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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德论》第二章(6):“国泰民安”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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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10月22日)
     作者:童蒙


“齐家治国”的精髓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这里所谓的“守江山”,说的就是与“齐家治国”密切相关的问题。谈到“治国”,便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治理问题,而“齐家”则涉及家庭、社区、街道、村落等各个区域的治理问题。一般人认为,“齐家治国”的内容太过庞杂,各方面的关系难以理顺,操作起来确实很不容易,弄不好就会出问题。历史的经验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越是求稳怕乱的政权,越容易导致天下大乱。于是,历代帝王将相便得出“打江山易,坐江山难”的结论。然而,这并不是天经地义的社会发展规律,而是历代皇权统治者自我意识太强、独断专行的结果。要想治理好一邦一国这个大家,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那个小家。一个连自己小家都治不好的人,很难想象能理好一个大国。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

   善于建德立业的是不会立足不稳的,善于抱朴守中的是不会脱离厚德根本的,像这样的人就连子孙后代都会永远地纪念他。何故?因为这样的人非常注重修身积德。一个人能够做到修身积德,那功德就是真实有信的;一个家能够做到修身积德,那功德就能充实有余;一个乡能够做到修身积德,那功德就会持久绵长;一个邦能够做到修身积德,那功德就能丰厚充盈;整个天下(或国家)能够做到修身积德,那功德就能普照万民。所以,通过观察一个人、一个家、一个乡、一个邦、整个天下(或国家)的修身积德情况,就可以知道其前景如何了。老子凭什么能预知天下大事呢?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在此,老子给国家统治者这样一个启示: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把眼睛总盯在老百姓的身上,要把注意力放在自身的德政建设上。这是“齐家治国”的社会基础。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六十章)

   治理一个大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好比烹饪小鱼小虾一样,一定要控制好火候,万不可轻举妄动。用道治的方式来恩泽天下,那些小鬼便没有伤人的神通了;并非小鬼没有伤人的神通,而是神通不再伤人了;也不是神通不再伤人,而是有德的圣人(指君王)也不再伤人了。在这种道治天下的环境里,鬼、神、圣人与人之间正是能够做到互不相伤,所以天下才能出现以德相报的道治局面。大意是说,要想治理好一个大国,统治者要以道治天下的德政取代独裁专制的暴政,千万不要轻易和讨公道、争权利、鸣不平的老百姓发生冲突,甚至动不动就镇压一批与统治集团信仰和政见不同的民众,要争取创造一个以德相报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是“齐家治国”的先决条件。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知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六十五章)

   古时候善于施行道治的执政者,并非以智巧聪明的方式制服民众,而将以淳厚朴实的方式去德化民众。国民之所以难以统治,是由于统治者使用的智巧苛政过于繁多的缘故。所以,执政者若凭借巧智治理国家,那国家就要沦为贪盗之徒的天下;若不以巧智治国,那国家将会成为自由幸福的乐园。能了解这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也就能通晓治国的最佳模式了。能够始终熟谙最佳治国模式,就可以称之为“玄德”了。所谓“玄德”,就是一般人难以理解、深不可测的大德。当人们感受到“玄德”是那么的深奥,那样的久远,与一般浅显的事物正好相反的时候,整个国家就可以达到天下大顺了。老子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必须用道治天下的方式施德于民,而不能以智巧诡诈的手段去对付民众。如果以智巧诡诈的手段欺骗民众,那么这个国家就要贪盗四起而不得安宁。倘若对民众施以淳朴的“玄德”之政,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实现国泰民安。

   过去,有许多学者对老子上述文字产生了误解。其中,将“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解译为“不是要人民通明智巧,而是要人民敦厚纯朴”。这么解释,则把老子对统治者提出的德政要求译成老子在倡导推行“愚民政策”了,岂不是大谬特错!原文分明是“非以明民”,怎么能改译为“非使民明”呢?将“明民”与“民明”的顺序颠倒过来,其义可就大相径庭了。另外,“以其智多”也不能解释成“由于百姓的智巧太多”。因为“民之难治”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而不在于民,这一论点,老子在《道德经》另一处有“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七十五章)等句,所以“以其智多”应译为“以执政者的巧智治国”。这样接下去,后面的“以智治国,国之贼”等论述就能够顺理成章了。在翻阅诸多有关老子《道德经》的注疏专著时,在脑海中始终有一个疑思不解的问号:中国历代的文人学者们为什么都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去理解《道德经》,而不从民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呢?在许多已经出版的《道德经》注释著中,其解释特点同唐玄宗、宋徽宗、翰林院士等官样文章如出一辙,把一部浑然一体的完整经典曲解得支离破碎。这大概是不能与老子以心观心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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