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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家庭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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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8月19日)
    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动员令。这是1962年,神州大地经历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折腾,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末期,把经济建设上的失误与自然天灾统统归结于忽视了“阶级斗争”。于是,领袖登高一呼,全党无不回应,狠抓“阶级斗争”,处处兴风换雨,从社会、机关、企业、学校直至波及千门万户的家庭。在我们刘家,可称为阶级斗争的“重灾区”。老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三儿子刘文辉是右派分子,作为共产党员,历经朝鲜战争烽火锤炼的二儿子刘文兵,义不容辞地执行党中央指示,听从毛泽东教导,以敏锐的目光、高度的觉悟,发现了自己家属中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样,同三哥文辉的“两条路线”的思想交锋,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然,平日里,二哥文兵在苏州,三哥文辉在浙江舟山嵊泗岛,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但每逢春节,合家团叙,在慰望父母、聊叙兄弟姐妹情谊之余,二哥与三哥的“唇枪舌战”必定是我刘家春节中少不了的紧张一幕。
    1963年寒假中,辉哥叫我到无锡老家乡下大哥处体验生活。我在那里看到,大哥家住房依然破旧简陋。晚上大嫂与三个侄女睡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破舍里,我与侄子睡在柴房草堆上,大哥一个人却去一处荒无人烟的半岛上看夜,以补贴几个工分口粮。白天,14岁的大侄女带着三个幼小弟妹,去铁路边捡煤渣,去荒地挖野菜。大哥曾不断上诉无锡县委,申请困难补助。来人一看他家确是当地村里穷得最叮当响、一贫如洗的特困户,但说,刘文德档案袋里塞着“特嫌”的结论,是“内控改造”物件,不属于下乡务农人员的政策补助对象。大哥被说得欲哭无泪,冤苦万分。我就所见所闻写了一份《无锡农村南刘巷农民穷困生活考察报告》,如实反映被三年自然灾害逼向贫困、饥饿、潦倒的当地农民生活境况,不少人暗中诅骂“人民公社”、“大跃进”,甚至暗中怨骂共产党。不知怎么让二哥文兵知道了,他把我叫到苏州严肃批评了一顿,并说我“小小年纪,中辉哥毒太深”,并警告我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毁了自己。我没有接受二哥的忠告,只知一心跟着三哥的思路走。果然,辉哥知道了,趁返沪探亲期间带我一起回老家看望大哥,与大哥共榻彻夜倾谈,鼓励大哥设法开垦荒地,生产自救,不要对上面政策存有什么幻想。看着像猪圈一样的农舍,看着侄子侄女们吃的是山芋、南瓜、野菜烧的稀粥,我们兄弟都掉了泪。回上海时,三哥把自己身上穿的厚厚的工作棉大衣脱下留给了大哥,寒冬穿着单薄夹衫赶回上海。在拥挤的车厢里,他主动将座位让给一个孕妇,自己却站立着全神贯注地读英语语法书,四个多小时站到上海。
     春节期间,二哥文兵也返沪探亲,同三哥文辉一见面,就提起了我写的这份“报告”。那天午饭后,二哥、三哥与我一起,相叙在4室家中内室里,各人泡好一杯茶,把房门关上,郑重其事地讨论起来。 (博讯 boxun.com)

    “三弟,你叫小弟文忠去无锡老家体验农村生活,作点调查研究,我不反对,”二哥一向胆小谨慎,说起话来思路严谨。他先肯定了我去农村的行为,但凭着他政治敏感,话锋立即一转道,“可是调查研究,首先要遵循毛泽东思想,要吃透党的政策精神,不该单凭个别事例,偏听偏信,把新中国的农村,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了的现代农村一团抹黑,把农民生活说得这样贫穷潦倒。这是否定了国家大好形势,是个严肃的政治立场问题。好在我们兄弟间家里看看,否则一旦传出去,就会闯大祸,被组织上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狠抓不放!”
    “调查研究,确实要观点正确,”三哥文辉听了二哥吓人的“大帽子”,一点不惊慌,呷了口茶,平心静气地回答说:“最正确的观点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小弟文忠到无锡老家文德大哥处亲眼目睹缺衣少粮、艰苦贫困的实际情况,又看到农村中许多农民生活也好不了多少,他们都几乎在贫苦极点的生死边缘上挣扎。小弟如实记录下来,这难道是人为的给农村、农民抹黑吗?事实是,家乡群众生活很穷,很苦,很不好,怎能抹着良心大喊‘形势一片大好’呢?从实际出发,调查报告,如果让组织上知道了,正好给他们反映了民众的赈灾呼声,怎可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呢?是谁向谁斗争呢……”
    “你这是在强辩!”二哥不让三哥说完,迫不及待地打断话头,神气严肃地教训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召开不久,毛主席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借着自然灾害发生的困难,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猖狂地向党反攻倒算。你却指使小弟去暴露农村的阴暗面,不正是迎合了这股反动思潮向党进攻吗?岂不是又犯了政治立场错误了吗?”
    “哈哈,越说越严重了。”三哥不以为然地讥笑二哥,“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做惯了党的驯服工具,毫不懂得人有自己的脑袋,应该独立思考。请问二哥,你了解老家乡下吗?你去看过大哥文德家情况吗?没有,你根本不了解当今农村与农民的实际贫穷苦境,只听信党的教导,不准老百姓说真话。客观事实是无锡乡下农村贫苦万分,如说是‘阴暗面’,客观存在着,为什么不能去暴露出来,向当局者进谏呢?这不是向党进攻,而是爱护党,爱护新社会的积极行动。”
    “爱护党、爱护新社会,就应该事事跟共产党走,句句听毛主席话!”二哥提高了声调,指着三哥与我的面,严肃正经地说:“一切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而且也是每个革命青年应具有的质量……”
    “跟党走,听毛泽东的话,”三哥急起打断他的话,大声地回驳道,“父亲不是这样吗?他不当汉奸,不去台湾,送你去参军,支持你去抗美援朝,结果呢?他还不是被党、被毛泽东极左路线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大哥不去台湾,响应党的号召,支持边区建设,做好抗美援朝后方给养工作,去安东鸭绿江边工作,结果呢?还不是受迫害,打成了‘内控分子’?!再说,二哥你是党的基层干部,明知毛泽东设‘阳谋’要陷害广大知识分子,号召给党整风完全是‘引蛇出洞’,你为什么不提醒自己兄弟我一声,眼看我竟成了‘出洞’之‘蛇’?!难道你当了党的驯服工具,站稳了阶级立场,连兄弟手足之情,父子养育之恩都忘了吗?你是盲目地跟党走,盲目地听毛泽东话,全然是 愚昧、盲从、奴隶相!”
    “大弟啊,家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我做哥哥的不同你辩论,”二哥摆出一副兄长的威势,断然地刹住三哥激昂慷慨的申诉,“我只说你一点,你这个人,自小调皮捣蛋,当年江阴街弄堂里邻居都说你是‘捣蛋鬼’,‘小强盗’,你向来强词夺理、自作主张,从小挨父亲打特别多,父亲怕教育不好你,强迫把你送进宝山教会学校住读,不准回家,你忘了?你记得吗,小时候竟会爬上屋顶,奔上奔下,故意唬人,一贯不听大人们的教导,从小叛逆反抗,长大后老脾气不改,处处别出心裁,样样自由主义。你戴上右派帽子能怪谁,该怪你自己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反抗上级,怀疑党政策。你就吃亏在性格倔强好胜,自以为是,你这种叛逆反抗精神早晚害死自己。我对你早已失望了。问题是你在影响、毒害四弟、五弟与小弟他们。这样下去,我们一家人都会坏在你手里!……” 二哥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担忧,不由自主地把手捧的茶杯重重地向桌子上一放,“哐啷”一声,吓得我目瞪口呆,连连打圆场地插嘴道:“二哥、三哥,你们不要吵了,都是我那份调查报告惹的祸。其实我仅是作为一篇习作,练练笔,实在没有像二哥说的那样严重。”
    “小弟,”二哥转向我教育道:“你还年轻,十六、七岁中学生,千万别学你三哥他的错误样子,毁了自己前途!”
    “我……我……”我吞吞吐吐地想辩白,看看二哥铁板的脸孔,又看看三哥激愤得通红的双眼说“我至今不觉得三哥有什么错……”
    “什么?你还不清楚?文辉的阶级立场十分危险,照他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走向自取毁灭的道路!”
    “嘭!嘭!”三哥连拍了两下桌子,愤怒地跳立起来,“不错,我小时候是调皮捣蛋,但我不会做驯服工具。我是个堂堂正正的青年人,我相信事实,相信真话,相信独立思考!我不相信任何人的谎话,也不考虑个人的前途,更不贪生怕死!四弟、五弟都已长大成人,小弟文忠也已是中学生了,他们都有自己的头脑,不需要你去教训,他们在事实面前会辨别清楚,究竟是你驯服工具好,还是我独立思考对?!”说完,三哥独自狠力地拉开房门,冲出去了。二哥给他气的连连摇头,并愤愤斥责道:“这算什么腔调?!”兄弟间闹得不欢而散,我心头忐忑不安。
    在以后的春节兄弟姐妹见面时,二哥与三哥同样发生了类似的争论,俩人一谈起时事形势,就会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家中人都称他俩是“冤家对头”,而二哥却一再表明,这是两个阶级、两条不同路线观念的争论,属于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问题,他做哥哥的,有责任向弟弟妹妹们交代清楚,免得其它弟妹受文辉的错误影响与思想毒害。辉哥则公开鄙视二哥的愚昧、盲从、奴才相,认为他早给共产党、毛泽东的愚民政策俘虏过去了,是他自己“中毒”太深,失去了做人的民主、自由的独立品性。二哥开口马列主义,闭口毛泽东思想。三哥就把建国以来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搞四清……一场又一场运动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人为灾难,滔滔不绝地反驳说:“这叫马列的什么主义?这是毛泽东的什么思想?还不是搞乱社会、祸害民众,特别是镇压广大知识分子,闹得中国大地百业难兴,民不聊生,死气沉沉……”
    对于二哥与三哥的长年争论,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老父亲连声叹息,明智倔强的老母亲则默默不语,老人家只担心骨肉反目,兄弟分裂。我与四哥、五哥嘴上不说,心里却佩服三哥的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实事求是的正义态度,一次又一次被他独立思考、大义凛然、刚正不阿的精神所感染,所敬佩,自觉或不自觉地照他说的那样去学着做。从表面上看,二哥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功臣,曾给我家带来过荣誉的党员干部,代表着党的路线,千方百计教化我们,而内心深处,我们兄弟姐妹多数是同情父亲、大哥与三哥的不幸遭遇,在思想上是站在三哥一边的。
    二哥是党和解放军部队里多年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不理解大兄弟辉哥历经苦难的切身感受,不认同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认识,更不允许激烈的反抗精神,所以长时期对毛泽东极左路线执迷不悟,赤胆愚忠,甘愿做一个驯服工具论者。但经历了后来十年“文革”浩劫,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教育,在历史的事实面前,二哥的认识也起了变化。我们敬爱的辉哥惨遭文革暴政杀害,在彻底平反昭雪后,全家人到辉哥坟上烧香磕头,沉痛悼念这位刚正不屈忠烈献身的义士时,二哥也终于自责反省过去的愚忠错误,误解了这位为国为民而“桀骜不训”的大兄弟。年近花甲的二哥颤抖地拿着毛笔,饱蘸红色颜料,修复了辉哥墓碑上的遗诗:“一生坎坷修真身,抗暴敢作普鲁米,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他一笔一划地描红着,面上神情默默肃敬,内心深处喃喃忏悔,他被这位光明磊落、坦荡一生的大兄弟所折服了。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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