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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军:《谁杀了林彪》第七章:风声雨意

【博讯5月17日消息】 第七章:风声雨意

  一九六六年初,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湖南。

  他本来打算多住些日子,想把几件事情处理一下。

  一是到老家看看。从二线杀回来的红色复辟行动开始后,进展一直不很顺利。一九六二年,他暗地里唆使江青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文化部先就不同意。他们难道不知道江青是毛泽东的老婆?知道是知道,可是还有比毛泽东更有势力的人物。能扶竹竿不扶井绳,人就是这样。后来她去找《人民日报》的李希凡,想请他写,人家也不写。江青抱怨说:“当年那个敢批俞平伯的小人物,现在是中人物,甚至大人物了。人家不干。”毛泽东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不是先前了。”

  象这样的事情,多得是。北京这座城市,毛泽东几乎拱不动了。刘少奇才经营了几个年头,就这样水泄不通针插不进,真也是本事。大跃进之后,上层很多人对毛泽东的不懂经济擅于幻想喜欢胡甏已经形成了共识。对比毛泽东,刘少奇的思想就实际得多,工作作风也比毛泽东扎实得多谦虚得多,容易相处。这些因素,使刘少奇很容易就建立了自己的基础和威信。那些原来是毛泽东朋友的人也都领教够了毛泽东叱咤风云游龙性格,开始投靠做事认真细致的谦谦君子刘少奇了。

  毛泽东非常恼火。他完全陷入自己性格中的弱点中去了。这个弱点就是:越是干不成的事情,他越是想干成;越是轻易能够成功的事情,他往往放弃。一般人想,一件事情难以做成,要么是自己能力有限,要么是那件事情根本就不应当做。成其能成者,不成其不能成者,顺其自然,就是顺从天意。可是毛泽东不同。如果一件事情没费多大力气就做好了,他觉得索然无味。如果一个对手很容易的就被打倒了,他觉得对自己是一种羞耻。他形容自己是一条专啃干骨头的狗。

  他坚决地要返回第一线,要重振雄风,内圣外王。他就象一头倔强的驴,为此不惜一切。在他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时,刘少奇还不知道自己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实质。不久前在四清性质上和刘少奇发生激烈争吵后,毛泽东决心尽快将这个敌人,连同他的那些羽翼,一起除掉。党内的,政府内的,军队里的,上上下下,一个不留。

  这是一场巨大的战役。因为这不是简单地清除一两个人,而是要清除一大批,而且不能用行政命令和简单的军事行动去做。要名正言顺,叫人说不出不是来。而且,中国也确实需要一次普遍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他想。既然如此,三年五年也许弄不完。应当在大战役打响之前再到老家去看看。那片土壤中洋溢的气息是产生这种性格的基础。他要再闻一闻那块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根基,就象水手出海前要检查锚和舵似的。

  第二,是想去看一位算命的道士。

  毛泽东相信风水命运,但是敢于向命运抗争。一句话,信而不服。母亲信佛,将因果报应的种子扎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毛泽东本人则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儒家那些东西,不用说了。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从精英价值到参与意识,他即使嘴上不承认,实际上是接受了。他偏爱道教,尤其是道教中的邪门歪道,他觉得最有意思。他喜欢道教的出世与入世说,多次赞扬朱光潜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说法。文学上他喜欢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风格,也喜欢老子那种激烈与慷慨。他喜欢悲剧,佩服悲剧的力量。《红楼梦》展现的悲剧力量叫他叹息再三。他认为如果用道教的宗旨,而不是用佛教的色空说来写,这部小说将会更成功,更中国化。

  因此,他从来不轻视方士与卜者。衡山有一道士,多少年前就知道他很灵,一直想见识见识,可惜没有机会。他这次要去找那个道士算命,请教几个问题。可信则信,不可信做个参考,心中有数也好嘛。

  然后到井岗山游览。

  那是毛泽东的发迹之地,起事之所。每一次看井岗山,都有奇特的热情奔涌出来。毛泽东把自己的一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从湖南江西开始的农民起义,辗转几十年,将敌手打倒,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另一件事情就是将要正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他要将对手搞得绝对完蛋,连小岛那样的地方都不给他留下。蒋介石虽然坏,但是公开地和我干,不象刘少奇,和我周旋,围追堵截,不给我留下说话的地方,等我死了一切都变,想暗算我!我必须拿出当年起义的精神,和刘少奇拼个你死我活。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要到井岗山去灌注造反的能源,吸收往昔的精神。而且,毛泽东要在那里将倒刘的具体方案策划好。这大概要两三个月时间。

  然后走杭州、上海,奔赴北京。

  毛泽东很重视这次南巡。这样的旅行也许不会再有了。

  到韶山,毛泽东住进龙口附近的别墅。别墅名叫滴水洞,坐落在三个美丽的水库旁边。

  一踏上乡村的土地,毛就觉得如鱼得水。就象安泰必须贴近大地才能得到力量一样,毛泽东不能长期离开乡村。所有的景物都那样有趣,祠堂、山坡、东池塘、云盘大道、龙头山,无不使毛兴趣盎然。毛背诵起《毛氏族谱》里的记载:龙头山拔地而起,昂首于千山万壑之中,别开生面,山极峻,上有田,土沃泉甘,山坡上有龙口……

  他滔滔不绝地向随从人员讲述故乡的山水故事:“附近山上,有个石头观音。我和那石头有点关系。我前边有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我母亲,她叫文七妹,生下我后就拜石头观音为我干娘,我的小名叫石三伢子。我的祖父毛翼臣的坟墓埋在虎歇坪上。我祖父很有教养,不象我父亲,动辄骂人,不尊重我的人格。”

  乡村给他带来了什么?桃花源思想与乌托邦追求?阶级意识和平民思想?勤奋、贪婪、朴素?残酷、狡猾、刚愎?自信、自卑、自虐?

  “我有个老师叫李漱清,他讲的一句话我还记得:硬就硬,莫激烈;软就软,莫投降。多么好的句子!我就是不甘人下。人没有个性不行。苏联要在我们中国建雷达站,以便和他们在太平洋上活动的舰队联系。我的回答坚决得很:不!赫鲁晓夫说我是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总比卖国贼好一些吧!赫鲁晓夫说了那么多,我只给他一句话:不行!我告诉他,不想听到任何人再提这件事。赫鲁晓夫还算聪明,别人说毛泽东疯了。他说不,但他骂我,说我非常诡诈。

  “哈哈!让他说去。我不是没有缺点,有,多得是。比如,我这个人,口音很重,将‘大石鼓’说成‘大夏果’,把‘滴水洞’说成‘吊须洞’。你们可不要跟我学啊。啊哈。”

  高兴时,他也取笑自己的缺点,轻松一下,别人可以跟着热闹;但如果别人先说出来,而且是他不高兴的时候,那就不好啦。知道的他个性的,会写了座右铭;不知道的,绝对应当知道;就是不愿知道的,他早晚也会叫你知道。

  “不要光听我的,你们也给我讲个笑话嘛。”毛泽东对随他到韶山的部下说。主席发话了,大家立即准备,如勤奋的太监。此时谁先有故事谁就了不起。幸亏警卫员机灵,他先找到一个话题,就说:“我给你讲个陈伯达在长沙宾馆的故事,好不好?”毛泽东说:“好啊。那个书呆子是不是变得更可爱些了?”

  “陈伯达甏到长沙,住在宾馆一号房。”警卫员说:“那是主席曾经住过的地方。后来因为不常接待人,有些地方的铁器就锈蚀了。陈伯达去上厕所。进去时还顺利。可是完了事后,就是出不来了。怎么弄也打不开门。他以为有特务暗害他,大叫大喊起来。后来又大叫有鬼有神,吓得面如土色。最终还是服务员来帮他打开厕所的铁栓……”

  毛泽东说:“那是我的地方。他陈伯达不打招呼就进去,当然出不来。”

  在场的人一阵哄堂大笑。

  到达湖南一周后,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突然来了。

  毛泽东知道有事,临时决定推迟晚饭,先听周恩来汇报。

  “为什么要推迟呢?”周笑着说:“我也饿了。顺便给我一碗饭,不就兼顾了吗?”

  他们边吃边谈,随便中包含着严肃。饭没吃几口,周恩来就停下了。他表情严峻地说:“主席,北京这些日子不太平静啊!”毛泽东问:“嗷,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天塌下来了?总理府倒啦?”周恩来哈哈笑着,说:“倒没那么严重。但是文的武的,都上场了。武的嘛,三十八军正在调动,进驻北京,很多军队将领问我知道不知道。”毛泽东问:“你怎么告诉他们的?都是大将军,不好得罪啊!”周恩来说:“我是这样告诉他们的。按规定,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能调动一个团;林彪同志能调动一个师;再多了,就不是我们的权力了。你们说,三十八军这样一个军的兵力驻防北京城,会是谁的命令?”

  “回答得好。”毛哈哈大笑。“他们还要追查吗?”

  “大家知道是主席调动的,都放心了。”周恩来说:“主席的威信,谁也没法比!”

  毛泽东问道:“你都解释了?大将军大元帅们都平静了?”周恩来接着说:“都解释了,没有问题。不过,此前两星期,还发生过一件事,我必须向主席汇报。”毛停下手里的筷子。周恩来说:“主席,你继续吃吧。饿着主席,我得负责啊!”毛泽东说:“一要革命,二要吃饭。吃饭是为了革命。继续说。刚有点味道。”周恩来说:“事情是这样的。贺龙同志认为北京的公安力量不足,从郊区的军队中调了一个团,到市区帮助治安。他还在体委系统搞了民兵训练,发了一些枪。”毛稍微有点惊愕地看着周,指着周问:“你事先知道吗?”

  周努力控制着,没将寒战打出来。他谨慎地说:“象这样的事,我如果知道,主席马上就会知道。”毛又问:“你以为如何处理为好?”周说:“如果事实如此,别无用意,下不为例。”毛泽东沉吟片刻,说:“你可以再调查调查。不要乱动枪动炮的,制造紧张空气。贺龙有影响,要慎重对待。”周恩来松了一口气,答应了。毛泽东又问道:“好,武的就这些吧,文的呢?”

  “北京文艺界,现在很热闹,上海也动起来了。江青在上海组织批判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很多人觉得空气开始流动,眉眼为之一新。后来又批判《林家铺子》、《兵临城下》、《红日》等,有些人就有些意见,不理解江青同志的做法。”对付过去武的麻烦,周恩来变得轻松一些了。

  毛泽东问道:“北京的情况呢?”周恩来想了想,坚决地说:“北京,不如上海。”毛泽东微笑着问:“你也是这样看吗?样板戏演得怎么样?”周恩来说:“有人说样板戏太简单太幼稚,就象穿露裆裤的孩子。”毛泽东当时就气愤地说:“我知道这话是谁讲的。这样讲不对啊!孩子会长大的,干吗那样刻薄!”

  周心里有了底——毛故意放出江青来作开路先锋。

  周恩来这一次来长沙,一共向毛汇报了两个钟头。

  周恩来可能是上层人物中最先看出来毛泽东意图的人。他不声不响地进行侦察,最后确认了毛的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就悄悄地改变了方向——本来和刘少奇亲近的周恩来也开始疏刘亲毛。

  周恩来出身官僚贵族家庭。这个有文化的革命者生活在一大群成功了的平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现实使他不得不认可农民。但他在骨头里是看不起那些土八路的。周恩来陷入理智与情感的悖论之中。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时运偏袒了下等人。一方面,周恩来是有文化品位的君子,他承认事实和秩序。毛毕竟是成功者,他的权力必须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是下等人,所以周很难从感情上真正自然地尊重他们。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完成了一个大转变——不断地然而最终地从近代自由主义者手中向传统理想主义者即农民首领那里转移。一个自由主义的革命逐渐变成农民起义。看那些乡巴佬,他们从湖南三湾走出来,从湖北麻城走出来,有的提着菜刀从洪湖的泥淖里走出来,有的就是扛着锄头铁锨参加到起义队伍里的。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两极分化的社会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只好这样回报社会。他们大声赞扬辣椒,血汗中都挥发着狂热。他们当着客人的面抠脚丫子挖耳屎放臭屁,满嘴土话和骂人的脏词,但他们懂得控制、保留和使用武装,懂得历代成功者的诀窍和各种不文明的方法,包括扇动老百姓的甜蜜口号和一刀子攮死地主恶霸……于是,队伍在他们手里不断扩大,根据地越来越多,最后居然天翻地覆,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王朝!

  当权力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里转移到农民首领手里以后,革命节节胜利,但革命的性质也自然而然地变化了。最后的政治胜利,使这个从井岗山就当共产党武装力量总指挥的周恩来,不得不承认毛、林、彭德怀、贺龙这些土八路,他们才是中国社会能够接受的英雄。

  胜利以后,毛让周当了国务院总理。这一半是因为周的知识、风度、应变和办事能力,一半是因为他在军队内还有象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那样一批力量。周知道自己不可能凭内心的自然流露去对付毛,因此特别注意做事的章法和分寸,特别注意不断地然而是不露声色地表示自己的忠诚。在中央机关里,他善于用周密的安排和小恩小惠不失时机地为自己做人情,同时在任何大的决策——如大跃进和文革等祸国殃民的运动——他基本不和毛唱反调。他是能屈能伸的英雄,是敏感于阴晴冷热的智者,是善于掌握进退分寸的政客,是炉火纯清的方略家。他以苏秦般的口才和萧何般的行政能力,赢得毛和上层大多数人的依赖,包括整个新贵族阶层的信赖。他们需要这样的管家,而他也喜欢当这样的管家。

  有一点是他的天然特长,那就是贵族对平民的居高临下的包容。尽管有时他要处于紧张的自卫之中,但大多数时间内他是象看下等人无聊游戏似的看待毛的伎俩。当他预知了毛要演出的新节目时,他就为毛的狭隘和拙劣感到可笑。这时他会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事件。在毛和刘发生关于二十三条的争论以后,他曾经私下里批评刘少奇“不该和主席顶撞”。这种话,刘少奇听起来觉得相当温存,他感激周的知心,并承认自己不够老练。即使这句话传到毛的耳朵里,毛也会认为周是站在自己方面的。这种事情,周恩来做得得心应手。周的每个沉默、每个赞许、每个批评、每个劝告,都可以歧读,都需要破译。任凭你公开指责或当面对质,任凭你互相串通还是突然出卖,他都有周到的解释。连他的名字都包含这他的为人信条:周到,恩惠,会来事。

  毛泽东重回一线,杀回马枪,周恩来知道来者不善。他花了很多时间,从各个方面得到的材料分析,毛的意图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全面动作。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吃回头食的做法,是极端不讲理的胡来,是彻底的自私的小人行为。周恩来从心里对毛充满鄙视。

  他不能让这种鄙视流露出一丝一毫。但又利用这种鄙视得到心理上的从容。有这种心理优势和没有这种优势很不同。老鹰可以飞得比鸡还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老鹰的高度。你如果高于要审视的对象,就能看见他的头顶到脚跟,如果你比那个对象低,就看不见他头顶上的东西。

  周恩来确认,毛泽东是一个迷醉于穷人理想的皇帝。他迷信权力和权术,爱好小说和《资治通鉴》。迷信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好大喜功。他果断而残暴,顽固而狡猾,比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兼有痞子和大丈夫的气质,既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又能蛮不讲理无法无天。毛泽东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他曾经对周恩来讲过:有一次,毛的父亲毛顺生大骂毛泽东不务正业,没出息,是个败家子小畜生。毛泽东就骂其父为老畜生。老畜生追击小畜生,气喘吁吁。毛泽东看见情况危险,就跑到水塘边上要跳水自杀,这才唬住了老子。毛泽东认为,只要敢于斗争,就能得到胜利。周恩来佩服毛泽东的不断进取精神。但是他也知道毛不好共事。他太多疑。谁靠近他的权力,谁就危险。他太孤独,因此缺乏政治上的朋友,只好女色,不好钱财。

  毛泽东是中国的皇帝中最霸道最狡诈也最贪婪的一种。他不仅追求现实权力的享受,而且追求精神上的占有。几千年来,这两者是分开的,孔孟为圣不为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王不为圣。周恩来比毛泽东实际,也比毛泽东更清楚政治上那个生硬的真理:道德上完美的人不可能为王,为王就无法成为道德上完美的圣贤。这是为什么总有人骂政治家多是痞子而埋怨而圣人贤人老实人中庸无用的原因。建言建德与建功立业是矛盾的。真善美的道德怎么能够对付千变万化乱七八糟的政治?而无所不为的政治家又怎么能奢望成为圣贤呢?毛泽东的贪婪恰恰就在于此,他要成为历史上伟大的王者,同时又是最优秀的思想文化领袖。

  刘少奇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和林彪鼓吹的天才领袖伟大导师,使毛在这种思路上飞速发展下去。刘少奇现在面临的就是始作俑者成为祭品。但是,毛这次到底要弄多大的动静,具体步骤怎么搞,周恩来还没有摸清。如果要搞几个人下台,似乎用不着这样兴师动众。在林彪的支持下,毛随时能够将他不喜欢的人拿下来。即使单单凭借他的威信,也没人敢于反对。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不都是这样搞掉了吗?

  周恩来估计毛要对更多的人下手。这些将要倒霉的人中是否包括他呢?可能没有,因为看起来好象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主要猎物;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在建国前的几十年中,周几乎都是反对毛的,连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那次将毛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取消了其发言权,也是周干的。毛是个记仇的人。毛泽东的一生中充满着空泛虚幻的理想、翻云复雨的爱憎和随心所欲的要求,既有农民领袖的磅礴气势,又有乡村痞子的狡诈狡猾。他从那些陈旧的史籍中学到了曹操的精明、刘邦的流气、朱元璋的实在和成吉思汗的狂妄。这种复杂的性格叫人很难琢磨。他的任何一点不平、怨恨、失望或敏感,都会构成重大的行动。

  有人说,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已经不留恋那个地位了。但是,有两个原因使他不得不留下来。一是当时极其糟糕的社会状况。成千上万的人在走向死亡,作为一位总理,能够在那个时候落荒而逃吗?再说,主席退居二线,自己也马上不干了,是说自己也犯了错误,还是故意晾刘少奇的台?另一个不得已是,毛泽东此时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人。他要你干的时候,你不得休息,不得马虎,更不得有半点不忠;但是,当他不要你干的时候,你就不得好活也不得好死。一句话,要么累死你,要么整死你。为了一生留个好名,还是累死的好。

  这一点,周恩来比刘少奇聪明。刘少奇在绝望中还要求毛泽东允许他带着妻子到延安或者老家种地隐居,被毛泽东嘲笑。周恩来清清楚楚地知道:在毛泽东的中国,想隐居是不可能的。虽然是伴君如伴虎,但是必须整天在老虎的嘴巴旁边活动。周既觉得满心充满寒气,又觉得这是一种艺术刺激。一个政治家,就是艺术家。别人玩的是语言、色彩、线条、声音,政治家玩的是人。在中国的如此险恶的体制中,玩那个最凶恶的老虎,不是最有刺激吗?

  所以有人说,这才是周恩来恋栈的原因。

  北京的政治气候突然变冷了。

  三十八军调入,毛、林在北京的处境绝对安全。

  有枪便是草头王。从此以后,毛说话就强硬多了。

  军队完成调动的第二天,林彪在武汉骂北京的大学校长和教授是国民党,并且首次点名批判三家村,要直捣彭真的老窝北京市委。三天以后,毛泽东本人通过康生发话: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林彪则根据毛的要求对北京实行军管。

  北京市委及彭真对四月中旬的北京军管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那实际上是一次军事政变。

  毛泽东的兵将都出动了。陈伯达奉命折腾文革小组,林彪则拨弄军队,康生上下联络。他们扇风点火,到处制造麻烦。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则继续主持他们不想干也注定干不好的事情。毛故意将他们放在火里烧,然后去找他们的麻烦。

  贺龙的事情虽然经过周恩来的斡旋,毛泽东暂时没有发难。但是林彪一回到北京,就委托康生调查贺龙的材料。不久,康生拿出调查结果:在三十八军进驻北京郊区前,贺龙以军委副主席的身分调动了一个团,驻扎在海淀区几所大学和什刹海一带,体育系统还发了七百五十支步枪。结论是:如果不是为了对付毛泽东和林彪的军师调动,那时完全没有必要那样行动。

  这个材料被报告给毛。对军队调动极其多疑的毛,一改在周恩来面前的宽厚,相信贺龙的行动是为了对抗他的三十八军而搞的“二月兵变”。这是康生送给贺龙的罪名。据说,调动军队的贺龙确有防止林彪政变的意思,然而充其量就是做点自卫准备,谈不上对抗。可惜他没有王牌,没有王牌的勤王,就是造反;有了王牌的兵变,照样是革命战略布署。

  不久,贺龙成为林彪的阶下囚。

  四月二十九日,毛又一次回到湖南长沙,继续准备文革方案。

  目标一旦确定,手段是不计较的。一切极权社会都是这样的目的论者。毛泽东象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必须昼夜工作,才能作好准备。北京太不安静,他喜欢湖南老家的安静。

  除了听汇报外,他的主要工作是分析各种派别和各种人物在新的动荡中的行为趋向,运动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各种应对方法。他还要起草一些重要的文件,包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

  休息时,到外边看看风景,透透风。有时也做点简单的健身活动。毛泽东相信人活多少年是个定数,锻炼有用,但是无法改变寿命的长度。他喜欢游泳,不是为了健身,更多的是表达随时的激情,寻找情绪的表达方式。游泳可以使他陶醉在流动的快感中,陶醉在对自身力量和行动艺术的欣赏中。

  中办主任汪东兴陪同毛到达韶山,并且一直陪伴着他。司机赵毅雍驾驶着白色吉姆车来到韶山时,很多乡亲都来瞻仰这位出自韶山的太阳。毛泽东和他们聊天,轻松幽默,谈笑风生。他答应乡亲们的要求,多住些日子。

  韶山滴水洞,是给毛泽东修建的别墅。那里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毛泽东决定住在那里。到达滴水洞的头三天觑,毛没有做事。他差不多一直在从事迷信活动。他安排的日程包括:去衡山看他母亲当年还愿的庙堂,找算命先生占卜,瞻仰石柱娘娘等。

  毛泽东在外祖母和母亲的熏陶下,从小就相信鬼神。他们曾经用很多办法企图使父亲相信佛教或者道教,但是不行。毛泽东的父亲对鬼神的态度始终和孔子同样:敬而远之。母亲为此非常伤心。毛泽东十五岁时,母亲生病,他和弟弟为母亲许了去衡山烧香的大愿,结果母亲的病就是好了。后来毛泽东和两个弟弟泽民、泽潭一起抬着母亲到南岳衡山去还愿。

  “那时,我的两个弟弟出力很大,滑杆几乎都是他们两个抬的。”毛泽东没说那时他了干什么。他以四两拨千斤的口气说:“现在他们都为革命牺牲了,我只好一个人包了。”

  陪同毛泽东去衡山的,是当时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和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

  在访问衡山山麓那个卜者时,毛泽东说:“我看那道士有点神。你们信不信无所谓。”

  毛向汪东兴介绍说:他童年时就知道,那觑有个睁眼的算命道士。那时,道士大约四十岁。当时乡村有些笑话,嘲笑这个中年神秘主义者,说他的预测不灵。但是后来,有好几件事证明他的预见是对的。一,他自信能活一百二十岁,现在差不多一百岁了,听说还很健康;二,他预见湖南在一百年中将出五个帝王。刘少奇是国家主席,算一个;我得算一个,人家不是把我比作嘉靖皇帝吗?另一个是彭得华。可惜彭德怀的帝王命被我一巴掌打掉了。

  大家都笑。

  毛泽东说:“你们别笑。等着看吧,以后还得出两个王,至少是党主席和国家首脑一级的人物(这一点差不多也对了,华国锋和胡耀邦都来自湖南——作者注)。三,他还预见自己六十岁上失明,也灵验了。现在他看不见我的面孔,看他能给我算个什么。”

  一行人兴致勃勃地上了山,多数是为毛泽东助兴的,唯有毛很认真。

  那道士住在山脚下的一间茅屋里,看上去和其他农户的房子差不多,只是更低些。没有院子,也就谈不上院墙。灌木和青草一直长到西屋山。那边有个小小的用木条围起来的地方,不知是厕所还是鸡舍。东屋山那边伸出一个瓜棚,瓜棚里有几个草墩子和两三张小木凳。房门没有涂漆,就是那种原木的颜色,好象刷过桐油,但是风吹雨打,看出老朽不堪的样子了。屋子后面,是衡山的东南脚,草木繁茂,苍松翠柏,风动林响,山涛阵阵。门前平地上有一张竹席,上面晾着一些植物,大概是草药了。店士兼作中医的,到处都有,不为奇。

  毛叫别人在远处等着,自己走了过去。

  “结庐在仙境。”毛泽东未曾进屋子,先就吟唱起来。他用了老私塾先生教书时的平仄声韵,声音显得简单而且朴素,有古典风味。没听见道士的回响,只听见毛泽东的爽朗的笑声。随行人员不敢进去,因为有指示。但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毛泽东的安全,一点都马虎不得,因此有点着急。请教汪东兴和华国锋,华说他有个办法,叫司机老赵到那边借口要碗水喝,看看动静。汪东兴不同意,说他已经给主席说了暗号,有情况他会按照那个办法做的。

  大家呆在外边大半个小时,不见毛泽东出来,汪东兴先自着急起来。他要自己去看。华国锋也不便阻拦,看着汪走过去了。

  汪东兴慢慢接近了草堂,听见里边正在谈话。老者的声音清楚而响亮,毛泽东的声音浑厚有力。老者说:“刘这个字,就是这样了。你用好人的法子对付不了他,你是毛,他是卯金刀,哪里是对手。可是你有你的办法,乱毛如毡,裹土加沙,水浸油滑,也能挡得住他。可是你要在这上面折阳寿的啊。至于那个林,你不必担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果他出头,别人会治他,用不着你动手。你是属羊的,和林没有麻烦。不要被人借刀杀人。可是你这个人,多疑善变,这两件事情都弄不好。此乃天命,也无法更改。你自己看着办吧。”

  汪东兴知道毛泽东来看道士的目的了。他怕主席不高兴,想悄悄地回去。这时,听见毛泽东问:“你看我还能活多少年?”道士说:“过来,让我摸摸天门。”汪一阵紧张,怕这时出现万一。道士说:“四十年前,我大概就给你算过。你是长寿人,应当好好做学问的。现在晚了,该干什么就去干吧。”毛泽东问:“要干的事情很多,我还能安排几年?”道士说:“这要看自己的作为,看心境,看机会。”毛泽东又问:“大体上总得有个数字吧?”道士说:“安排两个五年计划吧。多了就算你赚了。”毛泽东问:“我是个本乡人,又是异乡人。此去经年,你看我还有机会回家吗?”

  道士哈哈大笑,随口给毛唱一首诗:

    小儿出家娘断肠,返乡原是一黄粱。    公说婆说皆真理,自生自灭无汉唐。    包公羞居大开封,秦会喜游小苏杭。    南岳不是你宿处,不在沙场在大堂。

  毛泽东即兴地说:“我也奉和几句,见笑了。

    是人岂不恋故乡,红肉辣椒伴谷粱。    男儿女儿论孝顺,街前街后说荒唐。    人说回首即佳境,我无反顾奔天堂。    阴间阳世墙一道,是福是祸随他娘!”

  道士沉吟半晌,说:“好诗,好诗。谢谢。”

  毛泽东说:“最后一句不和,请仙人谅解。”

  道士说:“气势到了那地方,就不能管压不压韵了。这就是你的道。强求不得。我倒是觉得这样的诗好。见了性情。”毛泽东说:“如果仙人不嫌弃,回去后我会将拙诗抄写了寄上。也请您将惠赐的诗寄下。”道士说:“不敢不敢。我差不多知道你是谁了。我不能和你打交道太多。”毛泽东说:“那倒不必顾虑。”道士说:“我们的气不一样。”

  汪东兴怕主席不高兴,先离开了。

  毛在里边又呆了小半个小时。

  出来时,他的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十六个字:

    上山走弦,    下山走弓;    玉全瓦碎,    无动于中。

  “你替我找地方保存起来。将来我要验证的。”毛把字条递给汪东兴,意味深长地说:“哲学上还有很多东西没弄清楚,算命就是一条。我们生活在一个阶段,怎么会把什么都搞清楚呢?如果那样,我们的子孙还干什么?可是,那些哲学家还是硬要马上都弄清楚,所以就出现很多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省力气,随便瞎说就是。我不信。与其相信那些骗子,还不如找算命的道士。后者虽然也是乱猜,但是好玩啊!”

  于是他们从衡山径直向井岗山开去。

  毛泽东此次畅游长江和重上井岗,一是为了表示大行动前的决心,二是要寻梦。毛对随从说,他确实梦见过一张弓,弓上写着:“蓄势待发”四个字。旁边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些小字,他没有看清楚。他把那张纸撕毁了,扔在地上,那些碎纸屑变成了连绵的大山。他不认识那些山峰。在山中转来转去,找不到出去的路……

  他指着地图对说:“你们看,从长沙上井岗山,有两条路。一条是弯路,就象一弯弓;另一条象弦,要走茶陵。根据那个先生的指导,我们得走茶陵。”

  “既然主席相信这样走好,我们就图个吉利吧,再说这一带风景也很好。”汪东兴说:“但是,这种东西,也不能全信。那后边的话就是胡说。”

  “不能把不好听的话就当成胡说。”毛泽东说:“要认真对待。如果是胡说,自然很好;如果不是胡说,也得找个补救办法。这就叫向坏处着想,向好处努力。再说,也不都是坏话嘛,无动于衷,不也很好吗?”

  汪东兴笑着应了。

  在井岗山转了几天,毛泽东没有找到任何灵感。

  重回韶山滴水洞,毛泽东的心收定了,开始专心致志地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对于北京各地发生的事情故意不理睬。王海容答应找个机会为高文礼汇报一下北京的文革情况。可是毛听了以后什么也没说。

  王海容走出来,对高文礼说:“只是笑,没态度。”

  其实,他哪里是没态度。对所有人的态度他都认真过滤了一次,不止一次!怎样扇动群众,怎样搞乱刘、邓的秩序,怎样提防周恩来,如何控制老将老帅,怎样一步一步地搞垮刘少奇。毛泽东那时处于革命的极端兴奋之中。

  ……从事这样的大行动,我知道自己的王牌:个人威望和军队。这两个东西都是林彪给我搞起来的。我一直信任他,甚至可以说感激那个家伙。别看他其貌不扬,可政治上很够朋友。每次这样想到他,我就记起在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那个讲话。‘毛主席的突出优点就是实际,总是和实际八九不离十。过去工作搞得好时,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其实我哪里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我的想法太多、太高、太美妙。白天做好梦,晚上做恶梦,所以才弄出很糟糕的事情来。有的事情,连自己都没法子圆场,可是林彪行。所以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林彪突出政治,突出我的威望,这个人不会否定我。

  ……当我充分使用了这两个王牌,用它们完成了那件事,结果会怎样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名声越响,下场越难。这得想个办法。军队呢?不能不用它。没有它,我的目的达不到。现在不能想那么多。打鱼要一网一网地打,吃饭要一口一口地扒拉。过去了这个村,再说那个店。用谁,就要给点甜头。等他们胃口大了,我再给他们动手术。就是这样,你用什么,什么就异化成别的东西。这个哲学命题,就象魔术似的。人依赖什么,什么就变得比人强大!我得小心。我偶尔能嗅到另一种味道。当我的名声和事实差距变大,而军队又已经膨胀起来,我还能不能控制它?还能不能控制自己,控制军队和那个指挥军队的人?我要注意,至少要保存一个和它对抗的力量。

  毛又一次翻出林彪的讲话来,逐字逐句地琢磨。

  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作关于政变的讲话时,彭、罗、陆、杨的问题已经解决。林彪说:“现在世界上政变成风。平均每年十一次,印尼,叙利亚都是这样。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不仅要考虑战争问题,也要考虑政变问题。从历史上看,也是这样。周朝建立不久,就是政变不断的春秋时代。专诸刺杀王僚,是政变;商臣杀成王,是政变;吕不韦送怀孕的女人给秦庄襄王,也是政变。”

  “吕后专权,是政变。后来陈平、周勃勾结,又把吕后杀了。隋代的杨广杀父,唐朝的兄弟残杀。宋代的政变更厉害,简直是巧取豪夺。明、清宫廷,不断有政变故事。据说雍正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民国时期也有政变,袁世凯就是政变上台的。”

  “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文化思想战线不是属于我们的。到时候,人家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他们还会拿枪打我们。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毛主席健在,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我们要警惕,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现在有一些王八蛋,他们伺机而动,想杀我们。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比如彭、罗、陆、杨,比如三家村。”

  ……在一大段吹嘘我的话后面,还有这样的句子: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些话怎么叫人如此不舒服!只要谁有力量,然后说别人反对我,就可以征伐天下了?这不等于把我推进一个土井里去了吗?可怕啊。操你的娘!拿安眠药来。

  ……还是无法入眠。我得写点什么。给江青写封信吧。

  “我是三分猴气,七分虎气……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我从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会有那么大的神通。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违心的同意别人,在我还是第一次……”

  写完这封信,毛泽东双手压在信封上,吩咐部下:马上准备起程,回北京。

  告别华国锋他们时,毛背诵了他十六岁去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写的一首诗歌: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必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确实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滴水洞再没看见过它的主人,九所三号再没接待过那个中国金字塔尖的人物。有个在湘江渡口撑船的中年汉子,一辈子都期盼着毛泽东。毛在那里游泳时,曾经乘过他的船,并且表扬了他。从此组织上叫他专门开这艘船,等着再为主席服务。可是直到毛去世,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中年人老了,船也锈蚀了。老人坚持到退休,望着北京,含泪告别了那条船。

  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湖南,走向北京。

  自命为钟馗的毛泽东开始呼风唤雨地打鬼了。

  滔滔的流水,为中华民族即将到来的大苦大难默默地呜咽。

  临走前,毛将一条金鱼放进鱼缸里,无限感叹地说:“这回不自由了!”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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