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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牢房巡礼21日——回忆与思索》第五篇:南京市公安局1-5/周祖德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8月28日 来稿)
    作者:周祖德 南京老三届知青
     2009年8月初稿  
     时间: 11月3–23日,1998年 (博讯 boxun.com)

    
     地点:南京 马群查报站 –公交治安分局 - 市看守所 – 石佛寺劳改营

一.   和谐生活须崇尚 金所长市局还原
    
    金所长开警车,还有另一名警察押送,我迈出了劳改营的大门。
    
    开始时,我还很担心,怕金所长的眼神不适于开车,因为用集束光漫射光开车肯定出事。后来仔细看了他一眼,发现其眼神似与常人无异,才放下了吊着的心。
    
    从金所长命令我跟他走一趟起,我就没问把我往哪儿送,我真的不在乎。警车从江北上大桥跨长江,过山西路,鼓楼,新街口,一直开进了市中心南京市公安局的大门。一路上车多人挤等红灯,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马宗法副局长和一位女性朱处长出面接待我们。
    
    这里再说几句金所长。到了市局,我忽然发觉金所长陌生了,好象变了一个人。原来,在与马局朱处交谈时,他完全松弛下来, 先前的那种震慑罪犯,让我们坏人心惊胆战的嚇怕人的样子不见了,一点架子也没有了。而且,我还发现,金所长居然还会笑,而且还是那种含蓄的笑,看人的目光甚至带有些许怯意……他恢复了自我,成为一个普通的人!
    
    请不要误解我讥讽金所长到了上级机关自我矮化了。诚然,这个因素或许有一点,但绝对不是全部.
    
    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金所长在犯人和上级面前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反差,从侧面反映了他在劳改营的工作压力有多大,对他的心理健康或许有损害。因此我认为,应该为狱吏配备心理学的辅导,但愿终有一天这个问题能得到重视。

二.   阶下囚成座上客 公安局长声声惭
    
     一个小时之内,我从石佛寺劳改营的阶下囚,变身为南京市公安局马副局长的座上客,真是荣幸之至了。
    
     马副局长是个痛快人,一见面就一口承认是他们抓错人了,并表示遗憾。我赞赏马局的性格。
    
     把一个犯人从大牢里活活放生出来,比如我,确实不是儿戏,不是容易的事,要经过严格而繁琐的法律手续。马局干了一辈子公安,见多识广,但是这样的事,可能也没处理过几件。
    
    在这种情况下,照理说,我这个受益人应该感谢政府(犯人称警察为政府),应该立马去牌坊店订一个匾,题上“包龙图转世”,再喊上马子明乐队,敲锣打鼓给南京市公安局送去。但是一想,破这个案子实在谈不上有多大艰辛多少技术含量,其起因完全是警察的纪律败坏和素质低劣。如果我大肆张扬地去感谢,反会让马局尴尬,甚至可能会误解我故意出警察洋相。
    
    
    再说,张爱民、眼镜张等民警,他们不是“政府”又是什么?结果是,“政府”把我抓进去,“政府”再把我放出来。如果我敲锣打鼓地去感谢放我出来的这一部分“政府”,那就必须以同样的形式去抗议把我抓进去的另一部分“政府”,才摆得平。考虑到后一做法可能是违法的,而违法的事我绝对不做。因此,我只好采取中立,什么也不做。所以就打消了做匾、喊马子明乐队的念头。
    
     我一介草民,平日也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政府”,感谢民警张爱民和眼镜张,让我有机会与“政府”亲密接触,才有了今天这一则故事。
    
     这里我还想说,民警眼镜张和张爱民在骗我缴纳5,000元嫖罚时,在各自的场合,不约而同地称本案是“多大个屌事”,用正式的中国文字解释,就是说事情很小、不算个事的意思。这里说他们在骗人是一点不错的,因为事情远远不止5,000元,后面还有一年劳教等着。 
    
    为了一件“多大个屌事”,江苏省公安厅长作批示,南京市公安局长遭起诉,南京市公安局两位副局长介入本案,无论如何,这事都不算太小了。
    
    我想,本案的终结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律与人权进步的一个缩影。想当年中国的冤案遍天下,多名元帅、甚至国家主席都死于非命;我等街头草民落在官家手里,不消说挨打挨骂、坐几年冤狱是该当的,那怕是瘐毙枪决了,也属鸡毛蒜皮,一句交学费,就轻轻松松买单,算“多大个屌事”呢?
    
    是啊,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咱中国反正有的是人,人多命賤有本钱折腾 - 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中,在大饥荒、文革和无数的冤假错案中,中国人民成千上万成百万成千万地死,再多死多少人中国都死得起,中华民族都不会亡国灭种。中国唯一的大事是伟大领袖不倒,其他都是小事。
    
    如今,距本案发生已有十多年了,马局想必早已退休,或许已经忘却此事。但是我仍然希望马局知道,我是一个与人为善、常怀感恩之心的人,并且认为马局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同志。本人愿借此小故事一角,祝马局建康长寿。

三.   画蛇何需添足 求真精神缺失
    
    对于本案,朱处长则婉转地作了进一步解释。大意是,她对我的事也感到遗憾。但是,她以非常诚恳的态度接着说,他们警察抓错人客观上也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我与真正的嫖客无论身高还是相貌,都生得实在太相象了,有如孪生兄弟一般,以至于我的照片送到娼妓那儿,她仍认定就是我嫖她的,最终酿成悲剧……。
    
    虽然我无法同意朱处长的解释,但是我并没有起而争辩。原因是,初次见面就争吵很不礼貌,好象我是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再说朱处长是一位美丽端庄的女性,而面对这样的女性,由于荷尔蒙的影响,我向来自发地予以敬重,因而也不忍心与之发生论战。
    
    一些强势单位的人,工作上出了点什么差失,第一位的考虑不是检讨自己,查找原因,修正错误,警惕将来;而是一意维护团体,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是推卸责任,找出一切借口推脱抵赖,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们提出的理由荒谬不经,自己却茫然不觉,已经丧失了正常的思维。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中国特色 - 在中国这样一个批评缺失、求真精神缺失、官场阿谀奉承弥漫的社会大环境之中,芝麻绿豆大的官,就能找到做大官的感觉。强势人物一呼百诺,无论发表什么言谈, 就象大官的讲话一样,是专门说给人家拿去唱赞美诗的,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久而久之,他们养成了过分良好的自我感觉,深信自己说什么,那别人就一定得信什么。如果有人告诉他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是绝然不肯相信的。
    
    好在就我这一个案子来说,只涉及个人,尚达不到国家大事的高度,所以在查找原因的时候,还仅限于中国境内,在我的周围找;总算还没有跨出国门,到外国去找原因。
    
    按照朱处长的思路,我这次的遭遇,当不该怨天尤人,其唯一的原因,只能怪罪当年母亲没有把我生好, 没有生出自己的特色,以至于同别人太相象,害的警察看走了眼……。如果当年我生下来是另一个样子,比如缺了一只耳朵,这件事就一定可以避免了。

四.  李警官义愤填膺 敬重叹服需依法
    
    市公安局一位专事法律的李警官也是这样。对于我胡乱签署法律文件,他情绪十分激愤,一见面就质问我,“要是杀人案你也签?!”.
    
    其实本案明显的一点是,并非是我主动投奔公安,报假案误导警察。从时间的顺序上说,是南京市公交治安分局的民警张爱民、眼镜张违法在先,是他们逼我做违法的事。我根本不想签那些文件,可是你不签,他们就下手毒打。总之,这些文件是马群查报站的民警违反我的意愿,以殴打的手段强制我签署的。
    
    当然,我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那就是,我表演江姐的决心下的太迟了点,到了石佛寺劳改营才决定这样做。如果一开始在马群查报站就表演江姐,最多就是多捱点打,闹个低层次的事故,就没有机会见识南京市那么多的牢房,最后竟然判送劳教一年,给市公安局制造这样大的被动和麻烦了。
    
     回想起来,本案的另一个原因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守法公民,对于警察的黑暗缺乏了解。本人经过这次坐牢的历练,以后当会接受教训。特别是在签署文件时,要坚持原则,不要轻易上警察的当。
    
    无论如何,以法律为职业的李警官对我违法签署法律文件表示愤慨,这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的确是违法了。
    
    可是,我不知道李警官对自家人,例如民警张爱民和眼镜张,或马群查报站这种警匪一家的公安机关,是不是也一样义愤填膺?如果李警官对这些人和这种公安机关也一样义愤填膺,有如对我的义愤一样,那就证明李警官的情感走向,完全是以法律为准绳的,嫉恶如仇,有很高的社会意识和人格操守,则本人惟有敬重与叹服了!
    
    反之,如果李警官只对我义愤填膺,而对真正的肇事者张爱民和眼镜张以及警匪一家的马群查报站无动于衷,那只能证明这种义愤毫无道义上的价值,只不过是出于维护团体利益而已,一文不值。我想,对于一个以法律为职业的人士如李警官,若情操如此,那只能是一种悲哀了。
    
    当然我不希望是这样。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李警官对不住,本人的敬重与叹服只得收回了。
    
    答案是什么,按照石佛寺劳改营那位戴眼镜和善亲切的女警的说法,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 - 李警官本人无疑正是把握谜底的第一权威。
    
    当然,我从不放大自我,以为一个平民的敬重与叹服,在李警官的眼中有什么分量,然而事关道义,惟有如此表述罢了。
    
    
    其实吃警察这碗饭,刑讯逼供的事李警官知道的一定比我多的多。 著名的如2001年云南杜培伍案,2005年湖北于祥林案这里暂且不提,就说一件咱们南京的事。
    
    1970年代后期,南京下关一家医院年轻护士白天上班遇害,警察将其男友抓来刑讯成案,只待判刑枪决了。幸而这孩子祖上不知道积了什么德,命不当绝。就在即将勾决之时,真凶在外地作案被捕,供出实情,这位男青年才得以抬出监狱送医。
    
    当时我在市中心的南京名店“北京羊肉馆”打烧饼。我们饭店王庆云主任是一位历经抗日、内战、韩战的老八路,子弹打瞎了他一只眼,身上还留下多处弹洞。他在开员工大会时说,这位男青年是他朋友的儿子,警察认定了反正他是吃枪子的料,往死里打,已经打残了……。
    
    打,是中国历朝审案的主要手段。事实证明,打的办法多快好省效率高。打出来的案子大半是真的,仅少数是错案,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或“三七开”伟大理论的光辉实践,功不可没。也难怪乎其生命力傲视千年直至如今。
    
    2008年未去外番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在书店买了几本西夷如何逐步认识中国的书。回来一翻,发现在我元明清三朝,夷人的来华游记里,除了都对女人裹足这一中国特色关注之外,无不对中国虐待犯人如打屁股,凌迟处死等惊诧不已。书中有一段还详细污蔑中国人如何惨烈虐俘,从而成为火烧圆明园的直接借口。这些都从侧面证明酷刑虐囚咱古已有之,是为中国特色无疑。
    
    然而万幸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吹来了新鲜空气。虽然现今仍有警察坚持中国特色拷打折磨犯人,如张爱民、眼镜张之流,但是这已列为非法。并且中央高层也开始接受现代人权理念,针对殴打折磨狱囚之类的侵犯人权的普遍现象, 开展了自上而下的斗争,如2003年孙志刚案。这场斗争的成功之路,尚取决于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稳定发展。

五. 功过岂可相抵 法制思维为先
    
    本案发生后,处理此事的个别同志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说,张爱民与眼镜张都是好民警,平日辛辛苦苦办案子,每年抓获多少坏人。我这个案子他们确呼是搞错了,但是不能因为办错了个把案子,就全盘否定他们。
    
    也就是说,张爱民与眼镜张平常有功,今天虽然出了错,但是平衡起来看,也就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或“三七开”的关系,功大于过,可以原谅。也就是说,可以以功抵过。
    
     我认为,以功抵过的思维,其实质就是把本职工作夸大异化,说成是为人民立功;进而又把所谓的立功,化为违法的资本;以为立了功,就有违法的本钱了;以为立功越多,违法的本钱越大。
    
    所以,这儿涉及的的法治思维是很严肃的。
    
    由于南京市公交治安分分局没有及时把我的嫖娼案底从电脑中抽出,致使次年初夏,本人又卷入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局办理的一起杀人案。该局把我叫到他们在逸仙桥的办公室,让我按手印,拓鞋底。我配合他们忙了好一阵。同时,我把市局给我的平反昭书和自己的申诉文件给他们看。
    
    有一位警员看了后,当着我的面,口齿清晰地作出了这一评论:“真是给我们当警察的丢人!”。
    
    为了这一句话,我记住了这位警察。因为这名警察有职业的荣誉感,要知道,这是一种积极的精神意识!我相信,南京市还有许多珍惜名节的警察,也相信他们的荣誉感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与本单位的从严治警和教育有关,与工作在一个良性的集体有关。
    
    试想,如果这位玄武分局的警察,其同事一个个都如张爱民和眼镜张一类的下三滥,办黑案收黑钱,张口B闭口屌,我可以断定,他是不可能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是说不出这样一句话来的。
    
    在本案发生之前,对于警匪一家的说法,我一向不以为然,认为言之过激。但是,我的经历完全证实,民间的说法绝非无中生有。民警张爱民眼镜张之流以及马群查报站的所作所为,只能以警匪一家称之。因此,如果将这种人这种执法机关轻轻放过,不把他们的违法行为曝光于天下,会让我感觉丧失了起码的社会责任感,是本人所不能自谅的。
    
    一般而言,不要把职务成就夸大到为人民立功的地步。然而,如果有人一定要坚持这个说法,那么,凡事不能一头甜,那就必须承担起这一理论的另一面,即职务行为的失败,就是对人民犯罪 - 显然,这是是荒唐的。比如,就警察而言,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未破的陈年积案多的是,这难道可以说成是警察对人民犯罪吗?总之,警察无论破案与否,只要严格地依法办案,尽人事而知天命,就无愧于自己的职业。
    
    
    其实,对于个人而言,警察就是一个职业,一份工作而已。而且警察的一切供应都取之于民,因此我们民众不但无需对其顶膜礼拜,反而有监督批评之责。总之,吃人民的喝人民的还不够,还自命为人民恩人,要人民天天唱赞歌的行业,三百六十行里是没有的。
    
    因此,对警察不能只记功不记过,这是拒绝批评不讲道理。民警张爱民眼镜张之流的日常工作就是办案,在某些人看来,那是天天在为人民立功啊。日久积功至伟、以功抵过的本钱越来越大,岂不终有一天当街杀人也没事了? 办错几件案子、收一点黑钱那更是理直气壮,当之无愧的了。 
    
    幸而法律并无此说。这儿举两个例子,2001年9月,芜湖市政法委书记周其东,为摆脱情妇孙某的纠缠,秘密组织他人将孙某杀害;2007年7月,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为相同原因,秘密组织他人将情妇柳某当街炸为两截;
    
    以周其东而言,作为芜湖市的政法委书记,不消说,他亲手办过多少大案,把多少犯罪分子送入监狱刑场,立过多少功劳?如果有以功抵过之说,周其东为人民立下了这么多功劳,现在遇上一点难事要杀个把情妇,还得偷偷摸摸,这岂不有辱我党政高官的威望?干脆实行中国特色,让国家给他赐发一把尚方宝剑,有先斩后奏之权,青天白日在大马路上就能刀劈情妇一分为二,以功抵过必有剩余。
    
    周其东、段义和杀人抵命,这是依法办事别无二话;然而,终其一生,与二高官对人民的贡献相比,这点事也只算是私事,并非单位授权他们干的,仅属小节,完全适用于“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七开”的伟大理论。而且现在,他们已经以最高代价,与上述理论中的“一”与“三”对冲了,洗清了;如今他们的净现值,惟有“九”与“七”了,亦即他们生前为人民立下的汗马功劳了,这是白璧无瑕的,应该单立帐户与日月同辉;因此,二高官的单位芜湖市政法委和济南市人大,或应于每年先书记和先主任的忌日,召开“九七”追思大会,以缅怀先人的丰功伟绩。
    
    此案的教训是法不容情,处罚并不因功劳而稍减,周其东、段义和之流还是走上了断头台。所以法律不承认以功抵过之说,“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七开”的伟大理论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
    
    开弓没有回头箭,执法者惟有依法办事一条路,别无其他。而且以我的经历可以看出,张爱民和眼镜张的违法办案,绝对不可能只是偶然地发生在我身上。他们在其他人身上勒索了多少,是可想而知的了。只不过那些受欺凌遭压迫的人,因为有案在身,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呑,吃下他们的黑罢了。
    
    
    警察是国家的嫡系部队,在国家体制上占有制高点。因此,它得到的赞誉大大多于其他行业。比如媒体经常报道警察如何辛苦,一年破多少案子,牺牲多少人等等,我也相信这些都是事实。经过这次坐牢的经历,对于他们工作的艰辛,我感同身受。我想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或许是值得尊敬的,比如”市看”的所长和查房的警员以及劳改营的金所长等。
    
    然而,国家的进步是一项伟大的综合工程,并不是单一的行业,比如警察,就能够成就的。请看 - 成千上万在公路上日夜奔忙的运输工人,改变了城市面貌的建筑工人,在地层深处作业的煤矿工人等等,他们难道不辛苦、他们难道是贱民?可是,又有谁去问他们一年在公路上撞死,在脚手架上摔死,在地层深处埋死多少人? 一年到头媒体有几句赞誉是给他们的? 是的,他们只是一支谋生的杂牌军,对国家建设无论有多大贡献,都与立功无缘。只有警察是天天立功,处处表扬,这样的话还有什么社会公理可言?
    
    因此我认为,以功抵过之说无论于法于情都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讲究法律的传统。年深日久,一些封建毒素已经渗透人心,视为当然。例如以功抵过之说,以为立了功,就获得了违法甚至犯罪的权利;如若成就了大功伟业,因为本钱大,那更是可以为所欲为,坏事做绝也没事。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法制缺失,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并着手建立法制社会,迄今仅30余年而已。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尚没有来得及形成健康的法制思维。但是我相信,受过良好教育的同志,是能够认同法制而抵制腐朽的以功抵过之说的。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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