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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革命观和理想国

【博讯2003年6月12日消息】    黄花岗杂志文选hhg-magazine.org

   ──《中国民主革命之路》选载 (博讯boxun.com)

   王炳章

   编者按:王炳章博士遭“暗算”失踪,于今虽然“水落石出”,但仍难“真相大白”……本刊为表示对这位身陷囹圄者的尊敬,更为推广他那本必将成为“名着”的《中国民主革命之路》一书,特继续于本期选载该书的若干章节,以飨读者。

     一百一十问:你反复提到人民有革命的权利,革命乃天赋人权。你的革命观是什么?

     答:圣经《使徒行传》示喻革命的权利:“必须顺从神,而非顺从人。”圣经告诫:神的权柄高于任何世俗的权力。《易革注疏》颂扬汤武革命:夏桀商纣,凶狂无度。天既曰,人亦判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

     孟子曾为革命正名: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桀矣,未闻弑君。

     《黄帝四经》昭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苛而不已,人将杀之。”就是说,统治者苛政不改,人民可以行使上天赋予的权利以革命除之。

     美国《独立宣言》号召人民行使革命之权:“所有的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取得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正当权利是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当其对这些目的有损时,人民便有权利将它改变或者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还可以忍受的,人类都情愿忍受,而不愿取消已习惯的政府以求自救。但是,等到一连串的暴虐与掠夺,全部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证明了政府的全部企图,只是要把人民置于绝对的专制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了权利,也有义务,去把这个政府推翻,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制定新的保障。”

     美国贡献最大的总统之一林肯,继承了独立宣言的精神,在其就职演说时,公然为人民的革命权利进行辩护:“这个国家,及其所有的机关,都归其住民所有。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人民厌倦了现有的政府,他们都可以实行宪法的权利改变政府,或者行使革命的权利推翻政府。”

     这一切,都揭示了一个真理:推翻暴虐和腐化的政府,乃人民的天赋人权。因为,政府是人民建立的,应当为人民谋取福利;当这一宗旨遭到践踏,推翻,更换现存的政府,是天经地义的。别说暴虐的政府,就是做事不合民意的政府,人民都有权更换之。在民主国家,更换政府乃平常之事。美国每四年就有一次更换政府的机会,那就是周期性的选举,很少有政府是长期执政的。看一看近二十年来美国换了多少届政府?尼克松、福特共和党政府,人民不信任了,把它推掉,换上卡特民主党政府;卡特干得不好,人民把它赶下台,换上了里根、布什的共和党政府。他们做了三届,经济先盛后衰,人民又把共和党轰下去,请克林顿的民主党重新执政。所谓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把推翻、更换政府合法化、程序化罢了。

     中国哲学家老子把政府分为四等。他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等政府是最好的,无为而治,人民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二等政府是用道德仁政进行治理的政府,靠老百姓的拥护和歌颂而统治。第三等政权,靠严苛的法律、靠暴力、靠百姓的恐惧感维持统治。第四等是最烂的,欺压百姓,鱼肉人民,人民应当奋起,痛骂它,推翻它,革它的命。评一评,中共属于哪一等?中共政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专制、最残暴、最腐败的政权,现已到了无官不贪、警匪一家的地步。人民忍了又忍,给了它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是,中共不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厉。这样的政府,推翻十次都不嫌多,怎么还能够让它继续存在?是时候了!起来吧,是人民应当行使革命权利的时候了!将来,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新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同样有权推翻它,换掉它。这,就是我的民主运动的革命观。

     一百一十一问:请你将“革命”下个明确的定义好吗?因为,革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答:中国大陆的辞典中,将革命定义为:推翻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我将上述说法加以延伸,分两个层次谈谈革命的定义。一是从目的上谈。我们民运的目的是革命性的,那就是:推翻中共的特权专制制度,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二是从手段上谈。手段分有革命性的,也有完全合法的。完全合法的理想做法是:一点也不违背中共的现有法律,先竞选最基层的人民代表和村、镇长;再一层层竞选上去,直到当上全国人大的代表。由中共的合法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修改各项法律,实现民主化。理论上讲,凡是不完全符合中共现有法律的运作,都叫做革命性手段。达成民主化的革命性手段有很多,前面已有论述,如人民大规模地奋起,占领省、市政府,成立民主政府,就是一种革命性的手段。所以,我主张,不排除用革命的手段达成民主革命的目的。

     一百一十二问:一谈革命,有人就很害怕,好像又要“流血”了,你怎样解除这些人的顾虑?

     答:有人一谈革命就怕怕的,是因为共产党革命给人的印象太恐怖了。其实,革命并不都像共产党那样恐怖,有的革命犹如过节,令人开心,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失。如菲律宾人民推翻独裁者马科斯的革命和印尼人民推翻苏哈托的革命。另外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手段与后果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革命不一定会造成比改良更大的代价。比如菲律宾的人民革命,虽然最后军队在马科斯的总统府投下了炸弹,迫其仓皇逃命,但整个革命过程并未导致什么大的流血。中国八九民运高举“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帜,只是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却付出了千百个无辜的生命。未来,人民大规模地奋起,包围并占领省、市政府,成立民主政权;这种形式的和平革命和人民革命,不见得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一百一十三问:记得你刚刚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时,并没有直言革命。为什么现在大谈革命呢?革命需要时机,你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吗?

     答:在我心中,中国需要民主革命的概念早已形成。可以说,在七十年代我就有了革命的构想。但是,时机不成熟时,提出过激的口号是不适宜的。因为,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最后手段。只有广大人民对合法斗争失掉信心、对当权者彻底失望之后,才会公开支持革命,拥抱革命。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之时,过激的口号不利于争取中间群众。尤其在一九八二年刚发起“中国之春”运动时,海外的广大留学生多数还对中共的改革抱有幻想。什么时机提什么口号和纲领,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策略。“六四”屠杀后,我就公开主张用革命推翻中共的专制统治。现在我认为,中国革命的时机更加成熟,是我们应当从舆论准备迈向实际操作的时候了。革命是否爆发,主要取决于有否发生革命的社会条件。没有那个条件,革命者再有献身精神,都难以触发革命。像美国,有好几个共产党组织,一些美共人士搞了不知多少年的革命,结果一事无成。为什么?因为没有革命的社会条件。革命爆发的社会环境主要有:

     第一, 政治结构上的严重失调。我已经论述过,社会应当协调发展。当经济大踏步向前,社会结构发生急剧改变时;政治上不作改革,政治权力结构不作相应调整,早晚要触发革命,历史上有很多的正反例子。以中国满清末年为例,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当迅速,以江南造船厂,江南纺织厂等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的速率向上爬坡,并不逊于目前中国的经济起飞。但它不还是被革命的浪潮冲垮了?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中共改革以来所做的,满清政府实际上都做了,例如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科技、搞经济特区、派遣留学生……。唯独两件事满清政府没有做,中共也没有做,那就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相应改革。这样下去,中共同样难以逃脱满清王朝覆灭的命运。政府结构和意识形态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就好像一座大楼建立在沙滩上;经济的大楼越盖得高,地基就越承受不住,大楼崩塌的机会就越大。再打个比方,列车开得越快,钢板、弹簧和铁轨的弹性要求就越高。当前,经济的列车越开越快,可是政治架构钢板、弹簧和铁轨仍然那么僵硬,总有一天,列车会散架而翻车。连中共的老祖宗马克思都明白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怎么中共连他的“老祖宗”都不认了?

     有人说,革命是在人民吃不饱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且不说现在很多下岗工人和农民已出现温饱问题,单就此话而言,它的立论也不完全正确。历史有更多的记载是,革命多发生在经济向上爬坡、但社会缺乏公正的时候。为什么?其一,正如刚才讲的,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会导致革命。其二,经济发展会造成人们强大的预期心理。人们很穷,但没有什么预期,没有什么更高要求,革命不一定爆发。反之,人们的预期很强,与政治和社会现实形成过大反差;就算生活有些改善,但由于社会缺少公正,人民也会期待革命,讨回社会的正义。

     第二, 社会财富分配得不公平,即严重两极分化的形成和社会腐败。中国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穷的太穷,富的太富,社会张力就会加大,何况,大家赚钱的机会极不平等。那些特权分子,不费吹灰之力,一捞就是百万、千万;合同工干上一年,也只能挣个几千块。人心能服吗?现在,问题更严重了,中共刚刚说国企要改革,政策还没下,下面的特权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瓜分国家资产。他们倒卖国营企业,一夜之间,腰缠万贯。下岗的工人呢?连该发的遣散费都没有,心态能平衡吗?他们寻找发泄的出口,就是革命,按照政治学的讲法,就是:当社会丧失正义时,革命便伺机而动。

     民主社会中,虽然赚钱的机会相对平等,但贫富悬殊也会触发骚乱。早期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的确酿成过社会的不稳。马克思就是看到了这点,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主张。后来,富人们学得聪明了,他们拿出一部分所得,即交纳较高的税收,把那些穷人养了起来,说得科学一些,是社会福利制度。这样,就消除了穷人造反的因素。中共的特权分子们为了多捞、快捞,哪还想得了那么多?今天看着大把大把的银子,心里盘算的是明天如何再多捞一把。他们巳把自己推到了火山口上。

     第三, 社会提供了革命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和人口条件。筹划革命、引发局部革命和局部革命之后推广成全社会的革命,都需要基本的金钱支持。八九学运在天安门的长期坚持,与个体户和中产阶级的财力支持不无关系。在一个全体都是赤贫的社会,则缺少这些条件。另一方面,人口的大量流动,给革命者组织民众提供了机会。而这些条件,都是经济发展创造出来的。

     第四, 当权派与民众的要求形成恶性互动及改良幻想的破灭。起初,除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对改良抱有希望。孙文先生早年也曾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方案。毕竟,革命是政治变革的最后手段;当人们一次次改良的尝试均告无效,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尤其是,当权派对人民的和平请愿采取暴力镇压时,形成恶性互动,将改良之路封死,社会变迁的唯一之路,只剩下革命。这时,老百姓对革命的预期就会自然形成。像西单民主墙运动、八零年的民选运动、八六学潮,都是政治改革的机会。当权者的回应却是无情地镇压。随着中共政权的继续腐败,终于爆发了八九民运。假如中共当权者能够有所觉悟,善于利用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中国的改良机会还不至于完全断绝。令人痛心的是,人们长跪于人民大会堂前的恳求,学生们用自残身体的绝食方式进谏,不但不令当权派们良心发现,招来的却是机关枪和坦克。自此,革命的呼声开始渐占上风。

     谈到这里,我们想再谈一下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例子,说明革命的爆发,并不主要取决于革命者的策划,而主要取决于社会是否存在产生革命的条件。一九一七年初爆发革命之前的俄国,颇似今日之中国。专制头子斯托雷平上台之前,俄国曾出现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政治宽松时期:改革思潮汹涌澎湃,改革人士相当活跃,好比八九民运之前的中国。斯托雷平在整顿社会秩序的呼声中上台,对政治反对派铁腕镇压(犹如镇压八九民运),改革精英纷纷流亡海外。俄国社会一时“稳定”下来。在高压“稳定”的政治气氛下,斯托雷平进行了一连串的经济改革。七年间,俄国成了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工业以每年大约百分之十的增长率向上窜升,资本投资总额翻了一番,出口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二,人民生活大幅提升,造就了沙俄史上空前的经济辉煌。那时,老百姓对政治似乎极端冷漠,表面上,他们关心的,好像只是卢布。在这些骄人的经济增长数字面前,在老百姓的政治冷感症面前,不少已经与社会实际脱节的、原来主张革命和变革的知识分子十分尴尬,茫然无措,好像“稳定压倒一切”确有道理,好像他们梦寐以求的“大俄罗斯梦”快由斯托雷平替他们实现了。于是,有的急着表态“告别革命”(我们也有几位着名的异议知识分子公开宣布要“告别革命”,何其相似耶!),有的大力鼓吹“革命有害论”,更有甚者,竟然公开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要与专制者合作制止革命。

     谁能想到,“于无声处听惊雷”,就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发生了,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彼得格勒因“运输有误”,导致面包脱销。不满的群众走上街头,很快酿成人民革命。沙皇派兵前往镇压。平乱的首都卫戍部队,本来就是穿军装的老百姓,他们了解到事情真相后,三个团竟然站到人民一边,彼得格勒成立了临时政府。全国迅速引起骨牌效应。沙皇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三月二日被迫退位。仅仅十天之内,延续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便土崩瓦解。没有一个人策划了这场革命,史学家更认为:“没用一个党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连力主革命的列宁都成了这场革命的旁观者。革命党人姆斯季斯估夫基叹道:“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革命党人还像福音书中熟睡无知的少女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扮演社会大变革的缺席者、甚至可以说是反对者角色的某些精英们,这时好像才大梦初醒:他们的保守思想与劳苦大众的激进求变心态已经形成巨大的鸿沟。实际上,在斯托雷平经济改革的繁荣表象的掩盖下,由于缺少政治体制的改革,缺少监督制衡的机制,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不公正。劳动群众渴望正义,要求清算特权阶层的心理越来越强。没有机会时,他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政治冷漠;然而,一旦机会来临,清算的心态总体爆发,犹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

     俄国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印尼的现实更是摆在面前活生生的样板。独裁者苏哈托一手持枪,镇压民主人士;一手开动经改机器,促使经济起飞。凭良心说,苏哈托的“经济起飞”,其成绩单绝对比中共的“改革开放”漂亮得多。由于缺乏政治改革,“经济起飞”使社会累积的不公平现象终于造成了人民革命,苏哈托黯然下台。

     现在,中共的滥权和腐败,法律系统的瓦解,社会道德的沦丧,已经病入膏肓。整个中共的政权机器都在疯狂地贪污,法院成了特权的庇护所,警察与土匪互相勾结,就算中共要改,恐怕也来不及了,对于这样一个毫无公正的社会,看来只有用革命的猛药才能医好中国社会的痼疾。

     现在,到处都是干柴。老百姓改朝换代的心理准备已经成熟。据中共官方统计,光是一九九七年一年,大大小小的工人抗议事件就达一万多起。随着国企的改革和下岗工人、下岗干部人数的倍增,更多更大的工潮还在前头。我们再不着手准备革命,真是有负于人民的期望。

     一百一十四问:革命的触发因素是什么?

     答:触发因素很多。像中国这样干柴布满的社会,一个火星,就有可能导致燎原。通常,触发革命的因素有: 一、经济危机引起的金融崩溃。人们挤兑银行,股民抛售股票,从而触发骚乱。中共的泡沫经济发生危机是迟早的事情。 二、政府的对群众示威的无理镇压,逼得人们以武力反抗暴力。 三、政府对外作战失败导致人民不满和绝望。 四、当权集团的内争与分裂。 五、地方政府公开抗拒中共的行动。 六、政府对任何一个小问题的处理激起民愤,如无理打人捕人、无理没收财产和其他强奸民意的行为。 七、统治集团某个领导人的死亡。 八、民运组织占领一个城市,等等。

     在中国引发革命的因素太多太多了,甚至于一场球赛都可以触发动乱和革命,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像辛亥革命,由试验炸弹出了意外而引起,完全是计划外的事,但它却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中国,任何意外引发的群众示威,如能善加引导,都可能触发革命。

     一百一十五问:记得你提出过中共政权和社会解体论,是否借此讨论革命的机会,再扼要地说明一下?

     答:我在一九八六年曾提出政权和社会解体论。意思是说,维系一个社会群体,包括政党、政权和整个社会,需要三个基本要素,有之才稳,缺之则散。这三个要素是: 一、意识形态系统。 二、法律系统。 三、信誉系统。

     先说意识形态,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人们相信什么,信仰什么,人们认同的道德标准是什么。道德,是人的主观行为规范,是自己对自己的主观约束。举个例子,道德信念强的人,不但不会主动地去偷,去抢,就是经手大笔的钱财,也不会有半点心动。人们的信念强,道德的约束力高,群体的维系性就强,不会散掉,如宗教团体。

     再说法律系统。法律,是人的客观行为规范。或者说是强制性行为规范。在法制健全的情况下,即使道德约束不了,见钱眼开,但他一想到法律的厉害,也不敢贸然将之窃为已有。退一步讲,即使没有自己管住自己,偷了东西,或贪污了钱财,也会被绳之以法。法治越健全,司法越公正,法纪越严明,群体的维系性就越强。

     最后说信誉系统。信誉(Credit)是介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补充物。古话说,人无信不立。其实,何止是人,团体、社会也是一样。党无信不立,政权无信不立,社会无信不立。信誉这个东西,无处不在,既难归于道德,亦难归于法律。比如,欠了钱不还这个问题,他有时忘了还,也可能真的是没钱,一时还不了,不见得就是道德败坏。但如果信誉往左摆动一下,有钱故意不还,就是道德问题了。如果信誉往右摆动一下,借钱之前通过律师立了字据,债方可以通过法庭讨债,就变成了法律问题。所以,信誉介乎道德与法律之间,就是这个道理。有一点可以肯定,借钱不还,不论什么原因,此人没有信誉。谁都知道,说谎、说了不算,即为失信。这在正常社会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在美国,信誉好坏是个大问题。美国有很多民营的信誉机构,专门帮助查人、查公司的信誉,看你是不是准时交帐单,是不是欠什么人的帐等等。信誉不佳,贷款贷不到,生意做不成,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前途。银行要稳定,政府要稳定,保持良好的信誉是必备的条件。规律是,信誉感越强,群体的维系性就越强。

     众所周知,中国,或者说受华夏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在传统上的法治观念比较薄弱,是一个主要靠意识形态维系的社会。而西方国家,法治的维系占有重大比例,但也不忽视意识形态和道德的作用。统计数字显示,美国律师与工程师的人数之比是七比一,日本正好反了过来,工程师的比例要大得多,说明了意识形态在维系群体中的重要性。有了严格的法治,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群也可以维系在一个政体之内。有人会说,经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则认为,经济因素不容忽视,但不是十分重要。寺庙里,和尚喝汤吃素,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人家的群体很稳定。我国六十年代的大饥荒,饿殍遍野,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但是,中共政权没有出现危机,没有发生天安门事件。什么缘故?意识形态在起作用。那时,多数人还相信马列毛那一套,还相信中共政权。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只要大家真的信它,它就管用,群体就稳定,政权就稳定。谁都知道,现在中国和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解体,人们什么都不信了。有句话讲:什么都不信了,就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有些人的不可思议的怪异行为,说来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它是意识形态解体的必然反映。

     意识形态维系中国政权的重要性,还可从下述例子见到一斑。太平天国时,满清军队不堪一击,起义军打下了半壁江山。后来,曾国藩组织湘军,灭了太平天国,平定之后,不少人劝曾国藩挥师北上,取清朝而代之。曾思考之后,作出决定:解散湘军,告老还乡。他说,我不能做叛臣逆子。是什么在起作用?是意识形态,是儒家的忠君思想。与其说是湘军救了满清,不如说意识形态救了清室。到了清末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党人在武昌试验炸药,出了意外,二百多人仓促起事,却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满清王朝。太平天国数十万大军推不倒的大墙,却被两百人毫不费力地意外推倒了。什么道理?是意识形态瓦解了,是人们忠于清室的思想瓦解了。它是清政府的地基,地基一松,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推倒也。中共政权、中国社会的统一现在靠什么维系呢?意识形态完全瓦解,法律系统被统统砸烂,信誉已经彻底崩溃。它的瓦解必定无疑。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一是靠惯性,二是靠既得利益,三是取代力量(民主力量)尚未强大到让人民看到希望。惯性不会持久,既得利益总会出现分赃不匀而引发内斗。如果民主力量能够占领一两个城市,给人民看到希望,中共的垮台只是几天的事。像这种专制政权,未垮之前像个气球,外观看上去好像是完好的,但只要出了一点小事,扎个小洞,气球顷刻之间就会瘪掉。

     中共政权早晚垮台,中共自己最清楚。他们为什么把贪污的金钱放到海外?他们为什么把子女送到美国谋求绿卡?他们已经感觉到了政治大地震即将来临。连老鼠在地震之前都有预感而搬家,何况他们这些在内部知根知底的政治动物。一位中共高干随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当着大使馆官员的面,假惺惺地教导在美国的儿子学好回国,但私底下说了真话:国家没希望了,把绿卡拿好。并叫他设法把妹妹弄到美国。临行前还留下亲笔信,叮嘱此事。他儿子找到我说:像这样一个党,我们还要它干什么,砸碎算了。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们预感到不稳,一般都把子女作如下狡兔三窟式的安排:一个当僧侣(当时的特权阶层),一个经商捞钱,一个送到海外。看看中共对子女的安排何其相似!一个当官抓住特权,一个经商搞钱,一个到国外谋求居留权。他们意识到,决堤的时候快到了。如果说,法国贵族的那种安排,警示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那么,中共本能的效法,则是中国民主革命即将到来的预警。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中国传统政权的特点是,由于政权与社会连为一体,一旦意识形态崩溃导致政权的瓦解,往往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解体。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意识形态的总崩溃。第一次是周朝末年,第二次是清朝末年,第三次就是现在的中共末年。前二次带来的,是政权的解体和社会的动荡。这次,中共也难逃彻底的灭顶之灾。倘若民主力量不及时组织起来,壮大起来,说不定哪天意外的事件造成了中共政权突然崩解,而民主力量还没有充分的接管政权的能力。所以,我担心的,不是中共政权垮不垮的问题,而是民主力量有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问题。

     一百一十六问:孙文的革命,发起于海外,成功于国内。你在海外从事民运已有多年,请问,海内外民运如何配合运作?

     答:其实,中国民运是一个整体,本质上无海外和国内之分。分一下,只是表达战场和活动方式的某些区别。如江泽民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七年访问美国,在美国的民运人士与侨学界举行示威,要求释放在押的民运人士,要求民主改革。在西雅图的一次江泽民记者会上,第一个提问的就是民运人士,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民运和言论自由的问题。民运人士以记者身份,面对面质问江泽民:《人民日报》可以在美国发行,为什么《中国之春》杂志不能在国内发行?搞得江泽民措手不及,其回答更是不着边际。这些活动,表面看好像是纯粹的海外民运活动,但是,这个活动所传达的诉求与信息,除直接进入江泽民及其随员的脑海之外,还通过传媒,通过人们的进出中国,甚至通过江泽民的随行人员带入了国内。它最终的影响,还是发生在国内。实际上,影响江本人,就是很妙的国内工作。国内民运由于条件所限,平时还不能从传媒直接听到民运的诉求。九七年江访美,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外面一片要求民主的口号声,听众问他对此有何感想。他脱口说,将来中国也会有这些活动。这说明他的脑子是明白的:美国比中国民主得多,也说明海外民运的活动,起码叫他不得不面对某些在国内碰不到的问题。我举上面的例子,是想讲明,所谓海外民运,是一种简称,全称是“大陆民运人士在海外从事推动大陆民主化的活动”,即使是纯粹的海外活动形式,其最终影响目标仍然是国内。实际上,海外民运人士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国内直接的民运活动上。如海外民运人士通过派人回国,通过电话、传真,通过电子邮件,随时与国内人士沟通,共同为国内的独立工会和反对党的诞生而催生。

     回顾我多年从事海内外民运的配合运作,有几点体会值得总结: 第一,在八十年代初,当国内主要民运人士通通入狱的情况下,海外民运具有旗帜和鼓舞作用,同时,延续了民运火种。 第二,海外是理论研究的基地,海外民运应当给民主中国提供立国的精神支柱和建国蓝图。因为,中外生活的双重经历,尤其对民主国家民主程序实际运作的了解,可使民运人士融汇中西,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政策、新宪法。 第三,海外民运是训练民运骨干人员的场所。从理论修养到实际操作,从破除专制制度到建立民主政体,在民主自由的国度里,民运人士可以得到完整的历史和现实的体验。看一看当前台湾民进党的骨干人员,有一些就经历过海外反对运动的摔爬滚打。 第四,海外民运应当向世界传播中国民运的信息和诉求,并寻求国际支援。 第五,海外民运应当与台湾、西藏、新疆的反对中共专制的集团加强沟通与合作,与海外侨界、各国朝野加强联系,建立最广泛的反对中共专制的同盟军。 第六,在国内各个分散的民运力量尚不可能充分横向联系、不能建立健全的统一性全国组织的情况下,海外民运人士暂时担当整体运动中枢协调人的角色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应当的。 第七,海外民运派人回国,可建立各地的民运组织,培训民运骨干人员。在目前国内不能允许反对派公开活动的情况下,各个国内的民运组织应与海外临时协调中心单独联系。特殊状况发生时,在海外协调中心的统筹安排下,国内各民运团体应横向联系,迅速集结,与海外的归国人员共同组成指挥中心。 第八,海外民运提供国内某些民运人士的活动经费。我的意见是,国内职业革命家和城市民运机动小分队的经费,可由海外民运筹集。 第九,海内外民运的沟通管道应做到多样化、畅通化、联系固定化。所谓多样化,如跨国公司形式、来回跑生意的形式、回国省亲形式、观光旅游形式……一切管道都要利用。我们有时甚至派秘密成员与中共高级访外代表团接触,并委托他们往国内携带贴好国内邮票的材料和信件。俗语说,煤油灯底下最黑,他们成为我们秘密宣传品的携带者,是非常安全的。现代化的通讯联系,如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更要利用。 第十,有条件时,国内的民运人士可短期出国,进行培训。 第十一,在国内被中共通缉、处境有危险的民运人士,海外民运应负起救援任务。上海着名工运人士王辅臣和姚振祥被中共追捕,他们在与我通上电话之后,我们立即与有关方面合作,派人进入中国大陆进行救助。两周内,他俩顺利抵法国巴黎。至于八九年“六四”屠杀后,海外更是总动员,把民运人士大批接到海外。在最近一次的民运集会上,我发表讲话指出:民运现在好像处于低潮,实际上一场大风暴正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去迎接中国民主革命的高潮。打开地图看一看,我们民运在中国大陆到处有据点,我们在台湾有分部,在香港有组织,在北美、在欧洲、在日本、在东南亚、在中南美洲、甚至在非洲,都有我们的分支机构。我们的力量横垮大陆、香港和台湾,我们的分支机构散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有哪一个党,包括共产党、国民党,有我们这样的格局?世界各国的反对力量,哪个有我们这样的场面?只要我们运作得体,只要海内外民运配合密切,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

     一百一十七问:你在前面的论述中,列举了很多美国民主政体运作的例子,非常生动。请问你是不是“亲美派”?是不是在革命成功后要把中国带向美国的道路?

     答:我不是什么“亲美派”。我举了不少美国的例子,是因为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较长,平时读美国的报刊,举例顺手拈来。如果我生活在欧洲,可能举欧洲的例子会较多。实际上,我留学于加拿大,也访问过欧洲一些国家。总体说来,在某些方面,我对加拿大和欧洲的印象好过美国。美国的理想主义色彩正在下降。有些政客,如前国务卿基辛格之流,为了讨好中共,与中共多做生意,多赚中国老百姓的钱,不惜昧着良心吹捧中共。还说什么中共屠杀天安门的学生情有可原。这种无耻政客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的唾弃。在美国,伸张正义者不乏其人,但是,有一些美国政客十分短视,脑海中两个“黄祸”的概念主导着他们的对华政策。所谓两个“黄祸”,一个是近期“黄祸”,一个是远期“黄祸”。近期者,一旦中共政权解体,社会失控,大量的难民潮将成为“黄祸”,将投奔怒海,冲击香港、台湾和整个世界。远期者,当中国步入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中国真正的经济、技术与国力起飞,就不是什么小龙,而是一条巨龙将在东方崛起,那是真正的“黄祸”来临。那时,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就会动摇。基于这两种“黄祸”意识,这些美国政客希望中共政权不要垮台,近则不要给世界添“乱”,远则不要让中国强大起来。他们永远希望我们中国死又死不了、强又强不了,以使美国永称霸主。

     看到他们虚伪的面孔,我的爱国情怀使我暗下决心,一定发愤图强,早日结束他们所喜欢的中共专制,尽快把中国带上民主、自由与法制的道路,将祖国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强国。走笔至此,革命的浪涛在心中激荡,祖国和人民的呼唤在耳边回响。我们,有志气的中国公民,不要再寄希望于别人了,不要再无端地等待了。革命成功之后,我们不会完全照搬美国的一套,而是结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民主国家的治国经验,给中国设计出一条最佳、最快的发展捷径。

     一百一十八问:据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民主革命成功后,你是否主张将基督教定为国教?

     答:民主中国将不制定国教,不强迫人民的信仰。我信仰上帝,是个人的选择。民主政体应完全实行宗教与信仰的自由,各种宗教和平相处。但我可以预期,在民主政体开放宗教自由之后,由于基督教是个进取性宗教,是个组织化很强的宗教,她在中国会以较快的速度传播。我正在撰写另一本书,论述中国起始文明与基督教教义的一致性,并阐述孔子、墨子、老子等学说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定位问题。这本书将进一步给革命提供理论依据,给革命后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意识形态基础。

     一百一十九问:多少年来,你为了理想到处奔走,甚至出生入死,我们知道,你的物质生活十分简单。请问,你的革命理想是什么?

     答:我的革命理念,可以用四句简单的话来形容:“驱除马列,复归孙文,推翻中共,重建共和。”当然,这四句话并不能涵盖我的全部理想。

     先说说“驱除马列”,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灿烂的文明,为什么中共强迫我们去信马列?你自己信,也就罢了,干吗用权力强迫别人去信?干吗弄一个洋祖宗去崇拜?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说什么死了去见马克思。我听了很蹩扭,一点民族感情都没有,连死了都要去找那个洋祖宗,真是岂有此理!至于强行推行马列信条对中国的损害,大家都见到了,不必多说。当然,现在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信马列那一套,是另外一个问题。起码,中共官员目前还是举着这块牌子,因此,驱除马列,不但是意识形态问题,还是一个民族主义问题。驱除马列,是恢复我们自信心的开始。

     再说说“复归孙文”。驱除了马列,驱除了外来的洋祖宗,我们应当认同谁呢?中国人中间谁最值得我们大家认同?目前只有孙文先生。孙文先生是海峡两岸人民、港澳民众、海外侨胞共同认同的一面旗帜。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认同的楷模。我们有,那就是孙文先生。中共也肯定孙文,那只是表面上的、口头上的。中共是在利用孙文先生搞统战。如果真认同,那就实行孙文主义好了,实行中华民国宪法好了。它敢吗?它会这样做吗?只说不做,就是假认同,真反对。台湾呢?台湾国民党早把孙文这面旗帜丢到太平洋里去了,早就背离了孙文主义。国民党失掉台湾政权,与其抛弃孙文先生的理想有很大关系。民进党就更别提了,它只顾及台独的利益,搞狭隘的地方主义。因此,我们海峡两岸的人民,港澳民众,海外华侨,要理直气壮地接过孙文先生的旗帜,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一项事业,是传承的大业。

     现在重温孙文的学说,谁都不得不承认,其基本原则仍然是对的,没有过时。当然,某些具体提法和政策,应当更新。孙文学说应当继承,也应当发扬。这是另一个话题,我将来会专门谈这个话题。但是,孙文先生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原则,仍然没有过时。像我刚才提到的“驱除马列”,某方面就属于民族主义的问题。

     “推翻中共”,就是推翻专制。这点,我想不必多说了。我这本书,很多内容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重建共和”,就是建立民主制度。为什么叫重建呢?因为我们中国曾经有过民主共和的制度。孙文创建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孙文和早期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是共和国,她永垂史册,世界公认。我们说“实行宪政”也好,“创建联邦共和”也好,搞一个“新共和”也好,能逃出孙文主义的基本原则吗?能逃出以孙文学说为基础的中华民国的老宪法原则吗?逃不出去嘛!如果大家达成共识,推翻中共之后,新政府干脆就叫中华民国未尝不可啊!原来中华民国的老宪法,其实并不是国民党一党起草的,是一部基本原则很不错的宪法。当然,后来台湾李登辉为了搞台独,改了不少,某些方面走了调。中华民国老宪法在台湾实行过,累积了不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还可以再借鉴其他国家的民主经验,好好修一修,也来个现代化,就是一部很好的宪法。但是,怎么修,老宪法的基本原则还是要保留,因为它的确是一部不错的宪法。我们大陆叫中华民国了,实行中华民国宪法了,台湾独立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大家自然成了一个国家了。听说毛泽东当年很后悔改国号,那是历史问题,有斯大林的影响因素。当然,毛只想到统一问题,他不懂民主和共和。可是,我们在推翻中共之后,确实面临一个国号问题,再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有很多好处,好像还找不出什么坏处。我们不妨就这个问题,提前讨论讨论,以取得共识。否则中共一倒,临时讨论可能就有措手不及之感。

     您知道,中国需要多方面的重建。孙文先生在他那个年代,曾对此问题有过深远的思考。一是经济的重建,这方面,孙文的民生主义,给我们指出了方向。二是政治制度的重建,孙文的民权主义,在原则上规划了重建的大纲。三是民族自信心的重建,孙文的民族主义,是民族自信重建的理论基础之一。四是文化、道德、信仰的重建。这是一个大课题,我将有专着讨论。孙文主义形成的三个基础,正是重建中华文化教育、道德、信仰的基础。那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世界先进国家的民主思想以及基督教教义。应当说,孙文学说产生的方式,提供了中华文化重建的基本思路。当然,我们一代还要根据世界文明的新发展,认真总结经验,既继承孙文学说,又发扬孙文学说,以重建中华文化,重建道德规范,重建信仰体系。

     我的这些想法,受辛灏年教授的启发很大。辛教授写了一本专着《谁是新中国》,值得一看。该书以无可辩驳的史料阐明,孙文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才算得上是结束专制制度后的“新中国”;而共产党建立的所谓“新中国”,实际上是专制制度的复辟。结论非常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应当回归到孙文先生的起点。大家知道,苏联解体后,俄国并没有搞一个什么全新的建国方案,而是回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那是结束沙俄旧制度的革命。现在俄国采用的国旗,就是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三色旗。

     辛灏年教授现在像苦行僧一样,在海外四处演讲。讲孙文,讲孙文学说,讲三民主义,讲中华民国。其论点不但得到广大同胞的认同,也获得广大大陆留学生的认同。

     辛灏年教授的活动,不但受到中共势力的打压,更受到台湾国民党势力的打压。按道理说,他的活动在宣扬国民党呀,国民党本应欢迎才对,为什么反而打压他呢?其实,仔细琢磨,国民党不打压才是怪事。你想想,一个在街上摆摊卖假药的,看到有人端着真药来了,能不上去把卖真药的赶走吗?否则,他们的假药还怎么卖呀?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虽然还顶着“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的招牌,其实是一群卖假药的!

     因此,重新举起孙文的旗帜,重新举起孙文学说的旗帜,是重建中国的正确方向。

     一百二十问: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期,根本看不出中共政权有可能垮台的任何迹象。你到处奔波,鼓吹民主。有人问你,你觉得民运可以成功吗?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记得你回答说:“我们这一代留学生不能交白卷。我们要告诉后人,面对专制,我们没有屈服过,我们曾经奋争过。即使没有成功,后来人可以借鉴我们的经验。”你还说过:“在未来的民主大厦落成典礼时,我们可能不是典礼的剪彩者,不是民主大厦的享用者,因为任何一座大厦的建成,都必须先填平那地面的坑穴,但我们宁愿做填平坑穴的碎石,以便让后来者有一个更高的起点。没有这些碎石,任何辉煌的建筑都不会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多少年来,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请问你的理想国是什么?

     答:我永远忘记不了做外科医生时看到楼道里躺着住不上医院的病重老农,而高干病房里明明还有很多床位。他们的呻吟,缭绕不绝。我也永远忘记不了在下乡巡回医疗时老大娘端给我一碗鸡蛋挂面,两个光着身子的孩子,啃着硬硬的窝窝头,眼馋地趴在窗口。我泪水掉在碗里,要把面条让给孩子们。大娘跑到外边,用扫帚把孩子们轰走。我问在朝为官的亲戚,难道你们当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这个?

     我参加过德国的啤酒节,听着成千上万的欢乐声、狂叫声、啤酒瓶的撞击声,看着男女老少忘情忘我,载歌载舞。一个德国老人向我敬酒。他一饮而尽,笑得胡须颤动。此刻,我眼前出现的,是医院楼道里那些呻吟的老农。我,怎么也笑不出来。我观赏过拉丁美洲海滨的嘉年华会。人们倾巢而出,男女老少同乐。姑娘的彩服与晚霞争艳,人们的笑声同浪涛交融。热情的姑娘拉我跳舞,她旋转,她跳跃,她把自己融化在欢乐的海洋之中。此刻我眼前出现的,是河北山路上低头拉着煤车的妙龄少女们。我,怎么也舞不起来。我也和大家一起欢渡过美国的万圣节。游行的队伍里,男扮女,女扮男,猪头马面,应有尽有,一时间,“牛鬼蛇神”粉粉出笼。最快活的还是孩子们,他们成群结队,走家串户,要糖果,要祝福。各种各样的鬼怪面具。把他们带向虚幻和想像的世界。每当看到这些,我的眼前就出现那两个光着身子、扒着窗台、被亲娘赶走的农民孩子。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不能享受这些?难道他们天生下来就是下贱?为什么?为什么共产党人的当初理想与今天的现实背道而驰?我痛苦,我思索,我寻求。我游历过许多国家,看过苦难,也看过欢乐。开始,我找到了德先生。后来,我找到了神,皈依了基督。至此,心灵有了归属,前进有了方向,行动有了动力。我天天于在祈祷,为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祈祷,为我那不幸的同胞祈祷,求主把恩雨早日降临我的家园,求主把亿万迷失的羔羊带向神的国度。我也为那些共产党的掌权者们祈祷,求主把他们心中的撒旦驱走,早日把他们带出魔鬼的牢笼。

     我向神祈祷,让我实现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在我的国家里,所有的孩子们,不管来自城市,不管来自农村,还是来自最偏僻的山野,不再为别人的一碗面而嘴馋,不再为别人的一件新衣而羡慕,都能戴上他们喜欢的面具,把天真百分之百地喷放出来,带着他们跑向想像的彼岸。

     我向神祈祷,让我实现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在我的国家里所有的成年人,不管是从城市来,不管是从农村来,不管是从草原来,还是从山区来,都能从事自己喜爱的行业,不再为明天的饭碗而担忧,不再为交不起孩子的学费而着急。即使暂时失了业,社会的福利温暖也将使他们渡过难关,走向一个新的机会和希望。

     我向神祈祷,让我实现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在我的国家里,所有的老人,不管他是出身知识分子,不管他是出身工人,不管他是出身农民,还是出身黄河边的纤夫,都有养老金,都有医疗卡,都能含贻弄孙,走过金色年华。

     我向神祈祷,让我实现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像我们这些人,不管你是什么观点,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都能坐在一起,用规则而不是用枪杆,施展每个人的抱负。在同一个民主的殿堂里,商讨国家大计,纵论天下之势。

     我向神祈祷,让我实现一个愿望──有那么一天,我们中国人民能像全世界文明国家人民一样,沐浴在自由民主的阳光下!神,巳给了我们启示:神,巳给了我们方向;神,巳给了我们机会;神,巳给了我们力量。向前吧,向前!伸开双臂,迎接神的国度。她,就要降临在世界的东方!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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