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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沉冤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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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9月24日)
    
    黄浦江是上海地区的母亲河。自从公元前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春申君黄歇倡导开凿,又名春申江,滔滔流淌二千多年来,她孕育了千千万万上海地区的儿女生存发展,也吸收、溶流着他们千年万代,祖祖辈辈的泪与血。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上海多少人士与全国民众一样在呻吟、涕泣,母亲河黄浦江同样在汩汩鸣怨,日夜愤流。她敞开了无私博大的胸怀,让无数含怨儿女投入而解脱劫难。正如有人所说“浦江不应满,你我血泪流。”我们小厂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电工裴师傅,就是这样沉冤黄浦江的。
     老裴师傅解放前在码头当过搬运工,因手脚勤快,为人爽气,做了个小工头。旧社会,生活在码头、脚夫等低层行业里,为求糊口养家,参加民间帮会、拜老先生,那是难免而司空见惯的平常事。解放后,工人当家作主,裴师傅积极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自学了电工手艺,当过一家厂的小干部,后调来我厂仍做电工。他生来嗜酒好饮,几杯黄汤下肚,闲话特别多。他快人快语,向自己的徒弟吹了解放前这段个人身世。谁知经受了阶级斗争思想深刻教育的徒弟牢记在心。“文革”一来,形势大乱,“亲不亲,路线分”,什么师徒之谊、朋友之情、家属之恩,都没有了。这个耶稣的徒弟犹大,参加了造反队,小人得志,先拿自己师傅开刀,以求献忠心、立大功。他写大字报检举揭发裴师傅在旧社会是青红帮的大流氓、反动工头。于是栽在徒弟手里的老裴师傅被审查、批斗,牛棚、隔离。“文革”时人灵魂中的毒瘤在暗暗的发展,它恰恰损害着灵魂中掌管报答恩情的那个部位。裴师傅 (博讯 boxun.com)

    平时脾气耿直,做电工时难免忙碌中顾此失彼,或受别人计较几句会火冒发牢骚,长年累月总有得罪人处。那些对他有成见的人纷纷加入了整他的队伍。他们用红油漆在他电工背心上写“牛鬼流氓裴**”。并责令他,每天下班回家路上敲着簸箕,在专政队员监视下,步行三站路,一边敲打一边叫“我是牛鬼流氓”。老裴师傅在牛棚里告诉我:“我干了什么作孽的事,要这样惩罚我?甘愿抓进去坐牢,也不愿受这活罪!”他又说:“小兄弟,你知道,我敲打着回家,看到孙子满脸泪水躲在路边瞧我,真想地下挖个洞钻下去!作孽啊,我的老脸往哪放去?不如死了好。”没有几天,裴师傅再也受不了这般非人的凌辱,独自夜里悄悄跳了黄浦江。据说水上公安捞上他的尸体,在他口袋里没有找到遗书,仅找到一份“公安十六条”即“要文斗不要武斗”。裴师傅投入了养育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母亲河,是去诉说个人的冤愤,还是寻求心灵的解脱呢?
    在“文革”暴虐高潮时,滔滔流淌的黄浦江成了暴政残忍的大自然见证人,几乎每天黎明可见浮江的尸体。我家邻居、儿时同学的父亲金龙山,他原是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主任。这是一个上千人的大车间,在他领导下生产月月超额完成,年年被工厂领导表扬。可惜他解放前是船厂的一个码头工头,也参加过当时许多穷苦哥儿们讲义气结拜子的帮会。国民党统治者逃离上海时,想破坏工厂、炸毁船坞,是他带领一伙不怕死的义气铁哥们,日夜守护保牢了船厂船坞。解放后,军管会给他记载立大功,当劳模,提拔为干部。他八个子女又参军又入党。“文革”一来,他顷刻成了“工贼”、“大流氓”,成了无休止的审查、批斗、隔离对象。最后逼得他走投无路,跳进黄浦江自杀。昔日靠父亲沾过光的子女们,一下子变成了“黑六类子女”、“畏罪自杀者的亲属”,后来又减轻些说成了“可教育好的子女”。母亲河挟卷着冤沉的无数灵魂,依然日日夜夜不停地奔流,冲出吴淞口,溶归了茫茫大海中。
    正是“高天滚滚寒流急”,无法无天的“文革”寒流滚滚,使人世间的一切亲情、人情都冰封冻结,留下的惟有冷酷无情。我厂的一位老工人邵师傅,饱经沧桑的身世阅历,使他早就秃发谢顶,平时还能过得去的平民家庭中,被“文革”狂飙撕裂得支离破碎。他在厂里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运动的飞来横祸,不料小儿子为了争取当“红卫兵”,竟“阶级觉悟”高涨,大义灭亲,反戈一击,向学校的工宣队揭发他老子邵师傅所谓“反动历史”。这位逆子是怀着兴奋鼓舞的心情进行叛卖的,要知道当时认为揭发父亲,划清界限是光荣的,是对毛主席的忠诚。老邵师傅忍无可忍之下服毒自尽了。老邵的老婆承受不了这一突然严重刺激,病瘫在床上,全家兄弟姐妹狠透了这个出卖父亲的孽子,赶他出了门。这孽子以出卖父亲的代价,最后还是没有参加成红卫兵,他醒悟太迟了。插队临走时跪在母亲面前求饶,母亲含泪说:“出身之父,养育之恩,你没有报答他,反而坑害他,你是孽种。我娘可以认你,但哥哥姐姐这辈子不会原谅你,走吧。”结果几年以后他自杀在农场。老邵虽然没有跳入黄浦江,但冤魂飘荡,无不随江入海,回归了大自然。
    眼看着李大姐上吊、老裴电工投江、老邵师傅服毒,造反派们却在天天叫喊“畏罪自杀,死了活该!”而仍在蹲牛棚、关隔离、受监督的二十多名“牛鬼们”,依然被他们残酷镇压得死去活来,几乎仅仅留着一口气,大家私下悄悄地都说:“还不如投入黄浦江死了,一了百了。”
    厂里“牛鬼队”中有一位梁大姐,山东人,有文化,说一口普通话。“文革清队”查出她抗战期间与丈夫在山西读书时一起参加了国民党。于是项目组几个没有文化没有历史常识的人批斗她,问她参加国民党干了多少反共的事。她大呼冤枉说:“当时有许多青年学生想去延安去不成就在山西太原参加国民党,是为了抗日,那时的国民党是抗日的。”项目人员训斥她“放毒”,说国民党从来没抗过日。梁大姐争辩,当时国民党汪精卫一派是投降日本的,在南京当汪伪汉奸,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退到武汉,后到重庆,是抗日的。批斗人员硬说她“美化蒋介石”,加大了战斗火力,逼令她读毛选《敦促杜聿明投降书》。项目组长还振振有辞地说:“蒋介石是投降派,从来没有领导过中国人民抗过日本。当时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直到胜利,是林副统帅打下了辉煌的扭转整个抗日局面的平型关大战!”梁大姐有口难辩,只有说“参加国民党不等于反共,那时八路军就是国民党的编制,共产党里毛泽东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都参加过国民党。”这一辩可不得了,造反派立即冲上去把她打倒在地再踩了一脚,高呼口号:“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不倒!”我在旁边陪斗,正想开口证明梁大姐说的是历史事实,但想我这个现行反革命在此还有说话的权利吗?说了反而会连累梁大姐遭更大毒手,只得心内自忖:只怪教育当局不尊重历史事实,在解放后所有中小学教科书中,不敢实事求是写出国共第二次合作,就是共同抗日,当时中国统一的抗日领袖,连毛泽东都说是“蒋委员长”,抗日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蒋介石代表中国与苏联斯大林一起,参加了国际上召开的中、苏、美、英、法胜利国际会议,并发表了“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可怜无知的造反派好汉们却对中国现代史一无所知,硬说凡是参加国民党的是反共的,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梁大姐为此遭受肉体、精神上的无比摧残,日夜以泪洗脸,几乎被逼上绝路。
    厂里还有位姓陶的老工人,原是五金行业的一个工商业主,公私合营并进了街道工厂,后变成本厂工人。清查队查出他是个“地主”。他叫苦连天,说自己从10岁起跟与父亲分离的母亲在上海长大。父亲死后早就把乡下田产分给了异母的几个长兄,他一分地一间旧屋也没有分到,乡下的土地在土改后早归合作社、生产队。他本人来上海后从未去过乡下,根本没有收过当地农民一升粮,这“地主”帽子怎么戴得上?造反派说他“狡辩”,并训斥他:“老地主生出的儿子,身上自然流着地主分子的血液,血统上一脉相传。你虽然没有去过农村,就算‘工商地主分子’!”陶师傅万般冤屈辩不明,造反派一言既出便为“法”,再不识相拳头巴掌一齐来教训他。这样暗无天日的苦难叫年老的陶师傅怎样过下去?
    另一位朱大妈老工人,年近60岁,平时性格开朗,加上长相生来端庄,所以不见苍老。造反队却妒忌她“老当益壮”,硬是把她打成“双料反动婆娘”,即是“地主婆”又是“资本家老婆”。其实,朱大妈自小也是苦命人,16岁父母做主嫁给乡下老地主做妾,土改时老地主去世,她穷人家出生,身无分文逃难到上海做保姆,后来嫁给了一个小资本家。于是她得了这个双重反动身份。实际上再嫁的丈夫肺病死后,她家境败落,只留下几台破旧的冲床机器,她巴不得公私合营上交,自身进街道工厂混口饭吃。寡妇孤女拖带四个子女,长期操劳重担,任劳任怨度日。不料“文革”没有放过她,抄家批斗,从里弄到工厂,她被戴了二顶反动帽子。有次在里弄批斗她时,她的女儿为了划清界线,冲上去打了她二记耳光。朱妈妈确实想不到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会如此绝情冷酷,使她人格上,精神上再也受不了,从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好端端的朱大妈变成了痴呆,一下子白发披散,双目滞碍,经常胡言乱语,真像个尚有一口气的活死人。
    “牛鬼队”里悲惨的景象触目皆是,诉不胜诉。旧社会里人变成了“鬼”,后来解放后把“鬼”变成了人,出现了著名《白毛女》传奇故事。谁能料想到,在全国大陆解放十七年后的“文革”风暴中,千千万万的人又被变成了“鬼”。正不知地狱有无国界之分?假如地狱里有一方标在中国名下的空间,那里一定会水泄不通地挤满冤死的灵魂?领袖拿贱民的血来祭“文化大革命”大纛。“文革”像张开了血盆大口的巨禽怪兽,一口又一口吞噬着一条条生命,而将幸存苟残的“牛鬼”们万般折磨肆虐得魂不附体,心灵早已恍恍惚惚,犹如随着母亲河黄浦江飘飘荡荡,沉冤到茫茫无际的汪洋大海,不知何处是岸呵?!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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