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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回憶(七)——姐妹(下)/周素子
(博讯2007年3月2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我父雲平公生有三女二男,我上有兩位哥哥(昌澍、昌谷),兩位姐姐(素琳、素琛),兩姐居長。大姐周素琳,生於一九二一年,由於我母的思想開明,雖然父親有十一年之久不在家中,母親還是自主培養大姐,使她達到簡易師範畢業程度,使她一生能夠獨立工作而受益匪淺。像我大姐這樣年齡的女子,能夠到外縣讀書的,在我老家,幾乎沒有第二個。大姐在黃巖師範畢業後,在不到廿歲的年齡時,大部分時間擔任小學校長職務,可見她的能力和學識了。大姐是我們家中的楷模、榜樣。早年,她曾以第一名畢業於大荊小學,在小學二、三年級時,就能給在安徽的父親寫家信,這是母親最感欣慰的。母親誇大姐在大家族的叔伯家屬之間,小小年紀就能見毛辨色,說話得體,當退則退,從不自取其辱。小學畢業,大姐想繼續求學,但家境清寒,只能就讀免費的師範學校,又由於黃巖縣城比本縣樂清縣城離家更近,而且黃巖簡師全校設有一名獎學金。母親告誡大姐,若能考取獎學金則放她出去讀書,大姐果然以優異成績,考取這唯一的一名獎學金,而且讀了四年,享受了四年。她不但沒讓家裡出一分錢,還將節約下來的錢上繳母親。大姐在校中的作文本、日記本,總共有數十本,毛筆恭楷寫在印有紅格的十六開本連絲紙線裝本上,整整齊齊,沒有塗抹過一個字,字體似柳似歐,我想衛夫人的美女簪花格大約也不過如此了吧!後父親回家,他規定我們四個弟妹將大姐的這些文本作為範文閱讀。所以,我小時讀過大姐的每一篇作文,每篇日記,有的還記憶深刻哩!我還在大姐的日記裡,見到自己幼年時的行為,她記我如何在園中撲棗,如何愛聽安徒生的童話。大姐有一篇記述捕蛇的,後來我讀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說》,覺得大姐的文章哲理並未少遜於柳宗元的哲理。大姐不但文章好,書法好,還繪畫好,彈琴好,繡花好。她夏天穿的白色府綢半腳褲,褲腳邊上繡的是藍色連環海浪,外側繡著藍色跳魚,別致大方。大姐具備優秀教師的全面素質。
    
     大姐是自主婚姻,在那個年代也算特殊。我的大姐夫名叫陳正人,是本鎮南門街一個小布店的老闆獨生子。陳正人是大姐小學六年的同班同學,也是唯一與大姐爭第一的人。他與大姐不打不相識,在小學畢業後即成為很好的朋友。正人長得眉清目秀,身材修長,他會吹笛、繪畫,多才多藝。畢業後大姐上了黃巖師範,正人則就近在雁蕩中學升學。大姐的學校所在黃巖縣離家六十華里,且有兩條山嶺阻隔,大姐一個十幾歲的女孩,一年兩度的假期,家中都是雇了毛藍轎來去接送她的。毛藍轎是當時浙南山區的交通工具,像北方農村的騾車,轎子只比木椅大小,用兩條長槓綁於椅側,由兩人相抬,頂部和四周都蒙以毛藍土布,故稱毛藍轎。為了安全,母親都讓老家人老七叔跟在轎後護送。後來兩年,大姐和正人的關係更為密切,都是由正人護轎了。寒暑假期,家裡雇了小轎抬大姐,正人則跟在轎後步行。幾年如一日,大姐和正人有比青梅竹馬更深的感情。假期在家,他倆到大荊小學借來風琴,一會兒唱歌,一會琴笛合奏,弟妹們跟著玩很開心的。 (博讯 boxun.com)
    
    大姐簡師畢業後,即在家鄉的附近山區任鄉村教師,不久即升任為校長。她廿歲時與正人結婚,正人也棄商從教,和大姐一起在山鄉當教師,一個學校就他們兩位教師,是夫妻辦校。他倆以學校為家,孩子也絡續誕生在學校裡,成長在學校裡。大姐曾任花坦小學校長,卓南鄉小學校長。因為姐夫的多才多藝,所以雖是山區小學,音樂、美術、體育等課也都很出色。大姐和姐夫連寒暑假都住校不回家。我們這班弟妹們,放假時最開心的就是結伴到大姐校中度假。大姐在花坦小學時,我和谷哥、米哥同往度假。校舍很小,在山坡松林間,我第一次看到幾十隻松鼠在松林間跳來跳去。泉水清沏得很。學校的學生人數不多,是複式班,但在五、六年級內不乏高材生。大姐有很得意的學生,例如後來任浙大教授的孔少華,就是大姐花坦小學的學生。大姐飲食清淡,孩子們都由農婦相幫管理。她心甘情願當一名山鄉教師,安貧樂道,又有一個志同道合、感情融洽的丈夫,一年有幾擔米的薪水收入,她從不作非份之想,她應該是平靜的度此一生,但是如此務實、安份的大姐,她的後半生也頗多挫折!
    
    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大姐因為出身非無產階級,被免去校長之職。接著審查教師歷史,查出姐夫在中學時代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而且任過隊長之職,現三青團為反革命組織,隊長屬骨幹份子,責難姐夫不是主動交待,有隱瞞歷史嫌疑,一個山鄉小學,這些事都屬於大事了,於是姐夫被逮捕法辦,送江西某勞改農場勞動改造,判為教養三年。三年後姐夫回家,從此失去了工作,家中的小布店也早已公私合營,名存實亡——家的生活重擔落在了大姐一人身上,大姐微薄的工資要養活絡續降生的七個孩子,上有公婆並老祖母。姐夫失業後,遂漸自暴自棄,而且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間過早的去世。大姐的七個孩子,既為農村戶口,沒有什麼工作機會,而且因為父親的反革命案使所有孩子斷了上大學的路,除了長子爾東有高中學歷外,其他孩子僅是初中、小學水平,其中有篾匠、修路工、繡花女等等。目前大姐已是八十四歲的老人了,她早已退休,而且子孫滿堂。她仍然恬淡、與世無爭,除了認命,別無他求。
    
    我的二姐周素琛,小名小素,其實是母親的第三個女兒,母親第一胎也是女兒,只是吃了滿月酒不久就死亡了,排不上號。但是第三胎仍是一個女兒,在這個重男輕女的大家族裡,二姐的降生,顯然不受歡迎。那時父親的四房兄弟還沒分家,母親在月子裡也沒有得到特別的照顧,和大伙一起吃大鍋飯,連滿月酒也免了。親戚們送了幾隻坐月子的雞,母親連隻翅膀也沒有吃到,都用來款客了。產後不久母親就雜在傭工中勞作。待到二姐稍長些,二姐愛哭,半天也停不下來。祖母路過小車旁,連正眼也不看她。母親只恨自己生不出兒子來,二姐生下來就是個苦命孩子。那時,只有三伯母生了個長孫,逢年過節,祖母給長孫的是銀元,給孫女的是幾文銅板。繼二姐之後,母親生了大哥,她的家庭地位連升三級,產房的門檻都被祖父母踏破了。但此時的母親必須全心全意護理大哥。母親無奈,為羸弱愛哭的二姐請了一名保姆,再相幫家事。所以二姐從小跟從女傭長大。這個女傭是雁蕩北鄉湖霧村人,也可能姓柳,稱為柳湖人,一音之轉,家裡人稱她為湖人,湖人在我家住了幾十年,一直到一九五0年中共執政,我家老宅土改沒收家族星散為止。湖人對二姐感情很深,這是幼年時唯一愛她的人。
    
    在家裡大姐和二姐的待遇懸殊,二姐只能穿大姐的舊衣。大姐小學畢業,到黃巖簡師讀書,雖然家境不寬裕,仍是坐毛藍轎抬著來去,並由老僕一路護送,二姐也跟著送行,到三里路外的水漲村後方獨自回家。後來大姐結婚生子,常帶孩子們回娘家,二姐就一大盆一大盆的幫洗衣服。
    
    二姐小學畢業,也要求繼續升學。正是抗日戰爭期間,她沒有機會到鄰縣求學。我老家地處雁蕩的崇山峻嶺間,日機未來轟炸,由此,縣政府等機構都紛紛遷來山區,一些外地學校也遷來雁蕩繼續辦學,如杭州宗文中學等就是長期在雁蕩辦學了,而且學費特別優惠,於是二姐有機會入讀宗文中學。宗文中學設在雁蕩山腹地淨名寺內,離家十五華里,隔著一條謝公嶺,相傳晉永嘉太守謝靈運曾經登臨此處。二姐每周回家一次,帶去一星期的伙食,米一袋、鹹菜一竹筒,有時添加鹹蛋鹹魚。連晚自修的燈油都是自備的。走十五里山路,二姐捨不得穿布鞋,是穿布草鞋走路的。二姐學習成績優秀,尤其是數學、幾何等門類,她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後來她能夠到杭州等地工作,都是由當年的老師們帶她走出山鄉的。
    
    雁蕩是我的家山,我對它有特別的感情,它雖屬名山,但沒有五岳的雄偉。雁蕩開發自東晉,有高僧諾巨那在此坐化。歷朝以來並沒有太多的文人雅士歌頌過它,只在宋時,沈括將它寫入《夢溪筆談》,明時徐霞客曾三遊雁蕩,清代袁枚到過雁蕩大龍湫,近代有南海康有為等蒞臨。但在抗戰時期,因為它的交通閉塞,使它成為滬、杭、甌等的後方,和大後方重慶的天時地利一樣,得到了開發。抗戰時期,有多所學校遷來雁蕩,許多教師或是隨校任教,或是回甌奉親,因雁蕩幽靜而就近執教,或因雁蕩風景殊佳築樓定居。戰時的雁蕩是歷史上最文明、輝煌的時代,因學者的麇集提升了雁蕩的學術環境,堪稱小鄒魯。那時的學者有溫州籍夏承燾、吳天五,有溫嶺學者蕭仲劼、盛山帶、陳雄飛,江西畫家萬慕群,杭州音樂家賴一匡及本地數學家鄭以真等等。二姐在宗文中學畢業時,虛齡十六歲,家庭條件不允許她繼續深造,結果她有了一個很好的工作機會,是由陳雄飛老師推薦並攜同她到溫嶺大溪鎮德明中學就業的。她任教導處教導員並兼職數學課。溫嶺縣是個富庶縣,薪金以擔米計算,每月二姐請挑夫擔米回家,貼補家用,功勞不小,母親誇贊二姐十六歲開始養家,事實如此!
    
    那時的二姐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刻。她身材小巧,常穿一襲藍色旗袍,短髮齊耳,神態凝重端莊,樸素而清純。二姐歡喜唱歌,凡流行歌曲一律謄抄入冊,有若干冊之多,只要她假期在家,就輕歌不絕,母親揶揄她“牙齒疼”。聽得多了,我也會唱什麼《天倫歌》、《秋水伊人》、《夜半歌聲》、《花非花》以及許多抗戰歌曲,我都是在那個時期學會的。德明中學有演唱京劇的傳統,二姐唱京劇老生。她的《四郎探母》、《打漁殺家》都曾粉墨登台,留有劇照,可惜後來都散失了。
    
    二姐是母親治家的最好幫手,在她遠離家鄉之前,家中所有大事如:來往賬目,田畝收成,酒坊經營及至整理衣箱,為弟妹分配食物等細小事情,都由二姐經手,井井有條,一絲不苟。那年日寇投降過境,仍然奸淫擄掠,我家若干人口避難雁蕩深山親戚家。此時所有外出須用物品,大至糧油,小至衣褲以及家中剩留物資的掩藏等等,均是二姐一手操辦,無須母親些些分心。二哥小於二姐五歲,但從小即由二姐管帶他,所以他倆之間感情很深。
    
    離家十一年之久的父親,於一九四四年回家,此時大姐已經出嫁,兩個哥哥年齡尚小,並不能為家庭分憂。父親見到二姐既懂事又能幹,還挑起家庭重擔培育弟妹,父親很感動,從此對二姐另眼相看,特別器重她,愛惜她,這份感情父親維持終生。
    
    二姐在雁蕩宗文中學讀書時,有一位男生對她特別好,二姐也歡喜他,可是深藏不露。這份感情持續了許多年,終於沒有成功。許多年以後我問過二姐為什麼不答應蔣德森呢?她說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大約是因為母親反對吧!因為鎮上有許多閒言碎語,母親聽了不高興。但是母親並沒有反對大姐的自由戀愛啊!這就是緣份了。二姐如果一開始就確定了和蔣德森的關係,也許就不會有以後的那麼多苦難,那麼多曲折。蔣德森是本鄉東里人,出身名門,是書香門第、清秀飄逸、性格溫婉,他和我的兩個哥哥都是忘年交。他後來到外省讀大學,上世紀五十年代曾任雁蕩中學校長,是我的老師。他對二姐非常鍾情,而沒有結果。德森四十多歲時方才成家,但也很快的離婚了,他的婚姻也很不幸,這是後話。所有認識德森和素琛的人都為他倆沒有成為眷屬而惋惜。否則,即使今後生活殘酷,能攜手同行也是欣慰!
    
    就在蔣德森還在期待二姐的時候,又有一位男士頻繁的出現在我們家中。抗戰期間,不但縣政府搬到我們鎮上,商店醫院也搬到山區了。有一家私人牙科診所也開設在鎮上南門街,這位牙醫名叫陳恭博,他長得很端正,有書卷氣。他自從結識我家見到二姐後,就對二姐非常傾心,誠懇的態度感動了我的父母,在家庭方面都很支持的情況下,二姐就是不情願。陳恭博還對二姐跪地相求,仍不成功。我還看到陳恭博在我父母親面前流淚哩!我私心裡很同情他。
    
    二姐離家到杭州工作前,已經到了二十三、四歲的年紀,這個年齡當時在家鄉算是老姑娘了。父親因為關心二姐,親自擇婿。父親有一位老友,本縣清江渡人,有一子,也是軍校畢業,當時在部隊任軍官。大約是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吧!這位年輕軍官到我家相親,客人住西邊樓下房間。家裡對這位客人很殷勤,房內生了炭盆,父親親自陪他吃飯。大哥剛從南京回家,因此客人的日常生活由大哥照看。二姐和他並無單獨講話的機會。好像已經定論,不存在異議或是須探討什麼問題。幾天以後,家中安排,由大哥陪二姐到溫州買嫁妝,路過清江渡時,要在未婚夫家住幾天……二姐大哥離家的一、二天後,就有專人送來一封信,是二姐寫給父親的,清江渡離我家只有四十華里,走得快的人只須半天時間。二姐沒有住在未婚夫家,她和大哥住在清江渡的旅館裡,她在等父親的回信,她在信上懇求父親取消這個婚約。信上具體說什麼,我當時只有十三歲,不得而知,而且還有大哥的附言,他同情二姐,為二姐求情。我只知父親讀信之後,坐在客廳的太師椅上,痛哭流涕,非常自責,說對不起二姐。這是我見到父親唯一的一次流淚。這次婚約很快取消。
    
    那年冬天二姐的數學老師鄭以真先生返鄉度歲,他當時是杭州女子中學校長,他即將二姐帶往杭州工作去了。
    
    二姐在杭州一所基督教會辦的小學任教,在此期間谷哥、米哥亦到杭州考入國立藝專,開始正規學畫。約在一九四九年,二姐由同事介紹與這位同事的小叔子張正先生交往。二姐將這一情況報告給在家鄉的父母。張正先生山東淝城人,曾任杭州中正中學教師。一九四九年,政權變易,中正中學校長去了台灣,因張正不去台灣,校長委派他代理校長之職,並將位於寶俶塔下聖塘橋邊的一幢房子以二兩黃金之價轉讓給他。張正認識二姐時,因中正中學是國民黨三青團所辦,已被接管,他成了待業人員。顯然,張正不隨校長去台灣,和我大哥拒絕隨蔣公去台灣一樣,將是終生遺恨,那是後話。父親得知情況後,回信二姐,要二姐做到兩件事,一是張正既是中學教師,讓他寫一封自我介紹的信給父親,以判斷他的文字水平。二是要二姐調查張正婚史。父親以為山東一帶都興早婚,為何張正年近三十而未婚?務必瞭解清楚。那時,我目堵父親在客廳展讀張正來信,大發雷霆,大罵他狗屁不通。父親向來以性格溫和著稱,我見到他的流淚,發脾氣都是為了二姐。我至今不知道張正寫了什麼內容的信,後來聽說是以文言文寫的,他大概得知父親是學問家,想一顯身手吧!沒料到是因用詞不當或辭不達意,效果適得其反。反正父親不同意這門親事。幾經周折,又有了轉機,據說是鄭以真先生出面說情,並準備在二姐的婚禮上做證婚人。至於張正是否是早婚一事,因為介紹人是他的親嫂嫂也就用不著深究了,云云。
    
    我於五0年暑假到杭州,二姐讓我報考職業技校或師範,後來入讀古蕩蠶桑學校,半年後轉學至杭州師範。我到杭州時並未見到姐夫張正。解放初期凡事不似後來那麼嚴謹,他被招聘到東北的旅大中學任教了,一年後商調回杭州郊縣餘杭臨平中學任教。此時,二姐懷孕生子,二姐身材矮小,又年屆二十六歲,母親不放心,從老家趕來杭州照料二姐。母親此次來杭後,歷經四十年的動盪而最終客死杭州。中間從沒回過老家,豈不痛哉!當時二姐已從新民小學調到湖墅德勝橋小學。全家老小都擠在一間極小的房間內,張正姐夫只在周日來學校看望二姐母子並老岳母。我和二哥均在學校,也在周日來看望母親、二姐。此時只有父親一人尚在老家,後來也是他一人承受了土改運動的風暴。
    
    張正姐夫對我母親非常孝順,他每周回家都有帶給母親的單獨的禮物,而且態度和藹。所以後來與他分離的幾十年日子裡,母親時常惦記他。不但如此,他對我、對二哥都照顧得無微不至。二哥學畫需顏料、需紙筆,他從不使他匱乏。他對我這個小女生更是關懷。一次他到南山路杭師來看我,帶我到開元路山東人開的麵館吃麵。剛坐下,訂了菜單,姐夫走了。一會兒回來了,原來姐夫見我穿的鞋破了,他到鞋店為我買了一雙皮鞋,還正合腳。他在旅順中學任教時,想將二姐也調到旅順去教書,他曾考慮安排二哥轉學到北京中央美院,我則可在旅順中學讀高中,但二姐不願離開杭州,他也只好調回杭州了。他無論安排什麼,都考慮到二哥和我。姐夫有山東人的憨厚,並且毫不吝嗇。
    
    姐夫在中正中學任教前後,曾經附帶經商,他有經商頭腦,在那個時代他算是富有了。他既擁有聖塘橋河下一幢石庫門樓房,並有紅木家俱,和黃金數十兩(這在後來我才知道)。如讓他來安排這個家庭,足可讓妻兒及家人一生衣食無憂。如果夫妻同心協力,不管後來中共的政治運動如何頻繁、殘忍,都可以度過難關。即使張正坐牢了,二姐還可以靠這些財產安生度日。但是事情的發展都不盡人意。二姐在杭州結婚時,只由鄭以真出面作為證婚人,家人都遠在老家,未往參加。他倆的戀愛情況,結婚情況,均不得而知。也從後來朋友相告及跡像顯示,他倆的婚姻生活並不和諧,但姐夫對二姐是千依百順的。姐夫既有聖塘橋的獨立樓房作為新房,可是二姐很少去住,願意住在集體宿舍裡。談戀愛時二姐不愛登山遊湖,不愛散步,姐夫特地買了一輛三輪車,自己充當車夫載她各處去遊,她也很少賞光。有知情人說,張正對結婚的願望是要一位處女,結果二姐使他如願以償,他對二姐的珍惜可想而知。可是二姐是個固執的山鄉姑娘,她對這段婚姻的處理,真有太多的遺憾。新婚不久,二姐在張正的日記裡發現他早在十六歲時即與一位村姑結婚,他曾經反抗逃婚。山東淝城一帶是國共兩黨常成拉鋸戰的地方,所以姐夫早年亦曾與後來成為蒙古自治區領導人的鳥蘭夫等一起,加入過共產黨。在一度白色恐怖中又與朋友南下,幾經周折又在杭州中正中學當了教師,成了代理校長。邂逅二姐以後,他決定長居杭州,想從此平安度日。當二姐得知他的婚姻情況後,既痛恨他叔嫂串通的欺騙行為,又痛惜自身以往的純潔感情。她雖然後來有了兒子小魯,但她再也沒有和姐夫和好過,在後來姐夫廿多年的勞改生涯以前,他倆即早已分居。
    
    約一九五一年,各省設立政治幹部學校,為知識份子輪番培訓、洗腦、交待問題。作為中學教師,張正姐夫進了設在杭州靈隱的幹校學習,交待問題。第一期學習,他畢不了業;第二期,問題更趨嚴重,隔離審查,不得回家。聽母親說,有一天幹校通過二姐校領導找到二姐,說張正交待有黃金積蓄,必須交出。二姐無一絲躊躇,也不跟母親打一聲招呼,就把一隻小皮箱提了出來,內有金條、金戒指等金器,當場鑒定為一斤六兩,打了一張收條就取走了。事後母親埋怨她說,家裡生活這麼困難,前段時間谷哥因小腸氣開刀,沒一點營養品,為什麼不拿出來換錢用,今日白白的都送了。二姐說,她從來沒有想過這些東西可以換錢。再說是張正的東西,她也從來沒有想過這些東西是自己的。其實那時金器交易早已停止,想換也換不成,何況二姐真的沒有這些腦筋。廿多年後張正姐夫回顧這些往事,也怪二姐不該全部交出。他說,他在裡邊壓力太重,非交待不可,但二姐可推說沒有金器,或已經用掉了或少交些。但那時的二姐,何等清高,何等單純,何等缺乏閱歷,這一切都得怪這個社會。
    張正的黃金既被收繳,且成為有問題的人,二姐覺得家中不能再留張正的所有東西,一部留聲機,兩輛自行車,這些在當時都算是上品了,二姐親自送到派出所,派出所不收,說他們不管這些事,可是二姐執意上交,派出所也就收下了。另外,張正還有一幢房子,二姐不知交給誰,那時房管所還沒成立,要到一九五六年才成立哩!這幢房子,二姐幾乎沒有入住,連母親來杭,小魯出生,都擠在德勝橋小學的陋室裡。但有時我們也進去,我們把聖塘橋河下六號當成是魯濱遜漂流在孤島的沉船,在困難無助時去拿點東西。一次父親在老家告急,立刻要用錢,二姐賣掉了她和張正的婚床,一張帶鏡的有架銅床,賣了人民幣十二元,為父親寄去。我們在德勝橋小學住屋因為家裡人多了,又沒錢買餐桌,又到河下六號去拿那張紅木方餐桌,這張桌子後來谷哥用過,等到小魯結婚時,母親又讓還給小魯,這是張正留下的那個年代的唯一家俱了。
    
    約一九五二年,二姐決定放棄聖塘橋河下舊居,包括尚在屋內的貴重家俱,她鎖上門,將鑰匙交給隔壁五號收藏,從此我們全家人都沒有再進去過。這真是一件離奇的棄房案。事隔多年後,我們全家人都九死一生顛沛流離的,到了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我輾轉從西北返回杭郊,二姐經過多年的瘋癲近於半痴呆,小魯也長成結婚成家,我想通過關係為外甥收回此房。當時我有一個朋友朱鳳麟在杭州下城區房管所,向她求教,房子是五二年放棄的,要找到當時五號的居民,談何容易,而且是口說無憑,只得不了了之。朱鳳麟等房管所的人都說從來也沒有碰到如此輕易送掉房子的人,而且是一幢好房。
    
    張正當年在幹校受訓,即使上繳了黃金等私人財物,並不能倖免噩運。最終還是因他曾經加入過共產黨,又南下在杭州作了中正中學的代理校長一事,屬嚴重變節行為,為這個歷史問題,被判處了廿年的勞動改造。在幹校逮捕,直接送往浙江長興縣煤礦作苦力,始終未能讓家屬見上一面。約兩年以後,二姐經訴訟,與張正辦了離婚手續。從此以後,我們再未聽到有關張正的任何消息。家鄉土改運動結束,父親屬守法地主,允許他來杭與家人團聚,二姐在湖墅長板巷租了一個農家舊房,青瓦泥地,安頓了全家。一家老少的生活就靠二姐一人的微薄工資支撐,非常拮据,窮得在嚴冬缺少御寒的衣服,母親因為受寒,患了半身不遂之病。多年以來,二姐因為婚姻的不遂人意,政治上的抑鬱,經濟上的艱難,加之她內向不善表達的性格,她終於得了精神分裂症,常常服藥、住院。在一九五二年以後,病情惡化,醫院不再接納,於是長年在家休息。好在五三年後,二哥和我都畢業有了工作,減輕了二姐的經濟負擔。父親向來最憐惜二姐,在二姐患病期間,父母全心全意照料她、陪伴她,並照管她的孩子。父親而且要二哥和我承諾贍養二姐終生。父親以為二姐將瘋癲一輩子。
    
    但是奇跡還是出現了,二姐在完全停藥不再求醫,任其自然的情況下,慢慢痊愈,到了一九五五年,她完全健康了,而且對過去的人事也記憶猶新,唯獨不記得發病期間的情狀。二姐大病初愈,還在卅歲的壯年時期,她要求恢復工作。於是她被安排到鳳山門小學任教,父母為了照料二姐,放棄了長板巷安靜的住處,也搬到了鳳山門賃屋而居。
    
    一九五六年,二姐難得的加了工資,有一筆補發工資約二百餘元,在當時這是一筆大款了,二姐分文未用,全數寄往溫嶺沙山塘,一次性地付清侄女小枚的奶娘撫育費,並請奶娘送小枚回歸周家。小枚是大哥昌澍的獨生女,一九四九年大嫂在溫嶺沙山塘分娩時,因產褥熱而去世,小枚即托付當地農婦撫育。接著大哥因曾是蔣公謫系警校畢業並曾在國民黨警界服務,一九五一年以歷史反革命罪押往皖北某礦山勞動改造,前後兩次判刑為時十三年之久。又幾年內,我們全家陸續遷居杭州依二姐生活,竟災病連連,無暇顧及小枚,甚至連一個月僅五元錢的撫育費也未付出。過去奶娘處曾數次表示要收小枚為養女,但我家又如何割捨得了親骨肉。此次二姐有了二百多元錢,足以付出撫育費,能夠領回小枚,乃是我家一件大事。當時小枚已經實足七歲,還是頭一次與家中親人見面。二姐視小枚如同親生,小枚也喚二姐為媽媽,雖然是貧賤家庭,但是骨肉團聚,很是高興。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二姐因為出身地主家庭,丈夫是反革命份子,雖然離婚也是舊賬。又在宗文中學舊檔中,查得二姐曾經是集體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骨幹分子區分隊長。二姐本人並不知道,因此責為“隱瞞歷史”,罪加一等,二姐不但劃為右派,而且開除公職,下放勞動。一時雷厲風行,毋令稍待,二姐被下放到杭州湖埠山村勞動,沒有工資,沒有城市居民的糧油票證。接著城市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因為父親曾在國民黨安慶黨部任職,屬歷史反革命,本身又是地主,於是勒令我父母親帶孫女小枚,外孫小魯離開城市,下放杭郊錢塘江邊的新沙務農,靠工分吃飯,沒有糧油配給。父母親以數十元代價買了一間羊棚,安頓全家老少。父親受監督勞動,二姐既無分文收入,她已養不活自己,此時全家生活靠二哥每月卅元的支助。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在杭州西南山區成立龍塢茶場,集中市教育界已脫離職位的部分右派到茶場勞動,二姐從湖埠遷到了龍塢,生活了一段時期,覺得龍塢有許多方面優於新沙、湖埠。龍塢是山區,地處高燥,以生產茶葉為主,可以不落水田,水稻地區的“雙搶”是很辛苦的,而山區有柴可燒,茶葉產區的經濟收入也略高於水稻區。二姐決定搬遷父母親、小枚、小魯到龍塢居住。因是同屬郊區,經過年餘的奔波周折,最終於一九六二年才將家人搬到龍塢定居。並借得一間豬舍作為安身立命之處。這間豬舍在村邊天平山腳,遠離左鄰右舍,泥牆,茅草頂,原是浙江美院為下鄉勞動的師生養豬所建,已空置年餘,現由農村領導分配給村民吳振法所有,像二姐這樣的身份是連豬舍也分配不到的。這間豬舍比之新沙的羊棚顯得堅實、寬敞,家人能夠在此團聚、生活,已很滿足,後來大哥從安徽勞改回來也來此同住。
    
    但是作為一介讀書人,居住山鄉,靠勞動吃飯,大不容易,必須上山砍柴,到山溝挑水,且山路崎嶇,二姐於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來無分文收入,工分所得亦很微薄,何況“階級敵人”的工分收入比起普通社員只有半數,生活自然很困難。我的父母這時靠二哥每月卅元錢的生活費,同時還得養活小枚、小魯,我等其他幾個姐妹都是自顧不暇,二姐再不願分食父母孩子的粥飯,正是饑餓的年代,求告也是無門。在萬般無奈之下,二姐嫁給了農民吳振法,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這一年二姐三十八歲。
    
    消息傳到了蘭州,對我來說似晴天霹靂,我既憐惜二姐,又自責無能相助,又責怪既為大學老師的二哥不夠盡心,否則她何至會走上這條路。白天我吃不下飯,夜晚孩子們都睡了,我盤膝坐在床上,再三讀父親來信,淚流滿面。我想二姐,想她的一切,想她少女時代的冰清玉潔,自重自愛,想她對家庭的責任心。想她對婚姻的固執、毫不妥協,即使是對有成就的多情男子也苛求萬分。想她攜帶弟妹走出大山,到城市讀書,想她以唯一的一次收入贖回侄女小枚,她的無私,她的犧牲,如今為了吃飯,為了贍養子女,她又一次犧牲自己,她已經無可犧牲,她只能最後犧牲自己……我真不能設想她如何在這樣的婚姻中生活。
    
    我寫信慰籍二姐,問她對生活的感受。她回信說,毋談感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已。雖然如此,對二姐的負疚之心,直到現在還在磨礪著我。二姐奉養父母,生活上點點滴滴關懷著弟妹,她為我們犧牲似天經地義。可是二姐有難,使她不至於屈辱求生,將奉養二姐作為己責,我們這班弟妹既無能又無責任心,如果我們都能像她一樣,二姐或許不走上這條路……但在那個年代,斯文可掃地,身為階級敵人的我輩,夫復何求。
    
    一九六三年端午節,父親在龍塢突發心臟病去世,享年六十四歲。他死於屈原忌日,也和屈原一樣沉冤未申,他更沒有見到子女們走出困境,但父親值得安慰的是,大哥在皖北勞改了十三年後生還,並能為他送終。他一生歡喜山居,近幾年來住西湖山區,常常和二姐上山放羊,增添了山居色彩。我在蘭州稍作收拾,帶了孩子回杭郊探視母親和兄姐。這次回杭,在龍塢年餘,和農民姐夫吳振法生活在一起,對他有了較深的了解。
    
    姐夫吳振法,原藉浙江蕭山。蕭山與杭州隔一條錢塘江。世代務農,而且沒有土地,是真正的雇農。早年喪父,家有五個兄弟。在五子幼年時,其母常在歲末攜子渡江到杭郊較為富庶的地方乞食度日,約在抗戰後期全家定居龍塢鄉。其母親去世後,五子各奔前程,長子是個中裝裁縫,在村落間上門為人成衣,除包飯外工錢低廉。二子早年即去江蘇戚墅堰做鐵路工人,是這一家的體面人物。三子亦在龍塢務農,體弱不能幹,是五兄弟中最窮困者,連老婆還是二哥給他從戚墅堰討來的一個寡婦,那年全國饑荒,杭郊茶區尚有部分供應糧,能免饑饉,因此寡婦帶一孤女來依。五弟性格霸悍,“解放”後為公社幹部,對階級敵人鐵面無私。至於這個姐夫振法,為第四子,雖然目不識丁,卻是莊稼能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本村生產隊長。他的第一任妻子為土改後的當地地主之女,生有一女名為寶鳳。二年後,妻子死於肺病,振法與岳母同住,所以他比起別的貧雇農來對地主這類“階級敵人”另有一番認識。他說不出更深的道理,但他覺得地主也是勞動所得,批鬥、虐待都是不對的。這是後來他同情二姐,二人婚姻最基本的因素。
    
    確實龍塢為山鄉,沒有“五世其昌”、“家學淵源”、“詩禮傳家”家族,這裡的地主也屬於近代開發的草根地主。地理上屬橫山地區,從明一代的《西溪梵隱志》、《定鄉小識》等載籍中看,在明初這一帶還是屬沼澤地,亦是在明時經過“高者為埭,低者為湖”的整治後,始有民居,明一代的文人遺韻也早隨風飄去。姐夫振法的老岳母一代人,即是開發龍塢的原住民,都是在十八世紀末從浙江東陽遷來的墾荒者。龍塢一帶至今流行閩南方言。因為東陽和閩南同是客家人。振法姐夫岳家的祖父,於上世紀初從浙南東陽結隊而來,他一頭挑著行李家私,一頭挑著一個五歲的女孩,來到龍塢後,墾地種茶,等女孩長到十五歲時與她結成夫婦,共同經營,掙了大大一份家業,生下一雙兒子。姐夫的岳母是在十六歲那年嫁入其家的,也是村裡有名的能幹媳婦,她一天能做一雙鞋,因為全家勤勞擁有成片的茶園。家中大屋在日寇入侵時燒毀殆盡。重建的大房在“解放”後因評為地主而被沒收。姐夫的老岳母至今已近百歲,雖吃了許多苦,仍然健在。土改時,老岳母被吊被打,受了許多苦,財物早已分得精光。二姐初到龍塢,茶場正在草創時期,就借住在振法的老岳母家。多承他岳婿二人的關照。後來我父母親及小枚、小魯搬遷來龍塢,挑水劈柴等苦役,都是振法相幫。二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身無分文。她不想分食父母,不想增加弟妹的負擔,只得結婚靠人。姐夫並不粗魯,他從不大聲對二姐說話。他在屋前屋後栽竹種茶。他的這間茅屋,蔽蔭了我的父母、侄女、外甥,以及我的三個孩子。在動盪的十年文革中,這裡是我家屬的唯一避風港,包括我大哥從安徽勞改回來後的棲息地。
    
    二姐過著地道的農婦生活,學習採茶、養豬。我若從外地回來,都住在二姐家,和她一起採茶、拔豬草,還為人編織毛衣。一九六四年二姐生了個女兒,取名卓妹,和我的三幼同齡,只長三幼一個月。沒有奶粉糖漿喂養她們,我們用紅薯、南瓜。振法姐夫最愛孩子,兩個孩子都歸他帶著睡,出門時也用兩個籮筐挑著走。如果後來不再發生文化革命,我們在竹籬茅舍中也就平淡的終其一生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這是中共執政以來頻繁的政治鬥爭中,最為殘忍滅絕人性的一次。相比而言,我們過去十多年所受的苦難,都可算是“和風細雨”了。一九六五年我曾回蘭州,六六年文革開始時,陳朗即被打、被鬥、被押,蘭州一個十平方米的陋室,連抄四次家,幾乎掘地三尺,我亦被打被押,和孩子們一起逃竄流離,曾下放陝北農村。無衣無食,約在一九六八年冬輾轉返回龍塢。二姐已不勝肉體和精神的折磨,加上無盡的恐懼而精神病復發。二姐在五十年代得過精神病,痊愈後十三年未曾復發,即使經過反右運動,父親卒逝等難,也尚無恙,但是她逃脫不了文革磨難。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在全國範圍鋪開,一代知識份子或成為反動學術權威,或成為歷史反革命、特務、內奸,甚至現行反革命,及在“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揪出的罪人,名目繁多,新老舊賬都要清算,幾乎無人可以倖免。在龍塢這個農村角落,二姐的歷史問題、家庭出身等等自然首當其衝。開始時她的豬舍茅屋抄了多次的家,連長在藤上的南瓜都劈開了,懷疑在瓜中藏有金銀或值錢的東西。然後公社造反派到城裡抄了二哥的家,和伙同茶場造反派抄了大哥的住處,認為反動的弟兄姐妹互相窩藏財物,風聲鶴唳,給人的神經造成極度緊張,無片刻安寧。在二哥處連我母的銀耳環,父親遺留的皮襖都抄走了。接著二哥被美院造反派關押“牛棚”,剃了陰陽頭,歸入反動學術權威類。大哥被茶場管制,監督勞動,勒令我母返回已若干年沒有家人居住的老家雁蕩,不得在杭與子女團聚,每日呵斥聲,恐懼聲,謾罵聲不絕於耳。這一切已足夠刺激二姐,可是遠不至如此,二姐被關押在龍塢的一間破敗空房中,折磨的花樣不一而足,不准家人探望,每日只能送飯一頓,正是夏秋炎熱季節,蚊蠅頗多,不得用扇。只准站立空房中間,不得稍坐,不得靠牆,如此這般折磨了幾個晝夜,二姐精神崩潰,她再度瘋癲。這一次得病從此反反復復再無痊癒的可能,直到她離開這個世界為止。
    
    在文化革命動盪的十年中,我們全家人的遭遇可以寫一部廿四史。母親常說,父親在文革前去世,他是有福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骨灰盒仍歷遭劫難,找不到入土為安的所在,我曾為他做了一個簡陋的墳,也算賬為反動的“孝子賢孫”,被公社召開的數百人年終大會上批鬥。
    
    在這十年中,家人被關被鬥,無一倖免。生活情況也降到最低限度,外加沉重的精神負擔。因為缺乏營養,我患了多年的耳鳴症。約在一九七0年,陳朗被押甘肅青海邊境某農場,返城渺茫,我亦輾轉返龍塢準備長住,然苦於一年有餘一家四口報不上戶口,沒有戶口就沒有糧票,要餓死人的。在龍塢時又逢“割資本主義尾巴”政策,不准農民在地邊屋後種菜種豆,像振法姐夫這樣的種菜高手也無地可種。二姐年年發病,常在春秋二季。她一發病全家進入混亂狀態,她精神振奮,滿山遍野奔跑亂走,一反她平日的文靜常態。而且半夜也要起床跑到戶外,若我住在龍塢,都由我看管她,振法姐夫白天參加體力勞動,不能讓他徹夜無眠。晚上,我將小竹床橫鋪在她的房門口,她一出門我就警覺不讓她亂跑。但二姐睡眠很少,她後來養成一個習慣,即凌晨二、三時就起床,即使無病也到山野漫步,家人也習以為常,放鬆了警惕,這就是她後來致死的原因,豈不痛哉!
    
    漫長的文革歲月,艱難的生計,無盡的壓迫,令人氣短,看不到前景,對待人生,只求溫飽,無災,此願已足。但在文革期間,這樣的願望也是奢望。政治花招層出不窮,例如凡節日來臨,所謂提高階級鬥爭意識,就要抓捕非本地戶口者,或遊方手藝人,我因為沒有戶口,被他們抓捕過數次。對於這些事,我雖氣憤,但能坦然處之。我痛心的是二姐,我永遠無法忘記她見我被抓時的驚慌失措,她見我漸行漸遠時的無助、愛憐表情。她還一直隨行不捨。此時此刻我想慰藉她的心情,比對自己被抓捕的處境更加關切。可憐的二姐,那一次我被關在龍塢小學一個教室裡,她不時差孩子們為我送煮雞蛋、送飯、送粽子。她不能看到弟妹受苦,她的情緒焦躁不安。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並到杭州訊問。杭州市的公安系統,一夜之間,幾乎把所有的“階級敵人”都關押起來,不准他們“亂說亂動”。那時,我為申報戶口住在離龍塢七華里的轉塘鎮,我被當地派出所拘捕並關押起來,一起關押的還有轉塘地區的地富反壞右和遊方的手藝人等等,氣氛恐怖,環境惡劣。那一晚我想的不是自身,不是孩子們,而是二姐。她也一定被拘捕侮辱,我擔心她承受不了這種恐怖氣氛和屈辱心理。我的這份擔心,直到現在,只要想到那時情境,就會聯想到這一夜,我和二姐是互相憐惜,我們都為彼此擔憂。
    
    一九七九年底,八0年初,是文革結束後的“平反落實政策”階段。我們陸續返城工作。二姐則就地安排在龍塢中學任數學、地理老師。此時她才有機會服藥治病,後來漸漸的發病次數逐漸減少。被平反安排工作時,二姐已經五十五歲,接近退休年齡了。她的一生在苦難中消磨殆盡了。約一九八一年,大哥不知從何處得來訊息,說張正姐夫為當年冤獄一事,正在杭州江干區申訴,並說他從老家山東淝城來杭,已經往返多次。他和二姐已經離婚,近三十年來不通音訊,生死不知,他自然不願冒昧來找我們,何況他的冤案還未平反哩!母親讓大哥去尋找張正,她說務必讓小魯見見親爸爸,再說過去張正甚是孝順母親,母親一直感念在心。大哥果然找到了張正,並將他帶到家中。數十年的磨難,彼此什麼都諒解了。張正在五十年代初因歷史反革命罪判刑,在浙江長興煤礦服苦役達二十三年。刑滿後由於杭州已無落腳之處,遂遣回原籍淝城老家以務農為生,獨身鰥居,生活艱苦。現值此平反冤、假、錯案之機,到原先任教的臨平中學上屬機關杭州江干區申訴。我們鼓勵張正在杭州長住下來,全力到有關機構申訴,經歷了半年以上的奔波、上訴,張正冤案獲得平反,作為臨平中學退休老師對待,今後每月可以領到退休金,過去的損失,絲毫未補,至於政治上的磨難,煤礦的煉獄等等,當然沒有人說一句歉意話,當年被抄的一斤六兩黃金,說找機會發還(這些黃金至今未還,而且找不到具體負責的人了)。張正在來杭定居前,仍住淝城農村。此時,二幼、維明在北京上大學,假期回杭時,路經山東,曾到淝城看望過姨夫。在棗莊搭長途車,又搭驢車,才找到張莊。二幼說張正姨夫生活艱苦,住處沒有電燈,夜晚燃麥桿照明,窗上沒有窗紙,冷風直入,沒有爐膛,只在入門處支了三塊石頭,上面坐一破鐵鍋,但卻在堂前泥牆上貼著一張毛主席像,陳舊不堪。二幼告訴張正姨夫,現在時興貼華主席像了,張正姨夫說“貼啥都一樣,鄉下人不懂”。二幼、維明的到達,引起了方圓數十里的震動,村上的支書也來看望二幼、維明。他是抗戰時期的地下黨員,但卻告訴二幼、維明說,張莊的生活比起跟小日本時沒有什麼改觀,農民還是吃不飽。維明被安排與張正姨夫同榻,平時十分能吃苦的維明,據說床被的衛生程度使他一夜未眠。二幼則被安排到村上的小學女老師處,二幼說被子是啥花式的早已看不出來。她和衣而睡,整個晚上連呼吸都不敢大氣,從身下的炕上竟撣出一捧土石來。張正姨夫請人包了連過年都吃不上的羊肉餃子款待二幼、維明,但二幼、維明都不吃羊肉,讓張正姨夫好生失望。張正在杭州定居後,除了這份退休工資外,又有了一份給房管局看管新房子的工作,他就住在工地上,三幼到工地看望他,他正在寫申訴材料,他感嘆說,他的一生如此悲慘都是被共產黨和二姨(二姐)害的。他的話何嘗不是實情?小魯對生父很孝順。此時小魯已結婚生子,他們常在周末進城看望張正。二姐待張正如同老友,彼此能活著見面,已覺萬幸。振法姐夫很值得尊重,他覺得張正老了,應該有人照顧,他建議張正住到龍塢共同生活,不必在乎別人的議論,一個沒有文化的農民有這樣的見識真不簡單。張正沒有到龍塢居住,張正的姐姐、姐夫從山東來杭時,在龍塢住了幾個月。
    
    一九八九年九月,母親忽然患病,失去知覺,之前三年她因腳傷行動不便,一直住龍塢療養。二姐於六十歲退休,日日陪伴著母親,常作老萊子娛親。母親住院後,二姐可能是覺得心裡無依吧!又天天凌晨到山野漫步,不幸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失足落入龍塢的長埭水庫而亡,比母親早死了七天。她的浮屍是在凌晨五時被人發現的。我正在醫院伴侍母親,消息傳來急忙趕往龍塢,見二姐蒙著白被單,躺在舊屋的小廳裡,此時離小魯新屋建成只差一個月。二姐竟沒有福氣住上新居。我沒有見二姐最後一面,我沒有揭開白被單,我要讓她端莊、鮮活的面容永駐我的記憶!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七日母親病逝,母親不知二姐已先她而去。
    
    一九九0年春,張正姐夫因肝癌逝於臨平醫院,他患病期間小魯一直在病榻前侍奉。我的大女婿維健也專程從杭州趕去看望他。張正姐夫在晚年,在臨終之時是享受到了親情的溫暖。
    一九九二年春,振法姐夫患肺癌逝於小魯新建之房,他在患病期間亦得到小魯細心的侍奉。
    從一九八九年九月到一九九二年四月,在二年半的時間裡,我連續失去了四個親人,小魯常說是否在建新屋時沖撞了哪路神靈?或者他們都相約到另一個世界團聚去了。
    
    小魯在新屋西邊天平山麓為二姐、振法建了新墳,又在相距不遠處為張正建了新墳。站在墓地上能遠眺錢塘江和廣闊的西湖橫山地貌。我則將雙親骨灰捧回雁蕩,鑿壁深藏於他倆經常思念的家山之上。安息,我的親人們!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Modified on 2007/3/28)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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