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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民间维权运动的困境(上)
(博讯2003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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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在《民间维权在肃杀中成长》一文中,对民间维权的最近发展,做了正面的描述和评论。但是,那篇文章所涉及的主要是知识界的维权运动,通过网络的聚集和对个案的持续关注而初见规模。然而,我也时刻意识到大陆民间维权所面临的严峻处境和巨大困难,不要说知识精英和工农大众之间仍然横亘著巨大的鸿沟,使大陆的民间维权难以形成各群体之间的相互支援,就是知识界的维权本身,不仅参与广度极为有限,而且在有限的参与者内部,也难以用同一个声音发言,而处在体制内外的割裂之中。对此种分裂,任不寐先生的《李思怡之后,何为?》(载于“不寐思想论坛”)和余世存先生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在体制内生存?》(载于“多维新闻网”)两文,有著更详尽的论述,我就不再赘言,而将重点放在知识界与工农大众之间的断裂上。 (博讯boxun.com)

  僵化的制度现实和分裂的社会状态,使维权运动的前途并不光明,离真正的成熟还有不小的距离,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在所有困境中的最大困境,不是政权本身的僵化和镇压,而是维权运动本身的内在分裂。与中国社会的城乡之间、中心与边缘之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断裂一样,民间维权运动也处于断裂状态。具体而言,就是大陆最草根的民间维权与知识界的维权之间出现断裂。

  在进入新世纪的大陆中国,民间维权的草根运动,主要由两大群体承担:利益严重受损的工农大众和受到严厉打压的法轮功群体。工农维权的困境,不仅因权利匮乏而处于分散状态,而且因在精英中缺乏利益代言人而陷于失语状态,只能进行自发的上访、示威、请愿和个体的极端行动。知识精英对工农维权的关注,还只处于个别化分散化的水平上,无法形成有效的力量凝聚.

  法轮功作为半信仰半健身的气功组织,本来与政治毫无关系,而主要是满足了普通百姓的强身健体和社会交往等需要。然而,江泽民政权的野蛮打压和法轮功信徒的顽强反抗,使之演变为六四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维权运动,法轮功在迅速政治化和国际化的同时,也变成了国内公共舆论中禁区。所以,法轮功维权因过于敏感而罕有社会精英敢于公开关注,致使这一争取信仰、言论、结社和人身等自由权利的草根运动,在经历了颇为悲壮的反抗之后,在国内逐渐趋于被迫的沉默。在独裁政权不准信仰的镇压之下,法轮功维权所表现出的坚韧和勇气,足以令自称有良知的知识界汗颜。说句重话,中国知识界对法轮功受到残酷迫害的集体沉默,无疑是由冷血和懦弱所带来的巨大耻辱。

  也就是说,当社会各阶层的维权只能在孤立无援中独自挣扎时,任何一个单独的群体(即便人数再多的群体)在与国家机器对抗时都无法取得成功,无一例外地被政府的镇压和收买的两手策略所分化所瓦解。而当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在强权压制下的维权运动,得不到社会其他各界、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支持时,中国社会的渐进转型和人权保障就将遥遥无期。在中国,已经有太多的草根维权运动,皆因缺少社会精英阶层的引导和支持而凄凉收场。对于这些草根维权,除了个别知识分子著文关注之外,国内知识界再无任何群体性反响。

  同时,这种分裂还表现在言说与行为的悖论之中。在他们的言说中,农民和城镇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却成为知识分子用以赢得学术地位的资源,更成为“新左派”复活毛泽东主义的经验支撑,其中的极端者用“格瓦拉精神”来宣扬无产阶级的仇恨和革命。而在现实生活中,宣扬者自己却对身边的罪恶视而不见,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自我推销,享受著“精神白领”的物质生活与审美情趣,开“奥迪A4”,住高尚社区,出入于三里屯酒吧和建国门的外交公寓;他们忙碌地往返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名曰文化和学术的交流,实质上更像文化掮客和学术贩子;他们渴望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邀请,更渴望荣获西方标准的国际大奖,甚至为此还不惜拿赴美签证来自我炒作,而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言说,却沉溺于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的激愤中。

  中国知识界与工农大众之间的断裂,形成了左派的民粹主义悖论和右派的市场主义悖论,而在根本上,这种断裂来自知识界的言行不一的犬儒化生存方式。

  --转自《观察》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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