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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之有无----也说英雄杨建利

【博讯8月27日消息】    回声:[博讯论坛] 曾看到一位网友写的一篇“当代英雄杨建利”,很有感触。觉得那位老兄把该讲的都讲了,明白人读了前面几行应该就能帮他写完余下部分,可是看看现实又觉得有人就是把全篇文章读上三遍,假定他肯,也不会认英雄的帐。

   我经常碰到一些饱学之士象哲人般地给我指点迷津:这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其语气的严肃和决断给我印象深刻。通常他们不惦记给我近一步解释为何如此,即便我面露疑惑希望他们能够不吝赐教。久而久之,我发觉其实他们就是活在无论什么时代,也还是会咬定那不是一个英雄时代的。所以最好应该干脆把话说明白一点儿,从来没有什么英雄。

   我没有冤枉他们。比如当我问他们哪位过去的著名历史人物可以被视作英雄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是语嫣不详。如果我特别希望他们能给我指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英雄辈出”的时代,他们就更是不知所云。实际上在他们那里,人类的献身精神与任何诸如追名逐利的世俗之举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坚持认真地讨论下去,他们通常最后都会亮出可以刺穿人心的“匕首”:人类就是自私的,只是表现形式有不同罢了。对人类献身精神的苛求和曲解是懦夫的第一避难所,它很快就会成为做邪恶势力帮凶的起点。 (博讯boxun.com)

   在美国你会看到截然相反的情景。只要一个人为别人做了哪怕是他(她)自己认为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好事也常常会被称为英雄。我有时会想:或许这老美比较厚道?其实细想一下这种看法不够全面。成为英雄的标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也并没有那么苛刻:在有其他说得过去的选择下,仍然选择了帮助他人,即便这个选择对自己意味着危险。

   如果认真回顾过去五十多年中国人民反抗共产党暴政的历史,可以无愧为英雄称号的实在是太多了。伟大的俄国作家索尔任尼琴曾经说过,许多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反抗者的名声大多是由于统治者的“仁慈”。当我在《古拉格群岛》里读到他这个见解时曾数次想到,老天爷一定不想让俄罗斯灭亡,才会让索尔任尼琴这位大英雄虽九死仍能一生,给我们留下这些宝贵的文字,老天爷一定也无法做得更好一点儿,使得无数英雄无名而终。考虑到这一点,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掘残酷上历来不余遗力,许多英雄的名字我们已经永远无法知道了。但是我们总不至于连那些老天给我们留下的伟大姓名也忘得一干二净吧?

   我们不应该忘记林昭女士。在黑暗年代里发动的那场无比残酷的运动中,她既不是当时鼎鼎大名的右派,很多年之后也不曾被尊为鼎鼎大名的英雄。她其实完全可以幸运地逃脱而不受任何谴责,毕竟,我们今天不该过份苛责她的同龄人。她最初甚至没有想得太多,也曾有过困惑,可是有一条她做到了,没有人能迫使她说谎,没有人能胁迫她参与迫害,没有人能让她对邪恶妥协。我们曾经看到那些高官们在文革中摇尾乞怜的丑态,包括那位后来说一不二的总设计师,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说得如此不堪(其实他的确不是什么东西,林昭女士的死与他大有关系)以求保全性命;曾经看到过那些社会名流如何啐面自干,甚至逢迎般地献出自己的尊严。索尔任尼琴曾说过: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都重。如果我们想到那个时代的谎话使多少毫无人性的狗官们官运亨通,使多少无辜百姓家破人亡,就应该能够体会到一句真话的分量。林昭,这位从未低头认罪的“右派兼反革命”,是值得我们后人尊敬的英雄。

   我们应该记得顾准先生。他本来是可以做大官的。说起来过去、现在或不远的将来那些在中国执掌生杀大权的大小官吏们,还不大多是“混”字诀、“痞”字诀运用自如之辈,以他的才具应不难看出如何适应官场才能升官发财,何必去追求那些会有杀身之祸的“真理”呢?他经历了这个残暴政权所能给予的几乎所有形式的迫害,罢官根本微不足道。他说过:我手上没沾有别人的鲜血。别以为这般保持“清洁”是件容易事,经常是你拒绝别人的鲜血上身,就得准备赔上自己的鲜血,何况在有些人眼里,自己的顶子少不得要用他人的鲜血染红呢。

   经过文革的人,尤其是那些被那些坚信“血统论”的红卫兵迫害的黑五类,应该还记得遇罗克。现在人们说起“血统论”,似乎觉得那不过是违背常识的一种说法而已。殊不知文革对常识的否定达到了极致,你说几句疯话(比如宣称你可以十天不吃饭)可能并不打紧,你要是讲几句常识,真会导致杀身之祸。想想那时可曾有过什么人敢说“没有人能活一万岁”这句常识吗?和当时的时尚相反,年轻的遇罗克坚持讲常识。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遇罗克自己就被压在最底层。其实受压迫最深的有时不一定会反抗而会选择逃避(尽管有时无处可逃,尽管这也可算是一种反抗),至少不一定敢于选择遇罗克式的反抗。据说后来是那位人民的“好”总理亲自下令杀害了遇罗克。别的不提,数一数中共的最高级领导,有几个出身是赤贫?毛泽东自己就不是红五类,周恩来自己的家庭黑得可以开染坊了,不用什么推理也应看出“血统论”毫无道理,把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一起都骂了。但是这些手握重权的家伙们就是没有人有种敢跑出来讲讲常识,兼带为自己的老子老娘讲句话。民间有不少回忆遇罗克的文章在流传,读起来是十分感人的。人们常常会为英雄不能忠孝双全而感叹,遇罗克是个例外,他是史上不多见的忠孝两全的英雄。

   当然还有很多值得一说的英雄,不过我想在这里特别提一下杨建利。想起十几年前六四之后在美国的反对共产党的大潮中涌现出的众多名人,现在都在哪儿呢?那时有喊着要搞军运的,有要建电台用无线广播轰炸北京的,听着一个比一个更勇敢,主意不“邪”不算好汉。在其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大夥儿就只对趁热搞绿卡真上心,再过两年,回去合作的、输诚的、曲线救党的,依然热闹非凡,只是都装着不认识绿卡上的血色,哪里还记得那些倒在长安街上的冤魂?这大概就是受过教育的好处,绝对不愁为自己的无耻找到“光明磊落”的借口。人的确很是脆弱,明摆着的好处为什么放过,反正又不多我一个,反正我又不是第一个?明摆着吃亏的事为什么要做,反正又不缺我一个,反正我又不该排到第一个?杨建利从来不是这样的。看看杨建利这些年走过的路,可以说他一直是“反时尚”的。这,简单地说就叫做英雄气概,林昭,顾准,遇罗克,哪一个不是这样?还记得那年江泽民跑到哈佛大学去卖弄,许多“心向祖国”的花朵都向着他们的主人大大地开放了一把(要说还是美国的水土好,如果把这些花朵送回“祖国”去栽植,先不说得活不得活,花朵自己就会哭得花容失色),而杨建利就敢站在江泽民的对面直声谴责共产党的暴行。我当时听到报导就想,先不说因此杨建利在国安部挂了头号,要是那些花朵们想使自己开放的颜色更红一点儿就够他招呼的。不过他并不止是具有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固然让人肃然起敬,但要是只有这点,或只满足这点,距离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政治家就差得太远。杨建利不同。他有持不同政见者的勇气,但从不以此炫耀,更不曾以此满足。他持续不懈地系统地学习现代民主理论。与此同时他自觉地担负许多要费气力、舍名声的实际责任,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台前台后,理论实际,他没有拿不起来的,只有他没办法放下的。通观海外民运众多人物,象他这样有学识,敢担当,言必信行必果,敢怒却慎言,文雅且幽默,既能坚持原则做诤友,也能宽宏原谅为善朋,对强权从来不惧,对弱者始终不弃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如今他坦然走回自己的祖国,背对着功名利禄,面对着黑暗和艰难,我们不用具有他的道德勇气也应该敢于喊出一句:杨建利是个英雄,是个大英雄。

   在今天的中国,做官的无法无天,做百姓的敢怒不敢言,社会和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且看不到使这个趋势缓解的可能,更别提扭转了。大家都看着共产党怎样把中国一步步驱往更加危险的方向,却感到无能为力,我自己何尝不是同样,有时绝望的痛感会变成冷漠与麻木。初闻杨建利回国一事,心中也只能暗叫一声:好汉难为呀!长叹过后也为中国尚有踏实苦干、不惧艰难之人而略感欣慰。我们这些在海外居住的朋友们应该利用自己享有的有利环境而为杨建利呼喊。我们都知道那个残酷的政权从来就是崇拜恐怖和暴力的,它多少年一直认真做的一件事就是力图把反抗者消灭于无声之中,如索尔任尼琴所揭示的那样。正直而善良的人们应该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表达对暴政的愤怒,表达对英雄的支持,以示天道不孤,有道者不孤,为我们危急的民族,为被埋入黑暗的英雄,为无愧于祖先和后代,也特别为我们自己。

   常有人说英雄大多不自量力,因此英雄大多演出悲剧。不能不说这话也道出一份真实。如若英雄倒在刽子手的手下,而众人在一旁不忿,这剧就悲得有限。其实,英雄的悲剧更表现在,当时大多数人不敢公开接受他们,而令后人读史时掩卷长叹。如似这般说来中国的英雄时代就没有过去,因为英雄们仍然难为怯弱的群体接受。这自然是我们的不幸。一般地讲,英雄总是因恶劣的社会环境或恶性的社会事件而产生,而英雄正是希望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在我的理想境界中,在那样的时代里,杨建利们能够像常人一样,和他们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在一起自由地过上欢乐的日子,而不是被无端地被囚禁于专制者黑暗的牢房之中。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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