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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两代王朝五世而斩的家族命运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12日 转载)
    来源:共识网
    
     促使我来写这篇文章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2012年9月15日的示威游行。那一天在中国几十个城市同时爆发了反日游行,虽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但它的内容和表现几乎乏善可陈,它称得上一次对弱势民众和商家的“打砸抢”。它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中日经贸关系的损失几达天文数字,更重要的,它公开了我们国人族群的“撕裂”,即在对外关系上,我们自己相互之间就是不可通融调和的。几个月后,遇到一地方官员,闲聊起来,他说自己要买车,心有余悸,虽然喜欢日系车,但给他一个胆子也是不敢买的。从某种层面上说,915事件表明,有相当多同胞的人生社会表达仍停留在本能盲从阶段,其心智和人生世界较为狭隘。

    这跟我对社会的认知相差无几,即我们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虽然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但相当多人仍是“睁眼瞎”。在这些人的心中,敌我、阴谋、你死我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亡我之心外皆有之……等等是世界的常态。他们就像“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林妹妹一样敏感、自我神圣而不可侵犯。他们生存的边界具体到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抽象到对领袖、圣贤、国家一类自大说辞的口头捍卫,他们的暴戾和暴力避开一切强者而施于弱势。
    
    因此,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人最为健康开放的个人、家庭形态。很多暴民或说仇外的爱国同胞,他们自己多半是仍对人生有着最切实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拉板车的人力车夫希望攒钱到北京看一看,开花店的年轻人希望到国外看一看,工人农民的家庭希望孩子到北大清华上学能不自卑,有条件的中产家庭希望孩子到国外上大学,获得财务自由的人则希望移民,不能移民的则希望把孩子生在香港、美国或至少给孩子买上放心奶粉……这不是我们社会最为正常的“怪现象”吗?
    
    我们中国人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什么是人生社会的高地,从这些现象中不都看得出来吗?如果我们自己都有这种中国人心理,我们是否该反省一下自己,我们的言行是否合乎理性和历史现实的检验。只要人生的终极高地仍在自由发达社会,我们自己、亲友乃至国家领导人的亲友,就仍把那里当作奋斗目标。而这中间的任何形式:公务员、成功人士、社会贤达、最高权力、倾国倾城豪门等等,都只是通向终极高地的跳板。
    
    就是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当代人尚未学会如何爱自己的土地、国家和人民。
    在这方面,被晚年的毛泽东称作“老朋友”、“爱国的”蒋介石算得上是一个典范。
    
    (一)
    
    由于我们对蒋的误会极深,因此对蒋的人生描述多半浮光掠影。在有关其人生众多的传记中,中国人仍习惯了将其分类、贴标签的做法,功或过、流氓痞子或圣贤等等,很少人能同情地理解他,并从他的人生人格中获得对现代人极宝贵的启示。
    蒋有传统的东西。比如忠孝,忠的方面,他从身边人开始,陈其美、孙中山,一直到国家鼎器,到国家的强大和民众的福祉,他一生基本上做到了尽忠,并进行了现代创新。这种形式或制度创新,有两个面向,一个即是我们说的爱国,现代国民应有情感理性;一个即是愚忠,比如总理纪念周、领袖训话等等,登峰造极至20世纪的60年代,台湾一地给他建无数的塑像、人们游行时举着他的画像,乃至与大陆忠字舞几无二致的崇拜,蒋介石都算是先行者。
    
    孝的方面,蒋对母亲的态度,以及蒋介石的儿孙们对他的态度,都可令我辈唏嘘感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多年,加入共产党,写过批他骂他的声明,但回到他身边,见到他,即“长跪不起”,这是中国文化的力量,也是蒋个人的力量。无论欧风美雨如何吹打,现代气息如何影响,蒋家在骨肉亲情方面有着我们传统而有效的美德。这是今天我们在全社会道德滑坡之际可骄傲可珍惜学习的遗产。
    蒋还有从传统那里继承的修身习惯,他记日记,在日记中充分反省自己,比如“见艳心动”一类的如实记载。可知他心地坦荡、真诚,对世界有敬畏之心。“目前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写日记,这样真诚而且这么持续。”我们现代中国的国家领袖有这样的习惯、人格、精神,真是值得骄傲。
    
    蒋英雄一时,不幸遇到了一生最大的对手毛泽东。毛几乎是蒋的反面,蒋是阳刚的,毛是阴柔的;蒋是理智的,毛是诗性的;蒋是精英的,毛是民众的;蒋是君子的,毛是百姓的……他们二人作为历史人物的出现堪称造化之手推出的并峙双峰、双子星座,如此奇特地充实了我们这些在场者,并给我们教益。我曾经说,蒋和毛一如历史上的禅门宗匠,神秀大师和惠能大师,蒋是渐修渐悟的神秀大师,毛是顿悟的惠能大师。蒋和毛还一如同时的文化巨子,鲁迅和胡适,蒋是健行不已的鲁迅,毛是笑嘻嘻的胡适,因此,蒋会排鲁亲胡,毛是排胡亲鲁,虽有他因,仍可说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之故也。
    
    蒋和毛的人格、禀性之别也深刻地代表了我们国人的集体心理状况。惠能的胜出跟毛泽东的胜出一样,虽然有当时的历史原因,但仍多少反映我华夏民众不务繁琐、不求理性,爱走捷径、爱好简单。胡适的胜出跟毛的胜出一样,多少反映我国人不愿或少愿反思、不愿进行理性得晦涩的思索修练,而愿亲近大白话、简单明快、喜闻乐见一类的心理。
    
    其实,渐修和顿悟都有其偏好、合情理的基础,只要我们把握好,都能有所收获。而且,在极致处,他们都会向自己的对方致意,都会成为对方。这才是人生宇宙的圆满。蒋和毛晚年都曾关注过对方,就是一个例证。毛虽然是天马行空的大师,但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而从历史来看,我们民族最缺乏的还是脚踏实地的精神。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直探心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顿悟法门,在现实中多被歪曲,多聚骗子和痴妄的愚夫愚妇,它的跃进、超英赶美、神通、法术不仅是笑柄,而且是灾难。
    
    在个体生命的完善中,顿悟派们也非渐修派所能相比,只要看看蒋能够随心所欲地跟世界对话,有极为健全的世界眼光就知道了。1945年8月15日,“文胆”陈布雷生病,蒋介石自己写下宣布抗战胜利的演说文稿。这位在耶儒之间出入自如的中国领袖说,要感谢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感谢盟友,感谢国父,“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蒋自承,基督宝训上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令他发生无限的感想。这样的文稿让人确信,六七十年前的中国已非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
    
    蒋留学日本,可说流利的日语。他后来意识到英语的重要,只是因为公务繁忙,只好放弃,但他鼓励身边的人和自己的孩子学习,他对唐纵说出的名言即是:当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1922年,他给蒋经国写信:“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二十年后,当蒋经国三十五六岁时,蒋介石还写信要求他每周花6小时学习英语,尤其是英语语法与阅读。
    
    而蒋在晚年修成正果,更非顿悟派所能比,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毛,是毛成全了蒋,使他修身修德更为精进。蒋晚年对美国人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活在中国每个家中。”
    
    (二)
    
    人们注意到,蒋的晚年在相貌上都发生了变化,那种慈祥的神态是装不了,假不了的。相由心生,他一生东征西讨,威风八面,在反省和渐修中走向了平实。基督徒说他活出了基督徒的生命,儒教徒说他活出了圣贤气象。
    
    自己追求的人生高地,也让自己的孩子获得,让自己的身边人获得,也让自己的同胞获得。蒋一生证实了这种人格。在危急关头,蒋的人格气象给人感受尤深。他三次下野,多在众望所归中复职。在失去大陆前夕,他更是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瞻望的目标;失去大陆后,他虽然承受着失败者的羞辱,但仍成为华人自由世界的保护神。作家王鼎钧先生回忆说,人们虽然对蒋的感情复杂,甚至有人仇恨,但花果飘零,在台湾小岛生存,人人都知需要追随蒋公。王鼎钧对台湾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是“两害取其轻”,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王鼎钧认为,“蒋到底与毛不同,比较起来,他还算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
    
    至于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们,则超越了这种现实的利害,从更高层面评价蒋。钱穆先生说他,“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今天大陆人都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地区,其现代化是传统与西方较好的结合,这多少要归功于蒋。而钱穆先生自己更是对蒋充满了感情,蒋去世时,钱穆说自己,“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至于对真美美的追求,更使得蒋能够逾越极为自足的阳明心学,能够进入基督的世界。他跟宋美龄的爱情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涉外事件。年龄差异、文化差异、信仰差异……可以说,他娶宋美龄,跟娶美国长青藤学校的白种女人相差无几。虽然初期磕磕碰碰,但他跟宋的夫妻生涯堪称美好。也正是在宋家人的要求和影响下,他人到中年,仍从头学习人的信仰,并真正皈依了基督。
    
    但这个刚强的、开放的人有足够的意志和毅力打通中西文化的任督二脉。阳明心学一度流于自负,阳明先生本人也说过,我心光明,夫复何言;阳明信徒多认为跟人格神势不两立,更不能一体。但蒋公通过阳明学的内省和基督世界的忏悔,接通了二者。这也实证中国文化的和合能力,再生能力。事实上,这不仅是蒋一个人创造的奇迹,也是我中国国民在明清以来的实践结果。宋明以来的儒释道合流,到了近代,是儒释道耶回等五教众教合流。这样浩荡的文化力量,蒋公是出色的表现者。他向我们预示,未来文明人的信仰,是非原教旨意义的全球信仰,即我们都是儒教,未必是儒教徒,我们都是佛子,未必是佛教徒,我们都是基督徒,未必一定要做形式上的基督教徒……
    
    历史学家、文化史家乃至新儒家都注意到,我国人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坎陷的历史,我们对西方列强或说发达国家有嫉羡心理。从普通国民到国家元首,多在迷惑、自卑之中。但幸运的是,中国现代的国父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蒋介石,都破除了这种心理,而极为坚定、自信。孙文不论,即以蒋公的对日态度而言,称得上大体健康。蒋不讳言日本的强盛,他的治国、治军理念中多有向日本学习的元素,但他抗日也足够坚定,他有名的庐山谈话说: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而抗战胜利时蒋的广播讲话则说: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拨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的气度至今仍是论者做文章的题目,有人称其“以德报怨”,表现了中国民族的宽大为怀精神;有人称其别有目的。无论如何,蒋自身是希望和解的。他的对日态度为后来的毛泽东所继承,毛在对日清算、索赔上也一笔勾销。这种态度仍会成为议论的焦点,但他们的自信都是显然的,较之“宁愿中国不长草,也要赶走美国佬”,“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十亿青年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愿提十万虎狼将,越马扬刀入东京。”……我们可能真的需要重新温习一下历史。至少在对外关系上,较之我们普遍的弱势、自卑、仇外或崇洋媚外,蒋公还算是一个样板。
    
    (三)
    
    公正地说,蒋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产物,内圣外王也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好,他做得不算差,甚至是王阳明、曾国藩都难望其项背的。尽管因为毛的存在,临死,他都未能反攻大陆,带领他的千军万马光复大陆。但他在文化世界、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开疆拓土,出色地解答了今天仍困惑、纠缠我们的安身立命的系列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蒋82岁的高龄遇到一次严重车祸,他可能更为长寿。有人说,这次车祸让他至少少活十年。他自己则认为,“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那么,他至少能坐九秩望百寿,跟夫人宋美龄相当了。即使如此,他仍活到了1975年的清明节,仅比小他六岁的毛泽东早走一年。他去世时,从台北到高雄,全岛突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这些现象,如从中国传统文化来附会,大有深意,有人当时就惊叹,蒋介石超凡入圣了。
    
    事实上,蒋不仅有车祸问题,更有文明史上罕见的失败者问题,从1949年丢掉大陆,他就是众人眼里的“失败者”。即使他以高压手段镇住台湾小岛,并许诺国民政府及其人民他会“反攻大陆”,但就在外人眼里,那也只是“二十世纪政治史上不朽的幻想”。人生含羞忍诟,长达近三十年,这对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来说,无异于炼狱般的生活。我们只要想一想,毛在副手林彪逃亡之后,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直到去世都没能恢复健康,就可明白失败对一个自负的政治家来说,是多么大的羞辱。
    
    项羽承受不了这种羞惭,他宁愿自杀,也不愿苟活。后来的诗人感叹:“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蒋介石承受了这种羞耻,却也没有苟活。他用另外的方式“卷土重来”。那就是他个人的魅力,他和他局隅台湾一地的人民对中国文化的担当。
    在大陆相当多人的心中,蒋仍是不折不扣的独夫、民贼,是蒋光头,蒋该死,是卖国者,专制者,失败者……但在越来越多了解历史的人眼里,他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蒋“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因此,他在与大陆久违半个世纪之后登陆,一时成为市场图书的热点和宠儿。
    
    谈论蒋的历史地位非本文任务。我们只想说明,蒋也是一个多能的政治家,跟毛一样,他的文章、思想都可圈点,在帝王书法队列里,他和毛的书法都名列前茅。假如毛的成绩真的来自顿悟、“殆天授也”,那么蒋的成绩却是来自他不断地学习、修行。
    
    蒋的名字来自中国最为古老的经典《易经》,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这是豫卦中的辞句。豫卦是讲求准备的,准备得近乎呆,命卦为豫卦的曾国藩自称“结硬寨,打呆仗”,敬佩曾国藩的蒋介石打仗似乎也是如此。这跟游击天才的毛也是恰好相反。
    
    蒋还在大陆统治的时候,就有人批评他,以己心或想当然的正确来要求他,比如说他“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比如说他写日记爱检查自己,等等。公正地说,这是不了解蒋的性格或生命底色的缘故。我曾经说,蒋的人生跟艮卦和谦卦的时空偏好相关。艮卦人意志坚定,蒋作为二战反法西斯的东方大国领袖当之无愧,他也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宁愿下野也不迁就时局;艮卦人善反省,这可解释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记日记、反省自我。艮卦人中“君子思不出其位”,可解释他作为一个有人格期许的君子,不会做出格之事。
    
    谦卦时空的偏好有“谦卑”、“利涉大川”,蒋一生东求西寻,或学或盟,卑以自牧,而自性不失。谦卦“勤俭”,蒋勤于事业,生活简单,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只喝白开水,提倡“新生活运动”。谦卦偏好还有“韬晦”,蒋多次主动下野,而能担一时一国之重。谦卦有成圣成大贤之象,“君子有终”,蒋的晚年可谓善终。
    
    因此,蒋在反攻大陆无望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超越命运的安排,他自觉地改命或承担命运,当毛在大陆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据说他晚年曾看大陆批斗的录像,长久无语;那中间有他昔日的部下,有他尊敬的革命元勋,有文化名家……被“红卫兵”批斗,羞辱,他看了有什么感受,我们永远难以知晓了。但他的文化复兴运动不仅在救赎大陆,也在救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民族心性的片面,当可定论。这用得上中国文化的自家语,“花果飘零”,他为文化保存了这一点花果,一线血脉。当大陆父子、夫妇、朋友等伦理丧失之际,他跟宋美龄的婚姻收获了甘美,这是古今圣贤、中外名流都少有达到的人生境界。
    
    从一个意志刚强的人到一个圆通无碍的人,他一定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心理过程,只是我们难以知晓了,他去世前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因此,他能超越一时一地的得失,从历史长周期来看待人生社会。在晚年,他还对外国人吟诵德国谚语:一,上帝让谁灭亡,总是先让他膨胀,二,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三,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盛,四,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
    
    (四)
    
    1925年,蒋经国前往苏联留学,年仅15岁。这个童年压抑的少年走上社会居然适得其所,成为风云际会的热血男儿。他跟父亲聚少离多,此前,父亲将他托给陈果夫照料。在上海生活学习的蒋经国接受了激进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在不久前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刚入中学的蒋经国就带领着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当时的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在国民党中前途无限,面对有可能“失教”、“坑爹”的儿子,蒋介石决定把经国送到北京,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来代为管教。
    
    但是,激进思潮、共产主义的信念深契于这个近乎“官二代”的少年心中。蒋经国在北京认识了邵力子,并通过邵力子认识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国共两党都有解决中国问题的意志和能力,只是都越来越倾向“毕其功于一役”的手段,走得最远的最刺激。激进主义与青少年一拍即合。没多久,蒋经国向吴稚晖提出留学苏联的想法,虽然内心里极端反共,但吴稚晖仍宽厚地表示:“你去试试也好。”
    
    蒋经国通过“上海姆妈”陈洁如告诉了父亲,蒋介石直斥其“朽木不可雕也”。蒋介石曾到苏联考察过,受到过极好的招待,但他的结论是,共产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过,蒋介石最终还是允许蒋经国留学了。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定允许儿子前往俄国。”这其中有多重原因,蒋介石的自信、宽容应是其中之一,他相信儿子走得再远仍会归来。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蒋经国成为了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同志,虽然蒋介石力图影响儿子,甚至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架起桥梁,蒋介石告诉儿子:“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就涵盖了共产主义。”但蒋经国走得很远了,他甚至是苏共左翼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坚定支持者,他还和邓小平同班,两人交情不错。
    
    国共合作同床异梦,数年不到,即分道扬镳,共产党人被大肆捕杀。由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在清共方面开了先河,各地的军阀都对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被绞杀。以至于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斯大林公开表示,要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像柠檬一样挤干、丢弃”。17岁的蒋经国也公开表态,宣称“不是以蒋介石儿子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谴责蒋介石是“叛徒、杀人凶手”。新闻报纸则发表了蒋经国的公开信,直称父亲为“介石”:“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蒋介石受到的打击非同小可,但他绝口不提此事。对他和他的事业而言,他不仅失去了儿子,也失去北方强国的支持。而对我们这样一个伦理立国的国家而言,这样的父子反目,于儿子是大逆不道,于父亲是奇耻大辱。
    
    在苏共内部,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也到了关键地步。列宁的战友被一个个清理,斯大林的个人意志开始凌驾于党组织和共产国际之上。在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前,共产国际的代表就找蒋经国谈话;结果,蒋经国“突然放弃了托洛茨基运动”。
    
    也就是说,在1927年一年之中,年轻的蒋经国经受了两次重大考验,亲情与信念、理想与现实,他见识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也见识了“路线斗争”的残酷无情。蒋经国的选择,跟他的同学邓小平一样,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一面。美国传记作家陶涵为此写道:“这是他一生之中,直觉务实、克服情感和智性理想的第一个实例。这个经验让他体会到生命的复杂和无常。此后一生,经验判断左右他对直觉目标的追求。行动必须以坚实的理智为基础,不能全凭情感或政治承诺作定夺。”
    在苏联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并非“官二代”留学那样轻松,而是极为艰苦、坎坷的。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耕过地;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但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落难的蒋经国注定要做一个“棋子”。蒋介石不会忘记他,斯大林不会忘记这个“人质”,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会忘记他。即使在国共分裂的时候,周恩来也曾数次与蒋经国见面,周恩来甚至鼓励蒋经国给蒋介石写信。而在1935年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之前,蒋经国的处境已经得到改变,他数次被斯大林召见,共进晚餐,“喝浓汤,吃荞麦面包”。1936年11月16日,25岁的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1937年4月,蒋经国和他的苏联妻子,带着刚满周岁的长子孝文,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祖国。当时的回国之旅是漫长的,共产党人康生一路陪伴着他们。在海参崴,蒋经国与康生共同署名给党组织:“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
    蒋介石的心情难为外人道,国事在身的他一时难见儿子。蒋经国先是拜访陈立夫和吴稚晖,以为父子相见铺路。此时在国共斗争中经历惨痛的吴稚晖仍表现出长者的宽厚,他问蒋经国:“你尝试的经历怎么样?”
    
    父子终于见面。据说,当时的蒋经国扑通跪下,向父亲三叩首。浪子回头,蒋介石一定稍感宽慰,但在他看来,儿子的中文荒废多时,对中国传统和民族精神缺乏认知。此后相当长时间,蒋经国听从父亲的教诲,在浙江溪口老家闭门读书,从《论语》、《孟子》到《孙文学说》,“补课”。这既是浪子向理性低头,也是共产理想回到中国传统中寻找认同。
    
    有论者说,共产主义理想、留苏十二年的经历、父亲的教诲,对蒋经国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跟蒋介石相比,蒋经国更亲民、务实,他的个性随和,终日满面笑容,以至于蒋介石告诫他要“矜持自恃”。蒋经国也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导,一生节俭,清廉,不置家产。
    
    这个蒋家的“异数”仍为蒋介石包容、接纳、培养。蒋经国刚回国时,蒋介石派人每个月找蒋经国聊天,做思想工作,试图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当时的蒋经国经常用“大资产阶级”来称呼他的亲戚宋子文等人,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是困难的,但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跟共产党人争夺儿子的心灵。事实上,蒋经国确实是一个愿意学习、善于学习的人,如前说,不仅英语如此,就是中国传统学问,蒋经国也学得有模有样。跟蒋介石一样,他的书法也可足可称道。
    
    学习只是余事。革命是第一位的。但蒋经国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开始,与共产党人渐行渐远,逐步成长为父亲的得力助手。他内心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已经难为外人所知。据说蒋介石一生几乎未信任过什么人,夫人宋美龄和儿子蒋经国是例外。也许蒋介石厌恶过共产党人对儿子的影响,但他一定欣慰共产党人把儿子锻炼成为一个干才。在看到蒋经国的治理能力之后,蒋介石更是决心安排儿子的前途,像大禹培养儿子夏启一样,革命家私心自用,有意无意中实行了“家天下”。
    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失败者”。以普通人论,这种失败者甚至难以面对亲人、朋友、部属,更不用说民众,但蒋介石挺过来了,而且把军政训政宪政一步步落实下来。个人方面,他到晚年化戾气为慈祥,希圣希贤。以今天的话语,晚年的蒋介石夫妇大概是一百年来少有的生活幸福指数最高者之一。更难得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发挥到极致,在革命者势若冰炭的关系中,革命家蒋介石在面对革命者蒋经国时,终于把蒋经国变成了自己的作品,这甚至是比他的革命实践更大的成就。
    
    (五)
    
    迁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为了自保,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蒋经国担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一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情报与秘密警察活动,主要任务是镇压台湾岛内的本土异见分子、调查搜捕“乘乱混进台湾的中共间谍”。像王朝统治的“东厂”、“西厂”一样,“辣手摧花”,蒋经国以恐怖高压手段维持政权的稳定,台湾的“白色恐怖”一言难尽。据说,从1949年至1987年解除戒严这38年之间,近3万人作为政治犯被捕入狱,其中约有4500人遭到枪决。经历过苏联肃反的蒋经国一定对此得心应手。
    
    蒋经国的罪责写进了历史。噤若寒蝉的台湾人民不会原谅他的罪行,曾被他关押过的李敖就说:“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岂可轻予认定?”
    
    但无论如何,蒋经国最后一刻放弃了“蒋家王朝”,跟反对派互动,开创了台湾民主化不流血的宁静革命。今天的中国人多把蒋经国的这一转变看做是大的环境因素,即在享受台湾经济腾飞带来的成就感的同时,国民党面临着台湾本土人士参政的压力,以及异见人士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的压力,这些压力在美国等国际环境的催化之下更为巨大。因此蒋经国会顺应时代而变化。
    
    在1966年,“国防部长”蒋经国在“国民大会”上推动一项临时条款修订案,允许台湾本土人士在民意机关里有一席之地。这一小小让步意义重大,三年以后,党外人士郭国基和黄信介当选“立法委员”,“立法院”内第一次出了两位真正的反对派人士。由此可见,台湾的压力固然大,蒋经国也是民主化的先行者之一。
    
    实际上,时代潮流也好、环境的变化也好,都只是外部因素,最主要的,仍是蒋经国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理想,跟中国人的修身齐家传统、圣贤传统相统一了。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灯续命者都明白杀生的因果道理,如白起、蒙恬等人不为自己的横死叫屈;中国传统的担当者都明白“其命维新”的道理,如赵武灵王、魏孝文帝、王安石等人要变法维新;中国传统的道统在于为生民万世开太平……因此,蒋介石一生杀生伤生无数,上干天和,下招人怨,到晚年放弃权力,躲进小楼成一统,而终得正果,正是回头是岸、修忏积善的表现。这一切都为蒋经国看见了。因此,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赠言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正是蒋经国变革的动机,也是他的胸怀,从这点上看,他绝非是在玩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
    
    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已然走进个人的顺生日子中,颐养天年而不问世事,党、政、军大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蒋经国手中。跟“儿皇帝”的谨小慎微比,蒋经国自此一开始就展露个性,他从开会做起,“别人一啰嗦,他就扳弄手指头或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他把改革的板斧指向官僚,比戈尔巴乔夫更早,他提出了“公开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国家政府预算一概公开。
    
    1979年12月10日,黄信介担任发行人的《美丽岛》杂志集会游行,黄信介等主事者演说,与会3000多名群众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形势危急之下,蒋经国仍表示,如果出现民众骚乱,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同时指示,派到现场的宪兵不携带武器。双方有备而来,冲突难以避免。在集会结束后,主事者以三辆宣传车开道,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四周待命的警察上前强行阻拦,并用催泪弹驱赶游行队伍,民众则以木棍、火把、酒瓶还击,近200人受伤。
    
    被激怒的国民党开始还击,蒋经国也被指责软弱。在第二天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中,许多主张改革的国民党人被解职。蒋经国也受到巨大压力,不得已大举镇压。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扣,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美丽岛事件”引致国际压力,蒋经国内外交困。用一句俗语,蒋经国里外不是人,他一定痛切地意识,“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意识到,在时代洪流面前,嚣张、腐败的国民党只有顺应变革,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1984年10月,刚刚写完《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在美国旧金山住宅中遭到枪杀。“江南命案”案发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展开调查,实施暗杀计划虽为台湾的黑社会竹联帮,但蒋经国的次子、与台湾情治系统过往密切的蒋孝武涉嫌其中。蒋经国有苦难言,他亲手缔造的情治系统长成如此怪物。但是,蒋经国仍坚定地说,只要他在,绝不允许台湾岛再流血。蒋经国为此改组情报部门,削弱其权力,不允许再把优秀学生派去情报部门工作。
    蒋经国还对部下说,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当时,蒋经国所要执行的改革计划主要包括三部分:改革国会,结束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长期不改选现象;允许反对党合法化;解除戒严。1986年3月,76岁的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986年9月,一百多名反对派人士齐聚被视为蒋家王朝象征的圆山饭店,成立“民主进步党”。据说全程监控的蒋经国说,“此时此地,不能以愤怒态度轻率采取激烈行动,引起社会不安;应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对组党问题,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内,可研究组党的可能性,暂以秘密进行。”?蒋经国对国民党要员们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丢掉一网打尽的机会,听任反对党成立,蒋经国再度受到国民党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但他这次不再为之所动。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平静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还说,“解严后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历史从事后看是必然的,在当时却是选择的。蒋经国维新面临守旧派的强大压力,证实了个人选择的可能性。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的话,在蒋经国这里做到了,蒋经国顺势而行。1987年8月23日,立法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在台湾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宣告取消;1988年1月1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党禁报禁;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了旨在结束外省人掌控台湾政治时代的草案。
    
    在逝世前半个月,蒋经国不顾劝阻参加“行宪纪念大会”。似乎天意安排,这位革命家在这里跟人民做最后的告别,他没想到的是要经受民主化的洗礼。他坐着轮椅被推上台,尽管有如往常般的欢迎,但反对派人士高举“老贼下台”的布条、持续的抗议口号格外刺目。作为个人,他心里极为恼怒,在革命家看来,“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但是,他仍是革命家,是政治家,即使面对反对派的激烈言辞而痛苦,直到回家的路上,蒋经国依然面带微笑。
    
    蒋经国并非一位天生的民主人士。但是,“他个性温和,追求共识,关心百姓疾苦,生活简朴廉洁,这些都是民主人士该具备的典型个性特征”。蒋经国的传记作家陶涵说,“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之时,蒋经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意识到,外省人对台湾的独裁统治最多不会再存续超过一个世代,唯有允许一个稳定的、追求和平的反对派存在,建设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才可能保住蒋氏政权的遗产,即稳定和发展以及一个中国的原则。”
    
    陶涵认为,儒家相信,要使社会和谐、井然有序且欣欣向荣,在位者除了要有强大魄力,还须心智开明、泽被四方。蒋经国最后的华丽转变,正是应和了这一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蒋经国承续了共产主义革命、传统中国“内圣外王”的多重资源,而超越了单一的强人政治或传统“克里斯玛型”的权威政治,成就自己为圣王合一贤明通达的历史转折人物。他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远高于李光耀、穆巴拉克、赵武灵王、魏孝文帝……等人。也在这个角度上,一个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在蒋经国那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即革命开出了现代民主、自由和共同富裕;这个句号不比戈尔巴乔夫的意义更小,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现代成果。
    
    (六)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七海新村寓所中辞世。与他的父亲蒋介石逝世后的情形相比,这位“中华民国”第三位“总统”的离世显得相当低调、朴素。他甚至没有留下“治国遗嘱”,他确实已经不需要遗嘱。
    
    到今天,尽管中国大陆眼中的蒋经国仍显得陌生异己、一言难尽,甚至难以定位,尽管蒋经国仍被不少台湾人诟詈,但蒋经国的功绩和愿心已经昭于日月,他为台岛内外的人长久地怀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蒋经国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清晰。用政治学术语,他是开明专制者、“正确独裁者”,他的治理从威到恩,从仁慈到开放,已经超越了“克里斯玛型”政治人物的宿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比凯末尔、纳赛尔、纳布吉巴、李光耀、苏哈托……这些第一代、第二代强人的人格要高得多。
    今天的中国人对蒋氏父子、蒋家王朝有了更平实的态度。如同蒋经国生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大陆对于国共之间恩怨纠葛的那段历史如今已经有了全新的评价。这既涉及人们的信心,也涉及人们的眼光和政治智慧。
    
    当然,由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大陆影响的不同,人们对二人的评价有所不同。对“老蒋”(蒋介石),人们更着眼于大历史,将其与孙中山、毛泽东等相比较;对小蒋,人们更多地从技术角度去关心,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一样的人物”(胡忠信语),如何“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应对变局,进而开创新局”(马英九语)。
    
    蒋经国的事功局限于台湾一岛,这也妨碍了人们客观地看待他的历史地位。未来的人们会论及他跟戈尔巴乔夫、跟邓小平的比较,我们今天只能从个人家国的角度看待他的品性,他对我们普通人的意义。这个历史人物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非幸致,而是辛苦、汗水、血泪换来的。他从父亲或说他们蒋家那里继承的家风家教,至少有,意志坚定、善于学习、心胸开放。但他仍从父亲的阴影里走出来,做出了自己的成绩。
    
    蒋经国的人生跟兑卦偏好相关。兑卦是快乐的、劳动的、好色的、毁折的。据说兑卦人一生会有两个重要的女人,蒋经国跟蒋方良那样患难,仍拜倒在章亚若女士裙下,并生下两个儿子,可见命运无端,而天行有常。兑卦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这种亲民运动也几乎贯穿了蒋经国的一生,只是他早年整顿金融,打大老虎时,没能给民众实惠反而殃及民众。直到晚年,他开放党禁,亲手毁掉“蒋家王朝”,埋葬一党专制,还权还政于民,才算顺乎天应乎人。
    有意思的是,如果说宋美龄尚有西方文化的做派,那么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则相当东方了。蒋方良的人生跟大畜卦相关。大畜卦辞: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蒋方良确实离开了苏俄家乡,远涉重洋,自20世纪30年代随蒋经国来到中国以后,蒋方良再也没回过她出生的国家。她融进了中国家庭,很好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妇德。这应该是蒋家家风的影响。她为人低调,跟公众保持距离,被公认为总统夫人中“最没有声音的一位”。
    
    (七)
    
    蒋氏父子几乎是特定的称谓,蒋介石和蒋经国。而蒋介石的另一儿子蒋纬国没能得享这一荣誉,他对现当代史的影响几乎微不足道,远不及父兄。但他的人生也相当传奇。
    虽然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养子,实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儿子,但蒋介石对他并没有见外,而是视若己出。蒋纬国后来称蒋介石为“父亲”,称戴季陶为“亲爸”,这也反证蒋介石的人情味。蒋介石没有我们常见的党性代替人性、完全献身于国家社会一类的变异。
    
    在幼年时代,蒋纬国甚至比蒋经国更为亲近蒋介石。“经儿可教,纬儿可爱。”蒋介石日记中,多次记下他喜爱“纬儿”、关心“纬儿”身体和学业的心情。“吾游此山之第一次即我祖父领我前往,跳跃放浪,无异今日之纬儿。”“近日甚想纬儿,恨不能与其同行耳。”“下午在家课纬儿,出外十日,纬儿品学皆有长进,心甚喜也。”
    
    虽然经纬之名取自孙中山,但蒋介石对两个儿子“经天纬地”、一文一武的设计算得上成功。经国言行有板有眼;纬国性格活泼,在某种程度上有公子哥儿或贵族气了。二人都是“高富帅”,但二人的成长也都吃过苦,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幸也有不幸。蒋经国在苏联学习,造就了坚忍的政治性格和刻苦奉行的作风,见过斯大林;蒋纬国少年立志从军,在德国留学时曾在德军服役,也见过希特勒。
    纬国跟经国的性格不同,二人仕途也大为不同。在经国回国成为父亲着意培养的接班人后,纬国的政治前途几乎是可有可无的。虽有传言蒋介石不栽培他,但在父兄执掌最高权力的情况下,蒋纬国的权力心淡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跟父亲的关系一直不错。抗战开始,蒋纬国回到国内,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心情大好,问他对国事有何感想。蒋纬国回答:“父亲,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你看我一走开,你们就搞得乱七八糟。”蒋介石听后开怀一笑,这也是难得的父子天性交流。
    蒋纬国后来说他们父子关系,“不只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长官部下的感情,到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一有烦恼就会找我去陪伴他。”如果说蒋介石跟蒋经国之间多是军国大事,他跟蒋纬国则是家事居多了。有意思的是,蒋纬国的情感生活之丰富不比父兄逊色,且一波三折。最早他跟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有缘,蒋英后来成为钱学森夫人,使他只能“终身仰慕”。后来他跟石静宜相恋结婚,不幸石静宜因心脏病早死。在苦闷中,他认识了中德混血儿邱爱伦,虽然邱父不看好偏安台湾的蒋氏政权,但蒋纬国追求四年修成正果,婚后四年收获爱子、蒋介石最小的孙子蒋孝刚。从蒋氏父子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可以看出他们开放包容的胸怀。当我们还在为“胡同里的洋媳妇”津津乐道时,中西汇通早就是蒋家的生活内容了。
    
    但蒋家同时也古今包容的。蒋纬国回忆说,父亲不仅会看面相、风水,还懂得经营。一次到慈湖的小煤矿,虽然矿坑脏乱,蒋介石看出这是一块好地。第二次去慈湖时,蒋介石带了一个罗盘,对第一次见到罗盘的蒋纬国说:“你们光晓得有三百六十度,其实中国罗盘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每天有一度。”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外加六小时,其实这六小时是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罗盘里面有六十四卦的卦位,六十四卦里面每一卦有一百分刻,蒋纬国联想到军事除了三百六十五度之外,还要有六千四百个定位,如此才能定得精确。蒋介石一面教儿子使用中国罗盘,一面寻找他心中的方位,确定下来后,他让蒋纬国打听:“你打听打听,这个地方他们卖不卖的,如果要卖,我们就买下来。”蒋家把那块地买下来后盖了一个四合院,完全按照溪口乡下我们的老四合院的样子盖。据说,蒋介石看中的这块地在风水上极有讲究。
    
    因为莫须有的“湖口兵变”事件,蒋纬国失去了军权,他在父兄的天下里“投闲置散”,只能做一些军事教育、战略研究。在父兄的视线中,蒋纬国除了继续公职外,还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他跟三教九流打交道,活跃于民间社团,认识了不少江湖能人异士,以至于他后来一度给蒋介石用气功治病。以留德的理性而能接受中国底层的神秘玄学,这再一次说明蒋家人的包容性。
    
    在蒋纬国的心目中,父亲蒋介石的哲学艺术就是包容,“化敌为友”,比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高明。很多人批评蒋介石不够心狠手辣,没有消灭与他敌对的人。蒋纬国认为,如果父亲要用这种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灭了。他从来没有处于顺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论在政府里或是党里面都是如此。他不过是高阶的军人,还在一大群军阀里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敌对的,可是他能够与他们和平相处,最后是化敌为友,即或是不与他成为朋友的人,也不再与他敌对。
    
    蒋纬国对父亲是尊崇的,敬爱的,他自承爱讲笑话,但蒋介石过世后,有三年多时间他没有说过笑话。对性格、作风差异的兄长,他也做到了相忍相让。父子三人,虽然禀性各异,为人为家为国,都有成绩,尤其为人,父慈子孝。他们也都寿终正寝。这可能是两千年来中国专制制度最高权力家庭中极为难得的一家人了。到1997年弥留之际,蒋纬国一再表示,他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其父兄能归灵大陆。
    
    (八)
    
    到蒋家第三代,其变化之大令人唏嘘。蒋经国与蒋方良所生的4个子女孝文、孝章(女)、孝武和孝勇;蒋纬国与邱爱伦的儿子蒋孝刚。至于蒋经国和章亚若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兄弟,章孝严和章孝慈,则多年不曾入蒋门,在舆论眼里,跟蒋家香火承传关系不大。
    孝文是孝字辈当中,最得宠的一位,却也最让蒋氏父子失望,给家人惹下不少麻烦。结婚后因家庭纠纷走上酗酒之路,结果因宿醉忘记服药导致脑部细胞严重受损,智力仅与四五岁孩童相当。54岁时辞世,离父亲蒋经国去世不到一年。
    
    孝武一度让人怀抱信心,但他情绪之不稳定、冲动等性格让蒋家蒙羞。“江南命案”掀起轩然大波,外界盛传蒋孝武是幕后指使人,使他彻底失去父亲的政治信任。他46岁时即告去世。
    孝勇主动选择了弃政从商,后来又入加拿大籍,不幸48岁时病世。
    
    只有蒋纬国的儿子孝刚幸存下来,他在美国从事律师行业。
    
    到了蒋家第四代,则有六个男丁,分别是蒋孝章之子俞祖声,蒋孝武之子蒋友松,蒋孝勇之子蒋友柏、友常、友青,以及蒋孝刚之子蒋友捷。第四代无一人涉足政治。他们大都投身于商界、艺术和教育界,长期以来行事低调。
    
    俞祖声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供职于美国一家天文机构。
    
    蒋友松毕业后在旧金山湾区租了个简陋的房子,每天挤公交车去离湾区几十公里的电报山下一家公司打工。打工期间,他学会了如何做期货生意。后来,他开了自己的公司。
    最引人注目的有外貌英俊、能力出众的蒋友柏。在台湾某民意调查“谁是职场上最具代表的型男”中,蒋友柏曾以绝对优势,压倒公认的帅哥马英九,而当选冠军。蒋友柏遵从父训不碰政治,19岁进军商界,现为台湾橙果设计公司老板。蒋友柏结婚后,生下一女一子,长女蒋得曦,幼子蒋得勇。蒋得勇则成为蒋家第五代的第一个男丁。
    
    蒋友常与哥哥蒋友柏合作开设“橙果设计公司”。他的爱好则是美食,“我早睡早起、喜欢泡老人茶、下厨做菜,每次进厨房耗掉一整个下午,就为了想变出一道新菜色。”
    蒋友青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对台湾基本没有什么概念了。
    ……
    
    总之,蒋家到第三代,就似乎遭受天刑地斩。蒋家第四代则要么是“学习当个平凡人”,要么已经是平凡状态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蒋家百年,由灿烂归入平淡,也算是造化本色。
    
    按照传统中国说法儿,死者入土为安。如果不能安葬,那么死者的灵魂难以荫庇子孙。蒋介石、蒋经国的尸骨几十年不能入土,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有人说,因为二蒋的棺木不入土为安,蒋家的第三代的男丁们都早早地死光光了,而且这样一个风光的家族第三代中有出息很少,有出息的(指章孝严)还不是姓蒋。台湾《联合报》报道,蒋家也认为,目前安厝地点风水不好,且两蒋都没有入土,导致家运并不好,尤其对男丁更伤。甚至到台湾慈湖去参观的人也会听到导游们说,蒋介石的遗体一直不能入土为安,可能是蒋家后代几乎死光的一个风水原因。……
    
    据说后来台湾政府因为政治原因,也愿意将蒋氏父子安葬,因此“蒋家第四代很旺,第五代也来到了这个世界报道了。”这种先人与子孙祸福相关的说法即使难以为科学证实,也应为我们现代人尊重,如此才能敬畏,才能慎终追远。因为蒋氏后人日渐平凡,涉及太多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命题。
    有论者指出,蒋氏父子在大陆、在台湾杀伐过重,也是祸及子孙的一个原因。毛泽东曾流泪引用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不把人当人看的,他们会有后代吗,或他们的后代会健康平安吗?蒋家的后代状况确实令国人感慨无限。好在蒋介石遵循母亲传给他的家训:“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以顽强的意志把良善、寻常生活传递给了子孙。
    
    毛、蒋一生未能化敌为友,令人遗憾。我一度想研究毛蒋,结果发现他们都是周文王的后代,毛家是武王的后人,蒋家是武王弟弟周公的后人。即使到了近代,毛、蒋两家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思想家、大经济学家杨小凯甚至猜想,如果在1949年,毛能把蒋请回大陆中国的政治秩序,不止宪政已在中国落实,就是中国政治也将大放光芒。但猜想只是猜想。毛、蒋要认识到这一点,一生也不够,认识到这一点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甚至今天他们的后人都未必懂得这一历史含义。
    蒋和毛都是熟知中国文化的人,一定对自己的作为将有什么样的果报有过深思。毛的高明已经为很多人看到,蒋的高明还未被更多的人所注意。毛曾想过火化,蒋也不会不知入土为安的道理,但他宁愿祸及子孙也希望归灵大陆,大概也有对子孙如何完成平民化有过考虑。公正地说,蒋的晚年并非只有失败的纯粹性,他的“反击”称得上成功。借用一句谚语,他是笑到最后的人。虽然这种争胜于他已没有意义,因为他修成了正果。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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