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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牢房巡礼21日——回忆与思索》第III篇:6:父亲的牢头彭真/周祖德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8月17日 来稿)
    作者:周祖德 南京老三届知青
     2009年8月初稿  
     时间: 11月3–23日,1998年 (博讯 boxun.com) (博讯 boxun.com)

    
     地点:南京 马群查报站 –公交治安分局 - 市看守所 – 石佛寺劳改营
    
第III篇: 南京市看守所

    
六.父亲的牢头彭真

    
    我的父亲是坐牢的老资格,一生凡出入牢狱四次。国共时代平衡各两次。其中前三次是国营监狱,最后一次是红卫兵的民营监狱。四次坐牢都有纪录,甚至相当有名。

1. 父亲的出身 
    
    虽然我的出身不好生而有罪,但是,若论起毛泽东时代的查三代,却好比是大水冲进了龙王庙,我倒是经得起一查,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细说起来,我的祖辈中不乏正宗的红五类,而且史有记载,握有官方的承认。
    
    父亲周黎扬(1911-2005)河南信阳人。父亲的亲叔周叙伦(1891-1927)是信阳第一任共产党书记,也河南省党史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从事共运被国民党杀害(见“豫南忠魂谱”信阳地区民政局/中共信阳地委党史征编委会编)。据父亲说,周叙伦是北大学生,与李大钊相识,后来返乡搞共产,与之有直接联系(请上网查询:李大钊与河南农民运动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1148/71165/4973041.html)。
    
    信阳共产党闹的早,受家庭影响,父亲从小就是“红小鬼”,在村上担任共产党的儿童团长。他的入团介绍人是肖楚女,并熟识恽代英王若飞等知名共产党人。这些人做农民运动讲习,父亲帮着搬桌椅打杂,也参加听训。在家门口亲见张国涛带人杀害AB团,把河水都染红了。
    
     想当年,上述肖楚女,恽代英、王若飞三位早期中共要员,在父亲眼中,也就是周家座上客而已。
    
    1931年,顾顺章叛变,致恽代英身分暴露,在南京遭国民党杀害。恽代英的墓就在南京雨花台,父亲活着时,每年都要去看,也并不限于清明时节,直至1990年代未父亲年老力衰走不动路为止。想想父亲最后几年佝偻可怜的样子,还记念着年轻时的激情与奋斗,我都很感伤.......。
    
    在恽代英墓前,父亲会说些什么?父亲或许会告诉恽代英,现在革命胜利了,伟大领袖天天都在为他报仇.....国民党的杀身之仇,早就给他报清了。
    
    年轻时,我拒绝陪父亲去恽代英的墓,所以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墓在雨花台的那儿。随着年龄渐长,特别是自己也经历了牢狱之灾以后,对父辈的理解加深了,理解了,去年我去瞻仰了恽代英的遇害地点。物转星移,这儿已是解放军的一个兵营,立有恽代英的一座雕像。此地与我在”市看” 的2号牢房近在咫尺。我对雕像鞠躬,轻语我是周黎扬的儿子,也来看他了......

2. 给周恩来当小差
    
     1925年父亲14岁,他对我说,在家乡当赤匪呆不下去而转武汉,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任“交通”,亦即信差。所以他给毛泽东刘少奇一干人都送过信。那时候,这些人还没有后来住中南海时那么大派场,信差来了均是本人接待,所以父亲从小就见识过这些历史人物。
    
    1927年初夏,周恩来指派父亲担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警卫组长。父亲说警卫组一共四人,全是大孩子。中共党魁配警卫,父亲第一人。当年十月共产党送父亲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由彭泽湘带队从上海乘船赴俄。父亲赶上了参加这一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的游行。在莫斯科,父亲的同班有王明,玩的最好的有左权等。
    
    父亲说,当时在所谓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生都穿红军的军装,成天军训,吃洋饭扛洋枪,有点象当洋兵。
    
    1928年中共六大时,父亲与周恩来又相逢莫斯科。
    
    有一天苏联军官对他们说,明天有你们的大官要来,父亲听了也没往心里去。
    第二天,轮父亲在大楼门口站岗,拿一把大枪站在一个圆形的木台子上。不一会,看见一伙人前呼后拥地来了;走近一看,中间的那个,正是周恩来,他也没看这个站岗的是谁就走过去了。下岗后,父亲就去见周恩来,当晚随他去旅馆。父亲还说,那天在旅馆,又来了一位什么人,年龄比周恩来大,周恩来把自己的铺让出来,自己拿一条毯子往地板上一滚就睡觉了,此事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那时就是一孩子,周恩来对他是很亲切的。
    
    1929年父亲回上海找周恩来报到。父亲说,周恩来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周其华昨天去北平了”。周其华是父亲的姐姐,当时也是周恩来工作班子成员,经周恩来介绍嫁给其留法同学武汉总工会主席陈声煜(请上网查询)。陈声煜于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我的表姐陈斌是陈声煜遗腹子,现已年过80住北京石景山。
    
    所以若论出身,周家当属共产党无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子上,有周家先人的鲜血和奉献。
    
    话说父亲从莫斯科回来后,周恩来派遗父亲去唐山煤矿搞工人运动。父亲对我说,工作并不顺利。好不容易把工人集合起来听演讲,一谈打倒军阀什么的大道理,就一哄而散。1930年3月12日,父亲在一次飞行集会后被捕,关进了天津第三监狱,两年后又转山东反省院深造。最后因肺痨卧床不起,于1934年4月17日交铺保释放。
    
    父亲出狱后,经过一段时间调养,身体有了好转,他又启程去上海找周恩来。但是,父亲哪里知道,此时早已是顾顺章叛变之后,上海中共组织已摧毁,周恩来已经逃走了。父亲此时走投无路,当晚就睡在上海黄浦江边外滩长椅上过夜。
    
    话说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还躺在长椅上未起身,一睁眼,就看见了留苏同学,来江边散步的张培哲先生正瞧着他。张告诉父亲军委会正在招考驻外人员,父亲有资格报考。父亲经几轮笔试和面试通过。 
    
    迄今,我家与张培哲先生的后人仍时常往还。
    
    1935年7月,父亲先奉派新西北利亚,之后调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处,成为一名年轻的中国驻苏武官。全面抗战爆发后,父亲坚决要求回国参战。他还说,客观地说,在苏联也根本一天都呆不住,因为无论走到那儿,苏联人一看到他就会声色俱厉地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还在这里?日本人把你们中国领土都占了,还不赶快回去打日本! -  父亲当时二十几岁,这种指责让他愧疚不已。 父亲坚决要求回国抗战,最后终获批准,在晋级中校后回国。
    
      当时是杨杰任驻苏大使,我家现在还有一张父亲与杨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官员的合影。1966年夏,南京农学院学生陆航如带领红卫兵来抄家时,抄走许多东西,使我家遭受诸多损失,其中有父亲遭日机突袭时,为保卫苏军顾问受伤,在广东韶关伤兵医院的住院证明,还有大量照片,文革后期仅发还了几张,这是幸存之一。
    
    抗战期间在重庆,父亲参与了战时对苏外交。父亲感觉荣誉的一件事,是在中苏高层军事会议上为蒋介石作翻译。这期间,周恩来主动约见父亲,父亲提出归队未准,周恩来要求父亲做情报工作。于是,父亲走上了这条注定没有好下场,乃至贻害子女的凶险人生之路。
    
    父亲还对我说,有些人卷入这种高风险,并不是期许即时或以后有什么酬劳,而只是出于对国民党的极度失望,希望通过自己的作为,建立一种好的社会制度。
    
    父亲做情报,这是周恩来本人为之介绍的工作。然而,后来的无数事实证明,这种工作其实是做不得的。原因是,地下工作者实行单线联络,他们与中共组织只有脆弱的联系,一旦人脉有变,即失去了证明,而这是经常发生的事。
    
    另外,那种一心要当皇帝的人,对情报人员也一样,只是抱以一时的欺骗利用之心,并无尊重。建政后,情报人员已了无价值,这时候,是没有人跟你谈什么“功劳”的,而是翻脸不认人、查倒账。因此,在长期的乱局中,原先的地下党遭兔死狗烹在所难免。
    
      其结果是,情报人员无论是在建政之前或之后,人身安全都有巨大的风险,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命运也确实是悲惨的。在重庆,国民党逃跑前杀害了江姐,并且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实施大屠杀。罗广斌是幸存者之一,他以自己的经历,写出长篇小说“红岩”,后在文革中跳楼自杀。江青说罗广斌是“叛徒”、“反革命”。江姐若活出来,其命运轨迹又能怎样?这或许是不难想象的了。
    
    父亲搞共产二度出入国民党监狱,几乎死在里面。出来后,并没有人来寒喧一声“辛苦",反而就此认定,既然他有蹲国民党监狱的历史污点,那必有叛徒的重大嫌疑,组织上的终身审查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因为父亲第一次是病危抬出监狱的,这是许多同狱共产犯证明的事实;第二次是营救出狱的,过程也很清楚。因此,父亲的叛徒嫌疑就大大地减少了。而且,翻来覆去地查,却始终查不出父亲是叛徒,组织部门都遗憾地获知他没有写自首书,没有叛变,这是多么奇怪啊!
    
      经长期反复查证,实在找不出茬子,于是乎组织上给了一个非正式而又实事求是的结论:不是叛徒 - 这相当于好好一个人,在额头贴上一纸证明:此人非贼、非同志、非娼妓.....
    
    文革时,南京的地下党遭兔死狗烹,几乎都成了叛徒。在南京城到处都是叛徒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坐过国民党的牢,却公然不是叛徒,这就是我的父亲,真说不出这是悲哀还是荣光啊!
    
    在中共情报人员里,能够象我父亲这般“幸运”,历尽磨难,重重涉险过关,最后活到94岁,终老医院病床,而不是在国共两党的监狱或刑场上出发去见马克思的,实属凤毛麟角。
    
    我清楚地记得,文革中,父亲对我说起他在重庆见周恩来的事。那时候,我早已懂得什么叫恐怖。我为父亲去国民党特务包围的中共驻地而担心,感到非常恐怖。我问父亲,你去了红岩村?这实在太危险啊!- 写到这儿,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位读者,能够读懂我当时的恐怖心理!
    
    父亲说,不,一点儿也不危险。他说,他去的是周恩来的办公楼,那儿有许多房间和许多人办公。父亲并不进入周的办公室,而是在一间房间坐等。周恩来在各个房间走动,然后来到父亲的这间屋谈话。周恩来是大忙人,每天会见众多人士,特务也看不过来那么多。
    
    建国后未几,中央19号信箱来电,称父亲脱党后为党做了这么多工作,撰稿人代表党向父亲致敬。
    
    对于父亲而言,这是一封没来由的、主动的电报。父亲长期在国民党军政高层工作,最后的单位是南京国防部二厅。我也不知道父亲到底把什么东西交给了共产党。这份来电,应该是撰稿人的有感而发吧。父亲后来听人说,19号信箱是李克农的单位,从来电口气判断,撰稿人或许就是李本人。
    
    之后整肃频乃,父亲自当在劫难逃,长期处境危艰,并多次向周恩来求助。幸而周恩来身居高位并在内斗中屹立不倒,而且始终也没有忘记这个14岁就跟他跑腿的乡下孩子,不忍见自己用的人在外面给人家打死狗。
    
    现在,对周恩来的非正面评价时见媒体。批评一国总理,这是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这也说明我们社会的走向,已然是进步了。
    
    然而事实证明,在一个草菅人命的时代,周恩来对于革命队伍一卒我的父亲,是有良知讲义气的,他没有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拿我父亲的命不当命,比如批示一个“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之类。如果那样的话,父亲的命运就不是不堪设想,而是很容易设想的了。周恩来多次批示保护,最后一次已是1973年,使父亲和一家人不至陷于绝境。然而对于青年时代胸怀壮志,企望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革命者周恩来而言,这种冤假错案遍地的情景又何尝不是他的悲哀!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2011年7月12日下午3时宁波栎社机场,北京高层派专机将中共地下党员朱枫的骨灰送回老家安葬,予以崇高的荣誉;朱枫于1950年6月在台湾遭国民党枪决。虽然这架飞机晚点了60多年,但是,我仍然感动而欣慰,这说明现在社会进步了,那种背信弃义、残害同志的恐怖时代已经告一段落,理性与良知回归了。

3.  国民党监狱遇彭真同志
    
    父亲前两次入狱是1931年和1948年,均是为了他年轻时的理想与追求,坐了国民党的牢。毫不夸张地说,两次都极其危险,随时可能丧命。第一次因与“61人叛徒集团”为伍,所以很出名,名垂中共党史。第二次也有他的难友的回忆录为证,特别是掩护一名老资格共产党人范纪曼越狱,也成为历史故事。
    
    以下可网上查询:
    
    1)周黎扬: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军事顾问团在中国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Part.aspx?titleid=banc20050804
    
     无名英雄范纪曼传奇
    http://qkzz.net/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8200&ID=163934 
    其中有父亲协助其越狱的描述,地点为上海威海卫路监狱;此为父亲二进牢房。当时国共和谈,李宗仁作姿态释放一批政治犯,时间仅一周,父亲侥幸出犾;国民党逃离前杀害共产犯,随后解放军攻入上海,父亲又回监狱帮忙挖尸认尸。后范季曼又关押20年,出狱后授全国政协委员。
    
    3)李光汉-第五期黄埔学员
    其中记有其本人与傅懋恭(即彭真)、周黎扬的狱中活动
    http://zhwsw.com/shop/xiandaimingren/1226989472103.html
    
    另张明远著“我的回忆”,田酉如著“彭真传略”均提及周黎扬;
    
    话说父亲在唐山搞“飞行集会”被捕,之后关进了天津第三监狱,这一天是1930年3月12日。
    
    今天回顾历史,我想,在这一天,父亲做梦也想不到,他和其他的共产党人在跨入国民党监狱的同时,也几乎是人手一份地收到了一张今后进入共产党监狱的远期请帖。
    
    父亲同监室有一位难友傅懋恭先生,在狱中很活跃。从小就听父亲说,傅懋恭山西人,大他9岁,刑期是9年10个月,其罪名与父亲的一样,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傅懋恭坐牢有法院正式的判决书,而父亲没有。
    
    这里插一句 - 在1930年代,父亲因为思想不好,也不麻烦法院,直接就下狱了。这同我在60多年后的情形一模一样 - 因为行为不好,同样不经法院审理,直接送入牢房。原来,自民国至今,中国的监狱一直通行一班绕过法院的直达快车。或许,这也说明中国现行的劳教制度是有历史渊源的,并非空穴来风?
    
    听父亲说,当时天津一位法官给他们训话说:“你们犯的罪,依法都是要杀头的。但是,中国的情形是,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杀过去,杀很多知识分子。照这样下去,中国是凡识几个字的人都要杀光了,所以特放大家一条生路不动刀子”。这是天津的政策,心痛知识分子,宽大为怀只坐牢不杀头,虽然少不了吃苦,但是大多数算是活下来了。
    
    写到这儿再插一句 - 我感觉,当一个中国人是多么幸福啊!特别是当一个大脑不能与当局保持高度一致的人,早在民国就有人心痛,舍不得全杀光;到了伟大领袖手上,哪更是宽大为怀到了一个不杀大部不关的地步,只是批评批评,办办“学习班”,或送“夹边沟”耐心挽救,坦白从宽给出路,条条大路通罗马;老人家不但关怀狱囚的生活,痛斥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还经常下条子放人。
    
    父亲说,当时天津第三监狱共产犯的活动,都是傅懋恭先生领头的。大约是1964或1965年,天津搞活动纪念此事。报纸报道说,彭真同志领导了第三监狱的革命斗争。当时我是高中生,记得有一天,父亲对我谈及此事。说话时,他夹着一本书,是出门上课的样子。父亲匆匆地对我说,“怎么是彭真领导的?我在场,肯定是傅懋恭领导的不会错!” 父亲还对我说,他已经给报社写信指正。直至文革开场,父亲才知悉二者实为一人。以我的年龄,文革前就知道傅懋恭这个名字,是很少的。
    
    我问父亲,彭真同志的照片经常见报,怎么没认出来?父亲说,坐牢时傅懋恭非常消瘦,身体很差,有肺结核。父亲估计他活不出来。
    
    我父亲说话是有准头的。父亲说了他估计傅懋恭活不出来,而且数十年以来,以为傅早已不在人世,可见此人当时的身体状况有多糟,说他九死一生必不为过。
       
     可是谁知道,人家命大福大,不但活出来了,还做了大官,养成很富态的样子,相貌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认不出了。
    
    父亲罹患肺结核多年,长期为之困扰。父亲还指名道姓地说,他的肺结核就是傅懋恭传染的。到了1950年代初,父亲的肺结核已至三期,经常吐血,眼看就不行了。幸而这时发明了医治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这才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头。父亲以后又多次住院疗养,居然痊愈了。我小时候,父亲吃饭独用一副碗筷,与家人分开,怕把他的肺痨传染给我们。
    
父亲说,当时他们在狱中的斗争还有记者采访,有一次当地一家报纸报道他们的绝食活动,按名单排列,傅懋恭,,,周黎扬……,父亲排第四。父亲有着不可思议的、惊人的记忆力。以我的经验,他说的事是绝不会错的。我希望,天津搞党史的朋友若找到关于我父亲的报纸,能给我一份复印件。

    
    在天津第三监狱,父亲的思想没改造好,到期仍不释放,后转山东反省院深造。那儿的生活更加恶劣,他的肺结核恶化至卧床不起。监狱当局怕父亲瘐毙在里面,让他找铺保释放。1934年4月17日,父亲是在难友众目睽睽之下,从牢门里用担架扛出来的。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监狱不愿意犯人死在里面,至少在民国时期即已施行。看如今南京警察张爱民、眼镜张对我的所作所为,即充分证明自民国以来咱中国监狱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无虑后继乏人的了。
    
     文革未起时,我已经注意到,来我家找父亲外调的人川流不息,有些还是颇有来头的。所以,我的家庭较一般人提早嗅到了文革的味道。文革开场后,特别是闹“61人叛徒集团”那一阵,我家真正是做到了门庭若市家无宁日,四面八方的人来外调。
    
    下过国民党牢狱的共产党人,除了叛徒之外,总还有几个真心搞共产的人吧?我想说,当年若没有象彭真同志和父亲这样无数痴迷共产的人,共产党何以取胜?其实我知道,父亲当年与共产犯在一起时,是一个勇敢而讲义气的好青年,积极地参与了傅懋恭领导的狱中斗争,这是他的活下来的牢友一致认同的。
    
    哪是不是这些找父亲外调的人,是想找几个正面典型,予以表彰呢?否,他们的目的正相反,是千方百计把每一个住过国民党牢房的共产党人都搞成叛徒。
    
    文革时我还年轻,那时候我有一个困惑。因为,我从小受教育,说从前共产党闹革命时,一提出什么主张,那一定是击中了人民的心坎而备受拥护,人民群众那是一个热烈支持啊!可是到了文革时,当年的人民大半还在,可是,每一个够得上年龄的人,却都要一个一个过筛子,查找他们过去的反共行为 - 这时候,当年的中共支持者几乎连一个也找不到了,集体失踪了!
    
    我记得,来我家外调的人,“中央”的或解放军还好,对父亲还有起码的礼貌。其他各路人马,对父亲喝斥咆哮,与审犯无异。客观地说,许多外调人员事先都知道父亲不是叛徒。
    
    当时我就想到,父亲出身中共革命烈士家庭,本人身为革命队伍一卒,为中国革命二度出入国民党的大牢,也算是真正的出生入死了。然而,在共产党夺权建政的情况下,却连本人起码的尊严与安全都无保障,任人欺凌;连南京农学院法西斯下三濫学生陆航如都能带人来抄家,连带子女受歧视,整个社会陷于恐怖与黑暗,难道这就是千百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要建立的新社会吗?我真的想对父亲说,你们真是不值啊!
    
    文革中父亲的罪名一大串。在南京街头的大字报上我亲见父亲列名“61人叛徒集团”。不过幸而“组织上”还算沉得住气,一直不肯说他是叛徒,因此父亲也真的少受了一些罪。
    
    我查资料,父亲并未正式列名这一叛徒集团。原因或许是,父亲当时虽然与“叛徒集团”的成员混关,但是,后来转山东反省院深造,又因肺痨吐血,监狱怕他死在里面,让他找铺保释放,因此,1934年父亲就躺在担架上抬出了牢房;而“61人叛徒集团”事发1936年,所以,父亲提前下了车,没赶上当叛徒。文革来了后,因为父亲本来应该是叛徒,而居然没当成,太没道理;所以,他的叛徒帽子,应该是文革中追授的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尚待澄清。
    
    我还记得父亲对我说,他在坐牢时,除彭真同志之外,还见过另一位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因为有地方势力支持,在狱中享受单间关押、一天三顿有人送的优惠待遇。
    
    父亲经常对我说,国民党牢房里吃的非常糟糕。当年彭真同志领导狱中绝食斗争,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求改善伙食。父亲在牢里茄子吃多了,后来终身不吃茄子。也不知道是在天津还是山东的监狱,父亲吃了太多的茄子。父亲活着时没问清楚,现在无处去问了。
    
    为了追求理想,建立新中国,无数革命先人前仆后继。最终革命者终于夺取了政权,许多人也将之看作是革命的胜利。
    
    可是请不要忘记共产革命者的奋斗,与朱元璋洪秀全不同,那真的不止于夺权做官。夺取政权只是手段,实现理想才是目标。
    
    当战争的硝烟随着时光而渐渐散去时,他们赫然发现,当年博命追求的美好理想并未实现,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沉重积淀面前,理想轻若鸿毛。他们这一代人的遭遇就是明证,彭真同志也无法逃脱命运的摆弄。
    
    傅懋恭先生在1920-1930年代第一回坐的是国民党的牢,罪名是宣传了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犯了法,法院给判了9年10个月。我想,在牢里他手捧判决书,多少还有几分安心,因为无论关多久,终有出狱的一天。
    
    因抗战对政治犯减刑,傅懋恭先生在国民党监狱坐牢6年后提前释放,之后,他在外面绕了一个圈,变成了彭真同志。在1960-1970年代的十年文革浩劫中,彭真同志二进宫又跨进了共产党的监狱。
    
    这回是什么罪名......?想必是宣传了与某某思想不相容之思想;而且就法律而言,连第一回都不如,连法院的判决书都没有;时间也比第一回长 - 第一回法院判9年,实坐6年;第二回根本不麻烦法院,直接入狱,而且也不说刑期多久,似为无期徒刑,实坐9年多。
    
    所以,彭真同志的牢狱劫数必为9年,并且还得在牢房里一次性连续坐满9年,中间不得间断,才能逢凶化吉安享晚年。
    
    彭真同志二渡坐牢,长期的跨党派的牢狱生活,让他有充分的时间思索。在第二回坐牢的漫长岁月里,彭真同志一定会想到,他当年就是因为国民党政权不好,才起来革命的。没曾想,在历尽了千辛万苦,牺牲了无数生命,打垮了国民党,共产党终于夺权建政十几年后,彭真同志竟然又回到了熟悉的牢房。在面对自家的高墙电网时,他这下子一定是清醒了,明白了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仍有相当的距离。
    
     生活的实践,验证了一个真理,亦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32页)
    
    彭真同志自己也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
    
    彭真同志真正地坐穿了国共两党的监狱,这种恐怖与磨难或许赋于他某种人生感悟,使他认识到,理想只有融入国家制度才有生命力。彭真同志在二次出狱后,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制定和完善法律上,想必与他的这种牢狱历练有关吧。
    
    我认为,彭真同志确为不可多得的革命领袖,因为父亲告诉我,在牢里犯人都听他的,服他的管。要知道,当年在国民党的牢房里,傅懋恭并不是后来的彭真,他手里一无高官厚禄的激励机制,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震慑,自己也饿的骨瘦如柴。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听他的话服他的管,这别无解释,只能说明彭真同志生而具有伟大的leader人格。
    
    最近看资料,彭真同志在国民党监狱领导狱中斗争时,提出了“改善生活待遇,反对监狱虐待,我们有生存权利”等三大口号。现在看来,这些都属于人权范畴。从这一件史实来看,彭真同志早在1930年代,就是中国的一位人权斗士,是中国人权的开路先锋,实在是值得我们后人敬重。我的父亲积极参与了彭真同志领导的这一斗争,这说明我的父亲也是中国人权一兵,我应该引为骄傲!
    
    我想,若在夺权之后,彭真同志当年提出的这三大口号仍得以提倡,并继续弘扬这种维护人权的精神,那中国的进步要提前多少年啊!
    
     我从小到大,父亲每谈及傅懋恭,总是以一种恭敬的口吻 - 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位大人物都有父亲的尊重。然而,从牢房内部的人事架构来说,彭真同志其实就是父亲的牢头。这一定是我因为坐牢而扩大了视野,所获的心得。因为在坐牢之前的那么多年,但凡我有多大想象力,也无论如何想不出,牢头二字能与无产阶级革命家联系起来。
    
    
     1949年后
    
      (1) 娃娃桥监狱
    
    父亲后两次坐牢,一次是1955年肃反,父亲进了南京娃娃桥监狱。好在时间不算太久,6个月就出来了,说是搞错了,把自己人抓起来了。父亲这次坐牢,因肺病发作,又吐血,在狱中予以医治。听父亲说,放他走的那天,有人当面给他念了一份北京来电,称“周黎扬同志对革命有重大贡献”。父亲算是创造了奇迹,又从共产党的屠刀下逃生。
    
    1940年代未,母亲去国民党的上海威海卫路监狱送牢饭。越数年重操旧业,又去共产党的监狱南京娃娃桥送牢饭,用热水瓶盛煨好的鸡汤。这时我已经上小学二年级,有一次我记得,母亲回来高兴地说,狱吏在检查送入的食物时对她说:你送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后不要送了,他在里面吃的比这好! 父亲出狱后,省公安局多次请客赔礼。当时我虽小,也去吃过赔礼饭,还有依稀的记忆,还记得父亲向我提及他的一个办案人叫汪良。
    
    (2)   南京农学院红卫兵头头陆航如抄家
    
    父亲最后一次坐牢是1966年在南京农学院,父亲遭红卫兵抄家监禁,也有幸留下了纪录。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年夏天的一日,我是住校生,从学校返家,临近家门口时,看见父亲一人坐在台阶上。父亲一看见我回来,就立身向我迎面走来,小声地、表情平静而口气激愤地对我说:“从前是国民党来抄家,现在他们也来了!....."。
    
    写到这里,父亲当年说话的情景在记忆中栩栩如生……,想起已经与世长辞的父亲,我真的想哭……。
    
    原来,南京农学院的十几个红卫兵正在我家抄家。
    
    当时,带领红卫兵小将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头头是南京农学院农学系1965届农学53班学生陆航如,后来在洪泽县工作,以洪泽县政协副主席退休。
    
    2006年夏文革四十周年时,我给陆航如写过一封公开信,并亲去洪泽县政协交付。当时陆航如不在办公室,托其同事转交(此信可上网查询);
    
    信中指出:作为父亲的学生,陆航如带领红卫兵来我家抄家的行为,属欺师灭祖伤天害理,即便以当时的法律而论,也是严重的违法和犯罪。
    
      此信还着重指出:二战过去已61年,犹太人对当时犯下滔天罪行的德国纳粹分子穷追不舍,直至如今。同样,中国的法律和良知也决不容许宽恕你这种人。我期待着历史清算你的一天,还正义于人民;同时,也让历史教育国人:一个人只要违法犯罪,无论过了多久都必须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处。
    
    父亲在日,他在国民党监狱里的难友来访,是家里的常事。其中有二位现在还活着,都是国共两党监狱的双棲人士,现都已年过80了。一位是南京下关发电厂的退休厂长欧阳庄先生,还有一位是文人化铁。所以难友一词,我小小年纪就已经熟知。
    
    小时候,我看着父亲的难友,感觉好奇而陌生,他们好象是一个又一个从遥远的故事里走出来的人。没曾想,如今我后来居上,也与父亲一样,有许多难友朋友了。
    (待续)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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