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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回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左海伦新书发感
(博讯2003年12月17日)
    结识左海伦教授不少年了,每见其人,总觉得她很健硕;这回读了她的书,才知道她一九二四年生于天津,抗战时到四川,在台湾生活了二、三十年,七十年代中到美国,今岁已是叫名八十的神仙了。上月她寄来新作《文思三部曲》,读后竟令我悟出了许多道理。代序〈缘起〉说,来美国前,新竹清华大学新设了一个“人文学讲座”,她应聘为理工科学生讲了这些人文课题。事隔了二十多年,在友人和子女的鼓励下,集稿成书;饮誉中外的商务印书馆,又将它们装禛成精美的《三部曲》,这对海伦女士和读者来说,都是美不胜收的喜事。

    海伦女士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她把知识归纳为“生产性”和“消费性”两大类,就对我很有启发。我想,“书”的确可分“忙”和“闲”两种,前者是为安身立命,后者是为濡沫心灵。芸芸人类众生,心灵感受差异极大,特别是明锐的人,不抚慰心灵,往往还比愚钝者痛苦。我读了她的这套闲书,牵出了万千头绪,反倒闲不起来,有感而不发不可了。 常言云“文史不分家”,即是中国学术专注“文史”的传统;而先秦时代思想言论又很自由,因此早早就发展出了“诸子百家”的哲理。於是,“文、史、哲”构成了中国人文科学的线索;海伦教授正是以《诗论—文学的贵族》、《司马迁与史记—经验筑成的巨塔》、《谈儒话墨说道》三卷叙说这些古道,她通今兼西,又把老旧的国学现代化了。之于我这样学理工出身的人,读深入浅出的以古文化为主题的书,自然很有裨益。 作者本来要把书名叫做《古道的魅力》。她的《诗论》推崇《楚辞》,史论独荐《史记》,哲理只表彰“儒、墨、道”。这番取舍很符合实际,中国社会愈古愈自由,中国学术也愈古愈有道理;待到封建专制渐入佳境,禁绝了思想自由,“国学”就乏善可陈了。因此,政治和学术是一对孪生胎儿,宽松的政治必有自由之学术,自由的学术思想又将推动社会的进步。 说来,上世纪人物毛泽东要别人“厚今薄古”,自己却“线装书”不释手。“古”的确是中国学术的天堂,而“今”则是一片精神之废墟;连毛泽东自己爱的也是古,只是他不许别人去学它、爱它、反省它。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文化早熟;还不如说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原本魅力无穷的中国文化,历尽了两千多年的自虐。 近一百五十年来,中国历经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军事、宗教诸方面的刺激,自上而下都得了“事事不如人”的感觉,因此实施了形形色色的“维新”、“革命”、“改革”、“开放”; 这些明明是在追随西方,却总要套上不认输的“中体西用”或“有中国特色”的标签。为什么呢?我想是中国文化太博大,太精深,乃至追随西方的后人,有愧对祖先的自责。 “文化”一词是外来的,现在这个词被用得很广泛,如台湾的“党文化”、“茶文化”、“吃文化”,和大陆的“文化程度”等,虽约定成俗,未尝不可,但却是太浮滥了,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 “‘文化’(culture)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它同义于生物学的术语‘培养基’一词;简言之,它是人类思维和行为习惯的养成背景。柏阳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象‘酱缸’,是一个不失恰当的比喻,因为‘酱缸’装的是产生‘酱油’的培养基。事实上,产生不同品种和品质酱油的原因,并不在于黄豆,而在于令之发酵的菌种;于‘人类文明’来说,就是那些世代相承的‘传统’。而各类‘文明’,正是各种“文化”或“传统”酿造的成果。” 因此,早熟而自虐的中国文化的“千年老窖”,自然会酿造出“佳釀”和“毒醚”;然而,总有些人要把它们混制成一种“文化鸡尾酒”,向世人劝饮。当有人批评它的专制性时,必有人说这是反对传统和国粹;而事实证明它有毒素时,又总有人能够品尝出它的香醇。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明,就必须将它“分馏”,而《三部曲》正是这种文化解析的成果。 海伦女士对“功利主义”有着力的批评,她说“墨子认为兼爱等于兼利……这就是墨子只以功利唯物的立场做理论根据”,就非常中肯。而她所说的“共享功利的社会,到最后也不可能刺激人民向上的进取心。因为凡是财货为多数人共有时,人,只会付出最少量的关心……这是人性的弱点”,她七十年代说的这些老话,已经为九十年代共产主义的失败所印证。 但是,我以为“功利主义”并非墨子一家的特征,而是中国社会的普遍性格。从物性上看,我们这个民族是“抗病力”和“忍耐力”极强的人种,因此其微观个体大多耐劳而不互助,节俭乃至自私,短视而急求功利;这就是中华民族缺乏合作意识,一盘散沙,无神无惧的人性根源;也是“专制”横行的社会基础。孔子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的儒学提倡“仁”,提倡“求仁得仁”的“内省”,即是要人类自觉互爱,也就是要克服这个民族劣质。 马克思将人类分成穷富阶级,与孔子根据人们对“义利”的态度,将大众分成“君小”两类,就很象苏东坡看庐山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了。不过“穷富”只是游移的物质拥有现象;而“义利”却是稳定的心理内质。对于“心物”或“欲类”组成的社会,如果不研究“心”,不提倡“自省”,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就此而言,孔子或许要比马克思高明了一点。 孔子晚年才专注述作。流传至今的诸多“子曰”,也是“不惑”之言。而他的“君小之说”,实在是观察我民族行为的失望之见。而他提出的万世哲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非常宽容的人类“道德底线”;这对功利的中华民族来说,则是对症下药,切中族弊了。 人们常以“功利小人”或“道德君子”来褒贬人物,“功利”即是不顾他人、不计后果,或即不择手段的心态;而“道德”则是顾计他人和后果的心灵约束。因此,“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是否愿意“自省”。在一个无神的民族中,“仁”无以实现的障碍,就在于那些“无所畏惧”的“小人”;用毛泽东自我标榜的话来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今世人们对共产党有许多怨愤,但总有人不忍心称周恩来为“小人”,因为他是个尚能自省的人。 孔子若活到今天,对两千多年“尊孔”的结果,一定是很失望的。一千年前起头的“宋明理学”,还将儒学演变成“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训条,导致了社会的停滞。而“五四”打倒了“孔家店”,却又在中国捧出了毛泽东这样的功利主义的“真小人”,给社会带来了无穷灾难和遗害。 海伦女士有许多妙句,如:“智慧不是人人都有的特质,知识也许能揭示半个真理,历史还在证明的过程中。”,就道出了有欲的人类控制自我的“虚弱”或“有限”。我想,即便一千年后,这种道德的“无奈”,仍然只能以“自省”和“恐吓”来约束。而对我们这个功利、无神的民族来说,儒学也就突显出了它的“先哲性”和“实用性”了。对误入了“强加于人”的歧途的中国社会,回归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教旨,才是正道。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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