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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德论》第三章 从“上善若水”到“民主自由”(3):“功遂身退”的劝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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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11月16日)
  

     作者:童蒙 (博讯boxun.com)


“功遂身退”的天机

   中国从古到今,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皇帝由兴盛到衰败的反复更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苦难。翻开中国的古代历史、近代历史以及现代历史,每一次的改朝换代,无论是推翻旧制还是宫廷政变,都以无数颗人头落地为代价,都以“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方式来了断恩怨,最终失败的群体必定落得个满门抄斩的可悲下场。所以,在整个封建帝制的体系里,帝王将相们维护的根本利益就是权贵,潜心钻研的经典就是权谋,唯一担心的大事就是怕下台。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恋栈”,即致死也不肯放弃皇权。于是,中国便形成了浓厚的“官本位”与“贪权”意识,越是老皇帝越“恋栈”。一个权力阶层,若不是被敌手弄他个天翻地覆,他们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但等到“树倒猢狲散”的时候,那结果也就非常惨痛了!为此,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在《道德经》里曾多次劝戒权贵,不要贪恋权位,希望做到“功遂身退”,并说这是秘而不宣的天机。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九章)

   有人总想把事情办得完美无缺,就不如做到适可而止;刀剑若是磨得过于锐利,不可能长久保持住它的锋芒;摆满了金钵玉器的房子,是不可能守护得住的;因得到富贵就骄傲起来了,那就给自己留下了祸患。大功告成了,不可贪恋权位,应该急流勇退,这是天下苍生必须遵循的大道啊。世上有些人就是执迷不悟,尤其是那些握有实权的大人物,他们总在梦想着手中的权力是永远属于自己的,甚至梦想着子孙万代都能继承他们的权力,让他们的后裔永远有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岂不知天地运行之“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企图永做江山的贪权恋栈之徒都没有好下场,因为他们试图抗拒“功遂身退”这个亘古不易的“天道”,所以最终结局必定是“天下共诛之”。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七十七章)

   天地运行之“道”,就好比拉弓射箭一样吧?偏高了就要压低一些,偏下了就要举高一些;用力过大就要减少一些,用力不足就要补充一些。天地运行之“道”,是减损有余而补充不足的。然而,人世之道却不然,它减损不足是用来献给有余的。有谁肯把多余的奉献给天下不足的人呢?只有奉行天地之“道”的人。所以,“圣人”虽然拯救了世人却不认为是自己的功德,为世人成就了不朽的功勋却不以为是自己的功劳,这是“圣人”不想彰显它的贤能。如果全天下的执政者都有“圣人”的远大胸怀与超凡境界,那么这个世界就一定能够变成一个充满着光明、善良、友爱的温暖世界,就一定能够变成一个和平、民主、平等的自由世界。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

   自从有人类历史上以来,世界上各个区域先后形成了大小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进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统治方式。由于各个国家的民族风俗、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历史源流的不同,因而造成了国家统治方式的优劣相差非常悬殊。以国民对不同统治者印象的反映,可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

   最上等的统治者,采用的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治国方式,让国民自己管理自己,下面的百姓只知道有个国君,但全然不知他都做了些什么;次一等的统治者,用仁义礼教来治国施政,用自己的言行来感化民众,因此国民都很爱戴他,赞颂他。再次一等的统治者,强行推行自己的一套治国纲领,对拒不执行或执行不利的官民则加以威胁,所以国民对他都非常畏惧;最次的一等统治者,善于在统治阶层玩弄权术,用隐瞒、欺骗、误导等宣传方式愚弄民众,用谎言、阴谋、假象等卑鄙手段陷害民众,所以国民都纷纷唾骂他,起来反抗他。像这样下等的统治者,其本身就不够诚信,又不是民众推举出来的,国民当然就不会相信他了。而上等的统治者却是那样的悠闲自在,国民都非常珍重他所说的每句话,等到大功告成、万事如意了,老百姓都说:“我们是多么的自由自在啊!”

   当今世界各国家的政治制度主要有两种:民主制度和独裁制度。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通常称之为“民主国家”,而实行独裁制度的国家通常称之为“专制国家”。由于“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社会制度存在着明显差别,因此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统治方式:

   那些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其国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统治集团(或称执政党),而在日常社会活动中人们并不知道那些政治集团(或党派)都做了些什么,甚至就连那些政治集团(或党派)的头目是谁都不知道。那些政治集团(或党派)从不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从不要求任何其他个人或团体学习自己的政治纲领,更不强迫任何其他个人或团体执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仅仅在政权更替时参加竞选才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演说,但每一场的政治演说都是以国家利益和民众意愿为基础的。尽管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不是“圣人”,但是,如果用国家的宪政法律和社会制度来约束统治者,使之能够达到“圣人”所具备的“以百姓之心为心”、“功遂身退”、“损不足以奉有余”等条件,那么这种民主的国家制度也是比较接近于最上一等的统治方式的。

   然而,那些(如中国大陆)仍在顽固坚持封建帝制的独裁国家,其国民根本没有权力选择自己国家的统治集团(或称执政党),也不允许重新组建任何政党和民间团体,而且强行灌输“一党专政”的政治主张,肆意践踏、摧残、毁灭国民所应有的个人权利和利益,极力宣扬“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整个国家机器成了维护皇权利益和镇压思想异己的专政工具,整个新闻媒体成了压制民众呼声和为官贵集团摇旗呐喊的舆论工具。国家统治集团丝毫不敢放松对民众的管束,对涉及国家政治的敏感问题从不敢做民意调查,且采取掩盖事实、封锁消息、制造假象等奸诈手段剥夺民众的知情权。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治国方法正好相反,民主国家是用国家法律来严格约束国家的统治集团(或称执政党)的行为,而专制国家则用国家法律来严格约束国家公民,接连不断地“严打”和“整治”,把国家搞得永无宁日,把社会搅得人人自危。像这样的国家制度与老子描绘的再次、最次一等的统治方式极其吻合,所以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是有违“天道”的,是永远也不能“维持长期稳定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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