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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恐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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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9月17日)
    
    坐了两年零三个多月的牢,今天我终于跨出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大门,回到了日晖四村12号,原住的二楼16室早已被造反派强占去了,我只得挤身到4室大姐家中。
     这是发生在第二次被拉到社会上批斗后十天的事,1969年2月下旬。那天我突然被叫到“1548号,整理好东西”。我把一些日用品、几件衣服留给了3座胡兄,临走又脱下脚上的皮鞋送给他。这双皮鞋原是辉哥穿着进牢房的,他遇难牺牲后,作为遗物被父亲领回。为了暗示三哥已走,父亲又把这双高帮军皮鞋送进一所给我,但我当时意识不到。现今我要出去了,对一向关心、同情、鼓励我的胡兄,活像辉哥一样有思想有才华的3座,确实依依不舍,所以送给他作留念。胡兄紧紧地拥抱我,祝贺我出去,并且低声叮咛道:“兄弟要活下去,要期望看到公道战胜邪恶的一天!”他预测我回单位戴反革命帽子的可能最大。凭他那睿智聪颖,估计我出去后日子也很艰难,所以谆谆嘱咐我,反复说,“活着就是胜利!”,我与胡兄在狱中患难与共,无话不谈,成了思想密友,临别时我一再感谢他对我的照顾与鼓励,相互万分留恋。谁能料到,这次与胡兄分手,竟成了诀别。这事后面再说。 (博讯 boxun.com)

    我回到了家中,“反革命”也罢,“管制”也罢,终会比坐牢时自由一点了吧!可是当我内心庆幸自己脱离囚笼踏进家门时,满头白发、目光呆滞的年迈双亲,脸上竟没有丝毫笑容。老父亲被里弄专政折磨得腰弯背驼更厉害了,双目瞪瞪地端详我许久,枯皱的嘴唇翕动,不知说了什么。一辈子很少流泪的老母亲眼泪汪汪,不知是喜出望外的热泪,还是悲惨伤心泪,只低声亲切地说了句:“文忠终算回来了。”掩泪转身向里小间走去。这时,附近居民老老少少,包括几个戴红袖章的造反队员,一齐拥到我12号门墙口,有些踏至我家门边,乱哄哄地嘈杂指点说:“刘家小囡回来了”,“文忠出来了”,“去,去,去!看什么西洋镜,还不是里弄里多了个反革命管制分子!”……老父亲颤抖着双手,轻轻把家门掩上了。
    我是一所宣布我“戴反革命帽子,回厂监督管制三年”,由警车送回原单位徐汇五金厂,经过厂革会造反派头头训话后,才自己回到家中的。晚饭后,我顾不得父母年老要早点休息,也顾不得自己明天一早六点钟按规定需进厂监督劳动,再三再四地向父母与大姐询问我与辉哥进牢后家中情况,提到辉哥,亲人们掩面痛哭失声,泣饮不止。从父母与大姐们断断续续的哭诉中,我才知道了许多恐怖的往事。
    时光倒流到1966年11月26日我与辉哥一起被捕的恐怖之夜。当时正在上海养产哺乳的三姐文珠,睡床上面有一扇小窗,正对二楼的楼梯。二楼16室就是我与辉哥及父亲居宿的小屋。那天夜里三姐躺着心里慌慌的,临睡前看到辉哥一直抱着小外甥囡彤蕾呆坐了二小时,三姐似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眠。只听见上下楼梯的脚步声比平时多得多。接近午夜时,起风了,12号门墙大门被初冬的北风刮得乒乓响,寒流一阵紧逼一阵,三姐的心也是阵阵抽紧,迷迷糊糊一夜未睡着。她枕边仔细听着,外面并没有汽车发动声,估计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天还未亮,凌晨五点钟,老父亲下楼来,惊呆兮兮地说,文辉、文忠都被捉去了。三姐、大姐与母亲,一下子跳起来,问什么时候的事。父亲说大约深夜九、十点钟,民警冲上来先抓走文忠,再押走文辉,便衣认真仔细搜查,连一角纸屑都不放过,到凌晨三点,拿了文辉写的一大捆东西才离去。三姐问父亲,他们俩兄弟究竟干了什么?父亲说,几个月来,文辉一直在写东西,写了东藏西藏,他劝说也没有用,心里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三姐感到很后悔,傍晚听说派出所开紧急会议,早有心灵感应的预兆,为什么夜里不上楼去看看,见见我俩兄弟,尤其是文辉哥,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怕从此永诀了!三姐慌忙查看从陕西带回的传单,以及兄弟外出串联所得的资料,把它们统统塞进婴儿尿布堆里,怕因它们连累我俩兄弟。上午九点光景,派出所民警小唐来我家,把父母叫到屋外站着训话,说什么你二个儿子都是反革命,你们要老实配合政府揭发交代。三姐上前问:“唐同志,他们到底犯下什么罪?”唐说:“反正是反革命罪!”那天一夜北风呼叫,第二天人们都穿上了棉衣。三姐想,忠弟的球衣球裤全由辉哥帮他洗掉了,辉哥自己也是一身两用衫,他俩兄弟怎经得住天寒地冻呢?三姐就问唐民警,什么时候可以去送棉衣棉被?唐说,上面会通知你们的。当时三姐、大姐、父母都没料想到辉哥会写那么激烈那么系统的反“文革十六条”的匿名信。三姐安慰父母亲,叫他们先放心。然后为辉哥与我准备过冬被褥与棉衣裤。辉哥一向清贫,衣衫单薄,三姐专门给他新做了一件棉背心,辉哥患严重鼻炎,三姐买了些滴鼻炎的药水。大约过了一星期后,派出所才通知家属可以把棉衣服送进去。三姐一直担心辉哥与我在监牢中将被冻成什么样,何况我是个残疾人,她常与大姐、父母亲一起唠叨挂念,说着说着,合家都纷纷落泪叹息。二年多来,父母亲,姐姐们,为我俩兄弟担惊受怕,多少个夜晚难安睡,尤其当辉哥被枪杀遇害,噩耗传来,合家痛哭,恐怖万分。
    那是1967年3月23日下午三时许,母亲和大姐抱着未满一周岁的三姐女儿彤蕾从外边回家,看到一大群无知的邻居,疯狂地拥向我家12号门墙口,而且越聚越多,不仅有日晖四村居民,还有旁边市民新村的,数百人把我家团团围住,水泄不通。他们肆无忌惮地把我家房后边花园篱笆推倒,树木花草被践踏履平,又把我家四室的门窗砸碎,一批人声嘶力竭齐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刘文忠、刘宗汉!”派出所民警冲在前面,逼着我母亲,高叫“快快交出枪决刘文辉的子弹费!”我父亲刘宗汉早已被里弄专政队押着,跪在家门口,头上戴着高帽子,上写“反革命分子刘宗汉”,“刘宗汉”三字被红笔打了大叉叉。父亲脖子上挂着一块厚重大牌子,上写着“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背上被用墨汁写着“严惩反革命分子刘文忠”刘家的姓名无一不打着叉叉。父亲已被疯狂的“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面对家门口这场惊天动地的劫难,母亲紧紧抱着惊吓得大哭的幼婴外甥女,坚强地挤进人群往家里走。这时一些造反派与不懂事的小孩子一起抓起地上的泥巴与垃圾,发疯似地向我母亲身上扔去。母亲急忙用头、手、肩掩护怀抱的幼婴外甥女。一个好心的邻居阿奶,拼命挤上去抱走了小彤蕾。我大姐惊恐得跺双脚大哭,又要保护着自己的儿女不受疯人们欺侮。大姐的十多岁儿子,我最大的外甥想上前去保护遭打的外公外婆,反被一群红卫兵揪出去打一顿。另外两个6岁、10岁的外甥都吓得躲到床底下,浑身发抖大哭。这时,附近群众闻声也赶来观看,混乱聚集,人山人海,“打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惊心动魄。派出所民警与造反派头跟进我家中,掷出二纸枪杀刘文辉的判决书,三令五申强要当场讨走“子弹费”,我母亲坚忍着眼泪,默默地拿出了四角钱。他们拿到“子弹费”,挤出人群指使红卫兵、造反派说“对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这场暴虐一直持续到天黑,当发疯的人们自己感到疲劳才逐渐散去。不料晚饭后,又有不少人向我家4室门窗掷石头,把几扇窗子的玻璃都打碎了。大姐只得临时用床单挂在窗上,稍挡春寒。
    在昏黄的电灯下,大姐颤抖着双手,惊恐万分地打开民警掷下的那份《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落着眼泪轻声念给母亲听。“判决书”上罗列刘文辉罪行: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法院宣称刘文辉“是一个罪大恶极、拒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为“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另一纸是法院给刘宗汉的“通知”:反革命犯刘文辉,已由本院判处死刑,并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我院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将刘犯文辉执行枪决。
    刚刚经受残酷批斗的老父,不顾头颈撕裂、腰腿剧痛,颤巍巍地伸手从大姐处拿过这二张夺命纸,抖抖嗦嗦地抚摸着,连声长叹:“我刘宗汉作了什么孽,要遭到如此报应啊!” 我害了辉儿,我株连了全家,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阿!父亲的哀怨催人泪下。从不落泪的母亲嚎啕痛哭了一夜。一家人惊魂失措,个个坐待到天明。
    第二天,有关枪决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文辉的公判海报张贴满上海大街小巷,自然首先贴到了我家住的日晖四村弄堂口,贴到我家12号大门墙上。从这以后几个月中,整个日晖四村288户人家,加上附近市民新村许多居民,都象参观动物园一样,天天围着这个出了三个反革命分子的“杀、关、管”人家指指戳戳,说长道短。人们纷纷议论:
    “刘家二个儿子都被枪毙了!”
    “什么事?”
    “反革命罪可大呢!直接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
    “不,小儿子没有枪毙,还关在里面。”
    “可能下一次枪毙!”
    “小儿子是否是那个脚不好的阿翘?跟我家阿四是同学,年纪刚满20岁,怎么搞的,干这种事?”
    “听我儿子说,是他阿哥带坏的,阿哥是个顽固的反革命,不怕死,右派,组织偷渡被戴反革命帽子管制,这次又与无产阶级专政作对。”
    “派出所说,他在里面还坚持反动立场,应该枪毙!”
    “刘家老太婆真作孽,嫁了这么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苦了一生,二个儿子枪决的枪决,关的关,还向派出所民警交了四角钱子弹费,碰到别人早发疯寻死了!” 自辉哥死后,父母亲进出家门经常遭人骂,丢石头,他们的处境更恶劣。
    说到这里,母亲默然自语,那时如果不是身边带着三姐天真活泼的独生女彤蕾,她真有可能难以支撑下去。我追问父母:“你们没有保存辉哥的骨灰?”他们痛苦的说:“在这种残酷疯狂的年头,哪有胆量去要骨灰。”父亲含泪对我说:“也好,这个倔强儿子迟早会被他们杀害,早走,免受了数不清的折磨。”
    夜深了,父母亲、大姐们边泣边诉的恐怖记忆,像打开了堤闸,浊流滚滚地汩汩流淌不尽。听着亲人叙述,令我心潮难平,辉哥没有留下骨灰,没有坟地,没有人敢为他清明烧上一把香,苍天何等不公啊!我对着窗外黑夜伫立良久,暗暗发誓,我兄弟将来一定要为你申冤,为你树碑立传。
    这一夜,大家在提心吊胆的惊恐气氛中迷糊过去。天蒙蒙亮,我赶忙爬起来,擦把脸,顾不得泪眼通红,出门搭乘早班公共汽车,去工厂接受监督劳动。踏进厂门,时针指着五点三刻。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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