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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道路党发表关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二十点主张

【博讯8月17日消息】    中国第三道路党关于解决中国极为严重的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二十点主张

   中国农业存在着巨大危机,面临着大面积破产的危险。中国农村日见衰落,城乡差别越来越悬殊。农民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在中国是最低的,处于社会的底层。农民(包括已经进入城市的民工、小商小贩、保姆等)干的活最脏最累,收入最少,受到的剥夺却最多,税费负担比城市人要重得多,还要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如果说美国等国家有欺压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种族问题,印度有贱民问题,那么中国的农民就是中国的黑人、贱民。中国农民的不满情绪,就像一座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

   农民是中共当年打天下的主力军,对革命贡献最大。在革命时期,可以说,中共就是一个农民党。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在经济建设中,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做出了极为巨大的贡献。建国以后,中共逐步忘记了农民,虐待、歧视、盘剥农民越来越严重,农民已经被逼得没有活路了。中共对不起为它做出牺牲最多,受到困苦最多,并且最听话、最忠诚的农民。中国的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是整个国家的最大问题之一。中国的农民真是太苦了。农民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中国有公民,城市人一定要关心农民,同情农民。 (博讯boxun.com)

   就是不讲感恩,也不讲同情,只从政治上讲,也一定要解决三农问题。中国的三农已经出了大问题,解决不了,整个国家就完了。不说别的,如果农民在农村活不下去,其中一部分--几亿农民拥进城里来,城市就会大乱,整个国家就会大乱!

   中国的三农问题为什么这样严重?从根本来讲,就是中共在农村不再代表农民的利益,而是代表在农村的当官的、有钱人的利益;中共在城市不再代表民工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共特权阶层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湖北省李昌平上书事件、江西省保护农民利益的书被查收事件,都充分说明这一点。中共五十三年的执政实际证明,中共解决不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在中国,只有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政党才有资格在中国执政。中国第三道路党是中国代表包括农民在内的,中下层人民利益的政党,中国第三道路党有能力解决中国极为严重的三农问题。

   中国第三道路党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二十点主张:

   一、中国只有实行民主政体才能真正解决中国极为严重的三农问题

   中国的农民生活在社会底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权力和民主权力。简单地讲,就是中国没有由中国的全体公民,一人一票选择执政党,选举国家和各级政府领导人,选举各级议会议员的全民大选。中国农民有八亿之多,占了全国人口的大部分。如果有全民大选,还有哪个政党、政治家敢歧视农民?敢不替农民说话?在专制独裁政治制度的中国,没有民主政治,没有全民大选,也就没有工人、农民、小商小贩等社会底层人民利益的保障。中共垄断国家权力,欺压和剥夺农民,不为农民说话,如果在民主政体国家早就下台了,而在一党专制的中国,却照样可以当政。既然如此,它为什么要为穿得又脏又破,脚上还有牛屎的农民说话呢?中共的这些当官的不是傻瓜,他们用手中的权力去讨好有钱人,帮助有钱人去欺压农民和社会中低层民众,从而换取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很多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组织、个人没有合法的政治地位,不允许它们出来为农民说话。杨子立等人就是因为为农民说话,被抓了起来。李昌平就是因为为农民说话,被迫离职。中共江西省农委书记批准出了一本保护农民利益的书,而被迫检查。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根本原因不在于户籍制度,再在于中国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农民的生活却超过了城里人。政府要农民减少农产品种植面积,主动给农民巨额的经济补偿。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怕失去农民的选票,不敢得罪农民。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中国只有实现了民主政体,农民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才能真正解决中国极为严重的三农问题。广大农民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从而积极投身到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中来。中国第三道路党同时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农民的政治权力、民主权力也不允许被剥夺。中国的人大代表(议员)选举名额应按人均分配,不能城市多,农村少。权力机关不能歧视农民,农民也可以担任公职。农民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包括组织政党,参与人大代表和政府领导人的选举,等。希望中共能认识到实现民主政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保证,不要再为一党私利,反对民主政体在中国的实现了。

   二、国家应对农村减免税费(除少量外)若干年,国家、省、市财政应大幅度增加对农村的投入

   中国的农村,喊了二十年的减轻农民负担,却越来越重。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也不是“费改税”的改革能够解决的。政府的所谓“费改税”的改革,完全是失败的。它虽然减轻了一些农民的负担,但农民的负担仍然非常沉重。“费改税”把很多不合法的收费变成合法收税了。据统计,“费改税”的改革后,农民还要拿出8-9%的收入交纳各种税费,而农民的年人均收入只有两千多元,还挣扎在贫困线上。

   最近,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披露:2001年农民人均收入2366元,其中包括40%的实物收入,实际现金收入1800元左右,这1800元还要有20%做第二年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费用。真正用于消费的现金只有1500元左右。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6860元,是农民当年可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社会福利,如买房折扣、看病报销、教育补贴等,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为6:1。经济学家胡鞍钢披露:城市居民人均税负为37元,而农民人均税负为90元。这些还都是统计数字,中国的统计弄虚作假是严重的,实际数字要比这些数字还要高。这些数字表明,在中国最贫穷的农民却负担着最重的税收。这公平吗?

   至少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国家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每人每月800元,800元以下免税。城市人按这个标准收税,农民也应按这个标准收税。城市人基本上不直接交纳各种行政收费,农民也不应该直接交纳各种行政收费。农民年收入只有两千多元,平均每月只有不到200元,远低于800元的起征点,是不应该交纳任何税费的。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剥夺了农民五十年。国家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农民还是那样的贫困,农村还是那样的破落。工农差别更大了,城乡差别更大了,东西部的差距更大了。

   中国第三道路党主张:国家应该在若干年内减免农民的各项税费,让农民休养生息。原则上农民除土地使用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外,不再交纳其他税收,包括“村提留、乡统筹”在内的各种行政收费也不再征收。对于需要交纳的税费,也应合理负担。收入越高,交纳越多,收入越少,交纳越少,贫困线以下的农民,税、费全免。农业税只有两千亿元,占各级政府财政的十分之一左右,就是不征,各级财政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现在“村提留”成了村干部的吃喝款,“乡统筹”也被乡里挪为他用。农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当然村级财政还是需要的。既然实行了村民自治,村级财政的收支,就应由村民根据有关规定自主决定。村开支要合理使用,绝不允许再吃喝。乡镇级财政、县级财政应由政府财政解决,不能靠剥夺农民。

   国家、省、市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在农村建立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大量资金;(按照目前农民的收入,没有多少农民能够交纳社会保障金,各级财政要给予补贴)国家的生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治理,很多在农村地区,需要大量资金;中国有两亿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扶贫需要大量资金;农村要修道路,搞通讯、电视传输,需要大量资金;乡镇企业的调整、改造,需要大量资金;对农村的部分县、乡镇、村要派工作队下去“清整”,需要大量资金;农村的中小学教育,现在由农民承担,改由政府承担,需要大量资金;还有,支农人员的开支,需要大量资金;县、乡镇政府不再由农民养了,需要大量资金;等。

   上面讲的减免农村税费,增加政府财政对农村的投入,这将造成巨额资金缺口。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减征农业税两千亿元,每年向农村增加投入财政支出三千亿元,差距就是四、五千亿元。这个数字虽然很大,但只要少腐败点,少浪费点就全有了。农民、农村、农业急需休养生息,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性的大事,该做的一定要做。中国是该花钱的地方不肯花钱,不该花钱的地方拼命花钱。中共政府如不保护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的社会中下层民众,光知道让中共那个占人口极少数的中共特权阶层,短期暴富,尽情享乐,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不是政府没钱,而是把钱给谁。这就是中共政府最要害的地方。

   三、农民应组织自己的组织,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国家在农村应允许农民组织农会,在城市,应允许民工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宪法给予公民的权力,中共剥夺农民的这个权力,就是违反宪法。中国建立有有钱人的组织--全国工商联(即中国总商会)。既然商会允许存在和发展,就应允许农民、民工和其他中下层民众的组织存在。八亿农民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组织呢?农业部居然规定企业中的农民工不是工人,不允许组织和参加工会。我们知道,他们就像旧社会的“包身工”一样,受到最严重的剥削和压迫,而受不到政府的任何保护。中国的“社会主义”,连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的资本主义都不如。这就是现实。

   在邓小平时代,特别是江泽民时代,中国出现了对工人(特别是民工)、农民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劳资矛盾尖锐,职工与企业领导层利益冲突越来越多。国内多次出现工人大规模上街抗议的工潮,出现罢工和怠工,出现闹事,出现农民聚众抗议活动,出现打砸抢,出现个别人的暴力抗争(杀死企业领导人)。这些不免会造成对社会秩序,对经济的严重破坏,甚至会引起全国性的大动乱。劳资双方的矛盾,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这就需要有真正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工会、农会。对于企业领导方和资方来说,与一个讲道理,有远见,懂得斗争策略,能够控制住工人、农民情绪的工会、农会谈判,远比与众多的,水平较低的个人、小集团的不讲规则的,甚至是暴力的争斗要好得多。

   在中国,官办工会往往不被工人所拥护,因为它们是由企业管理层所控制的,于是由工人自己组织的独立工会纷纷成立。独立工会被中共所严格禁止。而在农村,则根本不允许成立农会。中共是靠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起家的,而今天中共政府却害怕独立的工会、农会的存在和发展。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共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了。中共政府如果还代表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会害怕独立工会、农会吗?其实独立工会、农会都是非政治性的组织。它们的要求都是经济利益的要求。只有在其合法、合理的经济利益长期地得不到解决,而国家权力机关严重庇护企业领导方和资方时,才会转为政治斗争。对独立工会的压制,会使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独立工会、农会是会帮助政府的和执政党的,会起到缓解劳资矛盾,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的。所以中共禁止独立工会、农会的做法,把组织工人运动的工人领袖抓起来的做法是极其愚蠢的。

   中国第三道路党支持农民、民工成立自己的农会、工会组织,支持它们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斗争。坚决反对中共政府放纵党内外资产阶级对民工、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歧视、污辱,使得社会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尖锐的做法。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政府要认真、坚决地执行《劳动法》,绝对不允许对民工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国家要制定保护农民利益的法律。农民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应受到国家的特别保护,不允许对农民的歧视、压迫、剥削。

   四、要搞好村民自治,就要反对“党的领导”,中共村支部必须向村委会交权

   中国村民自治是失败的。关键在于大权还在由上级任命的中共村支书和中共村支部手中。在所谓的“党的领导”下,村民选出来的村委会、村长没有权力,这种村民自治没有实际意义。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法律规定,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官由村民直选。村里重大事务,由村民根据有关规定,自主决定。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国家权力是由中共垄断的。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假使中共是合法的执政党(实际不是,因为未经过人民的选择),它的各级委员会也不是权力机构。中共村支部当然也不是权力机构,它只是一个社会团体,由它把持村里的大权是非法的,村支部必须向村委会交权。村民自治的关键在于村民是否有真正的权力,比如,对村里大事的创议权,对村干部的监督权、罢免权等。在真正的村民自治的制度下,村委会、村干部就会廉洁,就会代表村民的利益,为村民服务。

   所谓的“党的领导”就是各级当权者个人的领导。我们要除去“党的领导”神圣的光环。中共鼓吹“党的领导”,就是宣传一种对中共的迷信和崇拜,这与封建社会的“皇权至上”是一样的。中国人民应从这种思想愚昧中解放出来了。中共曾经是个优秀的政党,但它是会变的。仅从中共的腐败,甚至超过在大陆失败时的国民党的腐败,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党的领导”的荒谬。如此腐败的政党有什么资格要人民去迷信和崇拜?

   现在当官的,只讨好上级领导,因为权力是上级领导给的。这就是“党的领导”的实质。这个政治制度一定要改变。要使当官的去讨好老百姓,就是要使当官的权力由老百姓来给。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这只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把这句话变成现实。

   五、对部分县、乡(镇)、村派工作队进行“清整”,搞好县、乡(镇)的干部队伍建设

   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县、乡(镇)、村的领导班子全烂了。他们与旧中国的恶霸地主,贪官污吏没有什么两样,专门欺压和盘剥农民。在这些地方,黑恶势力影响很大,要解决问题,就要由上级政府向这三分之一的县、乡(镇)、村派工作组,搞类似过去“四清”式的“清整”。“清整”要坚决反腐败,不准领导干部滥用职权盘剥农民,清查冤假错案,要对原干部抓一批,判一批,撤换一批,除名一批。要彻底解决吃喝风、公车风,乱收费,违法执法等一系列问题。“清整”不是搞阶级斗争,一切都要依法进行。

   主要在城市动员一百万工作队员下乡搞“清整”。工作队成员可公开招聘。条件是:1、初中以上文化程度;2、对农民有感情,愿意做出一定的牺牲;3、没有腐败、犯罪问题,正直、有良心、守纪律,有一定工作能力;4、有政治水平,懂法律,懂政策,了解社会;5、60岁以下,25岁以上,身体尚可;6、能外出工作一年以上;7、对“清整”工作有正确认识。

   工作队成员的一部分,如自愿,可在工作队任务完成后,留在农村的乡镇、县的权力机关担任干部。现在很多地方的干部队伍存在着严重的本土化、宗族化倾向。要以外来干部(主要是城市来的干部)向本地干部掺砂子。要对农村干部进行培训,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县级干部要进行交流,不要在家乡任职,不要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解决农村的问题,搞好农村各级权力机关的领导班子是最重要的。否则,给再多的钱,农村工作也不可能搞好。优秀的干部队伍,绝不是大学校园里可以培养出来的。强调干部队伍的高学历、洋学历是错误的。在大学文化程度普遍的英国,前一届的英国首相只有高中学历。当干部不是搞科研,不是研究学问,他更应能读懂社会这本大书,更应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更应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来的优秀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城市的领导干部很多都应出自这批农村工作队。

   六、在三年以内,建立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完整的,它不包括农村,也不包括进城的民工。这实际上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的原则。实际上最应该实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地方和人群,不是城市,不是城市居民,而是农村,是农民。因为他们最穷困,最需要得到国家的帮助和救援。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国力远低于现在,但社会保障体系要比现在完备得多。那时农村有五保户,有合作医疗制度,有免费的中小学教育。而现在这些全都不存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思想感情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中共政府还是人民政府吗?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之一。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就会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要搞特权资本主义,就会千方百计地,以种种借口反对建立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第三道路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中共实际推行的特权资本主义。中国第三道路党主张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农村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贫困地区,更应首先建立,这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在这些地区,社会保障费是收不上多少的,所以要国家和地方财政进行补贴。农民的收入达到贫困线以上,征收社会保障金,达不到的,不征收。一说到给农民以补助,中共政府官员就哭穷。中国少搞些奢侈豪华,资金早就有了。江泽民一个总统豪华专机就是十亿元,一个超豪华的国家大戏院就是三十多亿,每年光公车腐败就要支出三百亿以上,光大吃大喝就要花掉一千亿以上。中国的经济实力,完全有能力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国家财政、省、市财政有关社会保障的支出应从现不到5%增加到20%左右,主要补贴农村。

   建立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一个赔本的买卖。它带来的是社会的安定,是阶级矛盾和冲突的弱化,是人口素质的提高,是对城市压力的减轻,是经济的复苏和更快的发展。

   七、改变土地承包制的农村经济制度,实行耕地的非国有化和自由买卖

   二十多年前实行的土地承包制,对解放农村生产力曾起过很大的作用。承包制是特定情况下的办法,只能是一个过渡。土地承包制对耕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地承包制早已没有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反而演变成了官员所有制。村、乡级官员依靠手中的权力,白白占有土地承包费。农村很多地方出现了村官、乡官将出售土地和集体财产所得的资金,占为己有和挥霍一空的事件。土地承包制搞了二十多年,农村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实际的土地承包,并不公平,有权有势分好地,无权无势分坏地。土地承包制,虽然讲了二十年不变,但实际是经常变,因为耕地的所有权不在农民手里,一纸文件是靠不住的。权力在当官的手里,农民无权无势,无法与当官的抗争。出现了纠纷,司法也很难介入。只有改变承包制,实行了耕地私有,农民才会放心,农民的利益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改变土地承包制的农村经济制度有利农民、农业企业对农业的投入,才能推动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的解放。

   中国第三道路党主张:政府将耕地(宅地及林地、草地等)卖给农民,实行耕地可以私有,可以买卖的制度。

   在城市人中,有两部分人可以通过改制获得利益。居住在公有住房的国有单位职工,可以获得比较便宜的住房,或得到补贴。一部分国营企业的职工,通过改制,可以获得企业的部分股权。工人阶级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了,而中国的农民却是一无所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实行耕地可以私有和买卖制度。使农民从无产阶级变成有一些资产的小有产阶级。

   有人主张把耕地无偿地平分给农民,但这很难做到真正的公平。我党主张卖给农民,主要不是为了获得资金,而是为了尽量地做到公平。比如:好地、坏地,以价格找平。因人口等原因多得到耕地的,也需要多出些钱。有人说,一些农民很穷,没有钱买地。注意,我们主张的是政府是以低价将耕地卖给农民。这个低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农民如没有资金,可以部分耕地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耕地私有和可以买卖,可以提高耕地的使用效率,避免耕地的撂荒。种田大户如要扩大生产规模,可以通过耕地买卖买到耕地。部分农民要进城,可将耕地以市价卖出,获得到城市安家和发展的最初的资金。农民如参加合作社,可以以耕地作为资产入股。已经是集体所有制合作社的地方,农民不愿意再把耕地分开的,政府可把耕地卖给合作社。

   耕地私有并非农村私有化,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在中国农村,两极分化早就有了。贫穷的农民有了耕地,多少有了一些财产,比现在的一无所有要好。现在承包的耕地,不能出售,就是租出去也不合法,有等于没有。农民多数会拥护耕地卖给农民的。

   目前,农村实行的是以行政村划分的合作社,这是一个假集体所有制,实际农民都在单干。要撤销这种假合作社,改为包括个体、私人、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混合经济体系。乡(镇)、村要搞政企分开,村委会、乡(镇)政府不直接拥有和管理企业。村、乡的财产,集体企业的股份要分到农民个人,明确产权。要鼓励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联合组成真正的股份制合作社,但不强制搞合作化。要鼓励搞“公司加农户”的生产、销售联合体。除了集体所有制外,也要允许和鼓励私有农业企业的发展。这就是要扶助各类的农业专业户,使其发展为大规模生产,雇佣农业工人的私人农场。

   八、国税、地税合并征收,县、乡(镇)要减少数量,精减机构和人员

   这几年搞的分税制是失败的。中央政府得到了好处,但把地方坑苦了,特别对贫困地区,甚至搞得县级领导都发不出工资。县、乡(镇)政府没有财政收入,只好向农民要,把农民盘剥得太苦了。地方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搞地方保护主义,鼓励小煤矿、小矿山围剿国营大煤矿、大矿山,不允许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区销售,对本地生产的质低价高的商品实行强迫销售。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这种分税制是为小利,而毁全局的办法。要改回去,重新实行国税、地税合并征收。税收的分配应采取合理负担的办法,富裕地区,上交中央多些,反之少些。要照顾贫困地区,有的不但税收要全部留下,而且上级政府财政还应给予补贴。这不是吃财政“大锅饭”,因为对经济落后地区不扶助,它很难发展起来。财政上让它过得去,再派好的干部去,通过几年艰苦奋斗,经济是可以搞上去的。所以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补贴会越来越少,没有什么可怕的。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乡镇是最低一级政府,其财政如不能自行解决,应由上级政府解决。国家、省、市财政,要补贴贫困地区县、乡(镇)级财政。对县、乡级政府不再提财政收入指标要求。县、乡(镇)政府要精减机构和人员。除了公务员以外,县、乡(镇)还要大大减少其他吃“公家饭”的人。有统计:乡(镇)级:八十年代初,干部人数为20人左右,而现在达到120至150人。县级:八十年代初,干部人数为200至300人,而现在则超过了一千人。县、乡(镇)政府应精减机构和人员一半以上。应该是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吃“公家饭”的人应越少,而不是越多。除了对现有县、乡(镇)政府进行精减机构和人员外,全国要实行部分县、乡镇合并,全国可减少县、乡镇数量1/3到1/5。

   九、允许居民自由迁徙,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大批农民进城,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程度很低。按户籍讲,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城市化程度只有20%。实际上,由于两三亿农民进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应有30-40%左右。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仿的国家,城市化程度都在50%以上。所以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仍然低于应该达到的水平。应该看到户籍制度的落后,造成的巨大浪费和对进城农民的歧视和不公。有的人在城市里已工作、生活十几年了,全家都在城里,却没有户口,成为了城市边缘人。城市边缘人现象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他们在农村盖房子又不住,每年往返于城乡,不能放心地,合法地在城市里置业和发展。城市边缘人,得不到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受到城里人的歧视,受到有钱人的压迫和剥削。

   中国第三道路党主张:允许居民自由迁徙,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大批农民进城,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将大幅度减少农村人口,有效地减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城市的发展也有好处,会很显著地增加各种消费。制造行业、建设行业、环卫行业、零售行业、餐饮行业等从业人员主要都是民工。大城市出现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也需要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城市化有利中国人口素质的大幅度提高。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时间表:十年内,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应超过70%。

   中国大中小城市都要发展,不要只强调小城镇的发展。在人均国民收入三千美元以下,主要是大城市发展。三千美元以上,中小城市才会大发展。中国会出现两头大发展的情况,一方面并村为镇,(下面要说到)一部分农民集中于大村和镇;一方面一部分农村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成为城市居民。中国大城市的膨胀,出现很多超级大城市,甚至发展为城市带,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国人多,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城市要加快经济发展,比如使制造业有较大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中国大约有三亿农民生活在城市里。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应是居住地原则。迁移户口,原则上不允许收费,但早期,为了防止要求进入大城市过多的情况出现,对在该城市实际居住时期较短的人,可以适当收费。

   十、要有大农业思想,积极改善生态平衡,发展农业生产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要改变以粮为纲的过时认识,要减少耕地,对低产田要全部退耕。要改变农业结构,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搞多种经营,发展林业、牧业和各种行业。要建立农产品专业生产带。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要加快对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地方的投入,遏制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水土流失地区、土地沙化地区、蓄洪地区、干旱地区、水源保护地区等,都要进行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中国的生态问题主要是人的不当的生产、生活造成的。要减少耕地面积,封山育林;要减少牧场面积,封场育草;要恢复湖区,提高蓄洪能力;必要时要进行生态移民。对于受到损失的农牧民要给予以补贴,要安排好农牧民的生产、生活。

   要建立农产品专业生产区,加大农产品销售的投入,减小农产品销售风险。农业要专业化、规模化、高效化、产供销一体化。中国农业要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变小农经济为大农经济。要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增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机械装备水平。要对农业进行防灾治理,减少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危害。除了发展传统农业以外,农村还要改善基础设施,通电力,通电讯,修好路,种好树,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积极发展农村旅游业、休闲业、农村居住业,让一部分城市人到农村旅游、休闲、居住。尤其是在大、中城市郊区和高速公路附近,更应通过新兴的行业来发展农村经济。

   十一、应设法使农村留住农民,不要造成农村经济毁灭性打击

   中国的城乡差别很大,农民一下子都拥进城市,也会出现大问题。特别是户籍制度一旦改革,允许自由迁徙后,农民会不顾一切地蜂拥入城。城市是不可能接受这么多农民的,而且农村经济也会受到毁灭性打击。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政府应努力缩小城乡差别,设法让农村留住人口。应积极地发展农业经济,鼓励向农村、农业投资,鼓励城市人到农村创业。对荒山、荒地,实行谁开发,谁所有的法律规定。农村如果能够做到税收低、物价低、环境好、也有发展机会,也有社会保障体系、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电力供应、电视等,就能够留住部分农民,还会吸引一部分城市人到农村来。农村不能只剩下妇女、儿童、老人,应有一批农业生产、技术、经营的能人、强人留在农村。农民进城,不能盲目。要告诉农民,到城里去,谋生不易。城里物价高,工作难找,对求职者教育程度有较高要求,并不适合一部分农民去。政府要创造条件,使农民在农村也能发家致富。在发达国家,农民要比城市里的工人富裕得多。中国早晚也应出现这种情况。

   十二、要加强农村的法治建设,解决县、乡级公检法的问题

   中国农村治安问题十分严重,盗窃成风、治安事件时有发生。在很多县、乡(镇),土皇帝,黑社会都有,有的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就是黑社会的头子,县、乡(镇)某些领导就是后台。一些县级干部子弟也成为称霸一方的恶势力。农村普遍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县、乡(镇)、村的干部及家属结成了利益共同体,相互包庇,相互纵容。这些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他们最怕农民上访。很多地方,公检法机关的问题是严重的。各级党政官员动用公安人员、民兵非法执法非常普遍。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政府不但应允许,并且要支持农民上访。上访是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从中央到地方都应热情地接待上访人员,并且切实解决问题。要相信老百姓是讲道理的。通过上访,可以揭开很多问题的盖子。要切实解决农村的法治建设问题,打击黑恶势力,查清和平反冤假错案。中央、省、市级公检法也要下乡,到县、乡镇一级去检查、指导工作。县、乡镇公检法出问题的,一定要查清和处理问题,必要时,换人。政府要鼓励农民打官司,国家专门设立基金给农民请律师,帮助农民打官司。农村要加强道德的宣传教育工作,要改变不好的风俗习惯。要提高妇女的地位。中国的新闻媒体应帮助中国的弱势群体,农民就是弱势群体,要报道农民的真实情况,反映他们的呼声。新闻媒体应起到惩恶扬善,主持正义的作用,而不要做有钱有势者的传声筒。

   十三、推动农村教育、医疗、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农村,教育竟然由农民出钱维持,政府财政基本上不管。中国有个“义务教育法”,在农村根本就不实行。中国至少有一亿多名青少年无法完成最基础的小学教育,成为新的文盲。而政府却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在城市的学校,特别是名牌大学。造成了城乡教育水平差别的悬殊。中国农村的教育远不如毛泽东时代。

   中国第三道路党主张:民办教育要全部改公办。贫困农民子女上学,国家要全部包下来。教育改为公办后,要善待现在的民办教师,对他们过去的辛勤工作进行承认和表彰,对今后的生活进行安排。国家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给农村,不再给城市。城市中小学,应通过适当提高收费,(一个学生一年一千元左右)做到经费自给。政府一年至少拿出一百亿元,对农民进行扫盲和职业教育、训练,提高农民的文化和技能素质,十年提高三个年级的文化水平。全国农村要在三至五年内普及初中教育。要改善农村的医疗条件,要发展农村的文化事业,要形成农业技术服务体系。

   我们要恢复城市支援农村的制度,比如:教育、医疗、科技、文化下乡等。原则上,城市医务人员应分期参加农村医疗队,每三年有半年到农村去参加巡回医疗工作。基础和职业教育人员、与农村有关的科技人员、文化工作人员等也要经常下乡。

   十四、中国政府在关税上要积极地保护中国的农业

   中国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农业。中国的大宗农产品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中国加入WTO,不能像以前那样搞关税壁垒了。对这个问题一定要认真对待,否则就会造成中国农业的大规模破产。中国三农问题严重,中共政府在入关前没有做好准备,使中国农业雪上加霜。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千万不能因入关而挤垮中国农业。国家要充分利用保护幼稚产业的规定,控制大宗农产品进口,鼓励特色的和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要争取几年的时间完成中国农业的产业结构改造,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最近美国要求日本、欧盟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遭到强烈反对。中国更应理直气壮地保护中国农民的利益。

   十五、制定切实的脱贫标准,国家要继续扶贫

   中共政府制定的人均625元人民币的脱贫标准是没有道理的。按联合国标准:这个标准是人均一天一美元。大约相当人年均3000元人民币左右。中共为了表功,急急忙忙地宣布扶贫工作基本完成,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就是在农村,那里物价低,按人均625元也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中国第三道路党提出,国家要继续扶贫。这个任务的完成,还任重而道远。中国第三道路党主张:把脱贫标准提高到人均3000元人民币。按这个标准,全国大约两亿人没有脱贫,这些人主要在农村。国家、省、市政府都应把扶贫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去。通过富裕地区对口扶助贫困地区的办法进行扶贫,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不是要这些富裕地区给贫困地区多少钱,而是要这些地区派好的干部、科技人员到贫困地区去工作,经过调查研究,科学论证,找出一条脱贫的道路来。对于少数确实是穷山恶水的地区,国家应支持进行移民。

   十六、对乡镇企业进行调整、改造,迎来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乡镇企业曾出现过高速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是粗糙的,不成熟的发展。来潮快,退潮也快。全国除了江浙等地、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的郊区以外,都没有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完成地方农业经济为主向工业商业经济为主的转化。多数乡镇企业渐渐地衰败了,对此很多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都没有透露和报道。乡镇企业的问题是:大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技术设备是大厂淘汰的,非常落后;劳动条件恶劣,经常发生人身伤亡事故;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产品档次低;严重污染环境,破坏资源和生态;经营不善,用人不当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了钱没有用在正地方,有的投资失败,有的挥霍浪费了;等等。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要对乡镇企业进行调整、改造。乡镇企业要集中、成片,不要再分散在村村、户户,要进城。大中小城市都要设乡镇企业开发区,县要集中搞几个工业小区。乡镇企业要提高企业的技术设备水平,生产规模,产品的档次。在对乡镇企业进行调整、改造过程中,要搞关停并转,一大批的乡镇企业要关门。比如中小煤矿、中小矿山,烟花爆竹、小炼铁、小轧钢等。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企业,全部要关闭,一些低效益的企业也要被淘汰。对被政府批准的企业在关闭时,要按赎买的政策办理,职工按失业工人的办法办理,尽量减少矛盾和冲突。

   国家对中小企业要保护,要普遍地减税、免税,其中包括乡镇企业。中国乡镇企业最严重的问题是人的素质。农民要克服保守、自私、近视、排外的思想。应鼓励城里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技术工人到乡镇企业工作。对乡镇企业职工要加强培训。乡镇企业要发展,市场、技术是大问题,乡镇企业应更多地上新技术、新产品,要强调专业化发展,突出本企业的特点和优势,为大中型企业做好配套、服务。政府、大中型企业、科研教育部门要加强对乡镇企业的指导和帮助。我们相信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二个春天一定会到来。

   十七、动员城市人到农村工作,施展才能,成为农村的各方面的骨干

   城市人和农民的文化、素质差距很大,这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城市人在城市无法发挥作用,施展抱负。实际上很多城市人更喜欢在青山绿水中生活、工作。三十年前搞过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伤害了很多人。其实如果是只是要城市青年到农村工作一、两年,然后回城,是会被很多城市人接受的。

   中国第三道路党主张:应积极地动员一部分城市人到农村工作,施展才能,成为农村的各方面的骨干。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是: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所为的。不要一江春水向东流,只有农村人进城,没有城市人到农村工作。也要城乡人员、人才的优势互补。我们可以鼓励城市青年以志愿者身份到农村短期工作,使他们接受锻炼,改变思想观念。政府应实行一系列鼓励城市人到农村工作的政策,比如:家仍然可以留在城里;工作一、两年后可以回城。只要我们实行了正确的农村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农差别、城乡差别都会迅速缩小。应逐步改变务农或在农村工作低人一等的偏见。现代化的农业并不比其他行业科技含量低,现代化的农村更适于人类居住。

   十八、做好农村金融、保险、农产品收购贮存工作

   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地下钱庄,这是残酷剥削农民的高利贷。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对此光禁止是不行的。毕竟存在着农民贷款的需求。而国有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往往不办理农民贷款。政府应要求国家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主要为农民服务,为农业服务,不准从农村撤出来。要有对农民的小额贷款,对乡镇企业的专项贷款。但是,这些还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对资金的需求。所以对地下钱庄应疏导为主,禁止为辅,使地下钱庄从地下走到地上,成为股份制的民办银行(信用社),从而有效地取代农村高利贷。对农民、乡镇企业的贷款,风险毕竟较高,因此利息可以高一些。

   农产品的生产、销售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要实行农产品生产、销售的保险。中国的保险公司因对农产品保险赔得多,赚得少,所以纷纷退出这个领域。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有风险,才会有保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主要是保险方案的设计问题,还有保险区域过小,每年农业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的。政府财政应支持农产品生产、销售的保险事业的发展。

   中国第三道路党支持现政府实行的,建立国家、省、市农产品储备资金和仓库,调节丰歉,避免“谷贱伤农”的做法。现政府在具体操作时出了很多问题。国有粮食系统,近年因收购和贮存粮食,竟然赔了几百亿元,这里面主要是由于腐败无能造成的,但也有没有及时调节农产品种植计划的原因。政府一定要设法避免农民种植的农产品无法出售,和被迫低价出售的问题。

   十九、合村扩地,撤乡建镇,对农村进行准城市化建设和管理

   中国农村居住过于分散,这使得很难对农村进行现代化改造。中国第三道路党主张:根据客观条件,在积极宣传、试点的基础上,遵循农户自愿的原则,进行合村扩地,撤乡建镇工作。农民应尽量集中居住,要普遍住楼房,逐步收回自留地、宅基地和坟地,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土地有效利用率。合村后,一些乡政府所在地人口增加,这就创造了条件撤乡建镇。

   在集中居住的乡镇搞准城市化设施和准城市化管理。普遍使用电力,煤炭为主要民用燃料;普遍拥有完备的通讯、电视设施,有自来水、下水道、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普遍建立完备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设施;普遍对乡镇街道进行改建。

   二十、继续发行巨额国债,在农村建设很多个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全面改造农村面貌

   上面第二点提出各级财政要增加对农村建设的投入,但仅仅是财政支援还不够。中国第三道路党主张:国家还应该通过发行国债的办法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现在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今后通过发行国债进行的建设工程,应从城市向农村发展,不能越搞城乡差别越大。中国农村不能成为穷乡僻壤。国债建设涉及农村的,首先是生态平衡建设工程,防洪工程。还应逐步向农村的道路工程,村村通电、通电讯、通电视工程,以节水为重点的水利建设工程,等发展。

   国债发行多些并不可怕,关键要带来经济效益,投入一元钱,要产生两元、三元的效益。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消费,减少农民进城对城市的压力,还会吸引一批城市人到农村工作、居住。

   国债建设要防止不讲经济效益,防止浪费。还有大搞楼堂馆所,追求豪华奢侈的做法都应禁止。根据以往的教训,国债投资用在农村一定要防止搞花架子。建设一定要尊重自然规律。比如,三峡工程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工程。

   历史的发展将证明,中国第三道路党是中国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中国第三道路党的主张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唯一正确的主张。中国第三道路党呼吁中共政府采取解决三农问题有二十点主张。中国第三道路党关于国家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提出,表明中国第三道路党有强大的执政能力。而中共的执政却不怎么样,已经江郎才尽了。中国的政界,中国的民众应及早地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的广大农民兄弟如果知道这二十点主张,一定会欢欣鼓舞,希望能看到我党主张的人把它告诉农民兄弟。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各政党、组织、个人能够支持和宣传我党的主张,通过社会压力促使中共政府实行我党的主张。我党的二十点主张欢迎中国各政党、组织、个人附签。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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