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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申诉万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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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1月03日)
    自从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中华政坛上可以说是“春寒料峭”的局势。这二年多中,神州大地既从十年“文革”的漫漫长夜中苏醒过来,中共十一大在华国锋主席主持下宣布“文革”全面结束,提出“抓纲治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国民经济,但又强调“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推行“两个凡是”路线,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时间“凡是派”占优势,严重阻挠在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共产党现实主义者的领袖邓小平得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元老们强大支持第三次复出,重返中华政坛,一开始就对“凡是派”猛烈冲击。据三姐来信告诉我,邓早在1977年5月复出的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说:“毛泽东同志说过,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接着邓在公开的内部的多次场合,一再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亲自授意并大力支持胡耀邦就南大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党全国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大辩论,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思想解放大运动。随着三姐的不断来信,给我提供了胡耀邦在中组部多次指示讲话精神。胡耀邦说:“我们与‘两个凡是’斗争就是要破除迷信,林彪四人帮是现代迷信的制造者。”胡又说:“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绝对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邓与耀邦的一系列讲话内容,似甘露滋润我这块干枯了十三年的心田,似阳光照暖了我冰冻了十三年的心灵。
    三姐又来信询问我与辉哥案情的详细情况。她与其它六个兄姐确实到我兄弟俩当年出事后,才知道案情大概,而对其中具体内容,事实经过毫无所知。我立即给她回信,把我与辉哥当时竭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详实细节一一告诉她。她很快回信,鼓励我上诉,要我在申辩书上具体写明,之所以遭二次判刑,主要就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她告诉我,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事不宜迟,赶快申诉。
     在邓、耀邦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在三姐来信的谆谆指点下,我利用休息天,大胆写了一份长达万言的申诉信,申诉我第一次66年参与哥——刘文辉攻击“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匿名信一案,申诉我第二次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被认定所谓屡教不改继续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一案。我在申诉书上写道:反对文化大革命没有错,判决书对我认定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要求平反,恢复名誉,还我人身自由,还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申诉书”写好后,我又誊清复写了许多份。寄到哪里去呢?按照三姐的指点,我首先寄给了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接着我又寄给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后来我索性直接寄给中央领导邓小平、胡耀邦。同时,我一面打报告给场部,申请回上海探亲,准备亲身去上海法院机关上访面诉。 (博讯 boxun.com)

    寄出一系列的申诉信,送给场部探亲申请报告后,我照常勤快地在建筑工地上劳动,平时与场员、队友们有说有笑,若无其事地过日子。但我心里常是忐忑不安,不知道有关单位收到我申诉信否?收到了认真审阅否?场部同意我回沪探亲否?白天忙碌干活时,这些念头都扔开了,但到了夜晚,每当睡在床铺上,夜静更深,思念不止,辗转反侧,一连几夜难以合眼,望着窗外透进来的洁白月光,心里默默祈求幸运之神快点降临到我头上吧!温暖阳光快点落实到我身上,照亮我的漫漫长夜吧!我记得,法国大仲马名著《基度山伯爵》中写到,年青有为的水手爱德蒙•邓蒂斯,也是19岁被冤枉陷害投入了伊夫堡,度过了十四年地狱生活,结果苦尽甘来巧妙地脱身出狱,重返人间。我是虚龄20岁实龄19岁开始系身监狱的,现今即将达十四个年头,是否也能苦尽甘来呢?固然大仲马写的是小说,编造的故事,但其中有句话颇有意思:“凡是连年遭祸的人,当长期的灾祸过去以后,有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好运。”应该说,“文革”灾祸已过去二年多了,我这个“连年遭祸的人”,何日遇到好运之神呢?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我喃喃自信:终有这一天!
    白茅岭农场总部管教科负责人突然来分场找我谈话。那天起初我心里特别激动,我想或申诉或申请有点眉目了,急忙放下手里在抛送的砖头,三步并作二步,跨进分场办公室,但瞥见来人那严肃的脸色,我顿时一颗热心又掉进冰窟里,冷了起来,估计不会有好事。
    “刘文忠,你好大胆!一个改造了13年的反革命分子,刑满释放戴了帽子,仍然坚持顽固反动立场,竟敢第一个暗中到处上诉”,管教头头高声吆喝着,把他手里几封信对我面前扬扬,“老实告诉你,你写的申诉书全都退回我们白茅岭总场,你休想白日做梦,休想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你这样不思悔改,一定没有好下场,等待你的将罪加一等,再给你加刑!听懂了吗?”
    面对他口口声声的叫喊威胁,我这时心里反而平静了。因为我瞥见他手里只有我写的四、五封申诉信,而我实际反复给有关单位及中央领导寄了共计十二、三封申诉信。这年头“两个凡是”作怪,有些单位的信访处“阶级斗争”钢弦依然紧绷着,所以毫不负责地将我血泪写成的申诉信草率地转回给农场,但我还有近十封申诉信在有关领导单位。农场这个“专政”场所,群山闭塞,天高皇帝远,中央思想解放的春风还未吹进来,这种管教干部满脑子的“阶级斗争”“两个凡是”,我同他一般见识也犯不着,所以我昂首站立,挺直腰板,耐心听他训话。
    “刘文忠,念你一贯在农场表现较好,总场领导对你不记这次的过错,希望你还是好好改造,重新做人。”管教科头头不知受总场领导之意还是他自己从报上看到许多平反消息的影响,口气变缓和些。
    “知道了,”我平静地回答了这三个字,接着趁机问他:“我申请回上海探亲的报告你们研究过了吗?”
    “这个么,按理说你又犯了错误,不该宽恕你,但分场领导念你这几年劳改不差,多年来从未回过上海,所以法外开恩,批准了。”
    “谢谢,谢谢!”我情不自禁地表示,低头浅恭了二下。
    从分场办公室出来回到工地,当大家知道了我写申诉书受训这事,一些知心好友纷纷劝我罢手,并为我担心捏把汗。我微笑着坚定地表示,要不屈不挠地继续申诉,我相信中央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朋友们为我有这般大无畏的勇气而折服,并为我能回沪探亲而高兴。
    78年12月下旬,我终于获得了回沪探亲15天的机会。我归心似箭,一到上海第二天,就去市高级人民法院接待室,询问我几次写来的申诉书的下落。高法院一位姓单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告诉我,所写的不少申诉材料,包括寄给北京的材料,都已转到他们复查组手里,高法院已重视在复查我与哥刘文辉一案的工作。他说,刘文辉是上海地区文革中第一个被公开处决的特大政治犯,也是目前我们掌握反文革最厉害的一个人和一件大案,对他案子的纠错和平反结论,不是单上海高院能拍板决定的,但我们会郑重认真复查的。他还说,“本来要去农场找你,你既然到了上海,一个月内就不要急于回去,可能要找你进一步了解案情。”这段“探亲”假期,我几乎天天跑福州路高法院,连门口警卫都认得我。这时上诉跑高法院的人还不多,但我还是碰到了一些熟人,都是在一所与市监狱同关的难友,他们也刑释了,得到某些内部消息,从新疆、青海赶来上海申诉。有些人很有社会背景,本人就是高知、高干或民主人士,与他们交谈中,更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中央有关政策,增强了申诉平反的信心。
    就在上海探亲期间,我系统地读到1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与报纸社论。华国锋失势了,“凡是派”失民心失天下。而邓为首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中央领导,作出了伟大的决定,全面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彻底平反历史上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新时期开始了。我读着报上刊登的全会公报,内心激动万分,兴奋地对父母与姐姐姐夫们说:“有希望了,大有希望了!”继而一想,我的探亲假期已超过了一星期,急忙又赶到福州路,找到高法院单同志,说:“我一定要回农场了,否则我戴帽子的人逾期回去会被关禁闭批斗的。”单同志和蔼可亲地笑了笑,对我说:“如果农场关你,你告诉他们‘是上海高级法院留我有事’。这是电话,叫他们打电话来联系。”单同志又亲切地告诉我:“你的问题基本上复查完毕,已有结论,你会平反的。但我们高院有许多工作要做,为你回上海的安置要做不少工作。你先回去耐心等待,不超过二个月,我们会给你落实解决的。可你要保证这消息不准在白茅岭农场乱讲。你属于第一批平反。你如果回去乱讲,引起麻烦,后果你负责。”他又说:“你哥哥的问题很复杂,暂时先解决你的问题。”我听了他的话,心中一块石头总算逐渐落地,激动地向他表示,回去后一定照样劳动,绝不乱讲一句话。从高法院出来,我赶快回到日晖四村的家里,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父母、哥哥姐姐,大家都为我高兴,但我又担心辉哥平反的事夜长梦多而搁浅。
    第二天,我赶回了白茅岭农场山下坡分场。卢场长当面训斥我一顿。我把上海高级法院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们,请他们直接同上海联系。卢场长半信半疑地接过电话号码,双眼瞪着我说:“如果有假,你当心吃不了兜着走。”翌日,我边劳动边等待分场对我的打击报复,队友也都替我捏把汗。一天过去,平安无事。大家也觉得奇怪,照例象我这种戴帽场员超假回场免不了关禁闭、遭批斗。我牢记上海法院单同志的嘱咐,不露声色,照样出工劳动,默默耐心等待,每天撕日历盼望二个月后幸运回音。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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