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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河北省副省长王幼辉:我与习近平的交往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09日 转载)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2011年第11期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正定县曾经同事。一起工作的日子,给我留下了难忘而美好的记忆。
    
    近平同志是1982 年月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的,当时我是正定县副县长。由于工作出色,一年后他任县委书记,1985 年离开正定,调往厦门任职;我于1983 年被选拔为省人大副主任。虽然我们同事时间不长,但因为彼此都在河北工作,从1982 年至1985 年这4 个年头,我们的接触和了解还是比较多的。
    
    质朴、儒雅、稳重的年轻人
    
    1982 年3 月底,我在石家庄地区举办的英语学习班学习,县里通知我回正定参加一个关于引进项目的会议。开会时,我发现班子里有一位个子挺高的年轻人在场,他穿着一件绿色军装,看上去不像干部。我就问坐在旁边的石家庄地区徐副专员,那位穿军装的年轻同志是谁,他说是从北京部队下来的,现任正定县委副书记。我才知道,这位穿着打扮像个炊事班长的小伙子,原来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
    
    近平那时虽是个年轻干部,但在我印象中,他为人处世却很稳健。作为年轻人,他身上更富有朝气和活力,有时候也会流露出很青春的本色。正定县当时有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任县文化局局长,叫贾大山。近平在任期间,比较关注知识分子和拔尖人才,也很关心大山的工作和创作情况,并且他们之间私交很好,多年保持着联系。大山生前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近平到大山家里聊天,返回机关时已是深夜,机关的大门关闭了。为了不打扰门卫,近平蹲下身子当人梯,让大山踩着他的肩膀翻进大门开门,然后才悄悄地回到房间。
    
    1997 年近平在福建任职时,得知贾大山身患绝症后,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时间,专程到协和医院去看望大山。那年的正月初三,他来正定看望老干部时,又到家看望了卧病在床的贾大山。当听到大山病逝的消息时,他和夫人彭丽媛托人敬送了花圈。
    
    近平虽是干部子弟,但他做人很低调。他下过乡,吃过苦,在最基层劳动锻炼过,和老百姓有接触,有生活体验,他身上平民气息重,能团结人。在工作中实际接触以后,我丝毫没有觉出他有干部子弟的派头。平日里,他总是穿件军装,脚蹬大头鞋,一举一动都是复员军人那样普通。
    
    在一般人看来,这位县委副书记好像有点“土”,但近平身材高大魁梧,透过他朴素的外表,可以感受到一种内在的神韵和教养,这种说不出的气质,使人见了他就会产生一种敬佩之情。那时,我们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都在大食堂吃饭,不管是县级领导还是一般干部,大家都在窗口排队买饭。近平和大家一样,都是蹲在水泥板搭成的“饭桌”上吃饭,边吃边说些工作上的事或拉家常,近平给大家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温和儒雅,和蔼可亲,他还有个好习惯,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当年我和近平下乡时,很少坐吉普车,经常骑着自行车在乡、村里走村串户,遇到河滩地、泥泞地,我们都扛着车子走。他说幼辉,你在正定工作已经20 多年了,我们骑着自行车下乡,你可以带着我多看几个地方。并再三告诉我:到乡、村、生产队去,顶多介绍我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千万别再提其他什么。他从不愿意别人提及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在乡下吃饭时,不论是在乡镇食堂还是在百姓家里,我们每次都是自己买饭票或吃完后留下几毛钱和半斤粮票,决不搞任何特殊。我记得那时近平到村里,最爱吃老百姓家的玉米饼子和小咸菜。
    
    
     有一次我到正定县去看他,到饭点了,他掏出5 块钱叫服务员到街上去买两个罐头,我记得很清楚,是一小罐鱼罐头和一小罐牛肉罐头。在他办公室兼宿舍的房间里,有一个小柴油炉,这在当时用得很普遍。因为近平经常下乡,误了吃饭时间,他就在办公室用这个炉子煮挂面,然后拌酱吃。那天,他就用这个炉子煮了两碗米饭,并对我说,一人就一碗,多了煮不下。没有汤,一人一杯白开水,我们俩很快就把两个罐头消灭光了,那顿饭吃得很开心。那是1983 年的事,有罐头吃,已经很不错了。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办公室,一位省人大副主任和一位县委副书记,不打扰任何人,吃了一顿很愉悦的午餐。那时候不像现在吃饭,有人频频敬酒,实在吃不消。
    
    大事难事有担当
    
    习近平在正定任县委书记期间,注重发展商品经济,抓精神文明建设,成就了中国正定旅游模式;支持老干部工作,尤其在关心百姓生活、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显出了他自己的风格。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在公车、办公用房比较紧缺的情况下,他先给县老干部局买了一辆小轿车让老干部用,自己坐的是国产吉普车;他还把县委、县政府合用的大会议室腾出来,作为离休老干部的娱乐活动室。
    
    众所周知,正定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和粮食生产大县,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跨长江、过黄河”(亩产达到800 斤)成为我国北方产粮大县,但那时只抓农业,看重粮食生产,忽视了多种经营,农民并不富裕,成了有名的“高产穷县”。
    
    我任副县长时,全县有52 万亩耕地,42 万人口,全县每年上缴征购粮食7000 万斤,每亩粮食种植面积负担约233 斤。为了保证征购,县里不得不压缩其他经济作物,如棉花,那时顶多种上12 万亩左右,农、林、牧、副不能平衡发展,因此就发生一些奇怪现象。
    
    如当时闻名全国的“农业学大寨”典型正定县三角村党支部书记曾告诉我,一些农民为填饱肚子,还到外县去买山药干来维持生活。这种情况县委、县政府早有察觉,原县长程保怀就说过,不解决高征购的问题,要提高正定县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好说。
    
    但这种敏感的事情,谁也不愿主动向上级反映。近平担任县委书记后,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多次与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同志一起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在中央派出调查组核实后,终于把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000 万斤。
    
    这件事关系到正定县42 万人的利益,由此可以说明近平工作大胆,有魄力,不唯上,只唯实,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老百姓竖起大拇指说:“到底是北京来的干部,有魄力。”
    
     提起正定县的经济发展,不能不谈到当年崛起的旅游事业和近平创建的“中国正定旅游模式”。正定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城内荟萃着唐、宋、元、明、清各代不同风格的古代建筑,尤其是佛教建筑众多,仅城内的寺院就有隆兴寺、临济寺、元宁寺、开元寺等,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故而被誉为“古代建筑博物馆”。
    
    1983 年,近平和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开始酝酿发展正定旅游业。当时,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投资方决定投资80 万搭建荣国府临时场景,拍完再拆除。近平得知这一消息后,设法把剧组拉到了正定。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保留下来的旅游资源,不如借机建成实景,为正定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但这需增加投资300 多万元,投资方仅投80 万元,剩下的资金由正定县自己筹备。消息传开,正定县上上下下议论纷纷,县常委班子也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为此,近平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近平提出了还是建真景合算的建议,反对者认为风险大,投资多;近平又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在和县长程宝怀同志达成一致意见,并征得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后,他代表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兴建“荣国府”的决定。
    
    事后我问近平,你怎么会有那么大胆的想法,他说荣国府距隆兴寺很近,今后凡是到隆兴寺旅游的游客一定会到荣国府去看看,如果再建一条荣宁街,那么隆兴寺、荣国府、一条街、花(华)塔就成了正定县的一条旅游线。这样一来,游客既可以在正定待上一天,又可以发展餐饮业和其他产业。听了他的话,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前瞻意识和工作思路。实践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
    
    据资料统计,荣国府接待游客最多的时候达每年150 万人次,仅头两年就还清了贷款。荣国府为正定县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除了游客如织,各地的考察团也蜂拥而至,旅游业又带来了餐饮业的繁荣,“中国正定旅游模式”由此被命名。
    
    习近平刚来正定时,分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正定县公路管理当时存在五大问题:一是公路上打场晒粮成风;二是在公路上堆土堆粪成风;三是在公路上支棚建房摆摊售货成风;四是偷盗行道树木成风;五是交通事故频发。这不仅阻碍了车辆畅通,而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
    
    为扭转这一混乱局面,近平针对五大问题,明确提出要在公路上做到“六无”“四好”:无打场晒粮、无堆土堆粪、无摆摊设点、无开沟引水、无碾轧柴草和灰渣、无侵占公路路基;做到路政管理好、路面养护好、行道树木管理好、交通秩序好。他说我们建设文明路不单是爱国卫生阶段,要提高到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我们不能刚刚摘掉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又戴上了“高产脏县”的帽子。全县干部群众经过十个月的努力,使正定县“脏、乱、差”局面有所改观,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我之所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是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第二故乡”情节。滹沱河畔、田间地头、袅袅炊烟、青青杨柳都记录着那段奋斗的岁月。
    
    我也时常想起近平喜欢的苏东坡《晁错论》中的一段话:“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高级干部,“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是题中应有之意。
    
    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3/0603/c198452-21710640-2.html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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