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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熊:俞正声应该向白克明学习——为杜导斌事件而作之二
(博讯2003年11月24日)
   在极权社会里,助纣为虐的人可以找到种种借口为自己开脱:什么迫不得已啊,什么“服从命令”啊……但对于这些遁辞,历史是不会认帐的,帮凶就是帮凶。主谋和帮凶的罪孽虽然轻重不同,但谁都无法逃脱青史冰冷而永恒的审判。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如果他还有一线良知,对未来还有着基本的预见力的话,那么,面对湖北应城杜导斌的冤狱,他的内心应该处于一定程度的煎熬之中。 (博讯boxun.com)

   俞正声为官清正,作风务实,在湖北官民中间有口皆碑。他升任政治局委员后也没有离开湖北,作出了“一定要把湖北这壶水烧开才走”的架势。看来他真心想把湖北治好,作为他未来在仕途上有所进取的主要依据。几年来,他的作为赢得了不少湖北官民的心,举止颇现实干家的风采。但是,现在他的人生遭遇到了一种奇异的考验,他的手上沾染了自由主义者杜导斌的鲜血。

   按照今日的极权体制,同抓捕孙大午时一样,抓捕杜导斌的决策者毫无疑问是“北京中央”。湖北省委书记只是奉命配合。但是我们在孙大午一案中已经看到,奉命配合的省委书记依然享有相当大的转圜空间。

   众所周知,白克明是江——曾派系中的得力人物,去年11月23日由海南省委书记转任河北省委书记。在今年5月27日河北徐水县委书记设下鸿门宴诱捕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一事中,白克明应该是幕后主持人之一。据《亚洲周刊》和《明报》报道,河北省公安厅一位官员证实,该案由徐水县具体执行但却由河北省和中央有关部门提供“有条件指导,不一块办案”。白克明书记事后曾经告诉有关人员:像孙大午这种人早晚都要出事的。当孙大午5月底被捕时,河北省有关部门秉承北京当局的意旨,曾要求对孙大午案“从重、从快、从严”处理。令白克明书记和北京当局意想不到的是,孙大午一案在海内外掀起了惊天波澜,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府辛苦营造的改革形象。有一次白克明在会见一些香港商界人士时,曾被问到孙大午案,在表示“那是法律问题”的同时,他也鼓励港商、外商多来河北投资,他来作他们的后盾。嘴硬的白克明是一个聪明人,他心知当时港商退后会怎么想——如果连自己的民营企业家都不能保护,谁还会相信省委书记的“保证”?这令白克明意识到:孙大午一案处置得过于太匆忙了。白克明毕竟到海南镀过金,视野较为开阔,具有江——曾派系成员的一般特质:抓经济,抓政绩(江——曾派系成员在经济管理上颇具进取性,比如象贾庆林在福建和北京抓经济抓得特别得力,孟建柱在江西抓经济抓得特别卖力,黄菊在上海、黄丽满在深圳捡别人的便宜也捡得特别顺手;而在所有制问题上,派系首脑江比朱要更开明)。[按:不过,在所有制问题上“开明”的目的之一,大约是为了便于侵吞人民财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所有制问题上的态度已经不再代表开明与否,而是相反,往往代表了侵吞国家人民财富的态度。——编者]在河北的政绩将成为白克明下一步升迁的重要资本。

   香港商人的关注让白克明害怕了。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便干出政绩,他不得不向民意妥协。据说,白克明安排有关部门,在征求法律意见之后,要求“以法律为基础,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下”,尽快有一个了断。对孙大午案的最后处理“是在综合了北京中央、河北省市县各级部门的意见”之后,才作出决定的。在释放孙大午的决策上,海内外民意的压力是决定性的,胡锦涛的批示自然很重要,但白克明的态度转变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他“更方便”说服派系首脑江老先生从需要出发,改变初衷,顺从民意。

   孙大午出狱后,诱捕者反过来为孙大午压惊。据孙大午在新浪网上所说,“我出来以后的第3天,我们县委的主要领导、县长召集了各部门尤其是公检法的主要领导、还有银行的行长一起开了座谈会,表示对企业要进行支持。”另据传媒报道,银行行长当场说,银行垫付的款项不是大问题。据说省委书记白克明近期也将与孙大午会面。

   这些都足以说明,孙大午一案虽然是一场悲剧,但结局却是双赢。在长久的对峙之后,孙大午开始了和政府的协调、沟通。这是孙大午的胜利,是民意的胜利,也是白克明的胜利。如果白克明是一位实干家的话,他蛮可以以此为契机,狠抓河北的投资环境,迫使“八个大盖帽吃一个破草帽”这样不劳而获的丑剧逐渐退出河北的历史舞台。这将是造福一方的大好事,它将象沿海地带所发生的那样,有效地增强河北民众在经济领域的事实权力。如果白克明能够做到这些,他又何愁不能创下良好的政绩!

   如果我们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经验出发,来寻找中国未来演进的道路,那么我们将发现,除了“民意的胜利”、“维权的成功”之外,孙大午获释案包含着更加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需要我们去挖掘、去阐发。在关于孙大午是否“无罪”问题上(无罪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继续纠缠下去是没有必要的,把明显的“双赢”鼓吹为“单方面的胜利”只会封住刚刚开启了一线的大门。即使对于当事人孙大午来说,他要渡过当下的经济危机,也非常需要获得政府的协助,把本次事件发展成为双方良性互动的契机,才为重大节,识大体,知进取,向前走。

   在孙志刚案中,胡温开始了与民间社会良性互动,使他们的民望冉冉上升。难道江——曾派系就愿意一直扮演着残暴的压制者的角色?这些一直喜爱着唐诗宋词的老先生们,难道就真的那么乐意一直把优雅的诗篇和制造“莫须有”冤狱的毒汁绞在一起?就真的愿意把历史罪人的黑锅背上一万年?我看他们是骑虎难下啊!!!他们不见得就不喜欢良性互动(至少有限度的互动),只是心病太重,总害怕失控,害怕被利用。现在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释放了孙大午,“右派们”并没有乘机翻天啊。己方的当事人白克明的威望也上升了。白克明的实践经验证明,江曾派系也可以妥协,也可以和民间良性互动。为什么总要把好东西丢给胡温享用?

   历史的新因素已经悄悄出现了,对于互动和妥协,谁也没有经验,没有预先规划好的路。有时侯为形势所迫,不得已做了某件事,事后发现,嘿,这样也成,它便成了路。对于江曾派系来说,孙大午案的结局本来已经证明,和民间力量良性互动是可行的,手中所掌握的诸多资源,用到“软刀子”上,它的作用就大;用到“硬刀子”上,它的作用就小。对于民间力量来说,在总结靠“施压”来“维权”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应有所节制,不失含蓄,步步为营;不应带着先入之见看人,应欢迎一切温和、开明、实干的人物;在事态尚未展开、获得的信息较为片面的情况下,切忌过多过深地卷入党内斗争;在常规状态下,维持中立是必要的。中国今天最重要的是营造多元局面。对当政的共产党内业已存在的派系多元,似可边压边拉、有赞有弹,促进其向文明的方向演进。

   不管江——曾派系能否认识到历史递到他们手上的契机,就个案而言,在孙大午一案上,白克明表现得相当不错,至少成功地化解了当初汹涌而来的困窘。

   同样的考验也降临到了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身上。海内外的强烈反对声同样的波澜壮阔。北京当局下令抓人当然是深谋远虑的,是极其谨慎的,同抓捕孙大午一样,他们首先选择了“边缘人士”、位处县城的杜导斌,以便观察动静,试探风向。然而,事态已经表现出了,在网络的世界没有边缘,哪里有思想和活力,哪里便是临时和当事的中心。杜导斌乃是本年度维权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名字虽然少见于报章,但在自由主义阵营内,他非常地“圈内”。这个自由主义阵营啊,虽然以天下为己任,一心想把自由、民主、公正的新型制度在中国给操作出来,但是在今天(也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在内骨子上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松散的学术流派。它负有启蒙自己、启蒙民众、启蒙统治者的责任。杜导斌便是这个学术流派中一位知行合一、才学和名望冉冉上升、前途不可限量的奇人。正如作家东海一枭所说,“奇士不可辱,辱之成天神!”

   俞正声今日也算不幸地接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了。由于杜导斌的影响力和民间力量的崛起,未来的抗议将更加国际化。如果处理不当,一意孤行地充当镇压自由主义的刀斧手,俞正声将极大地损耗艰难集聚起来的声望。他今年毕竟才58岁,还没有日暮途穷,还有着近20年的政治生命。谁又能预测到5——8年后中国政坛到底有哪些决定力量和牵制力量?相信这些都是他不能不考虑的。

   有白克明作榜样,俞正声应该好好思量一下了:他白克明就可以扮好人,我俞正声为什么就一定要“干脏活”?他白克明还要考虑他的地盘的投资环境,我俞正声就不可以考虑我湖北的人文环境?!

   俞正声当然也可以找出很多托辞。但隔壁的湖南在同等情况下的作派就足以让他闭口。湖北有个“过激党人”杜导斌,湖南有个“过激党人”张英红。张英红在北大网站上公开呼吁军队国家化,主张撤销政法委,也惹怒了“北京中央”,湖南的领导人在对张英红作出必要的“批评”之后,把他调到社科院,对他进行“监督”和“帮助”。这多么象上升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的作派啊,把中国共产党人的统战法宝简直用到家了。而你湖北呢,却对杜导斌采取了下黑狱的作法,如果你俞正声要声称你没有责任,谁会相信呀!!!

   俞正声可能也想做白克明,却更担心引起江老先生的误解,什么“手软”啊,“买名”啊,“动机可疑、有戈—叶情结”啊,等等。他毕竟不象白克明那样是江曾的圈内人而拥有着更大的弹性。为了自保,他可能更愿意牺牲一个“小人物”。但是这种丑陋的游戏过去可以做,现在不行了,因为民间力量已经兴起了,自由主义已经兴起了,中国社会不可阻挡的分化组合在3—5—8年必然地到来了。民意对政治人物的要求必将越来越高了。一个政治人物如果手上沾染了自由主义的鲜血,虽然不见得会完全抵消、却必然会因此而降低自己的政治可塑性。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享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完全可以做到既丢掉“烫手的山芋”,又把良性互动的功劳和渠道转给江曾派系,赢得他们的认可。依俞正声过去的作为,他也不乏这样做的经验和技巧。

   在和解一事上,北京当局掌握着主动权,应该先走一步。杜导斌一案便是契机。按当局的标准,孙大午的言行中不无“过激”之处,就可以和解;杜导斌为什么就不可以?!他在网络上活动,声音如果不大又怎么能让人听见呢?即使有一些言论你们一时接受不了,也可以谅解啊。近年来杜导斌已日趋稳健温和,且看他的一段心声:“开设[百问正义]论坛是我和同人所采取的行动之一。我们给拟制的论坛作出了四个基本定位:一,以促进和平地实现宪政为努力方向。对专制,不主张不谋求从肉体上消灭对方。只向非正义抗争,不以任何特定的人或集团为敌,共产党不是敌人,国安局不是敌人,网络警察不是敌人,富人不是敌人,权贵不是敌人。即使有人与我们为敌,我们也绝不作出报复的敌对的还击。我们抗争的目的在于寻求正义,在于反抗罪恶的观念和势力,却不是要对做出罪恶的人进行惩罚。对做出罪恶的人,即使要施行惩诫,也得交付法律,而不是思想者的职责。”这样日趋成熟的学人,岂不是良性互动的极佳人选?!

   上述设想可能是一厢情愿,实际效果可能是对牛弹琴。但当此微妙时刻,向当局者发出呼吁也不是没有必要的,自由主义者即使面对危机也不能忘记和放弃启蒙专制者的责任。

   现在的中国,在水面以下,正处在各种力量的对峙之中:有胡与江曾之间的矛盾,有民间力量和专制集团之间的矛盾,有农民、工人等弱势阶层与特权阶层之间的矛盾。而今大陆与台独之间的矛盾正在引爆之中,从明春台湾大选开始,直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大陆将面临巨大的军事危机。如果在此期间,国内各种矛盾发展成为高度对抗性的,那么中国将面临极大的危险。当此之际,实现内部妥协,应该是优先选择。

   我揣测,近期强人们大约还有一个在温家宝访美回国之后的抓人计划。在当下民间力量与当局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可能是无法阻止的。但是,我想,每一个还对未来有所期待的人,都会知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不有险阻,无以别利器。如果中国社会一定要最终走上对抗之路,那么今日的统治者将负有首要的责任。如果想和解的话,那么,路就在脚下,请从杜导斌开始。

   2003年11月22日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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