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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联合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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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1月09日)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商海搏浪,风波险恶,竞争火热,强者发展,弱者消亡,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套用旧社会上海滩行话:“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烂泥(消亡)。”随着上海地区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一方面使长期被压抑的社会需求一下子像火山般爆发出来,造成了典型的卖方市场,只要有产品,不愁没销路。由于人们对健康投资理念的增强,保健品多种品牌都热销空前。另一方面,“下海经商”几乎成了全民口号。不仅原本大批社会无业人员从江浙两地、市郊农村千千万万的人涌进上海滩经商,还有许多有胆量敢于从国营或集体企业吃大锅饭的人跳出来搏一记,这使上海地区大小批发商很快星罗棋布,到97年已近二百家,保健品专卖店也猛烈发展到几百家。三官堂桥大市场内,保健品经营的竞争越演越烈,价格战越打越低。为了对付竞争,取得紧俏商品的最低价,许多经销者不择手段,使出浑身解数。所有这些,造成市场经营秩序越来越混乱,也为某些正规公司的“套现”不良活动与大批“阿诈里”公司的非法诈骗大开方便之门,使这个诺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中,除了混乱还是混乱,处处充满着残酷无情的相互撕杀。 (博讯 boxun.com)

    国营企业,包括类似的集体企业,长时期来一贯在朝南坐的位子上,轻视个体性经济,不料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崛起,大批个体私营老板,采用灵活、机动、快捷让利的种种方式,争夺上海消费市场这只大蛋糕。他们采取蚕食策略一口一口啃吃,落后保守赶不上形势发展的国营商业网点,象上海原有国营的米店、粮油店、食品店、水果店纷纷倒闭关门。计划经济保护政策取消了,市场经济靠经营者自己拼搏,凡是“滥竽充数”中的南郭先生,一个个被商海巨浪淹没了。因为在消费者面前,国营与私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价格标准与服务态度。走进国营商店,服务员冷若冰霜,买同一样商品,价格20元不许讨价还价,买不起就走路。而走进小商品批发市场,老板热情招呼,开价只有15元,你诚心要买还可还价,再便宜2元,当消费者仔细研究或从内行人处了解这一商品同出一家厂商,质量完全一样时,还有谁会去国营店购买?在厂家供货商面前也存在两类完全不同的代理商,个体经营老板敢于买断,自担风险,让利给消费者,快速现金回笼,服务周到,生意抢着做。而国营企业商家则截然相反,既要赊帐代销,卖不掉还要退货,风险一点不担,服务又不到位,生意做不做无所谓,工资照样拿,要做生意挑暴利的做,即使做了生意货款又硬拖着不付(以充其它滞销货的资金)。面对这种情况,厂商究竟选择谁,自然甘愿再下浮5%的出厂价,也情愿给私营老板拉去。这正是私营个体批发市场兴旺,而国营商家衰退的原因之一。但很快某些头脑聪明的国营商家与大卖场超市头头们,不知是出于竞争考虑,还是别有其它用心,竟然采取一条奇怪的快捷方式,那就是把从生产厂商处赊帐进来的货品,尤其是把那些紧俏商品,转手低价抛给交易批发市场的个体大商户,目的是套取现金,或冲量完成自己本店销售额,以从中提取奖金。这样循环往复,使原来的生产厂商也搞胡涂了,为什么交易市场会有这样低价本厂产品在销售。这就反过来冲击了生产厂商的出厂价,而给交易市场的进货价搞的更加混乱,将刚刚建立形成的市场经营游戏规则全部破坏。至于那些暗中从事“套现”的国营商家头头们,既从提成奖金额中饱私囊,又可借用对生产厂商索取开户费、进场费、上架费、堆头费、广告费等等一系列名目繁多的敲诈费,足够弥补他们低价抛给个体老板“套现”的损失还多余。其结果,既损害了生产厂家利益又搞乱了批发市场,凡是有门路关系能拿到这种“套现”货的个体老板必然增强了低价竞争力,而其它老实经商的个体老板则被他们挤轧、打击得一蹶不振。
    在小商品批发市场,破坏性更大、危险更严重的是“阿诈里”公司抛出的“跳楼货”。所谓“跳楼货”,完全不按照商品统一(或差不多)的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进行流通销售,而是叫出任何人都看不懂的低贱价、处理价出手。如某种商品一般零售价为十元,上下浮动最低价七、八元左右,降到五、六元已是“割肉价”了,可“跳楼价”却可低到三、四元。为什么如此低贱呢?原来这些货品都是空壳公司使用诈骗手段骗来的,他们叫出的“跳楼价”尽管很低很低,但仍然白白里净捞了一大笔货款,然后卷款潜逃。这种空壳公司,俗称“阿诈里”公司,起始于九十年代初,94年左右已很盛行,到96、97年恶性发作到高峰。社会上早已评说他们是:“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借东债还西债债债不清。”他们在商海中玩弄“空手道”,靠着走后门注册一块“公司”招牌,先从一家厂商进一百万元货品,仅支预付款5—10%(五万—十万元),转手用“跳楼价”很快出手,可获三、四十万元货款,除去预付款开支,至少净得二、三十万元,然后逃之夭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再去骗别家厂商。当时上海地区有好几家生产厂遭受这种“阿诈里”公司诈骗而垮台。有一家投资上千万元的饮料生产公司,第一年饮料产品上市,就是这样被“阿诈里”公司诈骗去五、六百万元货品,这家饮料厂家只得倒闭关门。而在我们批发市场里,凡是有“跳楼货”出现,同类老实本分经营的货品全被冲击,只得削价处理,亏煞老本,甚至停业收摊。有些“阿诈里”公司也用正规发票,包括增值税发票,瞄准了某些紧俏商品,不断从一家家生产厂商或大公司拉货,起先货量不多,拉到交易市场“套现”出手,马上将货款归还生产厂家,迷惑对方很守信用,拉一笔付一笔款,二、三次少量交易过后,取得对方信任,然后作一次大批量的赊款交易,到交易市场来“跳楼”出手,转身即逃债躲藏,另寻诈骗门路。凡被打着这最后一棒的生产厂家或大公司,遭受致命一击,往往是巨额货款追讨无着,发觉受骗上当为时已晚,“阿诈里”公司早已人去楼空,银行账号空无一分,接下去官司缠身,大伤元气,甚至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当然也有些“阿诈里”公司操作者最终逃不脱法律的制裁。记得我同市场有个女人30岁叫兰珠,是市牛奶公司业务员,开始她负责该公司设在市场里的一个批发点。因为大公司,人头熟,业务能力也有。但这女人致命弱点是虚荣、嘴馋、眼红。他搭上二个同龄男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那时兰珠真风光,每天换新行头,脖颈上金银首饰珠宝不断变化,两个男人前拎包后跟班,每天进出夜总会、歌舞厅。十足虚荣享乐,用空了公款。她竟盗用牛奶公司名义建立“阿诈里”网络,大肆拉进保健品、饮料,一车车“跳楼”出去。一时成了三官堂桥最亮点的能干女将,讨好她的人,拍她马屁的人,吃她用她的人一大圈。她利令智昏,越陷越深,一年讹诈了近一百万元,结果东窗事发,被抓去法办,留下一个六岁女儿给老实巴交的男人,判了无期徒刑。这几年中,“阿诈里”害人害己的案例不在少数。
    由于“套现”与“阿诈里”等极端危害,使上海滩批发市场出事不断,鱼龙混杂,风险大于收益。一些有头脑的大批发商都在深思,担忧这样下去,不仅经营无法正常进行,而且整个大批发市场有被搞垮的危险。俗话说得好:“没有规矩,何成方圆。”这对今天市场经济来说,大到没有法制规范,小到不懂游戏规则,怎成市场经济?我心里想,我们民营企业本身是在市场不平等竞争的”夹缝里”生长。如果自己不来规范行业市场,必将最后会被政府有关部门来整顿甚至取缔!这时,有位长期做康复保健行业的朋友姚庆来找我商量,提出一个联合经营的构想。姚庆已从原来事业单位康复实业公司跳出来自己从事保健品个体贸易,出入几家大批发市场,经营颇有业绩。他建议由我康康公司牵头,把当时上海滩交易市场上最大最有影响的六家保健品批发商联合起来,共同集资二千万元以上,计划年销量二个亿,垄断大部分市场,改变当时混乱一片的局面。我建议把六家扩展为八家,这八家在上海交易市场是最大最有影响的,说实在,近几年来我们相互间拼杀倾轧、生死竞争,结下不少芥怨,但又有共同求生存谋发展的利益所在。只要摒弃前嫌,联合起来,垄断市场,重拳出击,完全有实力将眼下混乱局面彻底扭转过来,自我规范市场经营机制,大力发展上海滩的保健品贸易。在这八家中,三位是浙江老板,其余都是上海人。浙江商人的敬业、刻苦、敢闯精神逐步在占领上海大小市场,如能同五位上海大商户联合,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不仅可成为上海保健品经营行业的龙头老大,而且在全中国保健品市场上也可独领风骚,利大于弊,何乐而不为呢?!当时我与山日老板李建明、与姚庆都已取得共识,共同极力支持联合方案。我甚至提出,第一阶段紧密合作不成,可以先初步区域合作,建立一个上海个体交易批发市场保健品联合商会,以规范市场为宗旨,争取政府支持批准合法权,由联合商会制定出一整套规范市场的游戏规则,划分产品与区域,制订统一合理二级销售价格,用协调控制加适当处罚来规范市场,以有序指导下面几百家小批发商。根据这时我们八家的实力、资金、产品代理权、网络覆盖面和信誉影响力,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就可以理顺与规范交易批发市场保健品混乱无序的痛心现状。可惜交易市场出身的商人,多数是小家摆气,只图眼前利益,习惯于窝里斗、不团结,只想各自为政称大王,谁也不买谁的帐,暴富商人的狭窄心胸、小眼老鼠割据,妨碍了大联合,商谈多次,最终得不到一致性的共识和赞成。实质上建立联合体,组成大团舰队,上有利于对付厂家、国企及大供货商,尤其可以杜绝暗中“套现”的不良违规操作,并可配合有关执法部门正规地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下有利于控制正当的价格,尤其可以杜绝那种“阿诈里”公司跳楼货的冲击,以保证大家平稳有序合理的经营生存环境。俗话说“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遗憾的是一团散沙惯了的人们,合不到一条心来,上海滩保健品个体商大联合的构想流产了。
    经过几年激烈竞争加上市场混乱的祸害,当时三官堂桥市场内已只留下四家大的保健品批发商,两家是上海人开的,即我康康公司和李建明的山日公司;两家是浙江人老板,茂远公司和凯凯公司。四家的规模都不小,各家的每年销量都在几千万元以上。全市有名的联合计划在酝酿时,我旁边的茂远项家兄弟感到压力很大,他们商量后向我提出单边联合,认为对我信得过,希望我考虑。走联合之路本来是我与姚庆首倡并经过了深思熟虑,既然全市性的联合策划失败,我欣然同意与茂远单边联合,先做出一个示范让大家看看。
    1997年夏秋之间,我康康与茂远兄弟公司联合事很快付之行动,通过几次商谈,双方达成共识。我康康的资产、影响力、上下家网络都比茂远强,凭着认定联合是壮大之路,凭着互相了解、诚意,对双方公司知根摸底,就快速地组成了联合体。新的联合体仍沿用“康康”这块牌子,因为“康康”已在行业圈内颇有名气。双方各占股50%。因为茂远还要维持食品那一块生意,第一年我“康康”投入资金大一些。茂远食品公司是由项氏四兄弟组建的。新的“康康”联合体,由我总负责,项家兄弟老三项永春、老二项永余与老大项永浩直接加入管理。我对他们说:“人要有‘执着’精神,一旦确定了联合,推出新的‘康康’实体,一定要投入极大热情,敢作敢为,全力以赴做好它。”联合的新实体一开始运作,就显现它的强大威力,销售量大增,“一加一大于二”,资金、网络、人力资源、商品交易,不只是数量上的翻番,马上引发可观的经济效益,企业规模急速壮大,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我们马上一跃成为上海滩保健品交易行业中的龙头老大,市场网络、品牌产品、销量和利润都独占鳌头。那时做生意真是财大气粗,生产厂家、国营大单位纷纷倒向我们,取得了不少保健品品牌产品的垄断权,很容易压倒竞争对手,对某些“套现”与“跳楼货”冲击,我们已巍然不动,稳坐钓鱼台,不受任何损害。第一年销量就巨增。1998年春节前后,每天门市部批发生意繁忙得象发了疯。在上海交易批发市场,我们又首创了独立举办全行业新产品推广年会。每年举行一次,届时正似天下保健品客商云集,由我“康康”做东召集,我刘老板作上海保健品年度经营的“咨情报告”,四、五百人济济一堂,共商发展开拓保健品交易市场下一年的战略大计。这在全上海保健品私营交易批发行业中,可称是一项独特的破天荒盛举。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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