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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抛开“铁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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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1月06日)
    
    
     “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吹遍中华大地。彻底平反了的我,幸逢中共十二大胜利召开,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任总书记,邓小平时代,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开始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熟记唐代大诗人李白这联名句,坚信邓小平政策不会改变,打消了出国的念头。恢复了人权自由的我,犹如“出笼虎跳”,凭我十三、四年炼狱生涯,磨练出来的智慧才华,相信终有一天会乘长风破万里浪,在人生舞台上演出别开生面的轰轰烈烈的活剧来。有道是“成家立业”,先成家再立业。34岁那年我成了家。爱人施纪天,在美星无线电厂工作,芳龄28岁,长相端庄漂亮,品性聪慧贤淑,正巧与我一样儿时也得了小儿麻痹症,同样左脚残疾,可谓“天作之合”。由我叔叔婶婶介绍,我俩缔结良缘,第二年有了儿子。为了纪念辉哥,激励自己与下一代永远敢作敢为、顽强拼搏,我给孩子起名“刘辉”,三姐听了特地为我儿子改名刘晖。一则辉与晖同音同义,二则晖字出自唐代孟郊的《游子吟》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希望我儿子将来学三伯父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无畏精神,又学三伯父的“孝道”,报答父母辛苦养育之恩。我同时报考上了上海职工业余大学,想完成66年录取后没有上大学读中文系的愿望,进一步可以从思想素质与知识文化上夯实梦想腾飞的坚固基础。这段日子里,我在单位奋发工作,忠厚待人,不断寻求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契机。 (博讯 boxun.com)

    早在79年3月中旬回工厂后,我这个三进二出传奇式神秘人物,象武侠小说中所描写的“重出江湖”大侠,受到全厂200多名工人的惊奇关注,尤其是大批新进厂的与“上山下乡”回城顶替父母的青年工人,了解到我这个为反“文革”而受尽磨难的老大哥的光荣历史,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纷纷围聚我的身边,似乎把我看作青年人硬骨头的榜样。彻底平反后,我在他们中威信很高,无不亲切地叫我“刘大哥”。他们喜欢听我讲中国历史故事,讲西方哲学家的睿智妙理,批判文化大革命,谈对邓小平政策的理解体会,纵论国内外形势。我的独到见解、精辟分析,每次都使他们折服。许多人嬉称我“万宝全书缺左角”。说实在,我的头脑早已根深蒂固接受了胡适先生的思想,经历“文革”磨难后更为坚定:第一,我提倡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第二,我提倡怀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仔细考究过,然后相信。为了这二点,我付出了多大代价。“文革”中我没有被毛泽东极左思想所愚弄俘虏,现在与今后也不会。厂里青年人非常佩服我,同样一件事,报上一条消息,我的分析往往比厂领导他们说的透彻,我的看法观点总比他们全面。在日常相处中,我与回城的知青关系特别好。我称他们是“稻田里杀回来”的人。这代人曾为上山下乡误了青春年华而叹息,但又正因为他们下过乡,新旧时代对比感强烈,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最容易理解与接受。特别是一些十年文革浩劫中曾跟随父母一起受罪遭难的子女顶替进厂后,父母的不公遭遇使他们更显得成熟,加上家庭文化教养,在没有了阶级斗争的祥和大环境下,他们纷纷脱颖而出,并且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把我当成他们的良师益友。由于我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几次被厂里群众推选为厂工会干部。这样,在厂领导的心目中,尤其在工厂一把手党组织书记眼前,我是一个有影响力、能感染工人、一呼百应的人物,所以他们既尊重我又防范我。在工会干部选举中,我次次是得高票,按常理说,我该当厂工会主席,但厂领导在背后向大家解释通气道:工厂的工会是党领导下的工会,工会主席人选必须是党员,刘文忠人很好,可惜不是党员,只得屈居副职了。后来我厂并入上海桅灯厂,作为该厂的第四车间,工会改选总算让我出任车间工会主席(等于以前的小工厂工会主席)。但不久,我厂又从上海桅灯厂分开独立为“上海远光电器厂”,我与厂工会主席的“正职”又无缘了。厂党组织不顾工人群众的拥戴,只考虑“党性原则”,如此脱离民意,不仅使群众失望,更使我有点寒心。我内心想,“出笼虎跳”,乘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东风,贡献自己的才干,补回失去的青春,但照眼下工厂内的小环境看来,希望不啻渺茫。
    在职大业余学习中,我边读中文系边自学研究邓的一些著作,理解吃透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很佩服邓小平,他说的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只要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百姓俗称它为“猫论”。当年毛泽东曾讥讽抨击说,他(邓)这个人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列主义。邓为此“猫论”又遭毛泽东第二次打倒,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刚说过的“人才难得”的邓小平又打入冷宫。邓却是始终坚持自己的“猫论”,第三次复出后更将它发展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宏伟建设纲领。确实,“猫论”正是对抗与否定“阶级斗争论”的强有力思想武器。农家养猫为的是逮耗子,在务实的中国农民看来,只要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猫论”以其简洁明快、不可抗拒的逻辑真理,开启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大闸门。“猫论”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义语,不要看猫的何种毛色,也不要追究它是什么人驯养的,只要看它抓耗子的实践本领。邓的“猫论”,扭转了中国的乾坤,结束了毛泽东阶级斗争旧时代,开创了邓小平全面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新时代。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革谁的命?革第一次错误革命的命。实则上现在的改革就是对过去的否定,如果过去是对的,还改什么革?我认为:‘开放’就是打开铁幕,让两眼墨黑的中国人放眼看世界,学习新事物、学习先进、繁荣昌盛。而我怎样运用邓小平“猫论”来改变自己眼下止步不前的停滞面貌呢?
    应该说,我在工厂上班,凭自己的人品、才干,吃口国家集体企业的大锅饭,正似牛刀小试,太平无虞。但要独立发挥自我价值,争取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乘风破浪奋进,那就谈何容易,光是有些厂领导某种“小眼老鼠”的德性,就够我气撑了肚皮。这时,三姐、三姐夫受聘于深圳大学,并由美国哈佛大学邀请去讲学。三姐夫邓建煦是上海交通大学力主教育改革的一把手、著名教育家邓旭初的兄弟,1960年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投身西藏工作14年,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受命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组建经济审判庭,并于同年10月审判了中国第一起污染刑事案件,引起了海内外关注,被称为世界八大公害案件之一,国务院任命他承担“环境保护法执行”研究课题,并被美国哈佛大学推荐,成为唯一一个连续两年获得美国富布莱特基金的中国学者。三姐、三姐夫来信鼓励我,不要再在原来工厂吃大锅饭了,趁改革开放大好良机,到南方广州,特别是深圳特区去看看,谋求自己人生的新发展。众所周知,南方广州已成了改革开放的中心,深圳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哨阵地。大胆的敢于吃螃蟹的人,大批纷纷涌向南方、闯荡深圳。我感谢三姐对我的启导,她是继辉哥后我们刘家兄弟姐妹的精神领袖,她思想敏锐,对我的启导很有超前一步的理念。但我想,老父亲九十高龄,双目失明,健康每况愈下,老母亲也年逾八旬,落实政策分了房,我与年迈父母住在一起,过去十多年给他们添惊遭难,现今自己生活太平了应有责任尽一份孝道。于是我压下了跃跃欲试去深圳的念头,且再吃一段日子大锅饭再说吧!
    中国式的大锅饭,雅名为“平均主义”,其源远流长,发明专利权至少可上溯至东汉末年倡行“五斗米道教”的张鲁。他创设了一种“置义舍”,即吃饭不要钱。这在古代兵荒马乱中救济难民,不失为一项义举,但到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却给熟读历史古书的毛泽东所启示、借鉴,当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宣扬为提前跨入共产主义的“大食堂吃饭不要钱”,不就是张鲁式的“置义舍”吗?这种“大锅饭”平均主义、全民贫穷的思想,完全彻底地贯彻在我国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即企业吃国家,职工吃企业。在计划经济的僵硬模式下,无论是企业领导还是全体职工,都在吃大锅饭,所不同的是,领导干部是坐的“铁交椅”,企业职工是捧的“铁饭碗”。现今计划经济即将全面退出历史舞台,邓小平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起。南方广州、深圳都在打破“铁饭碗”。可是上海地区还滞后保守,绝大多数人躺在原来大锅饭环境下,捧着“铁饭碗”,尚未完全醒过来。与广州深圳对比,上海经济改革局面明显落后。我既然暂时不敢闯荡出去,也只得仍然捧着“铁饭碗”挣扎。
    谁说上海滞后保守?上海也在邓改革开放的号令下稳步前进。我们厂里就进行了一次令人激动兴奋的改革尝试。这是85年底到86年初的日子里,市手工业局第一次在基层试行民主选举厂长。我与原厂长老张是文革前好友(他就是那位曾为我遭难而受人攻击的团支部书记小张,现今小张已成老张),我凭着工会干部的群众威信,支持他成了一派;党组织书记与副厂长是另一派。在市手工业局的压阵下,公开、公正、公平,全厂竞选,以唱票的形式老张得票多而胜出,当选新一届民主选举的厂长。这在当时上海工矿企业中还算是一大新鲜事。事后,落选的书记耿耿于怀,说我用西方竞选演讲那一套,大肆宣扬当政措施来收买人心,拉选票,没有突出党组织的领导。民主竞选虽然胜利了,但老张在书记和某些局领导的压力下,在组阁新领导班子时他屈服了,安排了所谓有党性的对立派人士,故意避嫌排斥所谓政治不过硬、只关心生产技术而得民心的人。我所崇尚的“民主、自由、平等”又一次遭到戏弄与作践,又一次大失所望了!我鄙视国家集体企业中此类勾心斗角、权势压人的窝里斗。我深入独立思考,照如此发展下去,最好的改革开放措施到此非得走样夭折不可。在这种躺着吃大锅饭的环境中,真正的个人自由民主竞争还是一个问号,惟有抛开“铁饭碗”,不吃大锅饭,或许能在新型的市场经济中发挥个人才干、创造个人价值。于是我断然辞去了厂工会干部职务,寻机会离开工厂,求取个人自我发展的创业之路。
    鲁迅先生说得好:“地上本来没有路,只是人走的多了,才成为了路。”人生在世,本不是“华山只有一条路”,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自由发挥才干的路多得很。正如邓倡导的“不管白猫黑猫,只要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同样不管是在厂里,还是离开工厂,自谋出路,只要有利于自我发挥,就是一条光明大道。有道是“自由为贵,实利为重”。辉哥当年为了民众的自由,甘愿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为了个人发展自由,为什么不敢抛弃“铁饭碗”呢?邓鼓励我国老百姓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凭我的品格、才能,何不率先响应邓号召,走先富起来之路呢?我在彻底平反时就梦想过,如果说,法国大仲马笔下那个爱德蒙•邓蒂斯同我一样19岁蒙冤入狱,14年后出狱,找到了基度山金银宝库,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我,尽管精神上冶炼了十三、四年,获得了智慧宝藏,但物质上呢?何处“基度山”?我脱离“牢狱之灾”六、七年来,虽已“成家”,但未“立业”,仍是双手空空一个穷光蛋,我为什么不去实践邓的“猫论”,创出自己的一番新天地来呢?我又想起了古贤所说的,“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处。”工厂工作虽轻松太平,仍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基度山”,是时候了,应当毅然离去了。走吧,下海去,去寻找该属于自己的“基度山宝藏”。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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