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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监狱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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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9月05日)
    
    
     在华东地区关押政治犯、重刑犯出名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内部也造反了。不是关押的犯人造反,他们都是不敢乱说乱动的囚徒;而是一所内部的管理人员起来造老所长的反,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博讯 boxun.com)

    起先我们这些在押犯人是毫无知觉的。那天门外叫喊提审我们牢房的一位老犯人。牢门打开,大家不由吃惊,进来押带犯人的看守不是原先那位,而是平时来送饭的伙司员“独眼龙”,只见他左手臂上戴着“上海市公革会”造反派红袖章。“独眼龙”神气活现地带走了犯人,把牢门关得“嘭咙”震天响。于是我们纷纷谈论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烧到监牢里来了!”“造反,造反,这年头,什么都要反了!”“伙头军当上了看守员,原来的看守、训导员不知怎样了?”“老所长管了一世的监牢,说不定自己也要进监牢了……”2座老校长、11座大学生却默默不语,摇头叹息。
    在一所,伙房里有四个伙司,应该说他们是最受犯人欢迎的。因为一听到他们“开饭”吆喝声,本来静坐的犯人个个来劲,人人伸长脖子,拼命嗅着鼻子,赶快站起身来,我快步站立到牢门边,倾听他们的脚步,预测他们来到本牢房门口、掀开送饭小框洞的时间,丝毫不间歇地承接他们伸送进的饭菜。犯人们每星期除了周五有一小块红烧肉外,几乎顿顿吃的是市场上最便宜、质量最差的菜。大家给伙司们分别起了称呼:老山东、老宁波、独眼龙。这位独眼龙,虽然只有一只眼睛,但是一脸横肉,态度凶悍。几个月来,由于我殷勤灵活,承接爽快,并次次说声“谢谢管理员”,博得他的欢喜,所以对我态度还可以。谁知他这次也起来造反,真的窜上了“管理员”头衔。其实(据说)这三个伙司都是老革命,因无文化,只能屈尊当伙头军。伙房里另一位伙司是个年青人,犯人也称他“大学生”。据老犯人说,他也毕业于政法大学,当过审讯员,是因为与女犯人出了问题,才下放当伙头军。伙房是看守所内部的底层,造反往往是从底层的人们开始,这在一所也不例外。我们很快就知道:原来被下放当伙头军的“大学生”,一夜摇身而变,当上了看守所造反派头头。独眼龙与老山东都戴上了造反派红袖章,窜升为看守。原来对犯人态度恶劣的管理员,有的升为训导员,有的保持原职。有几位对犯人态度比较温和些的管理员都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原来的训导员让位降为看守。而那位被老犯人称为“有修养有学问”的老所长却进了牛棚(关押牛鬼蛇神的“简易牢房”),后来又听说他到“五、七干校”去啃泥巴了。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6月正式全面开展,到66年底掀起集中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党内走资派猛烈开火的新高潮。1967年初,上海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月革命”,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高度赞扬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从此,全国全党全面开展“向党内走资派夺权”。2月5日,原中共上海市委被推翻,原市委书记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都被靠边、隔离、批斗,上海地区成立了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首的据说是当代“巴黎公社”的“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市原公安局由造反派组建的“上海市公安革命委员会”(简称“公革会”)所取代。据说,张春桥把“上海人民公社”创立报告给毛主席,毛对“公社”一词不甚欢喜。张春桥立即把它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毛高兴地说“革命委员会好”。从此全国各省市、各地区、各基层工厂农村,全面夺权,全是清一色的“革命委员会”。这样,中央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忽儿想到台湾还在国民党手里,立即慌忙更正,加了“除台湾以外”字样。所有这些国家与上海市时政大局的剧变情况,关押在牢房中的我,是在后来才逐渐知道的。
    由于监狱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地,是关押成千上万犯人的场所,不能随便作乱起来,所以文革造反狂风巨浪起先很难刮进这里来。直到市革会成立,大局基本稳定,“砸烂旧公检法”的呼声甚嚣甚上。67年春夏之交,第一看守所内也准许抢班夺权,生活腐化的伙头军造反当头头了。从此世道真的变了,造反派改变了原来的监狱面貌,把社会上一整套对付四类分子的违法手段也刮了进来,造反派看守对犯人的打骂、体罚加重了。上班的看守都带着红袖章,表明他们与旧公检法划清界线。牢房大门、走廊、审讯室和放风场上,到处悬挂、张贴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绝不施仁慈”“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长条横幅、大幅标语。原有的“放风”规定取消了。犯人每天的定粮减少了,三顿缩并为二顿,开水供应从每人150CC降为120CC。造反派看守说得好:“这叫做‘节约闹革命’!”和“绝不向敌人施仁政”。他们自己忙于天天开会,学习毛泽东思想会,批斗走资派会,相互间勾心斗角、罢官夺权大会。他们中不少造反派还忙于外出串连,参与社会的批揭斗争活动,所以监牢里管理人员越来越少见,原先一层楼看守有二、三个,现今整个三层大楼内,很少听见看守的吆喝声。
    犯人们每天吃的饭菜、开水减少了,整天被关在斗小房里,丝毫没有出门活动的权利,牢门外看守管理人员稀少,监视放松,于是大家在牢房里随便聊天,谈古说今,甚至肆无忌惮议论外面政治、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来管束,精神上反而放松了许多。我却趁此机会深一步向同牢房的人请教学习各种知识。
    9座这位解放前卜内门的老人,他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烟草、棉花、桐油方面质量监测权威。听他说,19岁进卜内门一直负责检测从中国各地收购的棉花、烟草、桐油,然后运往美国及世界各地。他长年积累下来的经验,连美国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不需要用化验检测仪器,只凭手摸、嘴尝、鼻嗅,马上能正确无误地说出物资的产地、年份、品质品级。他解放前身世有点与我父亲相近。他解放后一直被上海外贸进出口公司聘为资深顾问,直到1963年一次无意交谈,把外贸仓库棉花、桐油国内库储数泄露给一个老卜内门香港同事,结果酿成大祸,使中国当年在香港国际市场吃了败仗,损失巨大。他也因此锒铛入狱。他对我仔细讲述的检测棉花、烟草、桐油的方法,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听9座说:英美许多老牌在沪的跨国公司(亚细亚、卜内门、美孚等)不少高级职员都被拘捕关进一所,怀疑他们的罪名是里通外国,出卖情报给美英帝国主义,搞反革命活动。
    5座日本教授是位中国通,长年在中日两国商界与文化界交往。我告诉他,我有个叔叔刘大同,解放前一直在日本洋行公司任职,后又从事报业,当过新闻记者。日本教授说“知道、知道,曾打过交道。”我从他那里听得最多、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关日本明治维新的先驱伊藤博文的故事。他把博文先生与康、梁先生作了比较,分析他们成功与失败的原因。19世纪中叶,伊藤博文等日本维新志士就开始学习西方,出访欧美诸国。他们学习西方搞民权、搞立宪,看重西洋科学,特别吸取其军械技术,提倡“求知识于世界”。同时他们又崇尚中国传统儒学,遵举孔子的“忠孝仁义”,结果使日本帝国俨然变成东亚一霸强国。所以在中国革命先驱推翻满清皇朝的历程中,像秋瑾、孙中山、陈其美、黄兴等都去日本求知或政治避难,把那里当作基地与跳板。包括起先的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早年蒋介石,都在日本待了好长时期。后来鲁迅郭沫若等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也与日本民主人士关系特别好。日本教授不无自豪地说:“在亚洲这广袤的地域中,惟独日本没有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全然是明治维新的功荣。”我不由自主地反驳道:“你们后来侵略中国,屠杀了几千万的中国百姓。”日本教授面色尴尬地解释:“那是军国主义们干的,日本老百姓还是对中国友好的。”
    大家在牢房里说东道西,自由畅谈,有些犯人却愁眉苦脸,沉默度日。因为监牢内部造反派忙着批斗夺权,对犯人几乎不再提审了,而提审停顿必然推迟结案,使得不少犯人心中遥遥无期地苦等。我问11座大学生,你是学政法的,难道国家没有什么公检法规程时间限制吗?大学生苦笑回答:“有了都可以推翻,不要说没有。现在造反了,时局大变,一片混乱,以后不知道又该怎样了?反正是不明不白无限期的囚犯,真的要把牢底坐穿了!”在第一看守所,长期关押带来的饥饿、疾病、非人待遇并非是犯人苦难的全部,犯人真正的痛苦是叵测命运对精神的压迫与恐惧,最大的折磨是漫无尽头的未决等待过程,一年、三年、五年……躯体的饥寒交迫与心灵的恐惧无奈迭加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政治犯的生涯苦难。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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