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 [大众观点] .

反思张五常现象一二三:也谈“取消海关管制”

【博讯2003年1月20日消息】    反思张五常现象三:也谈“取消海关管制” 韩强

    张五常在广州演讲时提出“取消外汇管制,取消户口管制,取消海关管制目前中国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他的意思是要促进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他的表达方法,有时也把话说过了头。取消户口管制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目前在我们一些城市中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也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代之而来的身份证管理方式,这还是要管理的。至于外汇管制是否取消,这在实践层面是一个很复杂的操作问题,这里我们暂不谈。香港的外汇是比较自由的,而且和美元挂钩,是联系汇制,这样做好不好,香港金融界也有争论,最激烈的观点是联系汇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方面香港金融界还在争论。 (博讯boxun.com)

    现在,我们看一看张五常对“取消海关”的说法:

    “以管制来界定权利。界定什么权利?界定贪污的权利!这就是印度的情况。在印度,你管手表的进口,我管某种外汇管制,他管生产手袋的审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贪污。你贪污手表,我贪污手袋。这种权利界定得很清楚。贪污权还可以自由买卖,还可以继承。 海关的贪污权也界定得很清楚。你星期一、三、五贪污,我星期二、四、六贪污(笑声),界定得非常清楚。现在海关贪污权界定得很清楚,比如说走私的权利就界定得越来越清楚。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拿一张价目表出来给你看,走私有几种,你要我担保安全性有多高?绝对安全的是一个价。各种价格全都有,非常清楚。如果用管制来界定贪污权利的情况制度化了,那就无药可救。看看印度,无药可救嘛!(笑声) 现在要做的,就是取消海关。海关有什么用?有海关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一定会贪污,怎么会不贪?就像有个一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动心也办不到的(笑声)。”(《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23日)

    这里我需要说清楚的问题是,海关与贪污有必然联系吗?如果有必然联系那就取消海关,如果没有必然联系,那就不能取消海关。世界各国都有海关,也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着海关人员的走私和贪污,为什么都不取消海关呢?因为它的存在利大于弊。因为海关不仅是主权的象征,在经济上也有他的作用,如果没有海关,美国的201条款还有什么用?

    印度海关管理得不好,不能成为中国取消海关的理由。“有海关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一定会贪污”,实际这样的推理继续下去,还可以说“有官员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一定会贪污”,“有货币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一定会贪污”,“有珍宝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一定会贪污”。那么,把这些机会都有取消吧,就像张五常所说的进入“鲁滨逊世界”吧,那里只有一个人。但是张五常也不同意,因为一个人不会有经济学,只有两个人、更多的人才有经济学。既然有更多的人就会有管理,但是有管理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会有贪污。这样张五常就陷入了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他要经济学,要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有人的关系就有机会,有机会就有贪污。既要人的关系,又要根绝贪污,陷入了了一个“套套逻辑”(张五常《经济解释》中的语言)的矛盾。

    问题在哪里呢?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理想化、绝对化。我们只能在现实中减少贪污,把它尽可能地压缩到最低限度,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消灭贪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百分之百地消灭贪污,但是决不会因为有贪污就取消海关。因为海关有它的作用。正如有汽车就要有交通事故一样,只能减少交通事故,不能百分之百地消灭交通事故,因为现代人不能没有汽车。

    那么,张五常所说的“取消海关”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对于某些管制要放松,对于某些管制要加强,那是可以的。但是这也不能改变“有海关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一定会贪污”的情况。

    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把话说过了头,只能是玩笑而已。玩笑开过了头,就产生误导了。因为张五常不能改变“有机会,就有贪污”的现实,“人是自私的”嘛!你取消海关,他可以贪污银行的钱;你取消银行,他可以贪污商店的商品,你还要取消什么呢?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原因在于张五常把自由经济理想化了,却忘记了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反思张五常现象二:海鱼能否被保障为私产 韩强

    张五常在《卖桔者》用生动活泼的例子叙述了他的产权理论——私产制。他举了养蚝、养三文鱼、灯塔的例子来说明产权明晰的重要性。他甚至提出设想:若政府要提倡渔业私产化,方法是很简单的。第一、让河口的捕鱼权利作为私有;第二、让河鱼的产权作私有;第三、禁止渔民在海中下网捕三文鱼。此法一行,三文鱼的产量一定激增,捕鱼的费用大幅度下降,而鱼的市价会起码下降一半以上——这些都是专家们在近年研究后公认的效果。然后他批评:现有的一般渔业法例,都是基于古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加上渔船的拥有者及渔民的不断左右,不仅对在河口捕钓有多种管制,就算是在大海里,那些有高度效率或费用最低的捕钓方法,也都被禁止。

    为了说明“私养”的优越性,张五常举了一个现实的例子:

    在美国西北部拥有大量林地,其中包括了某些河流。在70年代初期,他们在华盛顿州以南的俄勒冈州,实验孵养三文鱼,送出大海长大、任人捕钓。他们只希望有5%以上的鱼会回归;但私养出海的结果,仍能生存或漏网而回的,却在15%以上。他们选的品种是不吃钓饵的三文鱼(却任人在海上网捕);自建鱼梯(不霸占河口);在鱼鳍上作记号;用私有的水道放鱼出海。换言之,他们的私产保障不多,也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在孵养小鱼的过程中,他们以暖水加速鱼的成长,给小鱼做过几种免疫手续。到后来,他们竟设计用大船浮于海,让回归的鱼游进船里去。以少许的私产保障而养鱼千里,盈利大有可观;有两三家公司就也跟着在俄勒冈州打主意。这个可以肯定成功的渔业革命,却引起一场大官司。虽然渔民及船主会因这些私养的鱼群而增加网捕,但长此下去,鱼价的必然下降对他们是有害的。私养的成本要比在公海捕钓的费用低很多;就算是私养者任人在海中捕钓,但只要市价下降1/3左右,在公海捕钓的费用就会“禁止”捕钓的行为。所以渔民及船主群起而攻,反对私养。结果他们赢了官司,就阻止了私养三文鱼的继续发展。但现在仍有两家公司继续养鱼千里。

    我们从这个生动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张五常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第一,古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为什么难以推翻?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上难以操作的实例。首先,我们看谁来保证“海鱼可被分割为私产”,这需要政府的法律,需要有人来维护这条法律,在千里海洋上,这做得到吗?即使养渔公司雇佣巡逻队也很难保证每一有标记条鱼都归养渔公司所有。为什么呢?因为鱼是流动的。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雇佣巡逻队的费用比捕鱼的费用还要高。所以俄勒冈州,实验孵养三文鱼,送出大海长大、任人捕钓,收回来的是15%。这是实践与与理想化的冲突。

    第二,你要立法,哪怕是禁止在河口捕渔,必须推翻“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也就是从理论上保证每一有标记条鱼都归养渔公司所有。然后在操作层面上,才能有禁止在河口捕鱼的规定。也就是说,所有有标记的鱼都是我公司的,我才有禁止在河口捕渔的权力。也就是说,我公司不禁止海上捕渔,只禁止在河口上捕渔,是因为所有有标记的渔都是我公司的。我公司有权决定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不禁止的。

    第三,谁能保证游回河口的渔都是带有标记的?谁也保证不了,因为还有不带标记的,也就是说有无标记的鱼是混合在一起的。那么谁能做到一网下去只捕不带标记的?谁也做不到。所以结果只能是捕渔者把带标记的鱼放回去,把不带标记的收归已有,这才是最理想的,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有人监督。因为按照张五常的逻辑“人是自私”的。

    第四,不仅河口禁止捕鱼做不到,而且在实践上,大海中的鱼更是混合的。即使养渔公司在海上收回15%的鱼,也会使三文鱼价格大跌。会增加渔民和船主的捕捞作业,会进一步导致鱼价的下跌,最终的结果养渔公司的利益也很难保障。因为不可能因为海中有养渔公司的鱼而禁止一切捕鱼,这样做等于禁止了其他人捕没有标记的鱼的权力。

    第五,张五常实际上是把“私产”明晰理想化了,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理想化、绝对化。养三文鱼的例子,恰恰恰说明古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在实践操作层面上难以推翻,只能在理想的层面上推翻。因为要推翻这个古老的观念,需要耗费大量的操作成本。

    第六,所谓“私产制”的产权明晰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正如张五常自己说的那样,“要绝对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能在这方面稍有成就,就已显出其制度的不凡。”

    第七,张五常所说的养渔公司如果是股份制公司,那它就不是绝对的“私产制”公司,因为股份制是“动态的集体所有制”(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的文章中论述),虽然每个人都有股份,但是作为一个公司,每个人的利益都要受到公司章程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你硬保证你的绝对私有,最好不要加入股份制公司。

   反思张五常现象一:从张五常拥抱夏业良谈起 韩强

    编者按:本网从今天起,连续十天刊发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强先生的文章《反思张五常现象》,敬请关注。

    张五常在北大演讲,最具戏剧性的是,演讲结束,张五常教授即将登车赶赴天津时,忽然提出想见夏业良。陈平是北大方面的陪同人和演讲的主持人,且在批评文章发表后已经在香港见过张五常教授。当夏业良被找到车前时,张五常教授与其拥抱,并用粤语说“你帮我出了大名”,随后转身面对镜头,快门声顿时响成一片。“大团圆”的表象并不意味着学术分歧的弥合,夏业良说:“我不改变我的观点。”(《北京青年报》 2002年4月25日)

    是的,夏业良“帮助”张五常出了名。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批评不但没有使“张五常热”降温,反而升温。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批评不到位。学术界是允许互相批评的。但是你要批评人家最好是批评人家的理论,不要把一些与理论不沾边的事也拿来批评。更进一步说,要从方法论上下功夫。从报刊上看到的夏业良的批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炸弹”是从座落在北大朗润园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扔”出来的。投掷者为该中心博士后夏业良。

    夏业良在批评张五常之前表态:我并不怀疑张五常的智力和他在产权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也欣赏他的散文类作品的影响力。

    随后,话锋一转,五常先生倒真是有“五常”行为:

    一是常常夸大其辞,每次演讲都有“爆棚猛料”,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二是常常炫耀自己曾与大师为伍,借名人名校抬高自己,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且自己之高见不是被他们所采用或默认,就是事实最终证明自己赢了;

    三是常常过于自信,凡自己之创见均为开天辟地之宏论,只可惜诺奖委员会有眼无珠。如今又扬言其尚未出版的那本《经济解释》已经超越斯密、马歇尔等人,无意中又将自己置于大师行列之中;

    四是常常突出自己鹤立鸡群之处,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已经有三十年不读书,也从来不读他人的论文,并且书架上没有经济学书籍,只有书法绘画摄影一类的书籍,不知这算不算误导学生;

    五是常常以自己的预测准确而自豪,动不动就说自己某年某月的预测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并且相当准确,俨然一个“事后诸葛亮”。

    夏业良还指出张五常反感使用数学,以偏概全,误导后学。(《谤誉张五常》,载于2002年4月8日《经济观察报》)

    从这些批评来看,大都是张五常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行为不能说与他的学术观点毫无联系,但还有有区别的,甚至是有比较严格区别的。至于张五常是不是反对用数学方法,不可简单做结论。因为不同意把数学方法绝对化与根本反对用数学方法不是一会事。

    这里,我想谈的是张五常的《经济解释》这本书。首先是方法论,实际上这本书的方法用的解释学的方法。现象学、解释学都是现代西方很流行的哲学方法,这些方法对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都有很大影响。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些方法。实际上一种经济理论,只要想成为一个体系,它就必须用一种思维方法。所以说《经济解释》也可以叫做《经济解释学》,它的逻辑出发点就是张五常产权理论的逻辑出发点——人是自私的,他所理想的就是“私产制度”。这可以从他《卖桔者》的许多论文中看出来。所以在《经济解释》一书中,张五常强调“自私──经济学的基础”。当然《经济解释》一书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这里我们暂不作评论。我只是要说每一个成体系的理论都有要有它的逻辑起点和它的方法论。张五常运用的解释学不是以前的经济著作为“文本”,而是以现实的经济活动为“文本”,也可以说带有实证的经济学的色彩,所以他的书很生动。

    问题就在这里,可不可以用解释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或表述经济理论呢?是不是经济学一定要用数学模型的方法来表达呢?我个人认为,采取哪种方法都可以,只要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清楚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方法来盾,如果说数学模型的方法重视“建构”,那么解释学的方法则重视“解构”。也就是说“解构”主要是要把现实的问题解释清楚,变得易于操作。而“建构”主要是把现实问题进一步上升到某种思维模式。实际上“建构”与“解构”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对于实际操作者来说“解构”更吸引人注意。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不同意张五常说的“自私──经济学的基础”。因为“自私”只是人性的一面,人还有另一面——“公利”,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从辩证法的意义来说,没有自私就没有公利,没有公利就没有自私,二者是相互依存的。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有生存欲望,但是生存欲望不等于自私。自私与公利都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因为二者属于社会范畴。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公利的影响更深入人心。为什么说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如果安然清楚地意识到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可能不会造成破坏力的影响。 (博讯boxun.com)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00-2002 Boxun News is powered by Boxun Software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