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精彩连载]
   

陈维健: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与社区散记(一) (图)
请看博讯热点:西藏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4月1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陈维健更多文章请看陈维健专栏
    
    陈维健: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与社区散记(一)
    (陈维健 陈维明兄弟与达赖喇嘛在3.10集会上尊献达赖喇嘛铜像)
    前言
    德里、西藏流亡政府的办事处
    初到达兰萨拉
    在旅馆的阳台上谈西藏
    雪山脚下的罗布林卡
    大乘法苑的祈祷法会
    一个女孩的名字叫德协麦朵
    雪山上的雄鹰才旦加
    来自西藏的新贵
    在桑杰嘉和卓玛的小石屋里
    小镇风情
    少年活佛嘎玛巴
    再穷也不能穷了教
    流亡社会的社会团体
    小镇上的流亡政府
    情深意浓
    依依惜别
    后记
    
    前言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的,对于当代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任何疑议的问题。因为在中共的宣传中,在任何一本现代教科书中,都作如是说。西藏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既陌生又熟悉的,说它陌生,是因为很少有中国人了解西藏的历史人文环境和生活方式,尤其是思想感情。说他熟悉,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西藏旧社会挖眼睛、剥人皮的故事。同时还知道一个美丽的传说,那是中国盛唐时期,中国有一个美丽的女人、文成公主远嫁到西藏,做了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的妻子,同时把汉族的文明带到了落后的西藏。作为挖眼剥皮的西藏,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就有理由去解放西藏,消灭这种制度。作为文成公主的传说,就证明历史上西藏就是中国的。但是很少有中国人想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要从属于另一个国家,仅仅凭这一点故事和传说,是不是有一点太牵强附会了。如果以这样的逻辑来强调一个国家的主权,是不是太显得荒唐。但是中国人不会去作这样的思考,这样一些故事和传说,对于他们已经是足够了。如果有中国人不满足于这样一些故事,要去作一点思考,那么作这样思考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还不仅仅在于有可能造成牢狱之灾,更大的危险还在于被他的同伴当成一个汉贼,而遭唾弃。因为中国人普遍存在着一种叫做"大中华"的民族情结,这种情结如果仅仅是一种民族自豪感倒属正常,但它却变成了一种阿Q式的欺软怕硬,并成为一种生理上的遗传,无论在压迫和被压迫者,统治与被统治者身上都是同样的。这种传承通过一代一代的接力,已经成为民族机体中的一种毒瘤。
    
    中国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到外族的侵略,蒙古帝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元朝,但中国在它的历史排行榜中,却把它称作为自己的一个朝代为"元朝"。把成吉思汗称为一代天骄。后来满清入关,灭了汉民族的明王朝,建立了大清帝国,但是几百年下来,中国人不但忘了亡国之耻,反而把它视作自己的朝代。在近代又有八国联军打入中国之耻,后来又有小日本侵入中国,建立满州国。好在这一次中国和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结盟,打败了小日本,致使中国没有再度成为另一个民族统治下的国家。一个有过丧国之痛的民族,按理来说应该比较能够善待在它周边的弱小民族,也较能理解一个被统治的民族的痛苦。但是在汉民族这里,却正好相反,它不但没有这种善良和理解,反而更为凶恶和麻木。仿佛要把它曾经遭受过的痛苦和苦难,都要强加于另一个比它弱小的民族身上去。西藏作为和汉民族一个相邻的民族,就这样沉浸在汉民族所强加给于的痛苦和苦难之中。
    
    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九五零年的十月,中共军队在打败了国民党政府,就乘胜进攻了西藏。西藏政府在大军压境之下,无奈之中和北京签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十七条相当于目前的一国两制,西藏保有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宗教,也保证达赖喇嘛和班禅的领导地位。但是,就是这样被迫所订的城下之盟,共产党也照样不遵守,最后导致西藏人民起义,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在这以后,中共对西藏像内地一样,不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样进行文化大革命,直到目前的经济自由、政治暴政,这样一种统治。
    
    在中共的半个世纪的统治下的西藏,到底成为怎样一个西藏了呢?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告诉人们,西藏原有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已被整个儿地推翻,宗教文化被严重的摧毁,生活方式被强迫改变,自然环境严重破坏,大量的生命被迫害至死,如今西藏是历史上最坏的时期。然而中共告诉人们的却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面貌。它说:西藏在和平解放以后,从落后的奴隶制一跃而达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走上了康庄大道,过去的农奴翻身作了主人,经济上也翻了身。在内地各省的帮助下,建立了无数的现代化项目,而人权也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
    
    一个西藏两种不同的声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交错着。从而也使西藏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问题。面对国际社会,作为一个统治西藏的汉民族,在西藏问题的研究上显得十分地苍白。就是在中国对西藏问题的"白皮书"中也堆积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假大空的陈词滥调。因此,研究西藏问题,了解西藏的现状,体察西藏人民的心声,对于解决西藏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好在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特别是在海外的异见人士中,已经出现了这样一批敢于为汉族之先的无畏的勇士。从魏京生狱中就西藏问题寄书邓小平开始,此后即出现了如严家其、王力雄、曹长青、茉莉等这样一批人士。他们已深深地认识到关心西藏问题,是中国知识份子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西藏的人权问题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部分。我作为一个长期关心着中国问题的海外华人新闻工作者,对于西藏问题的关心也历来已久,这次正好乘我的兄弟陈维明先生到达兰萨拉,为达赖喇嘛敬塑雕像之际,一同前往,深入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和他们的社区、学校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采访。兹将采访的记录,以散记的形式写出来,以提供给对事实真相有所不清楚的读者,并略陈我个人在采访过程中的心理历程。
    
    德里、西藏流亡政府的办事处
    
    在吉隆坡转机以后,经过一天的航行,飞机在浓重的夜色中,在万米高空开始向印度这块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徐徐降落。从舷窗外可以看到德里的一片茫无边际而又疏落的灯火。我的心怀着一种激动,唤起我从书本上得到的印度文化,印度电影,它的神庙、种性制度、大街上的神牛、圣者甘地、诗哲泰戈尔,还有《流浪者之歌》的拉兹和丽达等等的回想。飞机平稳地降落了,我踏入了德里的机场。迎着我们而来的是包着头巾、长着大胡子的印度男人,和穿着莎丽、额头点着蒂卡的印度女人。虽然我的视线被他们所吸引,我也还是深感机场之陈旧破败,那白色的大理石的地面已失去了光泽,满是窟窿的天花板,摇扔欲堕。没想到作为首都国际机场一个国家的大门,竟然如此的破败不堪。和起飞的吉隆坡国际机场的现代化相比,真有一天一地之感。
    
    我们推着行李车一出关,便看到在迎客的人群中有二位印度小伙子举着一张写着我们的名字的纸牌迎着我们过来,他们是西藏流亡政府驻德里办事处的职员。我们和他们握了手并作了自我介绍。他们一个叫雷斯,一个叫巴登。我们惊奇于他们一眼就认出我们是他们所要接的客人。他们笑着说,整班飞机就你们两位是中国人。当我们走出机场大门时,一下子围上来一大批人,来帮着我们推行李、拿包,我们一时还不明就里,以为都是来接我们的,等上了车他们向我们要钱时,我们才知道这些人都不过是机场的脚夫而已。
    
    我们乘坐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吉普车,车开出机场停车场,在昏暗的街灯下,扑面而来的就是拥挤的车辆和黑压压的人群。雷斯的车左穿右避,开得飞快,其惊险程度让人捏汗。在连结机场的公路上竟然如此的拥挤,使我们首次体会到了印度的人口密度和交通拥挤的程度。汽车拐进了一条小道,在一幢类似上海亭子间的小楼前停下来。这是西藏流亡政府在德里的一处接待站。我们推门进去,两位穿着藏服的姑娘出来接接待我们,她们将两手合放在胸前,向我们迎礼,用藏语说着"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是藏语吉祥如意之意。我们也回之同样的语言。"扎西德勒"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的一句藏语,我们也就用这一句顶万句的藏语,开始了我们对西藏人民和他们的政府进行的友好访问。我们进了门,就看见了挂在厅中央的达赖喇嘛像,镜框上围着洁白的哈达。我们被引到二楼的一间小屋,屋里挂着两幅西藏风景的彩色照片。图片下是一张藏桌和二张矮椅。我们刚放好行李坐下,藏族姑娘就双手托盘端着两杯奶茶进来了。她放下了茶盘,向我们道了晚安,弯着腰退出了房间。我们坐在矮椅上,拿着杯子搅拌着放了糖的奶茶,奶茶飘拂着阵阵淳厚的香味,使我感到虽还未到达达兰萨拉,但已感到浓浓的藏族风味和情调了。带着奶茶的芬芳,这一夜我们睡得很香很甜。直到第二天早晨,窗外的树枝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声,和小贩们些起彼伏的吆喝声,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
    我们懒懒地起了床,洗刷完毕,下楼到了厅里,此时姑娘们已准备好了早饭,与我们同桌一起用膳的还有二位来自意大利的夫妇,他们俩在达兰萨拉学经三个月刚回来。听说我们要到达兰萨拉去,并要给达赖喇嘛做像,他们的话就多了,从他们的谈话中,使我们感到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尊敬,以及对藏传佛教的倾心。吃完早餐不久,司机雷斯就来接我们去西藏流亡政府德里办事处,会见办事处主任宾泊,商量有关雕像事宜。汽车从大街上拐进了居民小区,这一片小区均为四五层楼,已十分陈旧,墙面肮脏又爬满了各种管子。雷斯告诉我们说办事处到了,我们看着这破旧的居民楼,不敢相信这就是办事处。我们跟着他上了水泥楼道,推开了没有任何标志的门,不大的厅里面有三四个人在案头工作着。他们抬起头来和我们打了招呼。我们被引到了里面的一间房间,雷斯告诉我们这就是宾泊的办公室。我们坐在办公室简陋的沙发上环视室内。室内的墙和天花板虽然刚刷过,但很明显的凸凹不平,上面吊着一台大的电扇。办公桌椅和文件架都是极其蹩脚,唯有桌子上那台电脑还算不错。我们正打量着时,昨日和雷斯一起来接我们的巴登给我们端来了奶茶,说宾泊一会儿就到了。宾泊来了,看得出他还刚起来不久。他说他就睡在办公室楼下,说昨天工作晚了,非常抱歉让我们等了,并对我们来到印度表示欢迎。接着我们就开始谈工作。宾泊是一个体貌魁伟的藏族汉子,很直爽爱笑,笑起来时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我们告诉他,我们在去达兰萨拉前最好能联系好制作铜像的工厂。宾泊不会说汉语,但英语却是十分地流利。他明白了我们的意图后,就开始给我们打电话联系。他在打电话联系时,不忘给我们拿来一张印度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并不时地过来向我们介绍印度和德里的文化景点。他介绍起这些名胜来,头头是道,想来到印度来的访客都是先在他这里落脚,再到达兰萨拉去的。
    
    德里办事处我们前后去过三四次,每一次都让我感叹,它应该有条件可以弄得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它是由德国的一个基金会所支持的,办事处负责人宾泊是西藏议会的国会议员,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珍惜每一分来自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支持,他们觉得要对得起国际社会的支持,唯独以自身的简朴和踏实的工作来回敬国际社会。在他们的心目中,对西藏做实事比一个像样的办公室更为重要。
    宾泊给我们联系好一位在德里做生意的藏人,说他的客户中有搞铜像的,所以他能帮助我们找到铜厂。我们很高兴,这样快的速度就能找到铜厂。不过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一条歧路,差一点使我们铜像制作不能完成。不过也意外地使我们发现了德里旧城,那是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一段旧城区。
    
    雷斯开着车把我们带到那位藏人的公司。那个公司座落在主要街的内街。新德里的城市设计有一点像北京,街心是绿化带,两旁是不同方向的行车道,再有绿化带,然后是内街和居民楼。德里虽然有这么多的绿化带,但一点都没有绿树成荫的感觉,因为树上的叶子全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土,树下的地只有边角上长着一点可怜巴巴的杂草,完全掩盖不了那疏松的没有一点水份的黄土,而且触目皆是垃圾。老板道奇是一位矮个子黑脸膛的汉子,嘴上有二撇很浓的胡子,穿着没有打领带的西装。这样的打扮在印度就是有些身份了。道奇是一位很成功的商人,他开着一家有十几个人的公司,还有二家卖藏族工艺品的商店。他很自豪地带着我们参观了他的公司和商店,他的职员中有一半以上是印度人。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向我们和他的老板鞠躬。道奇是在印度出生的西藏人,他的父辈们跟随达赖喇嘛翻越了雪山逃到了这里。他在印度这块炎热的平原上长大,那块神秘的高山雪域对他来说,这是父辈们口中的传说。但是就是凭这些传说,一直供养着他的心灵。当我们参观他的藏族工艺品商店时,他对那些藏传佛教的佛器说来仍是如数家珍。他对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一片忠心,就像政府让他陪着我们找铜厂一样,他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一直陪着我们。流亡藏人这种对自己政府的忠心令人感动。
    
    我们等候的印度铜厂商家一直没有来,从中午时分一直到下午三时还不见人影。道奇电话催促好几次,最后道奇说不等了。印度人就是这样一点时间观念也没有。我们直接到他商场上去吧。司机雷斯在一旁摊开双手歉意地笑着说,我们印度人就是这个样子。下午,道奇和雷斯陪着我们去德里旧城的铜雕商场,虽费了很多周章,一直到天色尽黑,但也于事无济。
    
    初到达兰萨拉
    陈维健: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与社区散记(一)


    (山城达兰萨拉 作者与桑杰嘉 卓玛合影)
    两天后,我们从登上了去达兰萨拉的火车,火车在茫茫夜色穿越着印度大平原,经过十二小时到达了柏坦可。我们在柏坦可下了火车。正当几个包着头巾的印度脚夫围上来要给我们拿行李时,一个飘着长发的青年人向我们奔来,他是流亡政府派来迎接我们的桑杰嘉先生。在这以前我们已通过伊妹儿了,他是外交部达瓦才仁的助手。我们没想到桑吉嘉会是这么年轻潇洒,而且说着一口很好的普通话。他双手将我们的手握住,连声说着欢迎你们来,欢迎你们的到访,并把哈达挂在我们的脖子上。在柏坦可这个熙熙攘攘的火车站,我们抚着胸前的洁白的哈达,感到了扑面而来藏族人民对我们这个有罪于他们的汉民族的朋友的深情。
    
    柏坦可是印度锡克教所在地,所以在市区我们到处可见都是包着各色头巾大胡子的锡克教徒。连穿制服的警察也同样地包着大头巾。汽车开出柏坦可市区,不久就渐渐进入了印北山区。由于这儿属正值印巴边界战火纷飞的克什米尔地区,所以我们在山路上到处都可以见到开着的军用卡车,和持枪实弹的士兵。一种临近战争的感觉油然而起,多年来从电视画面中所看到的印巴战火纷纷从眼前浮出。
    汽车开行约莫一个多小时,我们就看到前面的雪山和依稀可见的建筑,在半山腰中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达兰萨拉。桑杰嘉是西北民族学院的毕业的,是一位性情中的人,他一路上给我们讲着有关西藏,有关达兰萨拉的故事。他说达兰萨拉是在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一个兵营,达赖喇嘛来了以后,印度人就把这块地送给了他。这块地由于背靠着喜玛拉雅山,不但气候适应藏人,而且还因为那山头就是和自己的家乡的山头连在一起的,有离家不离乡的感觉。桑杰嘉说在西藏传统歌曲中就有"我住山这头君住山那头"的歌曲。说到此他还深情地为我们唱了起来。他的歌也触动了我的心,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和藏族人不也是一样受着流浪之苦和思乡之苦吗?汉民族也有这样一首词:"君住长江头,妾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汽车过了下达兰萨拉街市以后,山道变得既陡又窄坑坑洼洼的路面,汽车向跳着舞步似地前进。达兰萨拉其实很大,是印度邦下面的一个行政区,但是现在在国际视野中的达兰萨拉,作为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达兰萨拉实际上就是指雪下面的上达兰萨拉。上达兰萨拉又分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一个是达赖喇嘛所住的行宫和大乘法苑儿童学校所在地和商业街。我们的旅馆安排在临近政府所在地,和西医院职工宿舍相邻。是一幢贴着山背的三层楼的单排房子。在我们旅馆前面挂满了彩色的经幡,这些经幡相映在绿树丛中,和绿叶一起在山风中飘动着。在旅馆的右侧山坡上有一个小小的佛塔,使这些建在山腰上的这些毫无生气的普通水泥房子有了藏区的宗教气氛。我们在旅馆刚安顿好,新闻部主管中国民运的官员达瓦才仁先生即时来看望我们。达瓦才仁身材高大为人爽直,嘴唇上的胡子贴厚实显出一股阳刚之气。由于他受的是中国教育,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因此不多的几句话,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达瓦才仁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办公室,并会见外交新闻部秘书长桑培。新闻外交两个部委是合用一幢楼的,这幢楼造得虽然十分地粗糙,但那涂着黑漆的窗框和向外凸出的半圆型门窗,却有着西藏建筑风格。新闻部是一个组合式的大办公室,由低矮的组合板分隔而成,每一组是四个办公室。新闻部大约有五六个这样的组合,和外交部加起来有工作人员八十多个,是流亡政府中最大的一个部委。达瓦才仁的办公室就是这些区隔着的办公室中的一间,但他的位置在角上,连同有一个存放他的资料的小间,这是他唯一比他的下属多一点的地方。在他的资料室里,我看见许多,由世界各地图书馆拷贝下来的西藏文化和历史资料,他已把这些资料汇编成册整齐地放在书架上。可见达瓦才仁是一个对资料收集工作十分细心的人。达瓦的办公室倒是很凌乱,一架手提电脑没在纸片之中。一张挂在隔墙上的西藏地图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张由四川省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凹凸地图,这张地图上所呈现出来的青藏高原,和它周遭的地区相比整整地高出了一大截。我的心灵一下子被震惊了,这不就是地球上的天国吗?我从来没有站在一张地图前有过这样的心灵震颤过。这块高原自然而然地把它和世界分隔开了,这个高度就是它的自然城墙。它和卫护着我们汉民族的万里长城相比,以它的自然高度所划分的界线是何等的矮小了。难怪作家王力雄在讲到西藏民族作为一个弱小的民族,之所以这么多世纪以来没有被其它民族所统治,在于西藏的地理环境,是天助了西藏。当我用手去抚摸了一下这张高低不平的地图时,瞬间我感到自己似乎一下子搭住了西藏问题的脉膊。
    
    当我凝视着这张地图时,达瓦才仁在一旁说道: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独立的,它是佛国天堂,多少个世纪以来它的佛教文化一直都影响着它周遭的国家和地区。但是自中共统治西藏后,就把西藏割得四分五裂,一部分变成了青海,变成了四川,变成了甘肃,变成了云南。并安置了大量的移民,有许多地方汉族的人口已超过了藏族,使藏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少数民族。当他在说着这些话时,我感到这个高大的汉子的身体有些颤抖,他的眼睛有些迷蒙起来,流露出一丝忧愁,他似乎在说着:西藏要完了,西藏要完了。我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从达瓦才仁的办公室出来,他带我们去见秘书长。进秘书长的办公室前,有一个厅,厅的两面各有一位男秘书和女秘书。女秘书穿着藏族服装,已经灰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她的面容兹祥而又庄重。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具有职业妇女气质的藏族女性。她把我们引进了办公室。秘书长桑培先生正埋着头在他的大办公室工作着。他的办公室简朴而又宽敞,大窗子下是一排曲尺型的沙发。他招呼我们在沙发上坐下,自已也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和我们亲切地交谈起来。桑培象一位老知识份子,戴着一副边框退了色的陈旧的眼镜。他说话老是很谦恭地向前倾着。他不太擅于辞令,但言谈却十分地诚恳,没有一点官气。桑培虽然是秘书长的称谓,但在首席部长兼任新闻外交部长的情况下,他实际上是两个部委的部长。我们在言谈间,他看见窗帘因风而拂在我们的头上,就过来斜着身体把窗子关上,他的动作是那么地自然,象长者一样关照着他的孩子。我们谈话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不是一个正式的访问,他说,如果做雕像碰到什么困难就提出来。有关会见达赖喇嘛拍照一事,他已和达赖喇嘛办公室联系过了,他们会再进一步努力。当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后,秘书长那谦和的形象久久未能忘怀。
    
    晚上,我们邀请达瓦才仁和他的妻子及桑杰嘉和我们共进晚餐。他们没有太多的推辞就接受了邀请,但他们坚持在旅馆边上的小饭馆就餐,但我们坚持要到好一点的饭店,他们说好饭店只有山上有,要乘车上去的。我们说那就乘车上去吧。于是我们就坐上了印度人在达兰萨拉经营的四人座小巴。这一晚月色很好,月光下不但能看到山峰上的积雪,还能清楚地看到那盘旋在山腰上的公路。公路崎岖而又坑洼不平,在月影下更觉险象丛生有时道路陡得已看不到了前方的路,以为车就要掉入了悬崖,当前方有车下来时,车就要停下来让道,有时开不过还要倒退下去。这样的路走着都会害怕,何况车在上面走。没想到达兰萨拉的路面会这样危险,不但开车的人需要胆量,坐车的人也同样需要胆量。我们说为什么不把路面修得好一点呢?他们无奈地摇着头说,我们总是寄人篱下,虽说印度政府将这一方土地划给了西藏流亡政府,但是整个市政还是属于印度政府管理的,而印度政府也不是说没有拨款修路,而是修路的钱给贪污了。我们来到山上小镇的一家名叫"西藏饭店"的饭店。达瓦说这家饭店流亡政府占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我说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就餐,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餐厅里灯光柔和,墙上挂着几幅西藏图片。许多穿着袈裟的僧人在里面用餐。我们选了一个靠窗口的桌子坐下,窗外明月之下可以看到蒙胧的山景和座落在山间的点点人家灯火。夜色显得十分安宁迷人。
    
    虽说是西藏饭店,但是服务员倒都是印度人,且均为男士。我们让达瓦他们点餐,但他们只点了馍馍,就是中国人的小包子。以后就无论如何不肯再点了。我们要了叫切巴契的印度饼,还要了一份鸡,因为在德里饭店我们已吃过一种叫FIRECHICKEN的烤鸡,这种鸡很小很瘦,味道不错。我们再要了三瓶啤酒,由于桑杰嘉和达瓦的妻子扎西不喝酒,就点了桔子水。扎西只要了一杯奶茶,她说胃不好不能喝凉的。有了酒我们的话题就谈开了,话题也就从酒开始。我说藏人在这样高寒的地区放牧,一定很会喝酒吧。他说,藏人其实不喝酒,藏区所喝的那种青稞酒,比啤酒还要淡得多,淡得可以说称不上酒了。在藏人的心目中,喝酒并不是一件好事。当然现在藏人中也有许多喜欢喝烈酒,但是烈酒是中共来到西藏以后才带进来的,所以西藏人喝烈酒的历史非常的短。我说,西藏的喝酒历史倒是和纽西兰毛利人喝酒的历史相仿,毛利人以前也没有酒,英国人来了以后才带来了酒,但是毛利人现在喝酒比英国人要利害得多了,喝酒也成了社会问题。达瓦说,在西藏也是同样,许多藏人对前途无望就拼命喝酒来麻醉自己。维明在一旁对达瓦说,今天我们请你喝酒,扎西会有意见吗?由于扎西不懂中文,达瓦翻译给她听。扎西脸红地低头说了一句。达瓦翻译过来说,扎西说,客人来了喝一点酒没有关系。我们的话也因而开始转到了西藏女人的地位。达瓦说,普通藏族家庭妇女一般来说地位都高于男人,家里的每一件事基本上都是由女人作主,男人在外面赚了钱都要带回家交给妻子支配,当然男人回家后基本上就不用做事,妻子会把他服待得舒舒服服,达瓦说,我在家就什么事都不做,甚至脱衣服只要一抬手就行了。当然只要是家里的事,我也什么都听她的。他说着回过头来问扎西,是这样吗?扎西向丈夫温柔地点了一下头。达瓦看着妻子,突然想到一件事,他说扎西要我再三想你们表示谢意,给她们带来那么多的衣服。她和小姐妹们试衣试了整整一个下午,高兴极了。我们来前曾询问过来过达兰萨拉的茉莉女士带些什么礼物到达兰萨拉来,她说不必带好的礼品,带一些旧衣服和糖果就行。当时我还真有一点不敢相信,现在看来这些衣服是带对了。这些礼物是我和妻子到教会办的二手商店去买的,质量很好也很新。
    
    我们从家庭生活又谈到了政治,我说我们汉藏都同样受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之苦,共产党是我们汉藏两个民族的共同敌人,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应该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中国民主了,西藏问题也不难解决。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共同愿望,所以我们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就象多年的老朋友一样熟悉了。达瓦说,其实我们藏人是很愿意和汉人成为朋友的,要不是共产党这样欺侮我们,屠杀我们,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留在中国境内是没有问题的。至圣的达赖喇嘛也再三表示,我们只要能获得自治,我们不追求独立,仍旧留在中国境内。我为达瓦的肺腑之言深受感动。"达瓦"在藏语中是月亮的意思,我感到达瓦的心也象月亮一样明亮纯洁。酒喝得并不多,但我已深深地沉浸在友情之中了。
    
    在说到与共产党的斗争中,我感叹地对他们说,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没有你们来得幸福,虽然你们很艰苦,但你们为自己的同胞和亲友所理解和支持。但我们民运得到的理解和支持却不多,虽然我们与中共的斗争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也是为了自己的民族在斗争。达瓦说,我们藏人中只要是与中共斗争的人,都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所以我们确实在斗争中有一种幸福感,就象不久前在德里为抗议中共而自焚的土登,现在就成了全西藏的民族英雄。
    
    我们在这样大声地谈论着时,整个餐厅的人都在哑雀无声地听着,他们没有对我们投来责备的眼光,他们虽然听不懂我们用中文谈的话,但知道能够和藏人这样亲密无间地谈话的人,一定是藏人的朋友。我们是最后一个离开餐厅的。这一晚我们吃得并不多,但我们却谈了很多很多。这是我们初到达兰萨拉的第一天。
    在旅馆的阳台上谈西藏
    
    旅馆已变成了维明的雕塑工场,达赖喇嘛的塑像在维明的手中已俱雏型。上午的阳光很好,透过树梢见扎在树梢间彩色的经幡在阳台上晃动,阳台很温暖,早晨的浓霜已经溶化,只剩下在阳光中的一点暖气。阳台对面是藏医院的职工宿舍,哪里此时传来了阵阵的藏族音乐,循着音乐声,可见开着门的屋子里有几个青年人正围着一只音箱在手舞足蹈。我和达瓦才仁倚在阳台的栏杆上侧着身子谈着西藏。由于我来印度前刚好接触过来纽西兰访问的西藏歌舞团,和观看他们的西藏图片展,所以我很自然地谈到今日的西藏。
    
    我说,我最近从西藏自治区来海外展出的图片看到,今日的西藏确实变了样,特别是拉萨,高楼大厦各类现代建筑都有了,已经很象内地的城市了,而且这些建筑都是内地省份根椐中央的指示无偿地为西藏所建的。不知你对这种情况有什么感想。达瓦脸上带着一丝无奈和苦笑说,各省份为我们造了这些建筑,虽然化了很大的代价,作了很大的牺牲,但是他们在造的时候并没有来问一问我们,这些是不是我们藏人所需要的,而我们最需要的建筑是我们的庙宇,他们却破坏殆尽,虽然后来恢复了一些。现在很多到过拉萨的西方国家的朋友回来说,拉萨除出一个布达拉宫以外,已经不象西藏了。那么这样的建设倒底是建设呢还是破坏。
    我又对他说,据中共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央政府每年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平均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几乎要达到二千多元人民币,这对许多内地的老百姓来说,一年的收入还远远不到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即使西藏百姓什么也不干也够生活了。他说,我也相信有这样的数字,但是这些钱可以说基本上和西藏的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大多数用在干部身上,特别是汉族干部身上。对于这一点,他说,你可以去看看王力雄先生写的《天葬》,他在书中有非常详实的有关这一方面的资料。我说,王力雄先生的这本书我早就听说过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它。
    
    我又问他,听说目前在西藏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藏族干部已经不希望流亡政府回来了,如果流亡政府回来他们就不可能再当官了,弄得不好还要受审讯,你觉得是否有这样的思想和可能。他说,藏族干部存在这样的思想是有可能的,但出现这样的情况却是不可能的。第一我们流亡政府回去了,没有多少干部,还需要许多具有工作经验的干部。我们对于目前任中共干部的藏族人是不会歧视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其实这也不是一个故事,它就在我们流亡政府中。有一个从西藏来到达兰萨拉的中共干部,他在国内好象是一个乡长。他到达兰萨拉以后,正好碰上流亡政府招聘公务员,他通过考核被录取了,流亡政府并不因他过去是中共的干部而歧视他,只要他有能力,和所有人一样地对待。他现在和大家也相处得蛮好,他还经常地吹嘘他在当乡长时的风光。大家也都不无恶意地称他为"乡长"。他说,其实很多藏族干部也都是在其位谋其政而已。我插嘴说,是人在汉营心在藏是不是。他笑了起来。他说,我在西藏时就在中共的警察局干过。不过后来也蹲过中共的牢。对于达瓦才仁的经历我是早已有所闻。他说,我们藏族干部平时看起来和汉族干部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一到关键时就不一样了。从历届中共政权里的藏族代表来看,都是或多或少地在维护着藏人的利益的。如班禅喇嘛,他为西藏人民舍身上了"七万言书",诉说西藏遭受的破坏和人民饱受的痛苦。就是阿沛阿旺晋美,多年坐于中共怀抱中,但是在谈到"十七条"时,也说里面有许多欺骗的成份,并说西藏历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当然他说过这样的话以后,中共也就不再重用他了。他现在的一个儿子在纽约和流亡政府也有些来往。所以我们对在西藏自治区工作的干部是一点儿都不抱成见的。再说在达兰萨拉一直有共产党的组织存在,当然这个共产党不是中共组织系统下的共产党。他们公开活动,宣传共产主义理论,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包容不同的思想和组织。当然没有市场存在不下去,而自动消失那是它自己的事。达兰萨拉的共产党好象是前年才自动消失的。在达兰萨拉有共产党组织这倒确实是使我大吃一惊的新闻。虽然不由中共领导,但也可见藏人的宽容度。
    
    在谈到西藏独立问题时,我说,我这次来达兰萨拉是很想亲耳听一听,达赖喇嘛有关西藏独立问题的观点。倒底为什么中共要一再拒绝和达赖喇嘛谈判,并一再指责他分裂祖国。达瓦说,达赖喇嘛一直认为虽然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现在我们尊重目前既成的事实,把西藏是否是主权独立国家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不进行讨论。我们可以留在中国境内,但我们必须高度自治,西藏人必须按照他们的文化习俗生活。我说,达赖喇嘛的这些要求应该可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目前的西藏对于他们来说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包裹。达瓦说,中共直到目前没有回答这一要求,是有他比较深沉的考量的。他们害怕一等西藏自治以后,就难保他们不进一步要求独立。就象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一样,他们合在一起都百年了,连统治整个苏联的斯大林都是格鲁吉亚人,但是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人依旧要求独立,所以中共也有这样的耽心。我没想到作为一个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能这样平心而论,设身处地地想到中共所作出的政策。在我们谈论着这些有关西藏的话题时,维明的雕像又显得丰满一些了。窗外的音乐还在持续,对于这些已经在达兰萨拉安居乐业的年轻藏人来说,也许他们对西藏问题并没有考虑得这样多,因为他们把这一切都托咐给了他们的至圣达赖喇嘛和他们的流亡政府。
    
    雪山脚下的罗布林卡
    
    达兰萨拉也有罗布林卡,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让达瓦了解在达兰萨拉是否可以找到翻制铜像的地方。达瓦说我们可以到罗布林卡去找找看,那儿是达兰萨拉西藏传统手工艺制作中心,或许能够找到。于是我们就坐着车出发了。罗布林卡在下达兰萨拉镇的西边。罗布林卡这个名字在西藏人民反抗中共暴政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四十三年前的三月中旬,罗布林卡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传说中共的大炮已经对准了罗布林卡,中共要武力绑架当时身处罗布林卡的达赖喇嘛,激动而又愤怒的藏人把罗布林卡里外围得水泄不通,保护达赖喇嘛。最后达赖喇嘛从这里出逃到印度。从那时候起,罗布林卡就不再仅仅是西藏的一个园林、达赖喇嘛的夏宫,而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的符号了.
    
    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的跳动中,进入了一个山石秀美的小村子,一块块形态各异的大卵石夹着溪水交错在路的两旁,当汽车在一棵大榕树下停下来的时候,罗布林卡已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蹬着石板拾级而上,进入了罗布林卡的大门。但见园内山石重叠,流水潺潺,楼台池榭,回廊曲径,和金顶辉煌的观世音菩萨的大殿,已俱相当的规模。它着实让我感叹不已,流亡藏民能在他们艰苦的流浪生涯中,不忘民族文化和历史,在异国它乡建起他们的罗布林卡。罗布林卡的建筑风格和山水的布局,和中国的园林风格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美,所不同的是它不但有观世音菩萨的大雄宝殿,还有许多刻有经文石片堆起来的玛尼堆穿插在其中,突现了园林中的宗教色彩。玛尼堆不大,一人多高,石片上所刻的经文所体现的都是六字真言。在藏人中有这样一个习惯,信众们只要积下一点钱就会请匠人来,把经文刻在石片上堆成玛尼堆。就这样千百年下来,在西藏这块高山雪域之中,就有千千万万这样的玛尼堆,成为西藏随处可见又非常具有特色的景观。当我们在一旁抚摸着石片上的经文,赞叹着藏人的宗教情怀时,在一旁为我们解说的达瓦语调显得沉重起来。他似乎沉浸在藏民族的不幸悲剧之中,巨大的历史惨痛压迫着他。他说,这些结藏民钱财和心愿为一体的玛尼堆,在中共进藏以后就被筑路大军彻底的摧毁了,它们有的被拿去造房子,有的被打成碎块成了铺路石。看到达瓦诉说时的激动,我的心里感到有多么地沉重,仿佛听到那铺在雪域高原的康藏公路,那解放牌大卡车沉重的轮胎压着玛尼堆经石发出的卡嚓卡嚓的声音,那铺在雪域大地上的公路竟是以破坏藏族人视作经堂佛龛的玛尼堆为代价的。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到中共进藏后对藏族文化的破坏,和对藏民的精神信仰的打击。
    穿过罗布林卡楼台亭榭,它的后面就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的背后就是皑皑积雪的雄伟的喜玛拉亚山的雪峰。我们脱了鞋进入了大雄宝殿,当我仰视着心慈面善的观世音菩萨时,我的心里竟有了一份虔诚。在中国时,我曾去过无数这样的大雄宝殿,但我的心里从来没有象进入达兰萨拉罗布林卡的大雄宝殿那样心怀虔诚。同为观世音菩萨,同为在她脚下顶礼膜拜的信众,但在中国多为临时抱佛脚的有求之人,少有藏人那种一生一世的虔信。一个僧侣用布在擦着大殿里的地砖,那些地砖已是一尘不沾,但他还是在一丝不苟地擦着。他体贴安祥,并没有因我们来到而影响他的工作。达瓦领着我们从大殿的右侧拾级而上,来到大殿上方的回廊,在这个回廊的墙上,画有达赖喇嘛共十四世的画像。其中五世达赖喇嘛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像画得特别大,因为在藏族历史上这两位达赖喇嘛是对西藏贡献最大的。当我走近十四世达赖喇嘛像时竟发现在他的身旁竟然还画着一只金光闪闪的诺贝尔奖杯。可见十四达赖喇嘛在藏民的心目中,已把他神圣的光芒和世俗的光彩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他不但是一个神,同时也是一个现世之中的一个和平使者。在回廊的后面还有一个藏经阁,里面藏有不少从西藏带过来的经文和在印度抄写的经文,都被整齐地放在书柜中。在经阁中还放置着茶几和椅子,可供僧人在那里查经时之用。
    
    从大雄宝殿出来,我们就到设在罗布林卡的西藏艺术文化学校参观。许许多多的来达兰萨拉的年轻人都在这里学习西藏的传统文化艺术。这儿设有唐卡、木雕、陶艺、刺绣、缝纫等项。工艺品制作中心桑杰嘉的女朋友卓玛也在这里。罗布林卡不但传承了西藏文化,还为政府增加了就业和经济收入。我们走进了唐卡班,十多名男女学员都围着墙根盘腿坐在垫子上,专心地在绑着木架的画布上,一丝不苟地绘着唐卡,有些还刚起了一个头,有些则已进入了尾声。据老师介绍,有些大一点的画要一二个月才能完成。这儿的学制是三年,相当于大专水平。这儿的老师也大多来自西藏,他们感到在汉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击下,西藏的这些传统文化正在消失之中,他们为了避免这些传统文化遭到消失的厄运,所以他们不顾危险爬山涉水来到达兰萨拉。自这个西藏艺术文化学校建立以后,这里已培养出不少西藏的文化人才。
    
    罗布林卡还建有文化博物馆。博物馆用尺许高的人像组成藏族的风土人情,从婚嫁喜事,到天葬丧事,从修道闭关到市场买卖,以及围猎和从事家业劳动,无所不有。还有西藏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了我们所熟悉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可见藏人是很珍重历史的,他们不会因中共以这个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强行把西藏说成历来是从属于中国的,而把它在历史中抹煞掉。相比中共为了政治现实而抹掉历史,显得非常难能可贵。罗布林卡,"罗布"在藏语里是宝贝之意,"林卡"是园林之意。在达兰萨拉的罗布林卡,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它是达兰萨拉的一颗璀灿的珍珠。
    大乘法苑的祈祷法会
    
    达赖喇嘛生病了,虽为小恙,但还是惊动了世界。达赖喇嘛办公室不但取消了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举行的一个有二十万人参加的大型金刚灌顶法会,还宣布在三月十日前不作任何会见。达赖喇嘛的健康牵动了千百万人的心。四川高僧带同他的弟子来到达兰萨拉,为达赖喇嘛的身体健康举行一场祈祷法会。这场法会在二月二十三号星期六的上午举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一个法会。
    清晨,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坐上了车,前往上达兰萨拉的大乘法苑。从车的灯光中望去,在黝黝的山道上,都是顶着凛烈寒风上山的人群。桑杰嘉说这些人大多是下达兰萨拉成人学校和罗布林卡的学生,他们为了参加山上的法会,三、四点钟就开始上山了。
    
    车到了达兰萨拉街市就停了下来,此时虽然天色依然漆黑,但在微弱的街灯下可见满街的人了,他们正顶着前面的人,在慢慢地向大乘法苑移动着。大乘法苑就在街市的一侧。大乘法苑前已排起了长队,进口的路非常地狭窄而又陡峭,一队是穿着袈裟的僧人队伍,一队是俗装的队伍。人虽拥挤而并不吵闹,但人群拥挤,其险象却令人捏汗。在拥挤中,我们终于到了入口处,入口处有一个电子安全检查门,门口除了搜身检查员以外,还有持枪实弹的印度士兵把守在那里,在微弱的灯光下空气更显得紧张。过了电子安全门,首先检查我们的证件,核实我们的护照,我们虽然持流亡政府发的高级记者证,但安全人员仍旧要我们叉开双腿,高举双手进行全身的触摸检查。其细仔超过了"九一一"时期美国机场的安全检查。对妇女的检查也毫不例外。
    
    大乘法苑因依山而筑,所以它分好几个层面。我们所到的是最上一个层面,即大乘法苑的大殿。当我们进入大殿时,我们的证件再次被核实了一次,摄影包也再作了一次检查。然后我们被指引到大殿回廊靠前台的窗口,这儿离达赖喇嘛的法位只有六七米远,可以清楚地看到达赖喇嘛了。我们在窗前坐好,准备好了摄影器材。此时东方渐亮,透过大乘法苑外挺拔的松树,可以看到晨雾缭绕中的雪峰。大乘法苑的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人。我们这方临窗的记者席也坐满了。坐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台湾记者,刚开始还以为是藏族姑娘,因为她穿着藏人的裙子。坐在我们另一旁的是一位老僧人,当他拿出摄影和录音器材时,我才意识到他是一位记者,对话间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在我们后面的都是来自西方各国的记者,有二位女记者,一位是来自意大利,一位来自德国,那位德国女记者看上去已有五十多岁了,满脸都是饱经风霜的样子,看得出是长时间在外采访的。还有两位男记者来自于法国,他们的身上都挂满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专业高级照相机。
    
    大殿内台上正中是达赖喇嘛黄锦缎披盖的法椅,后面是观世音菩萨,它的右面是莲花圣和千手千眼观音。按西藏大乘佛教的说法,达赖喇嘛就是这尊千手千眼观音的化身。这尊千手千眼观音全部是用白银制成的,因此十分贵重。在打造这尊观音时,达赖喇嘛就曾说,有一天回西藏,一定要把它带回去。所以在打造时就把它设计成可以拆卸和组装式的。通过这尊观音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藏人虽然在印度这么多年了,但是他们念兹在兹的还是他们的故乡西藏。为了回到故乡去,在达兰萨拉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将就就将就一点,就是大乘法苑也是造得非常的简单,达赖喇嘛还借此简化了许多宗教的繁纹褥节,对一些宗教礼仪都进行了改革,使它符合目前的困难阶段。他曾说过以前西藏宗教的一些仪式过于铺张,对民众的负担很重,现在通过这样的机会改掉是一件好事。他还对自己的袈裟进行了改革,使它变得和普通的僧袍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在达赖喇嘛还没有来到以前,坐在大殿内的僧人由青海高僧主持开始祈祷,那卷在紫红色佛袍中的僧人把手合于胸前摇动着身体,发出阵阵的祈祷声,低沉而跌宕,其间还时有清脆的铜铃声和沉厚的号角声相伴,这声音如晨间风吹松林的松涛声,如晚间浪涛滚沙的潮音,它越出了大乘法苑在达兰萨拉的山谷间回荡。
    九时许,当清晨的阳光打在大乘法苑外松柏的枝梢上时,一阵悠扬低回的佛号从大乘法苑的后面响起,达赖喇嘛从与大乘法苑相连的寓所过来了。达赖喇嘛穿着紫红色的袈裟在晨风中飘动,他那露在佛袍外面的臂膀向人们挥动着,眼中闪着慈爱的圣光,坐在地上的人们双手合在胸前,仰望着他的身影徐徐的过去。走在他前面的是带着高耸的星月形的黄色帽子开道的乐队,两旁是穿西服剃平头的保镖和持枪的印度士兵,在他的后面是一群手持各种法器的高僧,他们围绕着大乘法苑护送达赖喇嘛来到了大殿的台上。当达赖喇嘛在座椅上入定之后,祈祷法会就正式开始了。在鼓号声中,达赖喇嘛盘腿合掌,半闭着双眼摇动着身体和众信徒一起开始颂经,此时整个大乘法苑是一片如潮的经声起伏不停。声音持久而又绵长,在这经海声中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感到过的力量,这力量低沉而不高昂,但却沉重而又坚定,更带着渴求和冀望,它是众口众心中发出来的震荡。我从记者席的东窗望去,经声中的达赖喇嘛,这个藏族人的至圣活佛的脸上还略显著病容,但他那慈祥的笑意却始终不落,这是对众生多么巨大的厚爱。虽然他的笑意在大殿外的千百信众是无法看到的,但他的经声已和千百信众们的经声溶汇在一起了。
    
    在祈祷经文告一个段落以后,大乘法苑的僧人们提着茶壶和桶,开始给祈祷信众分发达赖喇嘛加持过的酥油茶和烧饼。早晨的落了霜的达兰萨拉是非常的寒冷的,特别是待在大殿外广场上从天黑待到天明的信众们,此时个个都手揣着滚烫的酥油茶,和热气腾腾的烧饼,面向着达赖喇嘛满怀着内心的激动。一个身穿彩条裙藏服,头上盘着细辫的中年妇女,跪在地上身体前倾,双手裹着酥油茶放在心窝里,一对虔诚而美丽明亮的大眼睛,向着远处的达赖喇嘛仍在不停的祈祷。从这位妇女的眼神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藏人的宗教情怀,达赖喇嘛在藏人中那至圣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他们的心目中,简直不可设想如果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达赖喇嘛,他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我揣着纸杯中滚烫的酥油茶,这是藏族人民喝了世世代代的酥油茶,稠稠的茶飘着浓浓的香气,带着淡淡的咸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喝的一杯酥油茶,我细细地品味着,我的心头也生出丝丝宗教情怀来。
    
    点心过后,四川来的高僧在两名僧人的簇拥下来到达赖喇嘛前,颂读他自已亲笔所写的祈祷达赖喇嘛身体健康的长文。在一旁的桑杰嘉告诉我们说,祷文的意思是,希望上天可怜我们不要把达赖喇嘛接走,仍旧留在人间,因为人间百姓的苦难仍旧需要他来拯救。并对达赖喇嘛的丰功伟绩进行了歌颂,一直歌颂到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前身。在高僧颂读时,达赖喇嘛带上了有披风的黄色帽子。祈祷文很长,每读一段停下来时都有一段鼓号。当祈祷文念完以后,一个带着大圆顶帽子,穿着宽大的法袍的大仙跳将出来,他摇摇晃晃,口中念念有辞,然后被众人扶了下去。跳大神是藏族一种祛病的传统方式。祈祷仪式结束以后是敬献仪式。这时,敬献礼物的信众已从大殿内手捧礼物,一直蜿蜒地排到了大乘法苑的门口。这些敬献礼物的人虽然还远离着达赖喇嘛,但他们依然弯着腰双手平揣着礼物。礼物从佛像到珍珠宝贝,再到日常用品,可以说应有尽有。但这些敬献礼物的人,只有前面很少几个能直接呈现到达赖喇嘛的面前,并接受达赖喇嘛的摸顶,余下的人只能在台下鱼贯而过,但即使这样,敬献仪式也超过了半个多小时。在达赖喇嘛接受礼物的同时,整个大乘法苑内,人们争相取出放在怀中的哈达向达赖喇嘛抛去,一时白色的哈达象彩练般的在空中飞舞,它又象瞬间释放出的千万白鸽飞满了天空。那飞去的不仅仅是哈达,而是万众藏人对至圣的达赖喇嘛始终不渝的敬仰。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敬仰是世世代代的,是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的,这样的信仰是如何能让中共的几句恶语所能改变的。
    
    敬献完毕,达赖喇嘛开始弘法。他的声音带着磁性,宽厚而又低沉,但已掩盖不住苍老,虽然他只有六十八岁的年纪,在当代社会,一个六十八岁的人实在还不算老,但是一个民族沉重苦难背负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一个民族的出路盘桓在他的脑际,每年他都要跑大半个世界,为西藏前途演讲,为世界和平弘法。这个老人每年要多少次地来回,在达兰萨拉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他何时能够把西藏民族的命运放下一刻,安坐下来休息一下过。这样的重担,这样的辛苦,人如何能不老,神如何能不憔悴。望着他的面容,听着他的声音,我的心和这里千千万万的藏人一样在流泪了。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一个女孩的名字叫德协麦朵
    陈维健: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与社区散记(一)


    (德协麦朵和她的小妹在难民接待站)
    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每年从西藏翻山越岭,穿过死亡地带逃到达兰萨拉的藏民大约有七至八千左右。面对达兰萨拉峻峭的雪峰,和它背后那连绵不断的雪山,这样的数字它使我几乎难以置信。然而你在达兰萨拉街头所看到的每一个藏人,几乎都是从那里过来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一个生命和死亡相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故事。当我到达达兰萨拉以后,我决心对此作一个采访,我要把他们的故事告诉生活在自由和幸福中的人们。我采访的第一个人是一位文静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德协麦朵。"德协麦朵"在藏语里是幸福的花朵之意。但是她的真实姓名并不叫德协麦朵,她另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但是为了她的安全起见,我给她取了这一个名字叫德协麦朵,因为她正值花样的年华和有着花样的美丽。
    虽然昨晚下了一场厚厚的雪,达兰萨拉背后的山头整个儿的白了,但中午的阳光打下来却温暖如春,上达兰萨拉的街头熙熙攘攘赶市的藏人,已放下了藏袍,把两只晃动的袖子系在了腰际上,相遇的朋友将手合在胸前,一声"扎西德勒"互相招呼祝福。桑杰嘉和他的女朋友卓玛和我一起,来到了上达兰萨拉主街中心的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
    
    难民接待站它的当街门楣并没有任何标志,从街口横着踏上几个石头台阶就进了了大门,大门的左边即是男生宿舍,宿舍是个大统铺,七八十个床位,由于窗子非常的狭小,又没有开灯,所以感到非常的昏暗。但依然可以看清挂在墙上的雪山狮子旗。进入屋子,阵阵尿骚气和汗气逼人而来,由于人多,又没有高低床,所以床与床排得一点间隙也没有。床上的被褥脏得已看不出颜色来,床上三三两两地坐着无所事的成人和小孩。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小孩们就从床上跳下来向我们拥来。桑杰嘉说,在这里大多数难民是孩子,都是父母亲把他们送到这里以后就走的。这些孩子就完全由流亡政府负责照顾生活。他们在这里稍作停留,就会根椐年龄把他们分配到各种学校去学习,成人则分配到成人学校去学习各类手艺,毕业以后就去自谋出路。当我拿出摄影机录影时,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到我的前面,调皮地做出各种姿态来。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穿着一套肮脏衣服,他的脖子上竟还挂着红领巾,脸上还浮着两朵雪山高原才有的红疙瘩,他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向我打招呼。我把他抱起来,心头掠过一丝悲哀,西藏这一代的孩子,穿的是汉装,说的汉语。此一刻我明白了,这些孩子的父母亲为什么要冒着这样大的危险,翻越雪山过来,让孩子来达兰萨拉接受教育。在这里即使条件再艰苦,但他们受的却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教育。长大了不会变成一个藏族汉人。我们和拥着我们的孩子们拍了照片以后,就下楼到了女生宿舍。
    
    女生宿舍似乎比楼下男生宿舍要宽敞一些,光线也明亮一些,刷了漆的墙面上挂着几张佛像,而且是地板,因此她们也就没有了床,将铺盖直接铺在地上。屋里人并不多,有些已经外出了,有几个小女孩扑在白铁皮箱子上学习,有几个躺在铺上闲聊,有一个妇女坐在地铺上正坦着双乳在喂奶。好象是奶水不够,孩子显得不乖,她摇着身体在哄着。这位喂奶的妇女使我感到非常的惊讶,难道她是带着这个婴儿翻越雪山过来的。桑杰嘉询问了她,才知道她是挺着七八个月的大肚子翻越雪山过来的,还没到达兰萨拉,她就在尼泊尔的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中心分娩了。我很想再多一点知道她的经历,知道是什么让她有毅力有决心身怀六甲翻越雪山来到这里。但是看到她的双眼正沉醉在怀中的婴儿,就没好意思再问下去。在这位妇女的身边,有一个眉目清秀,还一脸娃娃气的女孩正斜倚在一只铁皮箱上,手中拿著书,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皮背心和一条年仔裤,有几份学生的清纯。当我的目光注视到她身上时,她向我微笑了一下,低下了头,眼睛又回到了书本上。她的秀气和大方看上去不是一个牧民的女儿,象是在家境良好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我回过头来问桑杰嘉,你能问一下这女孩子,我能向她作一个简单的采访吗?桑杰嘉用藏语问着她,她却用普通话作了回答。虽然她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我说,你如果耽心接受采访会影响你的家人的话,我可以不用你的真实姓名和家乡地点。她点着头轻轻地说,谢谢你叔叔。于是我坐下来在她的地铺上,打开了我的笔记本。她用那还带着童声的嗓音开始叙述出她的故事来。
    
    我的名字叫德协麦朵,今年十五岁,在藏区的一所中学念书,今年某一个月的一天,我的父母亲把我叫到跟前含着泪水对我说,麦朵我知道你很想到那边去,这几天正好有一个机会,有一批人要到那边去,我已把你和妹妹托咐给了他们,让他们带你们过去。我听到这个消息,又是高兴又是难过,高兴的是我终于可以到那边去念书了,但难过的是要离开爸爸妈妈。妈妈说,你离开了妈妈到了那边有达赖喇嘛照顾你们,比留在妈妈身边还要好,只要路上小心,到了那边就好了。在这以后的几天,妈妈为我们准备了充足的干粮和衣服,以及路上所需的东西。
    在一个月黑的夜晚我们由向导带领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家。我们是先到日喀则和其他人集合一起出发的,我们这一行一共有三十五人。前三天的路程我们都是坐车的,白天休息,晚上起程,一路都很顺利,没有碰到什么麻烦,所以大家都很轻松,似乎觉得就这样可以平安地到达印度了。然而没想到三天以后当我们即将到达边境的时候,事情一下子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们的向导失踪了。刚开始我们还以为他可能到前方去探察路线,但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他还没有回来,我们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到第二天他还没有返回来时,我们确信他已卷走了我们的钱潜逃了。
    
    当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处境时,男人都开始诅咒起这个该死的骗子,女人们都开始哭起来。我们既不知道前方的路怎么走,也不知道解放军的岗哨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都六神无主地傻傻地呆着,正是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的不知进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放羊的牧人过来,我们象看到了救命恩人一样的向他迎过去。他知道我们要去那边,就告诉了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我们千谢万谢过他以后,就朝着他指引的方向出发了。可是当我们在黄昏的时候来到一片丛林时,我们还是迷了路,更可怕的是我们三十五个人失散了,还好我的妹妹和我在一起。在黑黝黝的森林里我们害怕极了,我们不知道周围是不是有解放军的哨所,也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断崖峭壁,所以叫也不敢叫,走也不敢走。只有和剩下的十几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坐下来,我们大家都互相拉着手害怕再度失散。森林的夜晚又冷又恐怖,虽然我们都裹着毯子,但潮湿的空气有一种侵人心肌的寒冷,这寒冷是丝丝的入怀,阵阵地透心。树林里还有不断的野兽的嚎叫,叫声恐怖而又凄厉。有时伸展一下手,不小心碰到树枝,就会听到头顶上呼地一下有东西拍打着翅膀飞起来,让人心头发毛。虽然一天的惊恐和步行下来,我的身体已极度疲倦,但还是没能够睡着。就这样在惊恐和寒冷中一直挨到天亮。这时候我们才点了一下在一起的人,一共还有十一个,我们大家都互相嘱咐不要再失散了。大家相隔距离不要太远。当太阳开始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前进。
    
    在穿过丛林到达雪山前,我们要过一条河流,这条河流虽然不深,但水流很急水也很凉,它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我们站在岸边看着激流在河心鹅卵石上击起的水浪,都害怕得不敢过去。有一个人拣一根树枝扔下去,树枝在急流中跳了几下,就被冲没了。我们沿岸走了很长一段路,都没有找到平缓的地方,大家知道不下决心过去,就没有任何路可走了。只有撑着胆子过去。我们十一个人手拉着手一步步地过去,脚下是乱石,每走一步都摇晃个不停,身体象要被飘浮起来,一点重心也没有。当走到河心时,水快要没到我妹妹的胸膛了,妹妹拉着我的手大叫着姐姐,姐姐。可我停不下来,因为我搀着前面人的手,他拉着我,我又不敢松开他的手,我知道如果我将手松开了,我不但自己站不住,也会和妹妹一起被水飘走的,我急得大声喊起来,快救我妹妹。还好一个叫德哇(化名)的小伙子从前面赶回来,把妹妹抱起来放在了他的肩上,我跟在他的后面,这才过了这条河。从这以后,这位小伙子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姐妹俩,如果不是这位小伙子,我们姐妹俩一定是死在路上了。我们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的。我们终于歪歪斜斜地颤栗着过了这条冰冷剌骨的河。
    
    当我们上了岸以后,大家都把湿衣服换下来套上干衣服,幸亏我们事先都有了准备,衣服都装在塑料袋中,所以没有被河水打湿。但由于全身都已冻僵,四肢失去了活动的能力,湿衣服好久都没能脱下,衣服上了岸就结了薄冰,好象粘在身体上一样。我们换了干衣服,但是身体仍然暖不过来,身体完全失去了知觉,拧一下皮肤,一点痛感都没有,象死了一样。有的人在过河时鞋子掉了,脚底板踩在石头上,把皮肤冻在上面都不知道,直到暖过身子来,才知道痛,才知道皮被扯掉了。妹妹上岸时已被冻傻了,一句话也不会说,打她一下她也没有反映,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很长很长的时间她才恢复了一点知觉。过了河岸的一段卵石,我们又穿越了一座森林,来到了一片牧场。这一天,将近天黑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间用树枝搭起来的简易空房子,这种房子是牧民放牧后留下的,在藏区只要在牧场都可以见到这种牧人的小屋。这些房子没想到给我们这些逃亡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看到房子大家都很高兴,今晚可以不在露天里过了。然而最使大家感到兴奋的还是,在这里我们已看到了雪山,翻过雪山就到了尼泊尔。从西藏到达兰萨拉的难民,基本上都是过尼泊尔边境再到印度的,因为从西藏到印度不但有两国的重兵把守,常有人被解放军抓回来,而且雪山重重几乎难以翻越。而过尼泊尔则有一条传统的商业走道,有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只要依着商队留下的牦牛粪走就不会迷路,但这必须在不下雪的季节,因为一下雪,雪就把小径和牦牛的粪都掩盖了。
    
    这屋子也许多年没有牧人来住过了,因此破烂不堪,四处漏风,在屋里可以看到外面的星星。我们打好了铺,吃了一点带着的糌粑和水就睡下了,由于连续几天来的疲倦。我们一睡下去,就沉沉的象死过去一样。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太阳光已照进了屋子,我直觉感到好象出了什么事,我揉着眼坐起来一看,屋里的人全没了,只有德哇一个人在一旁陪着我们姐妹俩。我问德哇:他们人呢?德哇难过地说,他们走了,他们嫌你们两个女孩子走得太慢连累了他们。我苦苦哀求他们等你们一起走,但是他们还是走了。我看着德哇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德哇安慰着我说,他们想快点走就走吧,我们不跟着他们走也好,会走得轻松一点,目标也小一点,反正路也不远了,我们已看到了雪山,牧民说过了雪山就是尼泊尔了。我陪着你们慢慢地走,我不会离开你们的。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得到不少安慰,虽然离开这些大人,心里有些失落和恐惧,但不需要紧跟大人疲于奔命,身体也轻松了一些。这一天我们速度慢了许多,我们只准备走到雪山脚下歇力,第二天再翻越雪山。这一天我们在雪山脚下又找到一栋牧人留下的破败屋。
    但我们知道,明天我们连这样的的屋子都没有了,我们将在雪山上过夜。想到明天要过雪山就让我感到恐惧,我曾听说过多次,有许多人都是在过雪山时冻死在山上的,有的没有死也冻掉了脚和手。我这样想想,真有一点失去翻越雪山的勇气了,我害怕死在山上。德哇对我说,麦朵不要怕,出发前都打听过了,这一段时间没有暴风雪,天气好,只要我们小心一点,一定会没事的。我们就这样在惶恐中又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们出发,开始翻越雪山了。
    
    这一天早晨,天气很好,阳光打在皑皑的雪山上,使雪山显得更加晶莹而又美丽,也显得非常的安宁,空气也因阳光而并不显得特别寒冷。这样的好天气打消了昨晚对雪山的恐惧,我的精神状况好多了。我们一行三人踏着雪开始往上爬。刚开始积雪还不厚,而且坡也不陡,所以走得也轻松,妹妹和我还在雪地里玩了一会儿。但是再往上走,坡就越来越陡,积雪也越来越厚,每走一步就要把腿抬得很高,踩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坑,而且雪也越来越松软。整个山野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只能听到自己革滋革滋的踩雪声。这声音在旷野里竟然会产生一种久远的回音。我们感到越走越吃力,呼吸也感越来越困难,身上背着的行包也越来越重,那根吊在行包上勒在额头的带子,也绷得越来越紧。整个身体都是弯着的,头低得差不多快要碰到了雪。
    
    快要到山顶时,我的腿已软得没有一点力了,好在坡已开始缓和了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感到脚底一松,整个儿的身体就开始往下沉下去,刚开始我还一时没有反映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待意识过来后,吓得大叫起来,拼命地挣扎,但一点也没用,很快大半个身体已经埋在雪地里了。当德哇赶到我面前时,雪几乎没到了我的脖子上,我的呼吸已经很困难,几乎发不出声来。我以为自己要死了,我想哭,但雪压得我没有办法哭。我只听得妹妹在我身旁哭,但她的声音我听起来却非常的遥远。也许是我的背包加大了我的体积,使得沉没延搁了一些时间,使德哇有时间把我救出来。德哇见我沉下去了,大声叫我别乱动,他立即放下身上的行包,跪在地上两只手发了疯似地在我身边刨了起来,在这冰天雪地里,他刨得气喘吁吁头上冒出了热气,终于在我的前面挖开了一个大缺口,然后他躺在地上把手伸过来,把我一点一点地拉了出来。当我爬出了坑,德哇累得已经没有说一句话的力气了。我们三个人都倒在雪地上,仰望着天空,天空的云在悠悠地飘着,它和雪一样地白,一样地软,我感到整个世界一点儿都找不到有坚硬的东西可以支撑着我。那种柔软下沉的恐惧感长时间地在我心头没有消去。
    
    我们不得不又出发了,刚才因死亡的恐惧所渗出的热汗,已变得冰凉冰凉的,和着内衣贴在身上,使得疲惫的身体无法多休息一会儿。必须通过运动使身体再度热起来。由于怕再一次地陷下去,我们不敢象前面一样地走了,我们伏在雪地上一点一点地爬,平坦一点的地方就用身子滚,我们终于到了山顶。下面就是尼泊尔了。虽然前面是同样的雪域,但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西藏,离开了中共的统治。精神上有一种胜利感。其实到了山顶根本不能说胜利,前面的路更危险。我们曾经听很多人说过,有些人就是因为到了山顶一时兴奋,就往下冲而滑到深渊里去而丧了命。因为我们有了刚才的危险经验,所以我们往下走的时候依然是小心谨慎。一步一步地慢慢向下走,有时就坐在雪上,一屁股一屁股地往下移,但是下山毕竟要比上山快多了。当我们快到山脚下的时候,我看到了前面有蔚蓝色的湖,湖水晶莹而又透明。我高兴地喊起来,以为我们马上要走出雪域了。但德哇说这不是湖,这是雪山峡谷中结成的千年冰川,是最危险的地方,冰川很滑,上面经常会有很深的裂逢,如果滑到裂逢中去,那么就一点救也没有了。裂逢一般都有一、二十米深。没有人能够从裂逢中爬出来,活着的人也只能看着掉下去的人死在里面而无法救助。刚从死亡中脱险的我,又被冰川巨大的危险所吓坏了。在冰川的巨大反光下我突然感到眼睛一阵晕旋,我知道自己的眼睛被冰雪的强烈反光剌伤了。我赶紧用双手捂住眼睛。我的太阳镜,已在我陷入积雪中时丢掉的。我直到离开那里好长一段时间才发觉。
    
    在雪域中走路没有太阳眼镜是非常危险的,时间只要稍稍长一点就会得雪盲症。德哇见状知道我的眼睛被雪光剌伤了,他过来把自己的太阳镜摘下来递到我的手上,然后把自己的头发从头上撸下来挡住太阳。这是我们藏人对付雪光的传统方法,所以很多藏族男子都蓄着长发。戴上德哇的太阳镜后,我的眼睛又自然地好了。当我们到达冰川时,天光已晚,由于冰川在月光的反射下,周围依然很亮,但我们还是怕掉进冰窟窿里去,就决定在冰川上住下来,虽然在冰川上冷极了。特别是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找一块避风的冰崖,把毛毯裹在身上,三个人挤在一起,又把带着的塑料布盖在外面当帐逢。我们三人就这样卷缩着从口袋里捞出糌粑来吃,为了减轻行包的重量,我们是不带水的,在树林里我们喝山水,在雪地上我们抓雪吃,在这冰川上,我们就用藏刀锤扎着冰渣吃。糌粑在寒冷中冻得非常的坚硬,但咬在嘴里仍然十分的香甜,在旅途中,只要有糌粑在,我们心里就不慌,因为有了糌粑,我们的身体就有了热量,有了力气。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口袋里的糌粑已经不多了,我们不知道还要走多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肚子虽然很饿,但是我们还是不敢多吃。
    
    虽然几次抑制不住饥饿,但依然没有能够将思维从口袋中的食品中移开,然而在手不由自主地伸进了食品袋,在干瘪的口袋的角落只触摸到那一小块糌粑时,那种进食的渴望就变成了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比饥饿来得更为强烈,它把饥饿给掩盖了。这一晚,我们可以说是在冷饿和恐惧中渡过的。冰川上的寒冷透着骨髓,脑袋都被冻得几乎失去了思维能力。天还没亮透,我们就开始出发了,因为我们已无法再呆下去,我们感到再呆下去就会冻死在那里,此时身上已没有了一丝温热,我们会成为冰川上的一根人肉冰柱。后来,当我们到达达兰萨拉,先于我们来的人就告诉我们,他们在穿越冰川时看到过两个尼姑被冰冻在山上,红色的袈纱上包着一层冰,象透明的腊像,她们永远地被留在山上了。
    在太阳升高的时候,我们终于越过了冰川,冰川前面是沙丘和乱石岗,走在被太阳晒热的石头上,我们身上感到回升了一丝暖意。对于从冰窟中走出来的人,这暖意是多么地令人欣慰,人只有暖和了,才能找到生命的感觉,我们已走出了与死亡相伴的冰冻。但我们此时却不知道自己正走进了另一个更可怕的死亡地带,红砂石泥石流区。
    
    泥石流区没有一草一木,更没有一汪水。石头象是被火烧过那样地赤红。大的象一座房子,小的如同一只鸡蛋,面目峥嵘地伏在起伏的丘陵上。当我们走在那紫砂色的滚石区时,我们饥饿的身体似乎已到了极限,脸上带着被冰雪冻得紫黑色的皮肤和倦色,一颠一跛地在乱石上走着,每听到脚下有一颗石子发出滚动的声音,都会神经紧张地痉挛起来,因为一颗小小的滚石,可能会产生连锁的反映,带动一大片滚石,这一大片滚石又会带动更大的一片,然后滚石就会象千军万马一样滚下来带着你滚下去,最后把你埋在滚石之中,连尸首都找不到。许多逃亡的藏人都是在翻过了雪山,穿过了冰川后被埋葬在这乱石丛中的。所以我们每走一步都有可能踏在一颗死亡的石子上。有好几次我感到脚下踩着的石子滑动了,我的身子摇晃了起来,我屏息静气稳住自己,不使自己倒下来。但有一次我还是没能稳住自己跌倒了下来,我吓得整个身体趴在地上,把脸埋在碎石中静等着乱石滚下来,但只听到几块小石滚动了一下,象是在那里搁住了,再也没有发出声音。我一直这样趴着,直到确信没有危险了才起来。当我趴下时,德哇也带着小妹扑在了地上。
    
    红砂石区的荒凉,象是在月球上一样,没有一点生命的感觉,但却时刻潜伏着摧毁生命的力量,即使你不去惊动它,有时也会因一丝风吹动了一颗滚石,而将整个山谷里的滚石带动起来。由于害怕空气的颤抖而振动石子,我们几乎都不敢说话。但说实在的,我们也早已没有说话的力气了。我们走着,脸对着地面,两只眼睛象死鱼眼似地瞅着地上的石子,有时看到一颗大石头却搁在另一颗小石头的石峰上,有时看到一块巨石停在斜坡上,仅仅靠一粒小石子将它挡住,每每见此,我们就吓得发抖不敢靠近它,远远地绕着它。逃难的藏人说,雪山、冰川、滚石为三大死亡地带。而这三大死亡地带,我觉得最为恐怖的还是滚石。当我们最终走完这段滚石区以后,我的脚还因恐惧不停地哆嗦。
    
    滚石在我们后面渐渐地退去了,死亡也离我们远去,我们又看到了一间牧民空着的小屋。这些小屋是我们在荒野中唯一能触摸到的生命的东西,虽然它还是石头和树枝,但它却是人搭起来的东西。当我们经过小屋时我们却并没有停留下来,因为此时我们口袋里的糌粑已经告罄。在进入滚石区前我们已咬完了最后一块糌粑。我们清楚,如果我们在这儿呆下来休息一晚到第二天再走,我们会因饥饿而无法行走。我们必须乘着现在肚子里还有余物,尽快走到能够找到食物的地方。虽然我们已精疲力竭,但毕竟腹中还积蓄着提供给身体的能量。就这样我们乘着荒野的月色,继续走了八个多小时直到凌晨。好在这一天晚上有好月色,月影照在地上,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毛驴走过的脚印和留下来的驴粪蛋,使我们没有迷路,没有偏离方向。当清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远方的原野上冒起了缕缕炊烟,我们已十几天没有看到这样的炊烟了,看着那袅袅的炊烟我们知道我们有救了,生的希望使疲倦的身体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当我们最终到达那个冒着炊烟的屋子时,我们全部瘫在了地上,甚至没有力气说出话来,我向女主人只问了一句:我们有没有脱离危险。她笑着对我们说,孩子,你们已脱离了危险,你们可以放心了。我听了她的话,多少天以来的恐惧一下子全消失了,但积压着的疲倦却一下子把我们复盖了。沉重的眼皮塌了下来,饥饿也没有挡住我们的疲倦,我们睡过去象死了一样,连一点知觉也没有。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已属尼泊尔的领土,是一个叫厦巴的地方。这儿曾经是西藏的土地,所以这儿居住的依然是藏人,这儿的藏人虽然在国籍上早已是尼泊尔人,但是他们依然把西藏看作他们的国家,把达赖喇嘛看作是他们的领袖。我们所到的这一户人家也是一位尼泊尔藏族人。由于近年来从西藏逃过来的藏人日益增加,于是这位藏人就想到在这里开设一家客栈。供难民们休息和补充供养之需。这些年下来多少逃亡的藏人在它这儿歇过脚,在它这儿得到补养去了印度。它已成为一个逃亡藏人不可缺少的"加油站"。经过一天一夜的睡眠,疲倦恢复了,饥饿也随之开始苏醒,胃在隐隐地发痛似有小刀子在绞着空空的胃壁。由于我们身上的钱全给向导卷走了,身上已无分文。德哇于是脱下身上的皮夹克和女主人换了十包放便面和几包饼干。当我们的嘴吃到被水泡发开的放便面时,我们感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了。我们在客栈又住了一夜,让身体有了力气才开始出发。出发前,女主人告诉我们,过了厦巴就到了拿部切,拿部切是尼泊尔毛派游击队的活动区,在那儿无论如何都不要在夜间行走,因为只要一到天黑,游击队就不管是什么人,都会开枪射击。后来我们到了拿部切以后,真的证实了她的话。当我们在树林里夜宿时,果真不断地听到枪声在山林中响起,山林中的枪声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因为每一声枪声都会有长长的回音,我们也无法从枪声中判断,游击队离我们有多远。想不到我们这一路过来没有遇到解放军,却听到了尼泊尔解放军的枪声。当我们穿过毛派游击队的活动区以后,我们就到了拿部切市。拿部切是尼泊尔的一个旅游城市。我们到了那里时,在小客栈用衣服换来的放便面和饼干早已吃完。我们又累又饿,衣服褴褛,脸上呈显出的是经受着饥饿、疲惫、恐惧和苦熬过来的表情。但是我们心中还是有一种快乐,因为我们毕竟已离开了荒野,离开了渺无人迹的恐惧。在拿部切的街上,我们看到来来往往的行人,这给我们的心带来了一种踏实的感觉。这种感觉没有经过荒野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开始乞讨,好在这里也住着不少厦巴人,他们多多少少给我们一点,虽没能让我们吃饱,但也不会挨饿了。
    
    晚上我们就露宿在街头的屋檐下,我们就这样在拿部切做了好几天的乞丐。后来我们的运气来了。我们碰到了一辆旅游车,一个从车上下来的日本女人,见到我们衣衫褴褛,脸上都是冻伤的紫块,就停下来询问我们。我们告诉她,我们是从西藏那边逃过来的藏民,我们要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去寻找我们的达赖喇嘛,可是我们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了,我们只得在这儿讨饭。因为我会一点英语,并用手势比划着,她居然听懂了。她给了我们一千元钱。后来我们在大街上又碰到一个美国人,他也很同情我们的遭遇,他给了我们五百元。我的这一点点英语真是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们再也不会挨饿了,还有了一点路费可以搭车了。但是要到加德满都西藏流亡政府的难民接待中心,还有很远的路,而且在路上还有可能遇到警察,警察只要识破你是逃亡的藏人的话,就会立即把你抓起来,抓起来后或敲诈一笔钱,或送你回去。有许多逃亡的藏人,都是经过了千山万水的艰辛跋涉,九死一生地来到尼泊尔,最后在尼泊尔被警察抓住送回西藏的。而一当被送回西藏后就会被中共判刑。所以我们虽然已到了尼泊尔,还是没有最后脱离危险。但是我们到了尼泊尔后运气却一直跟随着我们,我们在路上又碰到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在拿部切开出租车的厦巴人,他的妻子则是从西藏逃过来的藏人。
    
    当他知道我们是从西藏逃过来的后,很同情我们,我们坐了他的车,他一分钱也没有收我们。他开车把我们送到他在机场工作的一个亲戚那里,让他把我们送到加德满都。那位亲戚对我们也很表同情,收留我们在机场旅馆免费住宿,并安排我们坐飞机到加德满都。因为尼泊尔政府有规定,凡是逃亡的藏人一律都不得坐飞机。所以逃亡的藏人在到了拿部切以后,都是坐汽车到加德满都的。但坐汽车到加德满要好几天的路程,而且在路上也很不安全,有许多路卡。这位亲戚是买通机场管理员后,把我们送上去加德满都的飞机的。几天以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们坐上了飞往加德满都的飞机,我们逃亡的历程也可以说基本结束。在所有的逃亡者中,可以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很少有人能象我们一样坐着飞机到达加德满都。所以我们永远记得那个机场的名字,它叫如拉机场。
    
    到了加德满都以后,我们很快地找到了西藏流亡政府设在那里的难民接待中心。几天以后,接待中心又把我们送到了达兰萨拉。在难民接待中心,我们虽然止不住逃亡胜利的喜悦,但是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却使我们非常的难过。我们听到了把我们甩掉而先走的九个人,他们在到达拿部切以后,被尼泊尔警察逮住,送回西藏交给了中共。虽然这九个人毫不留情地把我们姐妹俩甩在了荒野中,但是我们还是为他们可惜,为他们难过。他们付出了这样沉重的逃亡的代价,最终不但没有成功,而且他们还将被关在中共的监狱里遭受酷刑。
    
    德协麦朵的故事终于讲完了,我这时才感到因长时间地坐在地板上而腰腿酸痛。要不是亲耳听她的叙述,是很难使人相信这样的故事的。这时正好她的妹妹刚从外面玩着进屋,德协麦朵把她叫过来让她见我。八岁的小妹妹穿着一件黄色的滑雪衣,头发短短的象一个小男孩,一脸玩皮地拥在姐姐的身上。一个八岁的小妹妹能够跟随一个十五岁的姐姐翻雪山、过冰川、越过泥石流来到这里,很难使人相信这不是一个奇迹。当然创造这个奇迹的不但是他们自己,还有一个叫德哇的小伙子。当我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我很想见一见这个小伙子,因为在他身上体现着一种人类在危难当头中,最高尚的帮助同类的精神。可惜这个小伙子已不在难民接待站了。采访完毕以后,在她们的女生宿舍里,我和这对姐妹一起拍了照片以作纪念。这张照片现在正放在我写作的案头,但是我却不能将它与这篇报导一起呈现给读者,以便保护她们还在西藏的亲人。但是读完她们故事的人,一定已和我一样,相信她们是青藏高原两朵最美丽的花朵,是冰山上的雪莲花。我向她们告别,她们送我到接待站的门口。就在和她们分别的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一个忘记问的问题,我回过头来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让你不顾死亡的危险来到这里?她平静而不加思索地说:"我想见达赖喇嘛,我想学藏语。"
    
    雪山上的雄鹰才旦加
    陈维健: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与社区散记(一)


    (作者与才旦加合影)
    雪山上的雄鹰是我采访的另一个逃亡者的故事。比起上述的这对姐妹花来又更为曲折,也更为艰难。由于他住在下达兰萨拉的成人学校,离我所住的地方有三个多小时的行程,所以联系了几次一直没有我们二人共同空余的时间。但这一天他来了,是一个晚上,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了我的旅馆。维明正在灯光下塑着达赖像,我在整理着笔记。他是由桑杰嘉陪着一起来的。他站在桑杰嘉边上要高过半个头,扎着一把披肩的长发,胸口的黑毛压不住地从T恤的领口中透出来。他是一位高大粗犷而又英俊的藏族男子,和桑杰嘉的隽秀正好形成了一个对比。当我起来和他握手时,他的手是那么地粗壮有力,但他对着我微笑的时候却近乎有一点腼腆,与他谈话始终感到一种质朴和憨厚,象是一块厚实的土地。他的名字叫才旦加。这是他的真姓实名。他说,我不怕共产党,你用我的真名可以了。我的名字在公安局都有记录。我推开被褥让他坐在我的床沿上,开始我的采访。
    
    才旦加今年二十六岁,是青海民族师范学院的学生。他说,我是在共产党的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在中学时,他是一个思想非常进步的学生,他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当解放军。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思想在一个僧人的启发下才起了变化。他给我讲了许多有关我们藏民族的历史故事,讲了流亡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使我开始对自己的民族有了认识,思想感情才开始有了转变,对共产党产生了逆反心理。到了上大学时,这种心理更为强烈了。后来听到土登为了西藏的自由在印度自焚身亡,心里产生了感动,于是有了报效民族之心,想逃到达兰萨拉来做些事。当时有一个朋友来和我商量,一起逃亡到达兰萨拉,但是后来这个朋友变卦了,我就又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二位女同学逃到拉萨来找我,要我帮助她们逃到达兰萨拉,于是我再一次地动了心,开始和她们一起准备逃亡达兰萨拉。但是我没有想到,我逃亡达兰萨拉的历程会是那么地曲折和艰难。我总共逃亡了四次,真是九死一生才到了达兰萨拉。
    
    第一次逃亡,我记得是九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从拉萨起程的,在这以前,我们找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向导。找到向导后,因为需要凑到一定的人数才能开拔,所以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在西藏现在有一些人是专门做去达兰萨拉生意的职业向导。这些人虽收入高,但危险性也大,政府抓住了要判大刑,比逃亡者还要严重,所以他们都十分地小心。这次逃亡,除了途中的车费以外,我们每人给了向导二百元钱,说好带到尼泊尔后,每人再给四百元,这样的价钱是不算高的。因为这一次我们一起去的人很多,约有五十多人。
    
    在出发以前,我们准备好了糌粑、棉衣、毯子等途中所必须的东西,这些东西装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包。我们坐的是一辆东风牌的大卡车,五十多个人,再加上这些行李,把帆布车箱挤得紧紧的。由于怕被发现,后面的帘子也都放下来,里面的空气非常地混浊,我们在里面感到气闷,再加上汽车开在高山上时空气稀簿,每到停车休息下来小便的时候,大家都大口大口地透气。由于怕被查获,我们的车都是白天躲在山道上,晚上才开始开车,就这样我们日伏夜行,在颠簸的山道上开了三天。车开到日喀则正值清晨四点,这个时间也是大家最累最迷糊的时候,大家在车中你靠着我,我依着你,摇来晃去的,忽然感到整个身子一倾,车子翻到山沟里去了。车箱中是一片叫喊声,向导要大家安静也没用,在叫嚷中大家纷纷地逃出车。好在沟不深车子没有翻跟斗,人都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擦了一点皮。但是车子是没办法起来了,只能用吊车把它拉出来,如果喊吊车过来的话,就容易被发现。向导让大家在山沟里躲起来,离出事地点远一点的地方,自己和司机去找车,要我们大家等待他们回来。但是在他们车还没有找回来以前,我们不知怎么的给交通管理站发现了。管理站立即汇报到日喀则公安局,当公安赶来时,大部分人都逃跑了,有些带着小孩的人则待在那里没有动。当时一起逃亡的有一个最小的只有二岁,他在路上一直都哭个不停。这些没有跑的人后来都给公安抓获,但是因为不在边境上被抓的人都不承认去达兰萨拉,他们在日喀则公安局拘留所关了一天,也就放他们回去了。我则在公安到达前就和一批人逃跑了,我回到了拉萨。这样我的第一次逃亡就很快地结束了。
    
    第二次逃亡,是在二个星期以后。我回到拉萨,那个去寻车的向导也回到了拉萨。他说上一次司机没找好,害了大家,这一次他一定会找到一个好司机让大家放心。这一次人数比以前少了一些,共四十七人,多数还是前一次去的那一批人。这一次的路线和上一次一样,也依然是日伏夜行,不过这一次的司机技术好象确实好了很多,车也开得很稳,车上的人因少一些,坐着也舒泰一些。过了日喀则,又到了已近边境的定日县。在定日县,汽车就不能向前开了,因为前面都是无路可通的荒野。我们下了车开始步行,开始了正真的逃亡。一开始上路,大家随即发觉带的东西都是太多了,大大的行包背在身上在荒野中行走,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个子较大,就帮着一些妇女背一些东西。但是整个队伍还是不能很快地行走。在这个地区,分布着雅鲁藏布江的许多支流,我们一共涉过三条支流。这些支流虽然水都不是很深,能够淌水过去,但水流都很急,而且水十分的冰凉,我们这支四十多人的男女老少队伍,每渡一次河都要化费很长的时间。孩子要把他们驮在背上,行包要放在头顶以免被弄湿。过了河又得把湿衣服换下来,如果不把湿衣服换下来,身体立即就会被冻僵,因为我们逃亡的时候已是九月入秋的天气了。经过几次渡河的来回折腾,大家的体力也都下降了,而且已经没有了干衣服。穿在身上都是半干半湿的潮衣服。有许多人开始生病了。有一个尼姑,她的名字我忘了,发生了高山反映四肢无力无法行走,靠我们几个男子背着她走。当涉过河流来到一片牧场看到牧羊人时,大家都说走不动了,央求向导停下来休息,买一只羊吃,补补身体。向导要我们再坚持一下,他说,再有一天的路程就到雪山脚下了,到了雪山脚下那边比较安全一些,到那儿以后再作整休,然后翻越雪山到尼泊尔。
    
    但是他看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又有那么多的病号,也只好让大家休息。我们在牧人那儿买来了二只大肥羊,就在野地里支起了架子,开始杀羊割肉烧羊肉了。羊肉在火中发出了吱吱的声音,缕缕的香味在原野上扩散开来,大家围着烤着羊肉的篝火,吃着喷香的羊肉,不但肚子感到了充实和温暖,身体也暖融融的,把这些天来涉水过河的寒气都赶跑了。这时候从远处过来四个人,我们当时还以为是和我们一样的逃亡藏人,所以我们还挥着手让他们过来,一起和我们共享美食,但是当他们走近时,我们都吓呆了,原来这四个人都是解放军。他们一边放着枪,一边把我们围起来,在这个无处藏身的荒野,我们能向那里逃呢。再说我们这里还有这么多的病号和老小,子弹又唰唰地在我们头上飞,大家都只有抱着头伏在地上不动,待着束手就擒。
    
    他们过来后,首先用枪顶着我们男人,让我们把鞋带抽出来,然后让我们两只手反在背后,他们用我们脱下的鞋带,把我们两只手的大姆指绑在一起。这种绑法比两只手绑在一起还要难受,细细的鞋带钳在指姆骨上,疼痛麻木得失去了知觉。好在他们只绑了我们男人,妇女和孩子都没绑。他们把我们绑完以后,就开始翻我们的旅行包,凡是值一点钱的东西他们都收走了,留下东西就随便往我们脖子上一套。由于行包没有双手帮助,勒在脖子上不但沉重而且难受。就这样他们押着我们走了三四个小时。由于我们的双手被反绑在后面,身体仿佛失去了稳定性,所以走得不快,他们就用枪托打我们,有些人冷不防被打,就摔倒在地上,来一个嘴啃泥,爬在地上蠕动着不能起来,他们就用脚死命地踢。在我们走的过程中,他们一直用步话机在联系。所以当我们走到公路口时,已有十几个军人和卡车在等着我们了。我们因手被反绑着不能爬到卡车上去,解放军就把我们象沙包一样推扔上去。好些人的脸都被磕破了。
    
    卡车到了定日县武警总部以后,我们才被松绑,这时候我们的大姆指都已紫得发黑,几乎坏死了。我们一个一个地被叫到一间小屋里去审讯。小屋里除审讯的人和一个记录的人以外,还有两个手拿电警棍的人。他们让我们蹲在地上手抱着头。问我们家庭情况,到印度去的动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我们如稍微回答得迟疑一点,或回答得让他们不满意,他们就用电警棍殴打我们。他们说,你们都是上了达赖的当,他是一个骗子,你们到印度去是找死。他们还逼着我们说达赖喇嘛的坏话,我们不说,他们就用电棍戳我们男人的下身。我这样的大个子,都被电棍戳得浑身发颤,人象抽筋似的发出尖叫。他们看我们这个样子,还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在定日武警总部一共关押了四天。在这四天里,我们男的强迫给他们干农活出大粪,妇女则为他们洗衣服被子,打扫卫生。我们如脸上稍露出一点不满的神色,就对我们拳打脚踢,而且还不让我们吃饱。四天后,他们看看差不多活也干完了,就把我们送到定日县公安局。公安局又对我们重新进行了审讯,而且比武警要详细得多。好在分安局里有一些干警是藏人,虽然对我们很凶,但没有怎么打我们。我们在那里也为他们干了二天活。
    
    然后他们把我们转送到定日县公安一处,在雅鲁藏布江边上的一个叫尼日的看守所。在押解过程中,当我们穿越一个树林的时候,我们的向导跑了。当公安发觉以后立即开枪去追,算这个向导命大,没有给追上。向导知道自己是要判重刑的,所以他和我们不同,无论如何一定要逃跑。我们也为他能逃走而感到庆幸。也后悔当时没听他的话,一鼓作气走到雪山,不买羊吃,不坐下来休息,也许我们就逃过了这一劫,现在想已在尼泊尔了。
    
    尼日看守所共有十四个房间,房子不大,可是要住四十多个人,小间也要住二十几个人。晚上睡觉是没办法平躺下来的,侧着身子,还要人贴着人。房里还有一只粪桶,这么多的人用,都满溢了出来,只好拉在地上了,整个房子里是臭气熏天。睡在粪桶旁的人无处下塌,只好往里面挤,里面的人只好半坐着起来。大家轮着躺下来。看守所的伙食比拘留所的还要差,不但每天给我们只吃二顿,每顿是一瓢糌粑,一瓢茶。糌粑都是变质发霉的,绿色的霉菌在上面点点都是,吃进嘴里难以下咽。茶,说是茶,但既无一点奶香也无一点茶香,褐色的象泥浆水,沉积一会儿,里面会有半杯土。吃这样的食物,又睡在这样恶浊的环境中,大家都开始拉肚子了。一拉肚子,本来就粪满为患的房间就更加灾难深重了。许多人没有办法,肚子咕嘟一叫,就只能在自己的墙根上解决了,弄得屋子全是粪便和猪栏没有什么二样。我们多次要求狱警,让我们打扫一下屋子,但是他们不但不给打扫,还辱骂我们。有一个我们学校物理系的同学,他的肚子拉了很长的时间,每一次看他蹲在墙角落双手托着双颊,脸上都呈现出极度痛苦的表情,而且他拉的次数越来越多,虽然已拉不出东西来了,但他还是在拉。有一天我们看着他拉着拉着,突然大叫一声就摔倒了,我们过去一看,他的一段肠子带着血拉在了肛门外面,真是恐怖万分。大家都不由自主的叫起来;"要死人了!要死人了!"看守听到我们这样的叫喊,以为我们要暴动了,拿着枪过来。后来看到那个学生躺在地上肠子流在外面那恐怖的样子,知道要出人命了,就让人把他抬出去。他们进到房间,也都捂着自己的鼻子,一股呕心的样子。于是他们总算让我们把房间的粪便清理了一下。
    
    和我们关在一起的有一个僧人,和大家都不同,大家都在拉肚子,他却没有拉,刚开始大家还说他幸运没拉肚子,可是后来慢慢地发现不对劲,他不但不拉肚子,他连大便也没有,整一个月下来他都没大便一次。他每天缩在地上,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地在念着经,说是念经,其实一点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只见嘴唇有一丝微动,但他的脸色是越来越黑,黑的怕人,我们知道他这样下去一定会死掉的。再三与公安交涉,公安怕真的死了人也麻烦,总算让大家出去活动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这样总算能够活过来。这个看守所里有几个是藏族公安,我们关的时间长了,也和他们熟悉起来。在看守所这样的环境,他们的生活也是十分地枯燥和无聊,他们除出拿犯人作乐外,也别无所乐。他们后来知道我会跳舞和唱歌,所以让我跳给他们看,唱给他们听,我们的关系也算改善了一下,伙食也给我们好了一点。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被关了二个月后,被放出来了。我们的钱财早就给他们搜刮完了,他们也不管我们如何回去。好在我们中有一个僧人,他把钱缝在贴身衣服里没有给发现,我们大家就向他借了一点钱坐车回到拉萨。
    我的第三次逃亡是在次年的三月,也就是一九九九年。由于前二次逃亡失败的经历,使我这次逃亡选择了另外一条逃亡路线,不再走日喀则再到定日,而改走拉萨经羊巴井坐卡车到雄县。这一次一起出发的人更多,有二个向导,一共有八十几个人挤在一辆车上,人是象货物一样压在一起。由于汽车严重超载,汽车在山道上爬坡时,慢得象蜗牛一样,一路上我们的汽车坏了好几次,每一次坏了,我们都要藏到山上,等修好然后再开,这样开开停停,弄得大家都非常的神经质,汽车只要换一次档,听到一点异响,我们就立刻紧张起来。汽车开到近宁玛县时,大约是凌晨三点左右,如果继续开下去的话,到宁玛县刚好天亮,这样我们就无处藏身。为了避开检查,我们都是象前几次一样在晚上开的。因此向导们就决定停下来休息。大家下了车舒展了一下酸痛的身体,就乱哄哄地走到一条山沟里去睡觉。八十几个人挤在车上一团,散开来却是一大片。老的老小的小,虽然大家尽量的小心,但是在这宁静的山中,依然有着很响的动静。有压断树枝的声音,又踢着了石头滚动的声音,每一次声响都让人心惊肉跳。因为我已经历了二次中途被抓的经历。所以整个途中没有片刻让我感到安全。到了山沟以后,大家就都自己找了地方睡下去了。由于路途的疲劳,没过多久,大家都睡着了,宁静的山沟里呼吸着我们这群逃亡者熟睡的酣声。我裹着毯子,在黎明前清冷的空气中正迷糊地睡去,忽然听到有人喊:"汉人来了!"我登地一下跳起来。看见公路上有好些车的车灯照射我们这片山林。持着电筒和枪的警察已向我们围过来。我们已无处可逃了。大家只好束手就擒。我们被一个一个地押上军用卡车,送到了宁玛县公安局。在宁玛县公安局,我们又被一个个地进行审讯笔录,然后我们又被转送到那曲公安处拘留中心。
    
    这个中心和青海省交界,里面拘押着很多人。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二个月的漫长拘留生活。其生活之惨的程度不下于前二次,我也因为有了前二次的拘留生活经验,已不象前二次那样恐慌,心里倒是踏实了很多。二个月以后,那曲拘留中心通知我们这些逃亡者所在家乡的公安局来取人。我和四个和尚并二个小孩却是让他们押回青海的。到了青海公安厅,我被关起来一连审讯了二天,他们可能已发觉我提供给他们的个人资料有问题,所以对我进行重点审讯。因为我是一直瞒着我是大学生身份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的大学生身份暴露的话,以后我的行动将会受到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的监视。不过这一次审讯,虽然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但仍然被我蒙混过关了。省公安厅待我审讯完毕后,又将我送到南海州我的老家公安处。因为是在自己的老家所辖区,他们在审讯我时,从我上小学开始,一直问到现在,并要我说出所有亲属关系,和他们现在所在的单位。我知道我的学生身份再也瞒不下去了,只得说出我是青海民族师范学院的学生身份。对于学生逃亡,共产党特别重视,为此他们更加详细地对我作了审讯,并将我所说的一一记录下来,然后让我的手指在一只红色的印盒内沾上印泥,在记录着我说的每一页纸上都按上手印,以此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在审讯完毕以后我又被关了起来,并拿了一大叠监狱的的规章制度要我背。我想是不是要长期关押我了,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一点底也没有,没想到第二天我父亲就来拘留所。经历了长时间的磨难,在这样的环境下见到老父亲,心里真是很激动也很难过,我上了学以后不但没有为家庭分担一点困难,还要老父来为我担惊受怕。老父是拿着二千元钱交保把我赎回去的。我们家不富裕,二千元是一个大的数字。但老父为了让我少受一点罪,早一点出来,凑足了这一份钱。用钱交保在西藏是很流行的做法。那些实在拿不出钱的人,只好在里面做苦工多待一会儿。我出来以前,公安局还和我父亲订了合约,就是我不能离开海南州,如要离开,一定要通知公安局,在公安局备案,父亲一一承诺,并签了字。我在路上对父亲说我已误了学业,不想再念书了,我还是去赚一点钱。家里为了我花了二千多元的钱,我不能再用家里的钱了。我说我要到冈察县去挖冬虫夏草,听说很赚钱。于是我没有跟父亲回去,半路上就分手了。在冈察县我只呆了一个月,我又跑回拉萨。虽然经过三次逃亡的挫折,但我的心仍然不死,我想我既已认准了去达兰萨拉的这条路,我就不能放弃。于是我又开始准备起第四次的逃亡。
    
    到达拉萨以后,我在海南州混出的一点钱又没有了。我身无分文,只好到拉萨的一家饭店去给人家打工,一边打工,一边打听去达兰萨拉的向导。不久通过一个朋友找到了一个就要出发的向导。朋友跟那位向导说,我已逃了三次了,都没有成功,所以现在身上一点钱也没有,希望向导能给我带上。这位向导人很好,他说真没钱也就算了,反正多一个人我也一样带。
    
    这一次我们共有二十三人一起出发,其中七人是女性。路线和前几次稍有不同。从拉萨到日喀则是一样的,但到日喀则后不是直接到定县,而是到拉孜县,再从拉孜县走到定日的。从拉孜到定日我们走了四天的路程。到了定日县后我们就开始晚上行走,白天休息,走的全是山路,路虽然难走,但是要安全多了,因为公安武警大多是在有公路的地区活动。从定日到雪山我们一共走了五天,翻越了无数的山头穿越了无数丛林,淌过了无数的河流。由于我们走的这几天都下着雨,所以平时浅浅的河,深了不少,而且水流很急,每次过河都费了很大的劲,身上已没有一件可替换的干衣服,大家都受了风寒,好些人都拉肚子了。我的肚子拉到雪山还没有停止,拉出来的屎还带着血,在雪地上渗开去殷红殷红的显得特别怕人。当我们穿过丛林以后,天气变好了,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地上牦牛队的脚印。太阳在雪山上显得特别的刺眼,明晃晃的反光使很多人都得了雪盲症,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家只有手拉着手,由带着太阳眼镜的人带着走。翻过雪山,我们又走过了一段非常危险的滚石区,就到了尼泊尔境内,我们在一个夏巴人家里休息,正好这个夏巴人家里有一个妇女在哺乳,大家用她的奶汁滴在自己的眼睛上,不久就可以看到东西了。用奶汁医治雪盲症是我们藏人的传统方法。
    
    在尼泊尔境内,我们又走了大约七天的时间,看到了公路。这时,我们这支侥幸逃亡过来的队伍开始分手了,有钱的一些人就坐汽车去加德满都,我们这些没有钱的人就再接着走路。在尼泊尔境内,我们这些逃亡者虽然已没有了受自然威胁的生命危险,但是被尼泊尔警方发现送回去的危险却开始出现了。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共有十五个人是没有钱继续走路的。我们这些翻山越岭过来的逃亡者,都是衣衫褴褛,面容憔悴,身上背着大包小包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是逃亡过来的人。所以只要被警察看见就只能被抓了。果真我们到了第二天就被发现抓了起来,关进了尼泊尔的拘留所。他们对我们还可以,还给我们食物吃。第二天,他们就用车把我们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警察局。当天,国际难民所的一个专员就来看望我们,让我们放心。经国际难民事务所出面交涉,由西藏流亡政府出钱给我们保释了出来。大约我们每一个人化费了一千卢比。至此我们的逃亡算是获得了成功。但这次成功也是非常的幸运。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到了尼泊尔后被尼泊尔警察抓住送回国的。而这一次警方却采取了向流亡政府要钱的方法把我们释放了。从警察局出来我们就到了西藏流亡政府设在驻尼泊尔的难民所,然后难民所又把我们送到印度首都德里,再由德里到达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我记得我到达兰萨拉的那一天是在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我是不会忘记的。因为那天起我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才旦加用平静的口气讲完了他四次逃亡的经历,在这短短的二个多小时中,我也仿佛与他共同经历了四次逃亡历程。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实现他的逃亡目的的。这种决心和意志是来自何方呢?来自于他们的这个民族,半个世纪以来遭受的种种苦难和杀戮。因为逃亡的艰险和这个民族所遭受到的灾难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而给他们带来灾难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这个汉民族。天已晚了,雪山下的小镇显得十分地宁静。维明还在专注地塑着达赖喇嘛的像,他把手中的泥巴一块块地添上去,又一点一点地剔下来,看着他的神情似乎感到,他在重负着我们整个汉民族对藏民族的罪孽,他要一点一点地把这个沉重地罪孽赎回来。才旦加看着维明也有了感动。他要求在这尊还没完成的塑像前和我们一起合影。
    
    才旦加走了,我送到他门口,到下达兰萨拉的成人学校他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艰坎坷的路,但今晚的月光很好,明亮亮的挂在无云的天穹上,背后山脊上的雪在月辉中是一片银白。他走了但我末能入睡,我所记录下来的他所经历的四次逃亡历程,象电影一样地在我眼前呈现着。我想一个能够在民族师范学院念书的藏族年青人,作为中共培养的对象应该是很有前途的,在当前这个见义忘利的社会中,放弃这样的前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才旦加他放弃了。一当了解自己民族被迫害的历史以后,他就为义无反顾地为他的民族解放而勇往直前地走下去了。因为西藏人天生就有三样东西:佛祖、佛法和喇嘛。这是与身俱来的本能,只要是本能,中共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无论时间长短总有一天会被甩掉的。从才旦加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藏民族的这种本质。有这样本质的民族,不管被压迫多少年,它是不会被压垮的。因为他是高山雪域上盘旋飞翔的圣鹰。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陈维健: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与社区散记(一)
  • 陈维健:大西藏行政区和共产党领导
  • 陈维健:中国一个讨薪被打被杀的黑社会
  • 陈维健:不能相信的罪恶
  • 陈维健:达赖喇嘛是汉藏和平的庇护神
  • 陈维健:中共对西藏的屠杀唤醒了西方社会的良知
  • 陈维健:种族主义者的“反手掌”
  • 就西藏问题给中国留学生的一封信/陈维健
  • 陈维健:西藏一个民族的生存与死亡
  • 陈维健:马英九胜选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
  • 陈维健:拉萨血案中共还世界的一个惊奇
  • 陈维健:中共囊括罗马教廷颁布的七项新罪
  • 陈维健:从马谢辩论会看台湾的民主
  • 潘晴、陈维健:在中央台接受采访说奥运谈民主(图)
  • 陈维健:布什閉眼說瞎話
  • 陈维健:我是你们这个制度的掘墓人
  • 陈维健:雪灾不是战争 民工不是敌人
  • 陈维健:冰雪逼年关 血煤重开采
  • 陈维健:北京奥运与访民的对决
  • 雅典橄榄树下/陈维健(图)
  • 陈维健:台湾老百姓说了算
  • 陈维健:岁未新年的绯闻和凶残
  • 陈维健:为了明天的坚持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