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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金庸 还原金庸 - 傅国涌
(博讯2003年9月01日)
    金钟按:大陆青年评论家傅国涌,最近出版新着《金庸传》,以新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料,描述了名作家、报人查良镛八十年的人生道路,引起金迷和知识界的高度兴趣,被视为传记作品的新突破。

    问:已有很多人写金庸,您为何而写? (博讯boxun.com)

    答:我之所以写《金庸传》,最初是因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约稿,该社有一套“中国现代传记作家丛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出版了二十多种,如林志浩的《鲁迅传》、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凌宇的《沈从文传》等都享有声誉。几年前他们有推出《金庸传》的选题计划,找我来写。我最初感到为难,一方面,金庸是个影响巨大而又非常复杂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他已成为一个神话,而内地知识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充满争议。另一方面,在这之前,市场上已有过多种《金庸传》,何况为活人立传常常是一件冒险的事。经再三考虑,同时也阅读了两岸三地几乎所有已经出版的《金庸传》,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因为我发现以往的《金庸传》往往局限于把金庸当作一个武侠小说作家来看待的,而且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仰视传主的视角,对金庸生平的介绍也颇多讹误,对金庸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认识也很肤浅。考虑到金庸在这个时代的影响面之广,我觉得应该写一部可信的、详实的《金庸传》,不是为了宣传金庸其人,他不需要什么宣传,而是真实地写出这个人的成长过程,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环境,他的命运与挣扎、奋斗,他与这个时代的对应关系,他的思想变迁……。我写《金庸传》决非是为传主树碑立传,而是透过这个人物折射出时代的光和影,探讨知识份子的人格特征、命运起伏,给读者提供一些新的思考。我想这才是我写《金庸传》的初衷。

    问:您的《金庸传》与其他金传比,有何独到之处?

    答:其实,我的这本《金庸传》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写了一个神坛之下的金庸而已。与以往的《金庸传》不同的是,我选择了平视的视角,从人性入手,试图把一个神还原为人(金钟按:把金庸当作神,恐怕是一种大陆现象,香港和海外对金庸的崇拜,当他为大侠,偶像者有人,但尚未见到视他为神的情形。),也就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写,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个“文坛侠圣”、“侠之大者”。在我看来,他是武侠小说家、是报人、是企业家,但他首先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人性中的欢乐与悲伤、高尚与卑微、天才与平庸、谦逊与傲慢......都能在他身上看到。

    在写作过程中,我恪守着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决不回避甚么,也不隐瞒什么,保持客观、中立,不带入自己的个人感情色彩,是我始终追求的目标。尽管我对金庸晚年的言行有我自己的看法,但我并不因此否定他的整个人生,对他壮年时期创立《明报》经历的风风雨雨,他那些曾发射出夺目异彩的社评,我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知道,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一个人物的一生更是由许多故事连缀而成,我特别讲述了《金庸的“字条”》《“抠门”的老板》,试图通过这些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格。

    问:你在后记中指出,由于某些原因,致使金庸一生中个别重要的事情未能如实写出,指的是哪些事?

    答: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北京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发生后,金庸和《明报》曾有过出色的表现,发行量最高达到二十多万份,创下历史记录。戒严令颁布后,那年五月二十日他公开辞去香港基本法草委的职务,表示抗议。他在《明报》执笔写了不少社评。“六四”惨剧发生后,他发表感人至深的社评《“你们还年轻啊,来日方长”》,这些都是可歌可泣的,显示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道义选择。由于国内现实环境的限制,我在《金庸传》中未把这些事写出来,这将影响世人对他客观、公正的评价。

    问:您的《金庸传》出版后书评与市场反应如何?

    答:《金庸传》出版以来,我已陆续看到一些书评,比如著名学者谢泳先生在《中国图书商报》发表的《金庸研究的新视角》,称“这本传记应该说是近年传记写作的一个新收获,特别是在关于金庸传记的写作中,作者还是开出了新路。”同时他也指出本书在找到分析金庸的新视角和新材料之后,没有在金庸与同时代知识份子的命运比较方面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深度。此外,我在《中国文化报》《北京日报》《南方日报》《湘声报》等等许多报纸上看到过有关书评,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新宇先生的书评题为《还你一个完整的金庸》,浙江大学的黎学文先生的书评题为《走下神坛的金庸》。目前为止,我只看到《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评论,以冷嘲热讽的口吻彻底否定了我这本书,捎带着还诋毁了贵刊出版的我的另一本书《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份子评传》。不过很遗憾,作者没有指出哪里和我观点不同,也没有指出书中有甚么硬伤之类。

    从市场反映来看,这本传记上市不久,第一次印刷的一万册已基本发行完了,正在第二次印刷之中。《北京晨报》及新浪网等媒体曾经或正在连载。

    问:您从金庸的一生,得出了甚么结论?

    答:我研究金庸不是为了研究这个个人,在我研究金庸个人之前,一些师友都忠告我说,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金庸身上。但我一直认为研究金庸主要不是研究他个人,而是试图破解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成就现代人格何以如此艰难这个问题,金庸本来是有条件成就现代人格的,他生活在香港,没有制度的局限性,可以无所顾忌地追求理想,追求主流文明,但他最终还是回归了传统。

    问:那么您认为甚么才是现代人格?

    答:“现代人格”就是追求人类主流文明,有独立的人格,有独立的担当,不以世俗的是非为是非,不媚权、不媚俗,在专业领域有自己的成就,又有公共关怀,始终追求理想。在金庸差不多同时代人的中,以爱因斯坦为楷模的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1920年)、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1923|2003)等,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那些岁月,可以说都成就了现代人格。这是金庸所不及的。我在《金庸传》的“结束语”中就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知识分子与权力、出世与入世三个永恒的话题作了初步探讨。其实,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尽管金庸在世俗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名声、财富,鲜花和掌声笼罩了他整个生命的黄昏,但由于他没有达到现代人格的高度,毫无疑问给他的人生留下了遗憾,这是令人深思,甚至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必须直面的问题。

    开放9月号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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