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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幸尝智慧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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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9月01日)
    辉哥在被打成右派后,日常劳动之余,一头钻进了古今中外名著经典之中,从人类知识海洋里寻求人生哲理、生命真谛,使他豁然开通,敢于思考,献身真理。所以他有“幸尝智慧果”的警句。我因追随辉哥,亦被关进牢房,经过誓死抗争,来到204房这十一位犯人中间,发觉这批政治犯都是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正如他们所说,这上海第一看守所是华东地区关押政治犯的重地,称“模范监狱”,没有级别档次的是进不来的。其关押人员或外籍犯人,或派遣特务,或市级文教卫生系统的名人教授及市属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凡政治犯的重刑犯、无期或死刑犯,都经过一所关押判决。它属市检察院起诉,中、高级法院判决,与一般区、县级的不同。老犯人还告诉我,一所判出去的犯人一般在10年徒刑以上,在这里关四五年是不稀奇的。他们对我的无保留诉说,或称循循指导,既使我感激,又使我焦虑,真不知辉哥的命运如何?又不知我自己要判几年?看来我要作好长期坐牢的充分准备。我想,与其混天消日下去,还不如趁遇上这些有知识肯传教的人的特殊机缘,向他们虚心求教。辉哥曾指教我,一个人要像海绵吸水那般永不满足地吸取知识。我现今不正好有这机遇了吗?想通了这点,我一方面日常老实地服役,勤恳给同牢房人服务,另一方面想方设法了解他们的过去经历,就各人的某一专长虚心请教。所以从大环境上说我已剥夺了人身自由,但在牢房这小环境,我又能自由地学习各种知识,我似乎踏进了一座社会最低层、却蕴藏着万宝全书的特殊大学里。
    我开始了解同监十一人的大概情况。1座是位50多岁的韩国籍的国际海员,63年进所。2座是人称“校长”的70多岁长者,他姓郁,解放前曾任上海国民党市政电讯局局长,解放前夕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据说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胡适的同辈学弟,他是1961年进所的。3座是位作家、诗人,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1956年进所。4座是位传教士,我国北方人,早年在梵蒂冈深造,后派回到中国。5座是位日本人,曾在圣约翰大学任教,据说与鲁迅好友日本内山丸造先生是师生关系,60多岁,他们两人都是60年入监的。6座就是曾夜晚帮我打开反铐的飞行员,浙江人,现年39岁,据说是美蒋派遣特务,他是62年底在福建被抓的。7座是复旦大学右派教授,他在57年底进所。 8座是位45岁的香港商人,9座是原英国在沪最大商行卜内门的管事,他们两人是63年进来的。10座就是曾告密我的一位共产党处级干部,姓曹,50多岁。11座是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生,人称他“大学生”,在市公安局(政保处)做过实习审讯员,他们两人是64年左右进所的。我排为第12座,最年轻,刚交20岁,实足19岁。听老犯人讲,像我这样年龄进一所是没有见过的。他们见我很乖巧,拜所有人为师,都敬爱他们,能讨他们喜欢,所以都乐得把自己所有的知识传授给我。我已学会了同他们各人个别接触的讲话技巧。为了轮流请教,我又成了监房里唯一可以随便与人调换座位的幸运儿,他们乐意为我提供方便。
     在中国现代史上,先后有两位姓胡的海内外瞩目的文化名人,前一位是胡适,后一位是胡风。进监前,我已从辉哥处略知他们两人的情况,但真正比较深刻了解,还是请教了同牢房的两位老先生才清楚的。 (博讯 boxun.com)

    2座的郁校长告诉我:胡适老先生在中国享誉盛名四十年而不衰。他的一生犹如玻璃缸里的一条大金鱼,他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都被中华同胞所注视。他是中国现代最了不起的人,包括像毛泽东等中共早期一代革命家都受过他的启蒙。胡适是五四革命运动的首席领导者,他倡导民主、科学,猛击独裁、愚昧,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崭新时代,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校长说:胡适接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和赫胥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和陈独秀、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在当时都处于谋求救国方略的“拿来”心态。胡适曾说过:我的思想受两个人影响最大,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杜威教我怎么思想--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这两个人使我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胡适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发展成细心的搜索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的求实证。他的方法论为其政治理想--科学救国、改良社会、再造文明服务。胡适堪称现代中国文坛的“圣人”。陈独秀与胡适原是挚友,早年在北大陈强拉胡倒向革命,胡对陈说:“你相信你的马克思,我相信我的杜威,各不相强,何必都走一条路。”陈独秀晚年又回到了胡的思想领域。胡适与共产党的对立,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共产党宛如一支革命火炬,胡适犹如一盆改良主义清水。水与火如何相容呢?胡适本人是位性情憨厚、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提携、呵护、熏陶出大批杰出精英弟子,像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顾颉刚、冯友兰、俞平伯、罗尔纲、吴晗、千家驹、刘海粟、李四光、罗隆基、吴健雄……等等。 郁校长还告诉我一件事,“五四”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一次他旁听胡适先生一堂课后,突然萌发了一个问题,想向胡适先生请教,不料,当胡适得知他是一个旁听生,而不是一个正式大学生时,便拒绝同他交谈,直到晚年,毛还深深记恨这件事。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精神领袖,成了每个掌权的独裁者拉拢和打击的对象。1945年7月1日,蒋介石政府派出国民参政会代表,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五人访问延安,商谈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民主建国之事。蒋派傅斯年(胡适的高徒)是想利用傅与毛在北大时的旧交,而毛则利用傅之行的机会,想通过他向远在美国的胡适转达学生的问候,想争取老师胡适的道义和精神上对共产党的支持,联络美国人的感情,取得美国对中共的好感。同年,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抗日胜利后国民政府访美代表团时,第二次受毛的委托在美国与胡适见面带去同样的问候和希望。但胡适都不领情,反而在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谈判时,托王世杰代发电给毛,并在重庆大公报9月2日刊登:“要毛爱惜中国的前途、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等等”--,从而使毛对胡适失去了一切争取的希望。
    据郁校长分析,毛泽东最怕胡适思想中的二点:第一:提倡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第二,提倡怀疑,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一切信仰,必须要经过怀疑、考证后才可以相信。所谓“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正是认识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解放后毛泽东在中国大陆首起掀起批判胡适、围剿胡适的运动,为什么单要向倡导“民主、自由、人权”胡适进攻呢?因为在他看来胡适教人怀疑、主张怀疑,这就使天下大乱、人心不安、惑人反抗。更因为中国知识界文化人受胡适思想影响实在太深太广了。当时郭沫若、周扬纷纷披挂上阵。郁校长他就是在这场运动中开始受难的。郁校长说:自从围剿胡适运动后,几乎所有的高知、学者、专家都自觉的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从新做人,唯有这样做,才能保全了生命。
    郁老先生还告诉我:现在报上常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百姓大批失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在许多国家并非如此。他在美国待了多年,知道世界第二次产业革命之际,美国一路领先,快速发展,只用了二十年时间就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发达国家。1913年美国的钢产量已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美国早已成为世界的小麦王国、棉花王国、奶牛王国,国内铁路公路纵横贯通,东西南北交通十分便利。那盛兴与实力确为各国望尘莫及。这也正是胡适先生所崇尚的自由思想客观实践的杰出范例。
    郁先生与我是同乡,祖籍是无锡人,他又称我小老乡,当他得知我父亲叫刘宗汉, 曾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並高兴地告诉我,他曾跟我父亲在工作上打过交道。郁先生可说是我当政治犯第一位启蒙老师,对我很关心,他教会我在监狱中如何防范小人,保护自已,我们很投缘,我也经常帮助他料理生活。他告诉了我自己的遭遇,他民国十七年五月畄学美国归来,先后受聘于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任职。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他率部分电信人员畄守上海,时任上海电话局长、兼总工程师,抗战时他用秘密电台一直与重庆联络通报,民国三十二年他先后二次被日伪逮捕,追查交通部畄沪通信器材和密电等,并诱以高官伪职投降,他始终没有答应,经当时上海闻人黄金荣出面担保得以获释,并婉拒去南京任高职,抗战胜利后至上海解放初,他出于爱国不去台湾畄守下来,一直任上海电信局长,兼交通大学副校长,到大鎮反时才辞职。一九六一年他被以历史反革命罪拘捕进一所,这是他第三次进牢狱。这一关就是十三年,这是后话。
    关于胡适的故事,来自台湾的6座飞行员补充告诉我:胡适一世清贫,晚年更是洁身自好,连住医院的医疗费用都支付不出,要靠朋友救济。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大会上演说突然倒下,与世长辞。他亲自参加了追悼会。他说台北民众黑压压的象海浪般簇拥灵车,凭吊胡博士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贫富,台湾所有城市空巷路祭,万人同哭。据说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许多人伤痛悼念他。可见历史是公正的,民心是衡量是非的真正天秤。
    “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事是我国解放后妇孺皆知的重大政治案件。我从同案人3座老先生处才窥悉其中内幕。他告诉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不仅仅是针对周扬、林默涵在文坛推行霸道主义,而且也是针对整个时局个人专权抬头的坏作风的。不料他的一片忠心诤言,却成了逆耳讨罪,不但不被理解,反而遭受了弥天大祸。胡风虽然没能阻止“文化专制局面”的到来与疯狂,然而他的预言是勇敢的。他的道德文章,他执着于真理,因忠得咎,以直报怨的悲剧遭遇,犹如中国古代的屈原,司马迁。3座老先生还告诉我胡风与鲁迅师生情谊的许多故事。鲁迅死时,胡风为首的一批弟子冯雪峰、肖军等都悲痛欲绝。胡风的巨大魅力,在于发扬了鲁迅人格精神所表现的持之以恒的表率作用。3座老先生可笑地说,在上海胡风同仁们被拘捕不久,肃反运动开始,那些坚决执行整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脑们,如市委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杨帆,都也被送进一所与他同为囚犯。我告诉老先生,我三哥文辉最崇敬胡风,称他为“殉道者”。正如辉哥所说:“可笑可悲的是当时积极参与整胡风的文化界名人周扬,林默涵,包括被逼表态的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茅盾……没有一个逃脱得胡风的下场。”从反胡风,到反右派,到这场文化大革命,都是造神运动产生的专制铁拳,更残酷更广泛地毁灭一切先进文化,全面摧毁着一切善良知识分子和全国全党的正直忠贞之士的人格与心灵,包括残酷打击最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灾难。
    在牢房的特殊大学中,我如饥似渴求教学习,使我心胸更广,心眼更亮,似乎觉得这样的 坐牢“待遇”还不算坏。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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