun.com)

      但三农问题却想当然地成了精英们或城里人要头疼的问题,仿佛后者才是解决农村农业问题的行家里手。这个虚拟出的中国社会的重大课题,在九十年代中期还是媒体的禁区,一旦破题就迅速成为名利场,无数的人成为“三农”问题专家,耗尽心力和智慧,为三农问题求解,提供自己的答案。想想杜润生、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秦晖、茅于轼、党国英、于建嵘等我们社会里一流的专家学者,俨然变成“三农”问题的权威或专家,但他们试图解决的三农问题似乎依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地存在;就知道,在理性思考与其对象之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断裂,换句话说,理性思考的对象更是思考者本身的名利,而非其语言能指。他们的思考自成世界,既不能上达天听,又不能启示县乡基层,更不属于农民。

      李昌平的意义至少在经验层面上对三农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它使读者们不再想当然地认同三农问题,而是感同身受地痛觉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即在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生活之际,还有一个贱民阶层生活无望,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信心。李昌平把三农问题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即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需要思考的课题,而且是关乎亿万人身家性命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就是我们说话之间发生,生发了我们难以知晓的无数的被压迫生灵的最后叹息。

      当李昌平进入专家学者的世界,他首先感受到了某种隔膜和荒谬。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会感受到三农问题专家与农民社会的巨大断裂,当城里的专家学者们打着“波音的”飞来飞去,脚不沾地地从宾馆到宾馆,从城市到城市,从会场到会场,分析、研讨、讲解三农问题,大声展示他们的良知正义时,他们跟泥水里的农民真的是一类人吗?他们真的有民胞物与的同情和解决问题的爱心吗?显然,这两者中有巨大的不平等处,有巨大的不公正处,有巨大的不道德处。李昌平毫不隐讳地指认他与专家学者们的分别,并由此耗费精力作文,匡谬指正,启蒙启蒙者。这种分身求解也带来了某种幻灭,如果说《我向总理说实话》是背对着人群、向上的呼吁,那么《我向百姓说实话》则是背转身来,面向中国的民众、中国的专家学者无望地诉说他所认知的悲惨世界的悲惨和危机。《我向百姓说实话》的价值正在这里,这是李昌平的理性思考,这是一个拥有悲惨世界的全部经验、又拥有专家学者观念的“大写的人”的理性思考。他有着良知的高标,如今他在探求我们社会正义的可能边界。

      我们说李昌平的分身求解出现问题,是因为他也被专家学者的世界同化或异化。他为太多的人寄予了希望,但他个人意志所能役使的仍是个人理性的尽可能完善。如果说他是“农民代言人”,那么他还比不上四五十年前的“农民代言人”,最后的儒者梁漱溟先生和将军彭德怀先生,是的,由杜润生、温铁军、茅于轼、李昌平、于建嵘等三农问题的专家或代言人相加都不能与梁漱溟先生相比。小康生活的建设大大消除了国人的肝胆气魄和精神,他们只是欲望意志和世俗理性的产物。我们从《我向百姓说实话》一书中,分明看到了理性思考的绝路。把一个真实的政治问题三农化,进而社会化,进而变成了十几个二十几个问题,李昌平在书中提了24个为什么,也是把一种真实世界的利益力量博弈问题变成传统的认识问题。认识远不能统一,正义的实现遥遥无期。

      就是说,我们社会虽然诞生了无数的三农问题专家,但在农民之外,仍只有国家政府,而没有社会。如果没有社会,没有NGO、NPO一类的社会力量的存在,任何试图影响决策的努力都是于事无补的。农民们没有任何社会力量作为支持,任何关乎他们福祉的决策都能够摇身变成国家的力量对他们进行打压,或自称“政府”的人都能够对他们进行侮辱、损害、盘剥;甚至任何自称“专家”的人都能够对他们进行分析、要求、指点。

      三农问题专家的良知表达或农民代言人的呼吁,从来没有显示力量或很少把自己变成一种力量,像梁漱溟先生孤身一人抵挡一个国家。李昌平本来是历史呼唤已久的农民意见领袖,但他也只能站在县乡一级官吏的高端,如今他更有了专家学者们的头脑。农民代言人以专家学者的头脑考虑问题,专家学者则以政治家的处境设身处地,这种荒唐已经不仅是三农领域里的现象,而且是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特徵。

      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在其最初是做了绝大的奉献牺牲的,但随后城市需要接纳农民,需要反哺农民,需要补偿甚至退赔农民,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也才符合邓小平先生改革开放先富并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几乎都实证了这一历史逻辑。

      但是,反哺农民并不是请客吃饭一类的“哥俩好”,它是在抗争或力量角逐中得以完成实现的。它不需要政客说自己的艰难,不需要专家学者以貌似中允、理性的态度对百姓说国家的不易,它需要农民成为社会结构中真正的一元,并有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现代英雄,它需要能够沟通城乡二元的人格形式。这个贱民世界把自己的所有交给了城市,如今它来到城里绝不是向城里求乞或求怜惜,它来到城里,就应该在最低层面上如马丁路德金到华盛顿一样兑现一个承诺,它应该大大方方地要求自己的自然权利和历史权利!

      历史选择过温铁军先生、李昌平先生、于建嵘先生先后把三农问题推进了一大步。对悲惨世界的解决,历史还在挑选并考验它的人物。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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