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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牢房学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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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0月03日)
    
    
     或许托了潘、黄两位吃中灶的“特殊囚徒”之福,我与他们同住的108室关居宽敞,牢房里只能放三张木床,犯人不用挤轧在十几人一堆里,条件相对好些。最好的是谈话,一些知心话、不允许直接交流的话,只要相互信任,不用担心人杂心多被告密。相比之下,看守对我们牢房的管理也比较放松。我与潘先生纵论世界文学的日子里,同时又与共产党内资深干部老黄先生探讨另一个主题。可以说,我向他们两位长辈虚心求教,左右逢源,得其所哉。 (博讯 boxun.com)

    资历丰富的老黄,曾经沧海,参加过新四军,南征北战是个老革命。67年进一所前,在陈丕显为首的旧上海市委任过要职,在市委党校当官授课。听他说,早年就与党内马列主义理论家冯定、杨献珍相识、对党史与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颇有研究。我常常专心地听他讲党史,讲延安革命史,听到了不少阐述马列主义的真知灼见。随着我在牢房里日益露骨的反“文革”反毛“阶级斗争理论”的“反革命观点”发泄,博得了他与潘对我的欣赏、信任,相互间逐渐就无所不谈了。潘教授称赞我对西洋文学博览兼通,我表示在他面前永远是大学课堂外的旁听生。老黄佩服我年纪轻轻却对53年批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反右派的内情知道很多,我说全是从三哥文辉与上次进一所后遇见的几位老难友处批发来的,其实我对马列与毛的思想有点本能抵触情绪,所以涉猎很少,很希望听听他这位理论专家的高见。老黄见我坦率诚恳,乐意给我上课。
    “什么是专政?”老黄严肃当真的给我开讲了。他说,列宁认为,“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乱套的。专政,通常是指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在政治斗争中为解决敌我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政治措施,这只能是政治领域内的事。如果把专政利用到思想文化领域中,那就大错特错了!按照马列主义观点,解决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而文化大革命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显然是错的。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提出了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并说这个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标志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也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观点在“文革”名义下的大集聚、大暴露,毛泽东把它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理论家中许多人跟在林彪后面吹它为“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解决了马克思、列宁难以预料、也没能解决的社会主义时代继续革命的大问题”,“是马列主义第三个里程碑”……。其实毛泽东正急欲把自己有关“馬列主义中国化”的覌点理论化、系统化,只是苦于没有助手,林彪、陈伯达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一急需。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他这种强烈的《捨我其谁》的自信力与个人意志力一旦结合,就产生出一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冲动,强迫历史朝他的理想迈进,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幕幕产生。“文革”四、五年来的实践证明,正是这一错误理论指导下,造成了今日中国之内乱。好端端的新中国,被糟蹋到如此令人痛心疾首的险恶境地!马克思的大部巨著《资本论》,深刻剖析了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后社会面临的基本矛盾,科学的指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列宁一本一本理论著作,就国际工人运动与俄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指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我国党内,尤其到现今“文革”阶段,从上到下号召大家只要读毛泽东的“老三篇”,读小本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举国上下只要贯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完整慎密的思想理论落到一篇一篇、一句一句,单凭短篇感想、片言只语就可以运动全国六亿民众,还说是“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老黄说到这里不无苦笑地揶揄道——其实倒不如说“创造性地歪曲、阉割了马列主义”!
    这位历经多年党内路线斗争的老干部又告诉我,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把党内在经济建设问题认识上的不同意见、矛盾分歧,硬说是阶级斗争。庐山会议原来本意是总结大跃进、大炼钢铁、农村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中暴露的急躁冒进造成的“左倾”教训,不知怎么给柯庆施等人一搅局,毛泽东临时变反左为反右,方向大变了,把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彭德怀等人打成为“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党集团”。62年毛泽东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把因经济暂时困难、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违法活动,看成了全党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接下来的全国社教运动中,毛泽东又亲自制定了新条例,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社会阶级斗争转向党内,并逐步由低层走向中层直指高层党中央。由此毛泽东本人与党中央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不正常,他对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表示极度不满甚愤慨,对国家主席刘少奇不同意社教运动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十分反感,无中生有、无端认定刘少奇在北京、党中央内搞独立王国,指斥他为全党全国走资派的总后台、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愤然出走北京,到上海、杭州等地潜心策划,指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开展对《海瑞罢官》批判,对吴晗等所谓“三家村”批判,直至全面掀起“文革”,悍然打倒了首先创造性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摧毁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党内成千上万忠于党、为缔造新中国长期浴血奋战的高级干部、老资格党员统统被打倒、靠边。“为此,我这个舍命与国民党战斗过多年的老共产党员,竟也变成了无产阶级监狱里的一个犯人!”老黄感慨莫名地叹息说,“还好,我总算还享受点‘特殊’,吃中灶,其实因为我是他们的‘活档案’,还可起点供给他们‘弹药’去打击更多的老战友老同志,当然我是一向请他们‘免开尊口’,我对过去陈年旧案早已‘记不得’了……。”老黄说着,自己也禁不住嗤笑起来。“如果说,解放后毛泽东这系列运动群众的做法称得上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那末,马克思、列宁他们在天之灵也会笑掉大牙的!”
    我“二进宫”到一所不久,1971年9月13日,在中国上空爆发了震惊全民、怵栗世界的“九•一三”林彪自毁事件。起初我们关押监狱的犯人全然不知,后来逐渐从外调人员的传闻及新进犯人的嘴里,才知道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故。熟谙党史与毛泽东战略的老干部黄先生对此无限感慨,他告诉说,林彪解放后一直躲在苏州养病。抗美援朝时毛泽东点名要他带兵出征,他却借病婉绝,彭德怀自告奋勇前往,因毛岸英之死,及其它一些事情,毛泽东对彭早已妒忌暗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的官,由林彪替代,林认为时机已到,开始吹捧起毛泽东,伙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起大规模地掀起“造神”运动。文革不久,他获得毛泽东绝对信任,写进党章,成了当然接班人。他把毛泽东吹捧为当代马克思、当代列宁、创造性理论水平比马、列还高,毛泽东乐于接受吹捧,面对其它党与国家领导人的直言坦率听不进去。现今好了,最亲密的战友、当然接班人林彪叛逃自毁,这给毛泽东必然沉重打击,也算是疯狂的“造神”运动的结束。谁能想到,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下子转变为叛国投敌分子,成为毛泽东的谋害人。这场惊天动地的事件,会使全党全国人民在震惊之余清醒过来,对林彪吹捧的所谓毛泽东“句句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迷信会极大动摇,会使有头脑的人士从林彪事件看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失败的、破产的。
    大多数人民痛定思痛后会企望文革这场灾难早日结束。然而——按照老黄推断——毛泽东秉性刚愎自用,往往像耕田老牯牛一样,认定了目标死不回头。就拿1957年反右来说,5月15日夜深,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变化》一文,他告诫全党,我们让他们(知识分子)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说是大批的鱼儿浮到水面上来了,但并不要钓,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还划定了两条路,一条路知识分子始终夹紧尾巴做人改邪归正,另一条路继续胡闹自取灭亡。6月毛泽东又说,让右派任意鸣放,他们愈嚣张愈好,叫党员暂不发言,按兵不动,引蛇出洞。他明说反右不是阴谋,而是地地道道的阳谋。其结果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中被揪出了55万条毒蛇,许多人给关进牢笼改造。毛泽东又说了句“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更大。”这样许多党员惟恐自己落入陷阱而奋起揭发批判,很快冯雪峰、丁玲等一批党员文化精英也遭祸殃。老黄说,57年“鸣放”结果使毛泽东得到一个教训:知识分子不会和他成为一股跑道上的车,他认为由于知识分子占据着思想意识中枢和教育传火的地位,历史上一直受工农大众的尊敬及至迷信,他们的存在会使人变得“思想复杂”,甚至离心离德。这对他以自己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的打算显然是威胁,为此,必须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地打入另类,让他们变成受唾弃的卑贱者,让他们永远为“原罪”忏悔,不再产生任何独立思想。
    毛泽东所谓的阶级烙印说,是比宗教“原罪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网套上旧社会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份子,将他们背脊上打上罪恶的烙印,说什么需要脱胎换骨。所谓阶级出身论又罩住了万万千千异类阶级的子女打成另类公民,从离开娘胎他们就成赎罪之人。即使工农出身的,每一个有独立思考的和稍有些正直、良知的,在历次政审,政治运动的放大镜透视下,灵魂被鞭达得也体无完肤。可以说在中国神州这个东方大国中,所谓头顶青天,脚踏大地的“人”数以万计的被折磨得头破血流、灵魂出窍。“反右”运动目的,毛就是要打断整个中国知识界的脊梁,就是要让中国人从此不再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人民没有了知识分子,就可以随意摆布,没有知识的人民也就成了“愚民”,“愚民”有一样好处,就是容易统治,只接受他一人的思想,成为围着他这个红太阳转的向日葵。毛泽东的伟大本领——老黄不无创见的直言——无比“法力”在于能无风刮风,呼风唤雨,变幻无穷,在朗朗乾坤下随心所欲地辨风、刮风、刮台风,什么“黑暗风”、“翻案风”、“复辟风”,在他眼里这些都是“西风”,为此他刮起了强大的“东风”,东风压倒西风,成了他建国以来治国安民的一大绝招,结果一次又一次把亿万民众与党员卷到险风恶浪旋涡中去。他常杞人忧天,忧虑自己搞了一辈子革命,已把许多亲属包括大儿子毛岸英的命革掉了,十分害怕与担心结果还只是个资本主义中国,于是便假设与创造出种种“灾难形”的结论,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什么“独立王国”,什么“赫鲁晓夫总后台”……,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又遭狂风浩劫。而被领袖“打倒”的人越多,反抗的力量也就越强。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安全感,才驱使他发疯似的不停地搞政治运动,打倒了一批人再打倒一批人。
    黄先生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从放弃新民主主义,跨入社会主义开始的,他急于求成跨进共产主义,急于大跃进、急于人民公社、一步错,步步错。 人有理想不是错,错的是把个人理想当作人人都该接受的绝对真理。更遭的是,一旦拥有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他也绝对地被权力腐浊了,由狂妄理想造成的灾难一定会远远超过仅由昏聩暴虐带来的灾难。凡是把自己理想视为至高无上的人,从来都为实现自己理想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就像毛泽东所做所说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毛真以为自己是上帝,无所不能?!有了梦想中天堂的样子,毛就开始挥动其如椽巨笔开始在中国“白纸”上作画,六亿中国人从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十年苦难连绵,成千上万冤魂沉沦,今天终于又上演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老黄相识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他告诉我,田家英在66年6月4日文革刚兴起时自缢于中南海。田亲眼目睹了伟大领袖如何玩弄政权,玩弄美女,而疯狂制造自我崇拜的愚民运动,处心积虑地一步一步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他们设下陷阱,看穿了毛的继续革命理论实为新一轮封建专制王朝的复辟,追随毛多年的他、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他感到极大的失望了,所以竟以自缢抗争。在毛泽东眼里,任何人的自缢、自毁都无碍他掀天揭地、专制独断的继续进行。林彪之死同样如此、毛泽东依然会独行其是,依仗其它如江青等人排除万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老黄说:毛政治性格冲动而又顽固,机智而又僵硬,多变而又顽强,他在党内斗争一贯“善于以蛮压众”。可是,广大党员干部、六亿中国人民的苦难何时了呵?共产党人做梦也想不到,过去国民党抓不到、杀不到的共产党骨干精英,如今却被他们的伟大英明领袖,抓进去坐牢,甚至惨遭杀害了,这一点连老蒋也做梦想不到。“文革”正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政治大清洗,是做了国民党所想做而做不成的祸国殃民大灾难。今天全世界都在看毛泽东自遍自导“文革”这出戏,规模宏大、耗时之长、耗资甚巨的戏,我们这些曾把国民党蒋介石搞的天翻地覆,惊慌不安无畏的共产党领袖们,出场时成了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服服帖帖的山羊。一伙拿着毛权杖的跳梁小丑们,命令我们叫什么,我们就咩咩的叫什么。我们把脏东西往自己身上呕吐,背躬屈节地贬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认自己犯下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犯的所谓‘特务’、‘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份子的罪行。
    有一次黄先生悄悄问我:“你哥哥被处决的原因是什么?”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辉哥写了二本小册子,一本题名《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一本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两本书稿都被红卫兵抄去。另外还写了《驳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匿名信,我一一简述了匿名信激烈反对文革的内容,此信由我投寄给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高校。不料“东窗事发”,我与辉哥一起被捕入狱,仅仅四个月后,我的三哥文辉在文化广场被宣判死刑,被处决遇害,据说给辉哥判死刑的是张春桥、马天水、姚文元。老黄先生告诉我,他在进来前曾听说到刘文辉一案,也看到过全市张贴的公判海报。他深思片刻后郑重地说:“你哥可以说在上海,及至全国,是‘反文革第一人’!当时全国没有一个人能写这样抨击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也没有一个人敢有这样的胆识与意志,能在66年文革刚刚疯狂掀起时就把矛头直指毛泽东。没有,肯定没有。有些人像我们这批老干部有所发觉,但不敢说,更不敢写成文章誓死抗争。你哥将来一定会被历史作出公正评判,可惜他年轻有为,以命相搏,自我牺牲,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抗击‘阶级斗争理论’的先驱者!”黄老干部说着双眼冒出泪花,我听着更已热泪盈眶,饮泣不止,在旁的潘世兹教授也“唉!唉!”连声惊奇。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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