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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下海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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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1月06日)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两次“跑单帮”,第一次成功,第二次失败,总的从经济利益来说,我没有成功;但从经商实践来说,我“摸着石头过河”,喝了几口水,获得了亲身的宝贵体验,尤其受温州人矢志不移经商、失败了再崛起的精神感染,使我静心下来开始策划如何正式迈开大步,全身心地下海去。当年蒙受“牢狱之灾”中,已确立了“信心就是力量,坚持就会胜利”的理念,现今准备下海经商,同样按照这一正确的理念行动。我始终认为,“信念是最强大的力量,一个人肉体虽然倒下,而信念依然坚定,便是真正的英雄;相反,肉体即便还挺立着,而信念早已荡然无存,那便是行尸走肉的懦夫。”信念、理想的实现,全靠自己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努力实践,实践才能出真知、出成就,做生意同样如此。我自小左脚残疾,连学走路都困难万分,频频跌跤,母亲鼓励我不要怕跌跤。确实,如果怕跌跤,永生永世学不会独立行走,至少要全依赖拐杖。我听从母亲严教“坚强再坚强”,固然学得照样步履稳健,秉性坚强。这些个人素质,恰恰是投入经商的必备条件。现在正需要自我发扬,让其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从三姐来信开始,我经常关心南方的信息。特别对刚刚崛起的深圳特区,尤其密切注意。我过去早知道这个小渔村,隔一条小河,从沙头角过去,就是香港。我有位难友就为了偷渡这条小河而丧了命。谁知现今,在邓公的精明设计下,这个历史上的小小渔村竟一跃成为一座颇具规模且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城市。深圳人发挥了冲天的干劲,进出香港的罗湖关口附近的罗湖山倏然消失,变成了130万方泥土,把0.8平方公里的低洼地垫高了1.07米。垫高的罗湖区,改变了原来南大门一下雨就浸泡水里的旧貌。被称为神州第一高楼的国贸大厦,160米高,53层,这时正以每五天建一层的深圳速度进展。深圳是邓小平理论的杰出产物,是改革开放大业的光辉结晶。过去,贫困像幽灵无处不在,徘徊在中国每个角角落落,更给深圳河畔小渔村的居民带来了日夜不安与骚动。河对岸的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交通车水马龙,经济日益繁荣,成了一条腾空而起的飞龙。而我们这边,贫瘠的破败的渔村,饥饿苦斗的百姓,封锁、争斗,求生存的本能驱逼他们偷渡逃港。这个人口不足三万的边陲小镇,按报上一再宣传的,“过着幸福光明的社会主义生活的渔民”,竟然拼命要逃往另一边“黑暗的水深火热生活的殖民者统治地”。1979年4月深圳第一位市委书记张勋甫上任,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最多时,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那里等待外逃的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人们在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政府向人们发饼干,做工作,买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一批又来了一批。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的污浊,女人被斯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的遣送过来。当时视察深圳的国务委员谷牧对逃港现象说:“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方法是发展生产力,对饥饿中的群众谈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根除了贫穷这一祸根,才能根除偷渡。”说得何等好啊!这使我想起胡适先生说过:“中国遭到这种地步,一点一滴都是我们自己‘不争气’的结果,我们要救国,首先要自己反省,因该向自己家里做一点彻底改造的工夫。不肯反省,只责备别人,就是自己不要脸,不争气的铁证”。今天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就是反省,改革开放更是彻底改造自己家里的事,争气的铁证。 (博讯 boxun.com)

    1979年4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建议,希望中央给点权,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特独的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场所。邓批准答应,并说“就叫特区嘛”。接着邓又说,“但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话,使贫瘠的小渔村插上了腾飞的双翼。当时在深圳,有中央各部委和全国28个省市采用多种形式办起了近四千家内联企业。这些内联企业通过特区这窗口设下外贸前哨,感受国际经济市场的脉搏。他们在特区的自由空间里勇敢探索,率先突破了内地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束缚,在用工、工资、企业管理制度上,大胆改革,建立了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机制。这些企业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锋队,是经济改革从深圳向内地辐射的桥梁、纽带。市场经济的新观念新思路从他们那里向全国各地扩散、传布。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济南、南昌、武汉……包括北京、哈尔滨等等大城市企业的头头脑脑,广大干部,好象“文革”中朝圣北京天安门那样,一批又一批人潮涌向南方,涌进深圳特区参观取经。内地,尤其是沿海一带成千上万名有志闯荡商海的人员,统统先去南方、进深圳打工,谋图商机发展。人们从深圳这窗口看毗邻的香港,这才真切体会到过去是“坐井观天”,诺大的神州大陆亿万民众都成了“井底之蛙”,封闭地坐在我们这块地皮上,实际是坐在巨大的深井底,抬头望望只知有头顶上这么大的一丬天,那种封闭愚民政策使中国内地民众几乎都成睁眼瞎子。现在跳出井外,通过深圳进出香港、新加坡、欧洲、美国,才恍然大悟:“外面的世界多精彩”。耳听为虚,眼看为实,亲眼目睹了所谓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民众的生活实况,才开始清醒过来。我们高呼了近四十年的革命口号,实是被欺骗愚弄这么多年,真是“噩梦醒来是早晨”,在经济生活上远远落后不少先进国家几十年!其实,中国人绝不比外国人愚笨,一旦觉醒,巨大的生产力如火山爆发那般喷飞冲天。深圳速度就是例证。深圳特区,就像一块巨大的磁场,紧紧地吸引着下海经商的万万千千弄潮儿,紧紧吸引着日夜梦想谋图自我价值充分发挥的我。
    1987年春节过后不久,风烛残年的老父亲,寿高92岁逝世了。父亲曾痛苦的和我说过,你们不要怨恨,他一生中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到是做了几件对的起共产党和人民的事。他与师兄章乃器一样爱国拥护共产党,否则,解放前他可遗留在香港,也可随救济总暑的人员一起撤离去台湾。他百思不解,自己满怀希望迎来的新中国,却遭以德抱怨。解放后他遭到了一连串的打击,如此不公正厄运,拿他当阶级敌人,专了他整整25年的政,株连全家。父亲当然搞不清,根据毛泽东划分敌我矛盾的理论,他早已成了这个工人新村居委会名单上5%的永久阶级敌人的“活把子”。不管他多老实,从灵魂深处赎无穷无尽的罪,只要一来运动他的所谓反革命历史会一遍又一遍被基层党组织居委会拿出来教育周围的愚民。工人阶级同志们!要时刻提高自己的阶级警惕,老反革命份子就在你们身边,复辟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天天讲……。25年来父亲成了无限期的管制监督对象,他受尽了无穷的屈辱。但他始终坚信,“活着就是胜利”。他瞪着双眼一直看着这颠倒黑白的社会何时还他清白和公证,直至被折磨成双目失明,他还顽强忍辱生活着。
    记得有一次他曾指着毛泽东画像,低声而有力地诉称:“我一定要活得比他长寿!”倒想看看这个世界是不是有是非分明的一天。父亲坚信世界不会永远这么颠倒的。果然,毛泽东84岁归天了。我父亲比他长寿了整整八个年头。当平反书交到老父亲手里时,双目失明的他,双手把那张十六开薄纸抚摸多遍,喃喃地说:“我终于等到这天了!”为了尽我孝子之道,我自觉推迟了几年下海行动。现今老父亲仙逝归道山,我们兄弟姐妹(可惜独缺了辉哥)一起,恭请老人家入土为安。在孕育我们祖祖辈辈的烟波浩渺的太湖边岸、风景秀丽的苏州光福山林区,安厝了先父灵檀,同时在老父亲的墓边,特地为先兄辉哥建造了一座衣冠冢,在墓碑上刻上了辉哥生前的“绝命诗”:一生坎坷修真身,抗暴敢作普鲁米。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我们大家庭几代人庄严肃穆、虔诚祭奠,不忘先父历史苦难,牢记辉哥壮烈誓言,化悲痛为力量,投身到当前发展民主自由,争取经济繁荣的时代新潮流中去。
    我想,我再也不能躺在大锅饭里,捧着“铁饭碗”过苦日子了,我该行动了。就在这时,刚从美国讲学返回深圳大学的三姐三姐夫、又竭力鼓舞我去深圳特区谋发展。为此,1987年春末,我断然辞掉了工厂里的工作,彻底抛弃了“铁饭碗”,安排好小家庭诸事后,毅然出走上海,南下深圳。在南下的列车上,我默默自语:深圳啊深圳!可能是我的彻底翻身之地,是我多年来寻求的拼搏战场。过去为了谋求自由发展,我吃了那么多苦,现今真正是“出笼虎跳”的机遇了!我梦寐以求的“基度山宝库”可能就在那深圳的商海中。
    我一进深圳,三姐为我在临近罗湖海关处、南洋商厦三楼特地开办了一家时装店。房子租金很贵。但这商厦地理位置很好,是香港人进关到市区的必经之路。几个楼面都是经营香港时装、鞋类、电器、首饰等商品。大多业主是潮州人和香港人。几个月下来,我发觉与他们竞争缺乏优势。首先是货源。潮州人开的店,货源基本上是香港亲戚天天入关带进来的。香港人开的店,货源更是一手货。而时装是个季节性很强的行业,春季时装卖不掉,拖到夏天,必然换季削价处理。特别是香港,素来有“世界时装之窗”的美誉,紧跟世界潮流、随着季节变化时尚、层出不穷地变花样。过了一年,最新式的时装也被淘汰了。我的店铺生意没有潮州人、香港人好,因为我们采购时装,凭自己眼光,买断形式,殊不知自己毕竟长年累月生活在大陆闭关式的境况下,怎能跟得上香港领先国际时装潮流的超高水平呢!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说起的家乡无锡民谣:“乡下人学城里样,学来学去学不像,城市已经变花样。”我下海深圳做时装生意,不啻有点像过去乡下人学城里样,跟在后面拼命追赶,还是赶不上。看来跟着别人总不是生意经,非得用点“小聪明”跳出别人圈子,在打仗兵法上称之“奇兵突起”,那么怎样才算“奇兵”呢?我在日夜思索着。其次,在服务水平上,我们也跟不上人家。语言沟通就困难。时装店的顾客对象多数是讲广东话且较富裕的南方人,一个会讲广东话或潮州话的女服务员无疑是在第一时间内可以拉近顾客距离。而我这个上海人在语言交流上吃了亏,留不住顾客,更不用说“回头客”了。后来,我们调整一些经营产品,出售从上海运来的品牌皮鞋,但还是抵挡不了有“皮鞋王国”之称的温州商人,他们的许多仿制货、假冒货充塞市场,价格低,款式新,翻样快。三姐三姐夫有空常来时装店看看,关照无微不至。但是生意不好,我心里很着急。有时闪出念头,我也去搞点低档次的,甚至仿制货或走私货来搏一记。继而一想,三姐、三姐夫都是深圳大学的教师,也算是有头面的人士,知识分子的洁身自好与人格尊严,是不会赞成我那样做的。自己只能胡思乱想而已,实际行动却不敢贸然造次。
    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这块宝地上,确实算是新鲜事物。尽管我们老一辈在解放前上海滩闯荡,应说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但毕竟是战局动乱中的残缺的畸形的旧式市场。一解放,新中国成立,大上海等沿海口岸统统关闭。上海这个东方贸易大港“下岗”了,当时尚处破落贫穷的殖民地香港却趁机被国际大财团看中,没有几年就替代了旧上海职责,竟成了东方自由贸易港。转眼三、四十年过去了,习惯了关闭“窝里斗”的亿万民众,确已不知市场经济为何物了。怪不得开放初期,受过一些教育而下海的上海与内地人士,几乎都看不惯广东人、潮州人、温州人那种急功近利、不讲商德、不惜手段的唯利主义。殊不知南方沿海地区环境特殊,许多人家的家属飘洋海外,乍一开放,内外迅速溶和交流,轻车熟路驰骋在市场经济中;同时由于关闭束缚长久,一旦松绑,惯性反弹厉害,急于求富,之所以把“商德”、“手段”等等放在其次,何况何谓“商德”、哪种“手段”算正规,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时还难以说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贫富差异迅速拉开悬殊的事实面前,许多上海与内地人士纷纷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从看不惯再到向他们学习取经。虽然老天爷给上海人一个好地方——大上海,在计划经济年代上海比哪里都优越、领先。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浪潮开始,处在优势地位的上海人开始耍“小聪明”,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心的上海人搞怕了,他们开始犹豫、胆怯起来。他们一看、二等、三想,等到他们看明白了,等到他们想通了,下海抢滩的最佳时机也失去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捅金几乎全被处于人多地少劣势环境的温州人、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掏走了。
    我在深圳商场上,细细观察思索了几个月,认识到广东、潮州、温州人确是强者,那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有侨乡、侨眷、港澳亲友带给他们经商意识、商海头脑、资金与货品的支助。他们已在强烈的生存、发展愿望的指导下,掌握了一种“群狼战术”(恕我抱歉,用词不当,但那确是最妥帖适用的形象词,连我结识的他们这批朋友自己也以此战术为自豪)。他们只要嗅闻到一点商机,就会立刻蜂拥而上,群狼捷足抢先,反应之敏捷,凶猛之极端,胜狼赛虎。“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利润”,对他们来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共识的口头禅。他们群居群出,瓜分了深圳地区几乎所有市场,人民桥、解放路、永兴、福田等小商品市场,非他们莫属。他们控制瓜分了所有走私进特区的电器、烟、酒、时装、手表等等各种商品。他们淘了第一批金矿。他们迅速从平民阶层崛起为暴发户先富起来,当然也为后来者杀出了一条血路,为深圳特区的繁荣迅猛作出了贡献。他们腰缠万贯,住高级公寓,穿世界名牌,进出灯红酒绿的高级娱乐消费场所,开始与香港人媲美。中国人几千年来传统一种“小眼老鼠”病,也就是现今流行说法“红眼病”,见别人比自己能干、富裕就嫉妒甚至怀疑,这其实也是贫穷落后者的劣根性。但在过惯了“民主、自由、平等”的生活的人们心目中,却压根儿没有这些惰性、劣根性,反而拜能者为师,迎头赶上。话得说回去,我国古代文明始祖孔子就倡导“见贤思齐”的观念,人家贤良,人家发财,理应为人家高兴,向人家学习取经,然后自己发奋自强,争取后来者居上。可惜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暴政、几十年来“安贫乐道”,阶级斗争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使得我国古贤孔子的宝贵睿智也失传,鄙弃了。还是邓公说得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我这样的商海弄潮后来者来说,惟有老老实实拜广东人潮州人温州人为师,见贤思齐,虚心地学,掌握诀窍,计出奇兵,我相信,终有一天也会淘上第一桶金的。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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