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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走出白茅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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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1月04日)
    
    
     凡是处于绝望苦难境地的人,心死如灰,天天寂闷地过一天算一天。可是一旦“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反而会日夜心头激动,急切盼望朝阳喷薄四射,光耀满天,幸运之神快快金身降临,希望完全变为现实。我在农场每天早上撕掉一张日历时,心里免不了一阵激动,越是临近高法院许诺的二个月期限,我激动异常、望眼欲穿。到了满期的那天,我在工地尽管照常干活,可时而抬头望望场部办公室方向的大路上,想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员骑车过来,给我牢狱囚徒生涯画上大大的句号,但是我一次次失望了,来来去去的都是熟悉面孔。当老蔡师傅在脚手架上招呼我“小刘,快抛上灰浆来”,我才猛然回过神来,默默起劲地挥舞铁锹。这个夜晚我又失眠通宵,激动,焦虑,说不出的莫名烦躁,天不亮就早早起床,来到宿舍门外的露天场上,独自呆瞪瞪眺望东方山头上朝霞喷发,旭日露脸,阵阵春风吹拂我敞开的棉衣襟怀,顿时心旷神怡,精神倍增。我想,这么长长的十四个年头熬过来了,不短的二个月也盼过来了,再耐心坚持到最后时刻,霞光万道的朝阳定会冉冉爬过高山、冲破黑暗,照亮我这黝黝寒冷蜷缩处的。 (博讯 boxun.com)

    强自抑制了内心的躁动,匆匆用过早餐,昂首大步迈到工地,嘻嘻哈哈地开工了。这样又过了整整一星期。3月中旬的一天午后,我正在工地上劳动,突然场部李干事骑着摩托车来找我,大声招呼我:“小刘,快回场部,你小子出头了,高法院来人要带你回上海了。”我知道幸运希望终于来到了,尽管二个月约期超过了七天,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赶快将手头活儿向老蔡师傅一一交待。老蔡与其它队友纷纷放下工具,围上李干事,打听什么事。李干事说:“小刘平反了,上海高法院派车来接他回上海,正等在场部。”我兴奋地向队长小潘、蔡师傅等打招呼:“我先回去了。”朋友、师傅都围着我说:“不要急于走,等我们收工回来送你。”“小刘你也真行,保密到今天,也要给我们讲讲这么回事。”我诚挚地点头道:“一定等你们。”我同身边的队长小潘、老蔡师傅与其它几个好朋友一一握手,李干事催我快去场部,过来一把拉我上他摩托车后座,一溜烟的把我接到分场部办公室。
    卢场长和耿书记都在,陪着上海高法院的单同志等我。我高兴万分地叫声“单同志好!”并从他手里接过平反通知书,激动异常地签了字。卢场长他们还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他们似乎在想,昨天还是一个戴帽反革命分子,还警告他不要白日做梦,梦想翻文化大革命案,今天说翻就翻了,突然变为人民,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说变就变了。他们见我签字后,高法院单同志主动跟我热烈握手,亲切拍肩,想也要对我有所表示,皮笑肉不笑的勉强上来与我握手,说:“祝贺你获得平反,要感谢党感谢华主席。”我马上回答道:“我要感谢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他们听了不知所云,脸色十分尴尬。总场管教科人叫我回宿舍把东西整理一下,今晚要接我住总场招待所,明天一早可与法院同志一起回上海。我稍稍犹豫了一下,提出“我这里还有一些私事要处理,今天我仍住这里,明天你们来接我吧。”他们与单同志商量了一下就同意我在分场过夜。单同志说,他们还要急于去服刑大队办理释放几个上海红革会头头事,所以同总场管教科人员匆匆离去了。
    尽管我预料今天这样的日子肯定会到来,平反书的内容我不看也清楚,但当我拿到单同志递给的这张十六开薄纸时,内心兴奋,手头颤抖,签的“刘文忠”三字难免歪斜。毕竟前后十四个年头,实实足足十三年零四个月的牢狱灾难啊!我的天冤地枉的罪案总算被推翻了,我刘文忠平反自由了!尽管对我哥文辉的案子还维持原判,我内心不服,但我想,回到上海后继续上诉,历史是最公平的审判员,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思想解放的力度提高,对毛泽东错误的加深认识,辉哥的冤案一定会平反昭雪的。霸权无情天有情,当我目送单同志他们离去,转头向卢场长、耿书记招呼一声“我走了”,昂首挺背跨出分场部办公大楼,只见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原先遮遮掩掩的大块乌云瞬间消失了。我仰天欢叹一声“啊!”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是公正的,云开日出艳阳天,暗无天日的十年“文革”彻底被否定了。我边朝宿舍方向走,边捏指计算,十三年零四个月,四千八百六十七天,将近五千个日日夜夜,今天总算熬出了头,苦尽甘来,我不知道多少人熬得发了疯,多少人被恶魔逼死在各种各样的专政监督场合,更不知还有多少人仍在苦苦等待,渴望着救星邓小平、胡耀邦这样的共产党伟人去解救他们,跳出火坑,走出地狱?我不由想起在一所最苦难日子里,郁校长、胡兄、飞行员他们与我互相勉励的一句口头禅:“活着就是胜利!”这是何等珍贵的金玉良言啊!是我们这些政治犯九死一生的强大精神支柱。我今天取得了人生的历史性胜利,可惜我的辉哥、音乐家陆洪恩、思想密友胡兄……,他们如能活到今天多好啊!我深深感到,自己是“文革”灾难的幸存者之一,我们的幸存是由于不少人在我们前头充当了不幸,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实际上是踩着无数人生命的血迹活下来的,我们幸存者的心胸里盘旋着无数不幸者的呐喊、血管里流淌着他们许多先驱者的血与泪,我们活下来了,就要把他们的遗志永存心头一起活下去,就要更加坚强更为奋发更自觉地去为中华民族实现完全彻底的“民主、自由、平等、富强”而奉献终生。
    回到宿舍,我刚刚开始整理行李物品,就有一些在家的场员听到我平反消息陆续来祝贺我。他们为我高兴,也给自己看到了希望。有道是“物以稀为贵”,我是十几年来山下坡分场第一个正式平反、堂堂正正回上海的人,也是“文革”结束后白茅岭农场反革命犯中第一批平反回上海的人。我想不用几天,这个“特大新闻”不胫而走,传遍整个白茅岭,可以让被关押劳改的成千上万政治犯与其它“文革”中含冤犯人看到了希望和曙光。不管怎么说,我这个“胆敢第一个写申诉书的白茅岭反革命犯”(借用总部管教科头头训斥我之言),临别白茅岭时也为同病相怜的难友们作出了一点小贡献。我走出白茅岭,每一步走得很踏实,走得也很自豪……。正在我边思绪翻腾边整理最后一点东西时,小小的宿舍陋门被一群队员推搡得洞开无遗,原来四点不到,建筑队同事们都提早收工回来了,大家一齐闯进来围着我,兴奋地你一句我一句追问打听我平反经过,问我“是否有靠山?”“申诉书是怎么样写的?”我坦然告诉他们,没有什么背景和靠山。我刚刑满释放到这里当场员就从姐姐来信上知道即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要全面否定“文革”,要清算毛泽东错误。我66年文革初起时参与了三哥反对文化大革命一案,我三哥可以说是“反文革第一人”,仅仅四个月就被四人帮及上海余党枪杀在文化广场的万人大会上,这在当时是上海的一件大案。我去年秋冬时开始申诉,不断写申诉信寄给上海法院与北京中央领导。当时总场来人威胁我要加刑,我不怕,今天总算胜利了。大家听了我这番简单又实在的回答,个个兴奋异常,几个青年朋友激动得跑过来拥抱我双肩,称赞我“刘大哥有胆量,有勇气”。确实,在白茅岭,在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没有几个敢有胆量率先写这类申诉书。
    大家说着,笑着,热闹一团时,小潘、季工、老蔡、老耿等几位知己好友拿来酒与菜,热情为我送行。我很感动,很少喝酒的我不禁开怀畅饮,几杯下肚,情绪尤为激昂,我口无顾忌地说道:“我是直接攻击文革,攻击毛泽东的人。分场有不少反革命场员罪行比我轻得多,特别是一些58年留场的场员,你们有什么罪?全是些鸡毛蒜皮事,人民内部矛盾小事,却被极左路线送到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时光在孤苦寂寞中流逝。你们是毛泽东极左路线下的牺牲品。当年手拿几个月的劳教通知书入白茅岭,却一直不明不白未见宣判。大家展望前途,渺茫叵测,望不见何年何月何日能获自由身。大家在这块荒山野地里长年劳改,苦难扎根,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叫任何人也想不通,这算什么法律?是哪种国家的王法?完全比封建专制皇朝的做法还要残忍无比!我为大家悲哀,我替大家鸣不平!我与你们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对我们所有场员来说,回上海是多么诱人的希望事,那里是我们从小生活长大的故乡,有我们亲人等着团聚。大家年年想,月月盼,天天思念,我算是盼到了,而你们呢?现今伟大的共产党人邓小平、胡耀邦掌握了中国天下,你们也有希望了,我只是先申诉先走一步,你们后申诉也会平反回上海的。邓小平、胡耀邦领导的中央,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中央政策好了,文化大革命灾难结束了,‘两个凡是’也被推翻了,你们还怕什么?胆怯什么?大胆申诉,我这么大的案子都能申诉成功,你们为什么不能?……”我爽朗地答应他们,一回到上海,就一定会把外面的情况、中央的新政策,上海平反消息,写信来告诉他们,请大家相信我。朋友们屏息静气地听了我这番激烈的话语,大家情绪尤为高涨,频频举杯向我敬酒祝贺,我顷刻喝醉了。消息传到卢场长那里,他发觉不妙,马上打电话给总场。总场命令立即把我接到招待所过夜,不要影响分场改造秩序。很快,李干事来把我行李包裹搬上他的摩托车,又将醉眼朦胧的我扶上车后座,匆匆强把我接走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被高法院用小车接回上海。当我们车子途径山下坡分场时,我深情地再看看这块我牢狱之灾最后呆过的地方,远近熟悉的场部家属区、菜田、建筑队所在地。我突然惊讶发现,三岔路口出早工的场员和建筑队的一些朋友,包括小潘、季工、老蔡,都站在路边等着,见我车子后纷纷挥手致意送别。我拼命伸头车窗外,挥舞双手向他们致谢。来接我的单同志说:“你们感情好深啊!”我告诉他,这里有些人比我更冤。单同志说:“春风来了,是政治犯,是冤案,都会有你这样的机会。”在回上海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历史上凡有大作为得民心的政治家登台后,首先会施仁政,大赦天下,使得在前期蒙冤受屈的百姓得见天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创新时代。邓小平与耀邦同志就是这样的伟大政治家。历史的车轮总是后轮推前轮,前人制造的冤假错案要由后来人评判、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大量历史问题,冤假错案,终有一天也会得到完全彻底的平反、昭雪,包括辉哥的冤案以及白茅岭诸多朋友的问题,只是还需耐心期待罢了。我又想到,邓小平以党的名义主动为这些含冤难白的人平反,虽然无情地暴露出党过去犯的错误,但不仅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蒙难人,而且拯救了一个有近六十年悠久历史的政党,可使中国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那样的折腾。
    我回到上海,激动异常地踏进日晖四村的家里,年迈的父母亲高兴得热泪盈眶,哥哥、姐姐们也齐声祝贺,一批外甥外甥囡更是围住我这个小舅舅叽叽喳喳地问长问短。我从第二天起,就给白茅岭农场的朋友写信,寄去收集到的有关邓小平、胡耀邦一系列讲话精神及平反政策资料。不久收到那里朋友的回信,说:“你们第一批平反回上海,这事犹如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里,激起了千层巨浪,阵阵涟漪,场员农场不少人也得平反回上海,各大队服刑的政治犯也纷纷写申诉书,一批接一批的冤假错案被有关部门落实平反,许许多多人获得了自由回了上海。”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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