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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周恩来错在何时何处?
(博讯2003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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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错在何时何处?──《晚年周恩来》读后断想之二

    据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老邓曾说,如果没有总理,则文革带来给国家民族的灾难还要更深重,但他立刻又加上一句:如果没有总理,文革也就不会搞那么长。

    在我看来,这两句话将海内外一切颂周和贬周的言论都“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有趣的是,它们说的都是事实。凡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周,人民的苦难肯定要深重得多,而如果不是周逢君之恶,苦苦撑住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死死箍住随时都会散板的全国政权,老毛根本就没有那个客观条件把整个党国机器砸碎后,又重新组装起来。所以,老邓此说,堪称对周在文革期间的历史功过的全面评价。

    针锋相对的政治两极,对同一政治人物作出的评价,却居然能在不同剖面成立。仅此一端,就足见为倒共派与拥共派共同热爱的黑白两分法是何等可笑。

    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常常对历史作出虚拟。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假想推理,有时很能说明问题。科研中常用的一个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就是把要研究那个因素除去,再看后果如何。这种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便是种种虚拟文章诸如《如果日本战胜中国》、《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出现的由来。

    我曾经指出过,这种方法的使用前提,是假设某事件发生(例如上文中“战胜”)或不发生(例如上举“进入中国”)之前,必须确定该事件的不发生(日本战败)或发生(日本侵略中国)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

    例如,我认为中共上台完全是一种因各种天缘巧合而发生的偶然事件。所以完全可以作出“如果中共没有上台”的虚拟,以此看出中共统治造成的深重民族灾难。又如西安事变后,先总统蒋公被匪徒张学良劫持后放归南京,完全可以撕毁空口无凭的君子协定,在囚禁张少匪后,令何应钦率讨逆军猛攻匪区,毕剿共全功于一役。安内后再按原定战略计划徐图攘外,则中国历史必然全面改观。我甚至就此构思过一部《如果历史这样发生》的政治假想小说。应该说,这种虚拟完全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蒋公当时确有作出那种决策的自由。

    贬斥周恩来的论者通常使用的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虚拟推理。在指责周“逢君之恶”、助纣为虐,并列举大量铁的事实加以证明之时,他们其实引入了一个隐含的前提──周有拒绝与毛合作甚至反对毛倒行逆施的主客观可能。

    从表面上看,周似乎确有作出这种选择的自由。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8届11中全会,毛与刘邓摊牌,把两人打下去,把与他结成政治同盟的林彪抬为接班人,并通过了指导文革的《16条》。此时与会高干们本能地知道烈火行将烧到自己头上,“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普遍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如果周此时挺身而出,和刘邓站在一起并把朱德抬出来,逼毛真正退居二线,封他个党的名誉主席养老,从此结束他对国事的瞎指挥,则取胜不说有很大把握,应该也有相当可能,因为七千人大会后,毛在“大跃进”中犯的错误已经为全党熟知,而刘邓因为在“困难时期”为毛胡作非为擦屁股而威信空前上升。当此高干人人自危之时,如果刘、周、邓结盟,与毛拼死一搏,即使达不到逼退毛的战略目标,起码也可以保住刘、邓,并利用多数否决毛开展文革的动议。

    又如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失宠后。如果周与林秘密结盟,以林可以指挥的枪杆子和周的干部队伍作后盾威胁毛,逼迫毛提前交班,则仍有相当大的胜算。

    再如林彪事件后,毛蒙受巨大打击,一度病倒不问政事。此时周之人望空前高涨,在党内跃升二把手,三分天下有其二。如果从此对毛强项,毛定会对他刮目相看。周也不至于苦于被动抵挡毛放出来的无穷冷箭(“批林批孔”、“评法反儒批周公”、“评水浒”、批“投降主义”、批“经验主义”等等),起码用不着天天受四人帮的肮脏气,让那些百无一用的宵小骑在头上,随心所欲拉屎拉尿。

    然而周就是什么都没干。不管毛的决定是何等违反他的理智判断和良知,不管他明知刘少奇那“叛徒内奸工贼”是何等冤屈,贺龙“叛变”又是何等子虚乌有,他依然在迫害那些人的文件上签名赞同,从此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桩上。就连他自己的义女孙维世被迫害惨死,他都懦弱到不敢施以援手、略加呵护的地步!有长辈如此,不如无有!仅此一端,周氏死后也就只能焚骨扬灰。如此“大儒”,何颜以见地下祖宗?!

    最可悲的是,哪怕如此伏低做小,逆来顺受,百依百顺,唾面自干,也没换来毛的宽大处理。待到大乱初歇,他的利用价值已经榨取得差不多之时,毛便鸟尽藏弓、兔死烹狗,不准手术于前,罗织入罪于后,不但准备利用毫不成立、毛自己也宣布过一风吹的“伍豪自首启事”把他往死里整,把早成陈谷子烂芝麻的“宁都事件”又当作法宝祭出来,甚至以谈判中美军事合作为借口,诬他为“投降派”……。

    周终于给逼到了地狱的入口处,下一步是什么阴森森的场景,再比他迟钝百倍的人也想得出来。当医护人员要跟他合影时,他苦笑道:“合影没问题,不过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叉。”可见他对即将到来的“鞭尸”,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

    在生命即将熄灭之际,周终于反抗了,他抓住手术室的门,微弱而绝望地呼喊道:“我不是投降派!!!”几十年后读到高先生的书时,这柔弱的抗议仍然透过历史的长隧传来,在我耳畔轰轰回响,让我毛骨悚然。这微弱的呼唤和亿万民众的呻吟混合在一起,在我眼前生动再现了那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无从描写、不可思议的血腥、罪恶与荒唐。

    所以,不管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从无数冤死狱中的战友的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周都应该而且能够反抗毛,但他就是俯首贴耳,听任毛的宰割,为大屠夫殷勤操刀,却不但没在人肉的筵席里分到一杯羹,就连自己都险些化作了那盛宴中的一道大菜。

    这么说,贬周派是对的?但林彪又怎么说?

    与周那给彻底抽去脊梁骨的懦相不同,林彪据说是唯一敢不服从毛的瞎指挥的悍将。他在九届二中全会被毛欺骗出卖、冤枉挨整后,拒绝作自我批评,在五一集会上根本不与毛打招呼,露了一面便悻悻而去。但在毛的鬼头刀高高举起,行将砍下来之际,他又做了些什么?抵抗了么?

    一般人总是不明白,百战百胜、曾经统帅过百万大军、从黑龙江一直打到海南岛、被索尔兹伯里誉为“中共最杰出的天才将领”的林彪元帅,在困兽犹斗之时,为何竟然那么优柔寡断,谋而无断,最后只能仓惶去国,还去而复返,最后葬身大漠,死后还“头颅行万里”,被切下来远送莫斯科,甚至被老毛子用高压锅煮去腐烂的头皮肌肤……

    这些人没看到,林彪根本没有与毛决一雌雄的资本。他是率领过百万大军,但那并不是他的私人军队,而是“向太阳”的“我们的队伍”。他的“接班人”、“副统帅”的地位完全是靠无耻吹捧毛换来的。倘若他真的想扯旗造反,则通电一出,恐怕连贴身卫队都要造反,当场就把他擒拿归案,献俘帝阙。奢谈什么“到广州武力割据,联合苏联,南北夹击”,完全是吗啡打多了弄出来的谵语。“一条是坐牢,一条是从容就义”才是他面临的仅有“选择”。

    所以,毛根本就是不可战胜的,他“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无论是高饶、是彭黄张周、是彭罗陆杨,是刘邓陶,是林黄吴李邱,还是人民的好总理,统统在伟大领袖面前不堪一击。

    我已经在另文说过,毛和历史上的暴君有本质的不同。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实行的其实是“三权分立”,也就是“天命,圣人言,君权”。在理论上,“天命”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道其次,最后是君权。

    如今蓄意美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最擅长的,便是抓住儒家特别是孟子的零言碎语,硬要说儒家文化含有民主思想或“民本主义”成份。在我看来,世上没有比这更违背事实、更强奸古人的谬说了。

    如果我们用西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整理透视儒家典籍,立刻就能看出,那学说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鼓吹的是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绝对臣服关系,从来没有过最基本的人权观念。它的社会理想不是物质繁荣,更不是个性解放或全民获得同等政治权利,而是和谐。所谓和谐则通过臣民对君王、子女对父母、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来实现,而君王、父母、丈夫则应该清心寡欲,仁厚宽和地对待社会等级比自己低的人。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理想境界。

    很明显,要指望君王靠自身的道德修养去节用爱民,完全是一种违背人性的主张。圣贤们尽管愚蠢,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发明出“天命”一说来适当震慑在政治实践中至高无上的君王。

    照《书经》的说法,“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用现代语言来破解,那意思就是,君王是上天授命君临万民的“天子”(所谓“奉天承运”),而民生状态其实是反映“天命”的镜子,如果民不聊生,则上天必将震怒,先是通过一系列自然灾害特别是彗星、地震等“天象示警”,此时君王就要赶快下“罪己诏”,向老天爷作出沉痛检讨,并减膳撤乐,采用积极措施救济灾民,并减轻劳役赋税,与民休息。如果昏君执迷不悟,则上天就要考虑改换接班人,把天命转移到某个“真命天子”(例如现代“民运王”就是这样的“潜龙”)头上去,于是战乱四起,直到那个“真命天子”扫荡了群雄,坐上了龙廷。这种“唯天史观”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也确实圆满了解释了以往历史发展。

    另外一个约束君王行为规范的是圣贤之道,而儒生便是“圣人言”的解释人。在实践中,它确实也能起到微弱的约束作用,但缺点也很明显。由于这种约束完全以“苦谏”的柔弱方式进行,对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君主(如汉武帝)而言,那不过是以稻草勒惊马,白白搭上许多脑袋或睾丸。对于懦弱自私的庸主如明神宗而言,“清流”们的反复聒噪会激起皇帝巨大的反感,由此竟然导致皇帝甩手不干,罢工几十年。

    但不管怎么说,这“三权分立”至少还给了正直的臣子们行动指南和与君王抗争的道义资格。这就是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的“忠臣”的原因。不管这些人行为的客观效应如何,在当时和后人的心目中,他们确实是一种光辉的道德榜样。

    然而在毛共社会中,就连这可怜的、效果极成问题的“三权分立”都没有了。毛不但代表“天命”(即“客观规律”或“历史潮流”),甚至在林副的造神运动中被捧到了上帝的位置,而且他本人就是新时代的圣贤,语录就是现代“圣人言”,还是“人民利益”的当仁不让的代表者,再加上世俗君王的现实地位,这样的“四个代表”,绝对是排山倒海压倒一切教徒和草民的不可抵抗的力量,在他面前,不管地位有多高,任何人都失去了抵抗的道义资格和理论依据。

    正因为此,就算为毛先后打倒的所有政敌早早看出了他各个击破的策略,联合起来和他作殊死一搏,那又怎么样?邓小平在他死后都不敢彻底否定他的形像,那原因再简单不过:推倒了毛,我党往哪里摆?中共革命的“合法性”还在哪里?打倒毛就等于打倒共党,否定整个中共革命,最终导致否定他们自己。这里面利害攸关,那些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不可能看不出来。这就是他们含冤受屈、至死不叛、相忍为党的根本原因。周恩来在林彪死后放声大哭,不能自已,就是悟出了这惊天丑闻一定会在他苦心维护的毛(=党=中共革命)的形像上戳个大窟窿。的确,就连罗点点那样的高干子女,在文革后也悟出了中共革命的荒谬,并且在她的《点点回忆》中毫不隐讳地承认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无论在“解放”后,在文革中,周恩来其实什么都没做错。高先生和许多西方学者一样,认为他是个精明的投机家,从不和失败者站在一边,这其实只是皮相之见。以周的绝顶聪明,他早就看出了毛是不可抵抗不可战胜的,永远只会是党内斗争的胜利者,与其和刘邓等人同归于尽,不如隐忍顺守,因势利导,在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下,尽自己的能力缩小灾难规模。

    读到这里,我想大多数读者都能看出一切都是那万恶的制度造成的,是那种制度造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这话当然不错,但问题是,这制度是怎么在中国确立起来的?

    在我看来,周的最大悲剧就在于此,是他本人和那些后来被革命吞噬的战友一道,在毛的率领下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亲手在祖国大地上建立了一个最黑暗、最反动、最集权的制度。在这过程中,他洒下的每一滴热汗,耗去的每一滴脑汁,其实都是在为后来的大悲剧作点点滴滴的铺垫。他那革命的一生,无时无刻不是在为自己、为战友、为民族挖掘坟墓。

    悲剧更在于周并不是坏人。与毛不同,他没有强烈的个人野心,生活也不奢侈腐化。和千千万万真正志士一样,他当年投身革命,为的是改造中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繁荣、民主、自由的国家。从主观愿望上来看,我实在找不出那有什么不对之处。

    但问题是,和许多国人一样,他错误地认定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而要使暴力革命成功,最起码的前提当然是把一切权力、一切世俗的、精神上的乃至道义上的权威,都集中在革命政党特别是革命领袖身上。当一个事业的“正义性”人格化以后,那个代表“正义”的领袖便成了天命附体的“真命天子”,人民便会为之毫不犹豫地赴汤蹈火,之死无悔,谱写出一曲曲感天地、泣鬼神的史诗,创造出一桩桩人间奇迹来。在此之后还要让他拆毁亲手建造的神龛,告诉人民那“天命代表、民意代表、圣教教主兼世俗君王”不过是个超级流氓,岂非痴人说梦?

    所以,周的致命错误是在投身共产革命那一瞬间就犯下了的,以后的错误不过是那最初错误的逻辑延伸。周的一生是南辕北辙的错误的一生,大前提错了,便真是圣人也只可能作恶。

    可悲的是,这种错误至今还在轰轰烈烈地延续。如今那些主张以暴力推翻共党,改造中国的“民运人士”,除了帝王思想严重的“民运王”之类的坏人以外,真正的志士不过是在重蹈周的覆辙而已。可笑的是,他们一边踏着先烈的脚印走,一边还自以为有那智力上的权利去对周品头凭足!

    在我看来,这才是周代表着的全民族悲剧。真正的悲剧是那种永不落幕,反复上演,观者观之不厌,演者全心投入的闹剧。暴力革命就是这种把戏。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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