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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株连接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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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8月17日)
    “株连”这个词儿,是我国古人几千年前就发明了的。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春秋战国末年,那时秦国有个商鞅,取得秦孝公信宠,兴起“变法”,制定法律规定,那个人犯法获罪,不仅合家老少问斩,而且几户邻居“连坐”。“连坐”就是株连。后来商鞅本人也被“车裂”(四马分尸),邻居也少不了“连坐”。人们讽刺他“作法自毙”,留作历史浩叹。中国历代的封建皇朝都熟练地运用了商鞅创造的“连坐”法,发展到公开宣称:“一人获罪,株连九族。”而且越到王朝覆灭前夕,冤狱满地,株连不断,风声鹤唳,民怨沸腾。照理说,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已远离封建皇朝半个世纪,“株连”这种封建刑法工具早该弃置不用了。然而不,一方面几千年封建专制阴魂难散,另一方面毛泽东倡导的阶级斗争宁左勿右,虽说没有公开宣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但其殚精竭力顺藤摸瓜的“株连”行经,也与此差不多少了。
    因父亲“历史反革命”问题受株连的,首当其冲是大哥刘文德。大哥虽非父母亲生,但视同己出,与其它八位兄弟姐妹血浓于水,手足连心。解放前夕,国民党溃败之际。善后救济总署慌乱中搬迁台湾,一批同事劝父亲同往,父亲断然拒绝。当时有好心人劝父亲,自己不去,可以把大儿子刘文德送去台湾。父亲还是谢绝了他的好意。父子俩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而对国民党的失望,断绝了去台湾的念头。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我国决定抗美援朝,派志愿军赴朝参战。座处鸭绿江边,与朝鲜一江之隔的安东市,急需招聘大批有经验的商业人员为志愿军提供给养,安东市市长亲临上海招聘。在父亲的支持下,1951年大哥毅然去了安东,就职于安东市百货公司。在安东,大哥到鸭绿江桥头亲切送别兄弟刘文兵赴朝参战,后又在那里迎来了负伤兄弟回国。对于这样爱国爱党的人,党却没有放过他。这时,因为父亲历史问题受审查,退职回家,虽说尚未公开戴帽子,但已株连到大儿子刘文德了。文德大哥因为失业一年多,无钱添置解放后时兴的“解放装”,随身穿着原有的高级毛料西装与长袍去东北,这在那里十分显眼。“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就对大哥进行政审。大哥解放前夕从善后救济总署解职失业时,曾在福州路摆过香烟摊;早在抗战期间又曾在父亲就职的园园发行所楼上认识管丕诚,并拜师学过推拿针灸。运动工作组对他反复审查,要他坦白交代其中有无阴谋活动。大哥如实向组织上说清了这些历史真相,绝非任何政治阴谋可言。在“三反”“五反”将要结束时,工作组负责人公开说明:“刘文德经过调查没问题。”有了这样的政审结论,大哥心头如石头落地,轻松自如,又可以奋发有为地工作了。殊不知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当时的父亲在上海家里尚未戴帽,大哥自然可以轻松过关了。一旦父亲情况突变,大难临头,大儿子的灾难接踵而来。
     1956年父亲在上海被内定“历史反革命”后,特别在57年反右斗争开始,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大儿子随即被党揪出来审查。政治运动确实教育人、锻炼人,使许多专业从事这一“职业”的干将们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当时安东市百货公司党总支书记王宣传和保卫科长潘长符就是这类干将。他们从内查外调中增长了历史知识,知道解放前浙江实业银行是支持蒋介石发动“4•12惨案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大财阀,它的后台大老板是英国军火鸦片商沙逊。天哪!蒋介石发动的“4•12惨案”是1927年,英国沙逊其人其事更早更久远,其时大哥至多在襁褓中,还不知在哪一人家,国际大亨与他有什么关系呢?不,有,王书记与潘科长们很会牵线搭桥法。他们清楚地知道,刘文德父亲历史反革命刘宗汉曾在浙江实业银行当过高级职员,父传子承,这条反革命藤条路线已很显然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名叫章乃器的人,现是全国大名鼎鼎的反动大右派,当年在浙江实业银行也是高级职员后升经理,并与刘文德父亲刘汉宗关系十分密切,这条藤线更粗壮了,顺藤摸瓜,完全可以摸准刘文德这个反革命、反动分子的黑瓜了。更加要害的是,当年章乃器离商从政,脱离浙江实业银行后,接替他位子的是个名叫杨彭年的高级职员,杨彭年者恰好是刘文德的岳父。这下子“反革命黑瓜”刘文德完全彻底露出面目。你想,父亲是反革命,岳父肯定是个反动资本家,又缠夹着章乃器那个大右派,刘文德又在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做过事,不是反革命也是反革命,不反动也反动了。王书记与潘科长经过审慎周密调查分析,顺藤摸瓜,终于从隐藏极深处挖出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其战果辉煌,谁都兴奋无比。于是随即组织一批打手们,把刘文德押上台,连续作战了六个下午,批斗、恐吓、摁头,喝令刘文德老实坦白反革命历史。大哥坚定地站着,横眉冷对这批疯狂的逼供信者,一再申辩自己从未参与过什么反革命活动,也绝无有过任何政治反动言行,自己是爱国爱党的,二弟参加了抗美援朝立功受表彰……。六个下午连续斗审下来,王书记与潘科长碰上了一块硬骨头,啃都啃不动,不由傻了眼。他们或许自知有点玄乎牵连,难以服众,由潘科长出面对刘文德个别谈话,硬的不行,就用软的利诱:“刘文德,只要你交代了同章乃器的关系,就可以提拔你,加你的工资。”大哥勉为其难地回答:“提拔、加工资当然好,可惜我与章乃器实在不认识,他与家父、岳父同在实业银行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怎能与他有什么关系呢?”大哥还明确表示,“请将我放到群众中去交代!”说得一心想“抓大案”“立大功”的潘科长失瞭望,泄了气,束手无策了。 (博讯 boxun.com)

    办法还是有的,毕竟是党组织的书记与保卫科长,他们风尘仆仆从东北赶来上海,不辞数千里辛苦,径直找到已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刘宗汉,逼令父亲交代是怎样把大儿子送进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已被无产阶级专政铁拳袭击得昏天暗地的老父亲,心怀万分冤屈,明知同来人抗衡毫无用处,不如违心地瞎涂几句似是而非的东西应付他们吧,于是老父亲这样写道:
    “1944年我介绍刘文德给军统特务组织提供进步人士黑名单,名单中有章乃器、刘权、倪判焕是个小汉奸。”
    明眼人一看这份所谓“交代”,都会笑掉大牙的。其一,章乃器固然是世人闻名的反蒋介石挑起内战的“七君子”之一,确是民主人士,而刘权在当时却是个十足的大汉奸,1950年已被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了,倪判焕又是“小汉奸”,前后矛盾混乱,能说是一份真实材料吗?其二,章乃器受国民党军统特务毒打、迫害以致被投入国民党监牢,那是1937年的事,距离父亲所写的1944年,风牛马不相及。其三,父亲所写到的倪判焕,实是父亲同他们开玩笑。谁知安东市百货公司党组织拿着这份“交代”,如获珠宝,回到安东,又对大哥狠斗恶批,逼令交代与国民党军统特务管丕诚的黑关系。大哥坚持“无话奉告”,顽强抵抗,结果不了了之。大哥总算继续上班,但已被调动岗位,每天打扫卫生,档案上明白写着“内控改造”。
    1961年国家发生自然灾害,城市工矿企业动员广大工人职工为国家分忧解难,精简下乡务农。名义上是自觉自愿写申请,回乡支持农业生产,实际内部早已定了名单,上了名单的人谁不写申请就个别动员。凡是所谓的“内控对象”、“历史问题待查对象”,平时向领导多提意见的人,统统列入下乡名单,大哥刘文德自然安排在首批名单上。组织发给他400元安家费,一脚从东北安东市踢到了江苏无锡老家乡下。当时老家乡下,房无一小间完整不漏雨的瓦房,地无一分可以自己耕种的土地,拿到的所谓安家费,还够不上大哥一家六口几个月的口粮,苦难的日子叫他怎么过下去?
    二哥刘文兵,1949年离校参加革命,秘密离家出走,后来参了军,入了党,赴朝鲜,抗美援朝中负伤立功,回国时已是少尉级军官。凭他的功绩与才华,原本可以升级重用,但由于父亲是“历史反革命”,长年成了“无前途的军校教官”,最后退役复员。到了苏州地方基层工厂,当领导干部。在文革中遭造反派批斗,差一点被他们扔进太湖里淹死。
    三哥刘文辉,先被戴“右派”帽子,继续戴“现行反革命”帽子,很快被杀害。
    我这个父母最小的儿子,在父亲出事戴帽时仅仅十二岁,眼见父亲日夜被监督管制、含泪扫垃圾、掏阴沟,家中兄长接连出事遭灾遭难,起先真不知,本来好好的“光荣之家”落得如此悲惨下场,我在学校里、社会上屡遭旁人侮辱、欺凌。文化大革命一起,我们全家更加大遭殃。父母被残酷批斗、毒打,兄弟姐妹无不受株连迫害,自己作为“反革命子弟”被社会踏在最低层。我当时想不通,怨恨父亲“爱什么国”,早知今日厄运,何不解放前一走了之,现今害得家破人亡,惨凄不堪。随着我年龄增长懂事,特别文革亲身经历,使我切身体会到,父亲一生苦难,对他同情万分,替他深深地鸣不平,甚至为自己过去怨恨父亲的念头深感内疚。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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