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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明:中国至宪党9月情况特别通报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10月16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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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至宪党委员会中至字【2016】10 号2016 年 9 月情况特别通报

     从 9 月初的 G20 峰会到 9 月 22 日薄案判决的敏感日,我党干部和各地党员一再被当地国保“维稳”,但推进和监督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工作却得到了辽宁贿选案的反向支持。该贿选案以其“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令我党进一步反思选举工作,并成为本月的特别通报。


    一、G20 峰会维稳与“9.22”意外事件

    9 月 4 日至 5 日,20 国集团(又称 G20)领导人峰会在我国杭州举行,为保证会议的成功举行,全国各地都加大了维稳力度。

    1.G20 峰会前后党部工作安排受阻8 月 29 日,党部计划派四人前往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集中反映四年多来重庆市公安局对薄案质疑者的非法打压,并慰问 9 月 5 日将获释的重庆挺薄义士石宏同志。由于前往时间正逢 G20 峰会召开前夕,虽远离会议城市,但四人却均被当地国保阻拦,无法成行,9 月 2 日,王铮老师也因此再次受到软禁。

    因在重庆市中心张挂薄公画像被行政拘留 10 天的石宏同志,应于 9 月 5 日获释,但也因当天 G20 峰会尚未结束,解除拘留后没有被允许回家,而由重庆国保陪同“旅游”,直到 9 月 11 日才被解除限制。尽管石宏同志认为自己行为并未违法,但同时认为自己所受处理实际上并非基层公安机关所定,因此不打算对该公安机关的强制行为进行法律追究,对此,党部尊重其个人选择。

    2.9月22 日,华南支部党员在亚欧博览会上因穿挺薄衫被行政拘留 7 天。

    由于近三月,我党在互联网之外的活动不断,带来的维稳压力也随之加大,考虑到党员及党外支持者的安全,9 月22 日的活动计划取消,但王铮老师和部分党员的人身自由依然因这一敏感日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中华南支部一名党员被意外拘留。

    9 月 20 日至 25 日,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我华南支部一名党员作为参展商到会参展。9 月 22 日,该党员像前日一样进入自己的展位工作,只是穿上了印有薄熙来同志头像的 T 恤衫。不久,来了几名自称展会安保的人员,告知该党员衣服图案敏感,建议将衣服反穿,后又有警察来,拿了件展会的工服让把挺薄衫换下来,该党员均予以了工作上的配合,但换完衣服后却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之后便以“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为由,对该党员行政拘留了 7 天。

    遥远的新疆竟然也对薄案如此敏感,且敏感到病态违法的程度。9 月 30 日,该党员获释,现已决定对公安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二、辽宁贿选案对我党选举工作产生深层影响

    9 月 14 日,官方媒体首次公开了辽宁贿选案。9 月 16日,我党便组织全体准中央委员对该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及社会影响进行了认真学习和剖析。

    1.辽宁贿选案是官场潜规则长期作祟的结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 9 月 13 日的相关报告称: “辽宁省在查办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案中,发现并核实在 2013年 1 月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过程中,有 45 名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拉票贿选。有 523 名辽宁省人大代表涉及此案。目前,涉案的省人大代表已由原选举单位接受其辞职或被罢免终止了代表资格。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共有组成人员 62 名,其中有 38 名因代表资格终止,其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职务相应终止。这样,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已不足半数,无法召开常委会会议履行职责。 ”

    该贿选案涉案代表人数之多,层级之高,全国人大常委会称之为“新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对此,我党在震惊之余不免质疑,一个堂堂省级人大,何以在一次会议期间突然出现如此多敢于无视党纪国法“不约而同”作案的代表?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判断是:辽宁省人大代表贿选现象早已存在,并在官场上形成了内部共同遵守的潜规则,且已运行多年。曾轰动一时的湖南衡阳贿选案也是如此。

    2012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3 年 1 月 3 日,湖南省衡阳市选举省人大代表过程中,共有 527 名市人大代表出席会议,有 56 名省人大代表候选人送钱拉票,有 518 名衡阳市人大代表收受钱物,涉案代表占代表总数 98.3%。如果没有长期积累的潜规则,涉案代表不可能在一次会议期间如此之众,且肆无忌惮。

    2.依照法律,辽宁贿选案实际已导致辽宁省级政权全面瘫痪,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进行的“创制性安排”并不符合宪法规定。

    由于在人事任免权上,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均为集体决定而非长官个人任命,因此某高官犯罪落马后,在法律上并不会导致与其相关的官员职务立即无效的法律后果。但辽宁贿选案则不同:由于辽宁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共619名,而2013年 1 月该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接受贿赂的代表达 523 名,占全体代表总数的 84.5%,远远超过代表总数的一半,其中又有省人大常委会成员 38 名,占常委会成员 61.3%,也超过常委会委员人数的一半,即辽宁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两大权力机关自 2013 年 1 月就已无法行使其法定职责。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8 条、第 44 条,自 2013 年 1月上述人员受贿之日起至今,由该届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各项人事任免决定均应无效。其中包括现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希,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陈求发(两人 2015 年 6月 10 日当选)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缪蒂生,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肖声(两人 2013 年 1 月 30 日当选),以及他们所在国家机关的人事任免共 57 项决定(见下页辽宁省人大网站截图) 。

    即目前辽宁所有省级国家常设机关现任领导人及部门负责人身份均没有合法性,辽宁省级地方政权已全面陷入瘫痪是不争的事实。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一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现这种情况,新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需要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精神作出创制性安排”,于是,9 月 13 日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成立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的决定》,并由此代行辽宁省人大常委会部分职权,且称此安排“是必要的,是可行的,符合宪法精神,符合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原则。”但我党经研究却发现,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做法并不符合我国宪法的具体规定。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我国宪法一直有清楚的规定。根据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二十一)款,全国人大常委会若想作出上述“创制性安排”,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没有全国人大的授权,常委会无权擅自进行“创制性安排”。连宪法具体规定都不遵守,却自称“符合宪法精神” ,是对宪法的玷污。

    辽宁贿选案是新中国历史上首例因绝大多数代表接受贿选而使一个省级人大完全丧失权力机关职能的案件,也是首例因绝大多数委员接受贿选而使一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丧失常设机关职能的案件。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有必要依照宪法第六十一条,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争取获得全国人大的授权,才能进行上述所谓“创制性安排” 。全国人大常委会带头无视宪法具体规定,必然纵容整个社会的潜规则泛滥。

    3.辽宁贿选案处理敷衍塞责,选举潜规则将继续泛滥。尽管辽宁贿选案比湖南衡阳贿选案层级高、影响大,但对该案的处理却敷衍塞责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9 月 1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并公告了辽宁贿选案产生的 45 名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9 月 1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第一次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公告了 454 名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名单,并决定于今年 11 月 1 日召开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这是辽宁贿选案公布近一个月后我们看到的全部处理结果。

    比较一下湖南衡阳贿选案的处理:2013 年 12 月 28 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对以贿赂手段当选的 56 名省人大代表确认并公告其当选无效,同日,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分别召开会议,512 名接受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辞职。第二天,新华网即发布“湖南省纪委决定对涉案的431 名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立案,对在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人员,移送司法机关审查。 ” “湖南省检察院已依法对衡阳破坏选举案立案调查。 ”2014 年 8 月 18 日,由北京 1 家和湖南 12 家相关法院分别对该案全部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69 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或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其主要罪名为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奇怪的是竟然没有破坏选举罪。

    人大代表贿选案发后,行贿人和受贿人首先会涉嫌破坏选举罪,同时还会涉行贿罪和受贿罪,当以数罪并罚予以惩处。辽宁贿选案和湖南衡阳贿选案情节的严重程度,即使仅仅追究破坏选举罪一项,也当处以刑法第 256 条【破坏选举罪】规定的较高徒刑。但无论是辽宁贿选案还是湖南衡阳贿选案,对涉案人显然都在从轻发落。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对辽宁贿选案的处理则更是推卸责任。

    辽宁贿选案是发生在全国人大和辽宁省级人大两级层面的重大案件。根据选举法第 46 条,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辽宁省人大选举产生的 45 名全国人大代表是否存在破坏选举和其他当选无效的违法行为有案发前法定的审查义务。但案发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却非但不反思自己的失职,张德江委员长竟还在常委会上歪曲该案是“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的重大案件。

    而在贿选事实已查清的情况下,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108条,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知情人,有义务将涉案人移送司法机关,但却至今没有任何追究涉案代表刑责的表现。这让我们在衡阳贿选案之后再次看到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对官员破坏选举案的宽容程度,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当反腐触及到政治潜规则时,执政党在潜规则与法律之间的真实取舍。

    三、推动选举法的真正落实是明规则对抗潜规则的过程,正义而艰难

    这里所说的“明规则”是指公开的法律制度,尤指宪法、选举法以及各类组织法等与政治直接相关的法律。“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第五条的明确规定,即治理国家的标准是“法律”而不是其他什么。

    “潜规则”是指那些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规矩,人们理性上否定它,实践中却广泛接受它。它最早产生于人们的贪婪和私欲,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滋生繁衍,如今已无孔不入地渗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立明规则,破潜规则”,强调“破除潜规则,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以正压邪,让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全党上下,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名党员和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制度和党的法规纪律”。

    可见,执政党内部同样存在着明规则与潜规则的斗争。总书记所说的“明规则”与我们所说的“明规则”有所差异,但更大的差异在于对“潜规则”的认识。我党认为,“习总书记讲的话就是党纪国法”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潜规则。

    作为一个新生弱小的民主党派,依靠明规则对抗各种潜规则,将如同薄熙来同志的经历一样充满艰难和危险。薄案的实质并不在于政治路线之争,因为丧失政治信仰的当权者们早已不在意什么“主义”或“路线”。薄案的实质在于薄熙来的政治实力来自于社会认同,靠高度的社会认同进入党内最高层,将直接冲击党内潜规则的安全。潜规则一旦被打破,无数受益于潜规则的人将彻底失去安全感。

    中国至宪党秉承党主席“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气节,继续对抗潜规则,是坚信:社会认同是法治的本源,健康政治的根本就在于社会认同。舍此无他。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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