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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刘家栋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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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8月19日)
    
    
     记得我在初中时,老师出了个作文题:《记一位最尊敬可爱的人》。我写的是三哥刘文辉。照理说,我的作文应该写曾给家庭带来光荣的二哥刘文兵。文兵哥是个党员、军官,抗美援朝战场负过伤,立过功,一身正气,堂堂一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像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所写的,是他们,是英勇顽强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可是我作文记述的却为当时已戴上右派帽子的三哥。我7岁那年父亲就失业回家了,12岁那年父亲被公开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是母亲与几位哥哥姐姐们抚养教诲我长大。其中二哥文兵、三哥文辉更是我从小崇敬的精神人物。但他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盲从迷信,对党无条件的服从;另一个是独立思考,敢大胆怀疑,不断考证来确立自己追求的目标。在性格上一个是软弱,另一个是刚烈。走的两条背道而驰的路。在我们刘家,除了大哥刘文德早去东北安东、后回无锡老家,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外,兵哥与辉哥对我们其余三位兄弟一个妹妹,包括父母在内,一直在思想上较量,争夺认同对象。多年较量下来,不知为什么,三姐文珠(即“一个妹妹”)、四哥文正、五哥文龙以及我小九弟文忠。似乎一致倾向于辉哥。尤其我小九弟,对三哥文辉处处佩服得五体投地,事事照着他所说的去做,去努力。然而凭心而论,我的三哥刘文辉,确实在我们大家庭中,无愧为佼佼的顶梁柱。他是父亲蒙冤遭难后,全家处于断绝生活经济来源、遭受种种打击迫害的危难境地时,刘家的刚倔不弯的脊梁骨。 (博讯 boxun.com)

    父亲1954年底辞职退居家中,失了业,没有了工资收入,全家人生活窘迫无计。二哥文兵早去部队是供给制,大哥文德一家年前离沪去了安东。大姐文玉进江南造船厂,二姐文慧进上海汽轮机厂。他们从微薄的学徒工资中节省下来补贴些家中,仍然入不敷出,困难煎熬。就在这时,16岁的辉哥主动从就读的大同中学停辍下来,进上海沪东造船厂当学徒。他勤恳学艺,日进月精,满师后很快学会了放样技能,评为四级工,晋升为技师,受援厂苏联专家称赞器重。他不仅技术能干,而且思想进步,1956年7月入了团,靠近党,不久担任了工厂车间团支部书记。他不仅把每月工资的80%(40元左右)交给母亲,支持家用,自己只留10元至多15元,作为一个月买饭票,购书籍报刊及生活用品;而且业余积极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在家中组织兄弟姐妹学毛选,并要求大家定期写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一再说,我们年青人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他生活俭朴,一年到头穿着工作服,除此就是二哥文兵留下的一套褪了色的军装,衣服鞋袜补迭许多,但总是洗得清清爽爽。有一次他厂里工作忙,一双袜子破了请二姐文慧补一下。慧姐翻来翻去见此袜子补过几次,厚厚补丁已无法再补了,即使再补贴上去穿着走路,肯定脚不舒服。慧姐就去买了一双新袜送给他。辉哥却无论如何不肯接受。他因为自己失去了学习机会,所以积极培养弟妹上学读书。自己尽量节省零花钱,以尽可能多地支持家中。他连每月的理发费也节省了,叫同事帮助剪一剪头发,更不用说那时年轻人追求的娱乐、跳舞、看戏看电影,这一切对他来说几乎都绝缘。他为了增加点收入,经常主动要求加夜班,得了夜班费,可以多一点支持家用了。为了继续业余学习,他报名读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夜修班和复旦夜大学。沪东造船厂在浦东,他下班后步行到庆宁寺摆渡口,到了浦西杨树浦,又常步行到外语夜校,尽量节约车费。在学习紧张、考试阶段,他怕夜里迟到,无奈向二姐借用了自行车,一过紧张阶段就还给二姐,因为他知道,这辆自行车是二姐一家人(包括姐夫与孩子)每天必用的交通工具,他不忍心长期借用下去,而宁愿自己步行上夜校。而一旦知道三姐文珠卢湾中学毕业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母亲正在为无钱筹办她上大学的费用,意想最好辍学就业时,辉哥急忙赶回家中,一方面祝贺文珠考取了大学,另一方面一再向母亲表示,宁愿他自己再累再辛苦,也要负责支持珠妹读大学。感动得母亲热泪盈眶,三姐兴奋异常。辉哥始终是处处严格刻薄自己,而尽力关心、支持全家人的生活,支持扶助弟妹们勤奋读书。辉哥对家庭的无私,母亲曾感慨地赞叹:“我养他十五年、而他加倍的回报了十五年。”这句话概括得再妥当不过了。
    辉哥在经济上支撑全家,在精神上影响与鼓励兄妹们奋发向上,他自己边上班边进修,升上四级工晋升工长,调进工厂检验科。这在上万人的沪东造船厂中,不能不算是佼佼者了。他的事迹曾上了报纸。1957年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全国人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向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及一切腐败作风毫不留情地开火。年轻有为、血气方刚的辉哥,向来对一切歪风邪气嫉恶如仇,他凭着所掌握的毛泽东思想锐利武器,敢作敢为,挺身而出,在座谈会上大鸣大放,公开向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提意见,又贴出大字报,向工厂党委书记生活上腐败作风开火。这时,辉哥兴奋地给大哥文德写信道:
    “大哥,我现在已经不是你过去想象中的小弟了。目前我们(家)的生活还相当艰苦,但弟妹都勤奋读书,所以我们家有希望,有前途。我现在调离车间,当检验员了。最近党中央要整顿党风,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共产党的运动真及时,党风再不整顿,共产党就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我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帮助党将党内的腐败风气整顿干净……。”
    毛泽东说得好: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认真”两字,而共产党人是最讲“认真”的。辉哥按照毛泽东的话,认真地响应党中央号召,揭露党内腐败作风,帮助党整风,一心要“将党内的腐败风气整顿干净”。结果呢,共产党确是最讲“认真”的,内部迅即认真地评定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就是说:刘文辉反党反社会主义!1958年春,刘文辉的父亲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在徐汇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上,刘文辉公然表露对父亲如此宣判不公正,向法官申辩了几句,公然怀疑党的庄严法律,如此这般算帐起来,刘文辉是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即资产阶级反动派。反右斗争明文规定在知识文化界进行,引蛇出洞是引出有知识文化的“蛇”,在工人群众中怎么也有右派呢?共产党当然可“认真”回答:毛主席早已说过,凡有人类的地方,总是可以分为左、中、右三派。工人群众也属人类,自然其中必然有右派分子,刘文辉就是典型。按理说1957年反右斗争已胜利结束。不料共产党认真地要作点“补课”,于是1958年春天,刘文辉这个青年工人就被补戴上“右派”帽子!
    平心而论,辉哥这次的上当可称“不大不小”,对他年轻气盛、锋芒毕露、嫉恶如仇的品格当头棒喝,他从此被调出厂技术部门,戴右派帽子在车间里劳动。他始终不明白,自己的一片好心、诚心,却遭受共产党的迎头猛击,团籍也开除了,团支书记享誉职务自然一撤到底了。辉哥是绝顶聪敏的青年人,他从此在工厂里埋头劳动,其余不问不闻,而在业余时间里,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凡事要问个为什么?”辉哥前思后想,自己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呢?父亲为什么会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呢?他同所有不幸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一样,亲身饱尝了时代的艰辛与不公,看透了世态炎凉,饱尝了人情冷暖,他在逆境中反而加倍坚强,刻苦学习,探索与品尝了人类思想光辉的智慧果。他开始追随胡适思想,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迷信、大胆怀疑用实验主义求证。他开始向中国古代传统的孔孟儒家文化探索、研究,他一连研读了先秦诸子百家书籍,通读了司马迁的《史记》,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读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书》……。同时他又向外国思想家求索,从古希腊的哲理,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大量宣传人文主义的世界名著,读了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的著名作家的经典著作,他又把鲁迅全集及郭沫若等现代名人的作品捧读再三……。辉哥沉浸在中外古今知识文化的海洋里,钻进了现代文明思想的智慧宝库中。他特别认同现代思想家胡适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学说,面对毛泽东一贯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发生了怀疑。毛泽东早年就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但从解放初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胡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胡风、直至57年反右派,这样一路斗一路反下去,“反革命”“右派”“地富反坏右”帽子乱天飞,搞得广大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人心惶惶,寝食不安,新中国能建设好吗?三哥不断从个人,社会各种实践中反思,探索,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来认识问题。
    被冤枉戴上“右派”帽子的辉哥,对家庭对我们兄弟姐妹一如既往地关心备至,体贴帮助不断。在兄妹四人中,受辉哥影响最早最深的要属四哥了。由于年龄关系,辉哥对这个大兄弟也最早倾注了启蒙思想教育。记得60年四哥学三哥榜样,体谅母亲持家艰辛,初中毕业后悄悄放弃升学去工厂报名当学徒。三哥很生气,但为了使这个十六岁就踏上社会独立谋生的大弟不迷失方向,上班第一天,辉哥请假亲自扛着行李送他到厂报到。再三叮嘱勉励他人生之路要谨慎,要作个正直刚强之人,并送给他一个“侃士”外号。为了扶正这大兄弟,有相当一段时间他规定四哥每天从沪西到浦东的沪东造船厂单身宿舍,同住同学习,他将自己从夜大学来的知识一点一滴面授给大兄弟,帮他走上自学自强之路。
    1961年春,大哥文德被安东单位一脚踢回无锡老家乡下。辉哥在第一个星期日,带着文正、文龙两位弟弟,备着木工工具,并把文德大哥原留在上海家中的衣物、生活器具一齐带去,来到无锡石塘湾南刘巷老家。辉哥看到大哥家一副狼狈相,一间破屋没有门窗。三人一起动手,帮他开了门。生产队划给他的几分自留田没有耕锄,向乡亲们借了农具帮助翻耕好。这一天累得他们三兄弟手脚发软。晚上一起吃了二碗稀粥当晚饭,倒在草铺上就睡着了。翌日凌晨,天还没有亮,因辉哥、正哥要上班,龙哥要上课,所以他们赶快摸黑起来,去乘早车返沪。临走时,辉哥留下自己节省下来的30斤粮票,在当时是比金钱还可贵的活命粮。这对于处在极度贫困之中,被生活压得几乎精神崩溃,走投无路的大哥来说,确是雪中送炭,感激不尽。临走时辉哥特别关照大哥说“不要饿了孩子”,一再叮嘱大哥要保重,坚强地生活下去。以后,每一个月寄去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生活费与加班费给大哥。经过一年多艰苦奋斗,大哥家里困境略有好转,一再要辉哥不必再寄钱补贴了,辉哥才停止了寄钱。
    对正在徐汇中学读书的文龙(即辉哥的五弟,我的五哥)辉哥一面帮助他奋发学习,特别要学好外文。此时他自己正在自学英语,而要五哥学好日语。辉哥把自己省下的钱,特地买了一辆自行车送给五哥,让他上学方便。当文龙去云南工作,还谆谆叮嘱他“环境再困难,也不能荒废日语自学”,后来辉哥从微薄的生活费中节扣下来,买了一架当时称得上昂贵的牡丹牌6波段半导体收音机,用邮包寄给五哥,勉励他多听外语广播,不仅增长见识,而且还是自学外语的好方法。
    为了支持外地建设,上海沪东造船厂在浙江舟山嵊泗岛帮助开设修船基地,支持当地建设嵊泗机械厂。辉哥主动辞去上海工作,调往嵊泗厂。他希望自己过更清贫、清静的生活,换来充裕时间,可以更自由支配更利于刻苦学习。这已是1961年12月的事了。辉哥在嵊泗厂工作出色,技术过硬,与人和善,又有修养,乐于助人,得到大家敬重。他是上海大船厂来的,又当过技术员,在上海是四级工,所以那里工人们都对他刮目相看。舟山当时是个穷地区,嵊泗更是个小岛,工人们大多文化知识缺乏,生活单调,业余时间不是酗酒就是赌博,惟独辉哥挑灯夜读。为了专心致志安静自学,他搬出工厂集体宿舍,在附近渔民家租房居住。
    回说三哥离开上海去嵊泗前夕,还给我与五哥都定了自学读书计划,开列了一大批中外名著目录,要我们根据他的指导,发奋攻读。因为龙哥与我,由于家庭出身“反属”,都无法考读大学,辉哥鼓励说:“古今中外不少大文学家、大作家、大学者,都不是大学里读出来的。如高尔基,他上的是‘社会大学’,但成了大作家。我们只要潜心地有计划地自学,同样将来大有出息。”
    辉哥去了舟山嵊泗机械厂后,从62年开始到65年,几乎趁每三天一班船期,都有书信捎给我们,给四哥的特别多。四哥把这几百封信珍藏很久,一直如命珍存,因为这几百封信中倾注了辉哥一生高尚的思想情操,远大的志向与抱负,闪光的品德和人生哲理。他对我们兄妹四人倾注的一番真情心血与期望,字字句句记载在书信中。四哥65年进川,随身携带这些书信。66年他单位第四冶建筑公司由工改兵,归部队编制,他被列为成分不好重点清理对象,整训围攻几个月之久。四哥失去人身自由,通信受到监视。他在回沪探亲时偷偷把这几百封信再带回上海,想寄存在好友处,不料在转52次新疆到上海的列车上,被小偷当钱财偷窃去,为之他一直心疼后悔十几年。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辉哥从嵊泗还给我们寄来书籍,在他每本寄给我们读的书籍扉页中,用毛笔体浑厚地写上“三十而立”。偶然辉哥休假回上海,白天总是去淮海路旧书店掏购书刊,夜晚同我们兄弟一起,督促我们的自学进度,检查我们自学的成绩,启发与教诲我们自学方法,特别讲了有关他自学英语、迅速会写会讲的诀窍。当我困倦不得不上床休息后,辉哥他却常常独自聚精会神坐在灯下看书通宵。三哥爱书如命,他常对我们说书是他的精神食粮,所以每次回孤岛,他总扛了满满几麻袋书籍回去。
    辉哥不仅对家人关怀备至,对旁人也乐于相助,尤其重社会道德,重师生之情,敬老尊师,是他一贯的品格。三哥有位过房娘,她是个勤劳善良的女性,我们也叫她“好婆”。她在三哥小时候带领过几年。三哥踏上社会工作后,每年春节年初一必定一早拎了礼品登门拜年。好婆总说:“每年第一个登门向我拜年的必是文辉。”并感叹万分说:“我带过他三年,他回报了我十几年的孝心,真是一个难得知书达礼的好青年。”另一位孙蕙芳老师,她是三哥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小时候三哥较顽皮贪玩,后在孙老师耐心教导下,变成为优秀生。三哥练出一手端正漂亮的大小楷书字,屡受孙老师的赞扬。由于他有正义感,敢批评个别同学的不良风气,帮助弱小同学,受到众多同学的拥护,被同学们选为中队长。三哥工作后,一直不忘恩师孙老师之情,众同学之谊,每年暑假与春节,要组织小学同学去团拜老师,十几年从未间断。孙老师从教三十多年,桃李满天下,她特别喜欢三哥这学生,说:“我每年生日必有学生刘文辉的祝贺信,每年春节最早来拜年的必是刘文辉,不是他带领一群同学来,就是他本人来。这是我教育出来的最懂礼仪和事情的好学生。”听母亲说,三哥遇难后,孙老师专程冒风险来看她,并心痛地说:“文革的暴虐,只有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辉儿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反‘皇帝’的英雄,死得冤啊!”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的一天,年迈多病的孙老师撑着拐杖又一次摸到我家,亲切地说:“文辉妈,辉儿死了十年了,今天终于证明他反文革是对的,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写申诉,为他这样的好人伸冤昭雪。”好婆与孙老师对三哥的称赞,增添了我们刘家的光彩。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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